《中印情缘》：（16）

狄伯杰博士（B.R.Deepak），印度中印关系专家、汉学家、翻译家。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思考印度》（THINK INDIA）季刊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印关系、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国与大国关系、中国文明、文化、历史、文学和翻译。

中国的流行文化

我们详细讨论中国的流行文化。瑶很快进入状态，发现这比历史和政治更有趣。国外投资促进市场繁荣，中国经济实现腾飞，年均9%的经济增长率令世人瞩目，中国的开放的确见证了一种“羊群效应”。20世纪70年代作为身份象征的 “三大件”——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让位于新的“三大件”电视、冰箱和洗衣机。20世纪90年代后期，又逐渐被房子、汽车和外国学位所取代。

毛泽东时代的“大众文化”为“多元文化”创造了条件，一种尤其是由美国和港台间的文化对话引起的侵略以各种形式表现了出来，并且逐渐显现在中国的电视、印刷媒体、剧院、电影等方面。当时我的一些朋友把这种现象定义为对“美国文化”的着迷。但事实没有那么简单。他说的不错，因为中国人已经开始热爱从迈克尔•杰克逊到麦当娜的音乐唱片，到肯德基的炸鸡等美国消费品，而且麦当劳正逐渐占领高端市场空间。其他诸如台球、电子游戏、交谊舞、街舞和滑板也开始流行起来。吉特巴、探戈、伦巴、华尔兹等正变成中国城市里新的流行语。大学、学院和工作单位开始在自己的场所组织舞会，很快新的娱乐中心在所有校园雨后春笋般出现。迪斯科、卡拉OK及KTV酒吧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扩张，许多餐馆建起配有卡拉OK设施的单间，以迎合日益萌生的对自我放松的需求。北大那些大型餐厅每周末也有交谊舞会，有几次我和瑶也在那里试步。

故事片、戏剧、电视剧、综艺节目、卡通片和体育广播丰富了电视节目内容。美国、日本、韩国和港台节目受到极大欢迎。20世纪80年代中期，往日的革命音乐转向流行乐和摇滚乐。最开始是港台音乐的渗透。邓丽君、童安格、张学友、苏芮等歌手成为中国年轻人的偶像，他们的音乐谈论爱情和自由。我也成了他们的粉丝，哼唱诸如《吻别》《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再回首》等一些歌曲，但是瑶皱起眉来对我的走音跑调表示反感。她同样也不喜欢我唱崔健的摇滚歌曲，像《一无所有》和《南泥湾》，这些是我最喜欢的。中国大城市涌现的各种各样的摇滚和通俗歌手是政府展现更多包容的产物。同类型的其他乐队还有“黑豹”和“唐朝”。瑶的父母喜欢京剧和革命歌曲，但是瑶似乎并没有受到影响。1994年，一间 “硬石咖啡厅”开业，吸引众多人前来。

王朔（1958—）的写作态度打破了毛泽东时代“作家是道德卫士”的看法和儒家学说，在他看来写作不过是一种赚钱方式，这一点可以从他1992年的作品《我是王朔》中窥见一斑。此外，以王朔为代表的“痞子文学”的出现也见证了中国的自由化和不断升温的消费主义，因为他坦然描写了中国的另一面，包括酗酒、吸毒和淫乱。卫慧和棉棉，这两个中国“坏女孩”在她们的作品中发扬了王朔的精神，令官方十分不满。1993年贾平凹发表《废都》，大尺度地描述了性爱场面，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享誉文坛之时尝试性描写，小说中的主人公给作家带来声望与挫败，也导致了他的没落。虽然小说的销量达到上百万册，但评论家却称之为自恋癖“垃圾”。也许这是压抑情感的结果，表面之下苦苦抑制，却在如艺术、文学、电影和个人生活等其他领域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色情片、避孕套，甚至性爱玩具店在繁华的市中心王府井一一出现。

谢晋导演的电影《芙蓉镇》（1986）里有一段长达四分钟的接吻镜头，这在中国引起极大反响。吴天明的《老井》（1987）中主角溜进一个寡妇的被窝让百万中国人兴奋。第五代电影制作人如陈凯歌和张艺谋，尝试与革命电影完全不同的新思想。陈凯歌1984年拍摄的《黄土地》和《霸王别姬》（1993），张艺谋的《红高粱》（1987）、《菊豆》（1990）和《大红灯笼高高挂》（1991）都作为中国当代先锋派电影被广泛谈论。性也不再是一种禁忌。情人、上床和性生活已经成为人们讨论的热门话题。其他不太出名的导演如张元描述单亲父母的电影《妈妈》（1990）和《北京杂种》（1993）也引起不小的轰动。瑶听说过这些电影，但从没去电影院看过。电影票很贵，在王府井一个人要花费大约15元才能买张电影票。除了那些给外国学生做家教的人，大部分大学生是买不起的。

瑶的期末考试定在1992年5月18日。我们两个都忐忑不安，不知以后还能否继续我们之间的友谊。一次我们在博雅塔对面的未名湖畔时，她哽咽着告诉我：

遇见之前时间徘徊，遇见之后时间飞逝。明年你就要回到印度了，所以过一天少一天。不过我有点担心，希望能永远抓住你和时间。

我回应她说：

我们应该活在当下，因为没人能预测未来，我们只能希望最好的会发生。我也想永远和你在一起。

接着，我背诵了为她写的一首诗：

鲜花之王后，碧玉之国王，

美丽的少女，在日夜的梦境中；

希望能相伴，直到地老天荒，

一直渴望她，直到今天才看到。

5月18日，我和其他印度同胞正与当时的印度总统拉• 文卡塔拉曼在钓鱼台国宾馆交流，瑶去参加最后一年的期末考试。5月19日，印度学生有机会和当时的印度人力资源开发部长 阿琼•辛格交流。我们抱怨印度学生从印度政府获得的奖学金太少，甚至少于巴基斯坦同学，需要提高。他向我们保证会调查这件事情并采取适当措施。我们很高兴，但是，我相信一走出钓鱼台国宾馆他一定就忘记一切了。正是在这次交流中，印度学大师季羡林教授收到了印度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的祝贺，也许这是头一次。

1992年7月13日是瑶在宿舍的最后一天。她已经决定去中国国旅工作——一家成立于1954年的政府所有服务公司，7月20日是她的入职日期。她这一届是政府不包分配工作的第一批毕业生。此后，学生们都要自己去人才市场寻找自己喜欢的工作。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与德国大众合资的北京汽车工业控股有限公司，大众是第一家在中国合资建厂的汽车制造商。第一家合资企业是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1984年成立，第二家是1991年在长春成立的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她的第二个选择也是她更喜欢的，中国国旅。据她讲，理由很简单，就是可以环游中国，了解无数具历史和文化意义的景点，同时还可以和已经开始大量来中国旅游的德国游客练习德语。

13日晚上她带我去她家。不是瑶童年时期居住的筒子楼，而是由工作单位分配的单元公寓楼（共享一个大门的居住单位）。一幢三到五层的楼里有四五个单元。因此，为解决集体居住问题的筒子楼现在已经让位于单位复合楼，一般是由一道高墙围起来、有多个单元的公寓楼。但是，一两年后单位公寓被低价出售，主要由单位员工组成的大部分居民在支付了规定数额的房款后购买了这些公寓。由此可窥见中国城市住房经历的某种变化——从20世纪50年代的平房到80年代的楼房或多层单位复合楼，再到90年代的个人单元复合公寓。

我准备好了接受来自瑶父亲的拷问，但是令我惊讶的是，不像瑶的母亲，他没有问我任何个人问题。我们十分享受一起谈论中国历史、文化和文学，也的确谈了一会儿印中关系。我发现他对尼赫鲁的看法深受毛泽东对尼赫鲁的描述的影响，而且他非常崇拜毛泽东。得知我读过毛泽东的作品，他很高兴，并向我推荐毛的诗词。他还问我是否读过内维尔•马克斯韦尔的《印度对华战争》，我回答读过。很惊讶，他送给我一本中文版并让我再读一遍。他担心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涌进来的“苍蝇”。他怀念毛的时代，那时没有现在这些不好的东西。我与瑶的妹妹王琪也是在北大认识的。她是一位非常开朗、精力充沛的女孩。她喜欢猫，也有一个宠物。有些叛逆，或许是因为不像她姐姐那样含着金钥匙出生。他们告诉我，她小时候父母因为工作压力决定把她送到河北农村，由姑姑抚养。可能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许多城市孩子都经历了相似的命运。不管怎样，她很高兴“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消退后被接了回来。吃完晚饭，我坐地铁1号线到木樨地，换乘320公交车到人民大学，再从那儿骑自行车返回北大。

瑶离开校园后的生活

在中国国旅经过一段短暂的培训后，瑶开始了作为一名德语导游的工作。起初是在北京市内或周边，不过从八月中旬开始，她分配到的旅行团都是去北京之外、时间比较长的团，有的需要两到三周。赶上去丝绸之路的团，要一个多月。正是在带这些团的时候她开始给我写信。我也在日记本里写下自己的感受，下一次相聚时读给她听。她的第一个外地团从1992年8月13日开始，去西安、洛阳、上海、广州、桂林等地方。这也是她第一次坐飞机，非常害怕。飞机上她在给我的第一封信中写道：

飞机起飞时感觉一点都不好。不好玩，一点也不舒服。飞机时而上升，时而下降，真吓人！但是现在好多了。

那时候大部分飞机是苏联时期螺旋桨驱动的，没有任何机舱空调系统。她和我说机舱里非常炎热。读着这些信，我在头脑中和她一起飞行在那些新奇的地方，也恢复了对一些曾经去过的地方的回忆。她写信告诉我少林寺和洛阳的龙门石窟，晚上打电话时我会立刻告诉她这些地方和印度的联系。一位叫菩提达摩的印度和尚在公元6世纪来到中国，他被认为是中国少林武术的创始人和禅宗的传播者。洛阳少林寺会继续让人们记得这位伟大的印度文化大使，以及龙门石窟是如何模仿印度阿旃陀石窟和埃洛拉石窟的。她很吃惊，许多时候认为这些都是过去的童话故事。和中国或印度的其他任何人一样，她早已忘了两个文明之间这些辉煌的联系。也是在一个八月，泰戈尔在杭州发表演讲，其中说道：

朋友们，我来请你们重新打开交流的渠道，希望这个渠道还在那里；因为尽管长满了忽视的杂草，它的纹路仍旧能识别。如果通过此次旅行，中国能向印度走近一些，印度向中国走近一些，不为任何政治或商业目的，而是为了没有私念的人类之爱，没有任何其他目的，我认为自己就是幸运的。 

这些纹路的痕迹的确能在中国的各个地方发现，但是任务很艰难，需要成千上万次泰戈尔这样的来访才能重振这样的联系。瑶大概一个月以后带团归来。到达北京后，她给我打电话。三层楼梯附近的公共电话被其他舍友接听，告诉她说我不舒服，正在床上躺着。等不及我出来接听电话，她就把旅行团扔在一个北京旅馆的饭桌上，跑到北京大学看我。她走进房间时，我的确在床上，只是稍微有些头疼，并不严重。她很快离开，但是损害已经造成了。如果不是她给中国国旅的老板写了一份“自我批评”，可能就被开除了。后来，我得知她不得不把我们见面的每一分钟细节都写出来。最终她被迫发誓再也不见我，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沿袭1942年“整风运动”做的“自我批评”不仅没有阻挡我们见面，反而让我们更坚定，情感比以前更强烈了。我更担心的是她的职业，因此，毫不犹豫打电话说要见她。她责备我带给她的“特殊待遇”：

爱情是一件如此美好的事情。魅力和痛苦是不可分的；有相见的愉悦，也有分离的痛苦。我已经充分意识到分离是多么痛苦。我不能想象，明年你回印度后，将来等待我们的是什么。这将是对我俩的考验，时间和空间上的考验……这些天，度过一天像一年，我完全烦躁不安。日夜盼望你回来。根本不能集中学习。上天并不眷顾我！我全心全意爱着你，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

很显然，“躲藏”一段时间后，我又出来了，以后再也没做过同样的事情。她像往常一样工作，我继续我的大学生活。10月14日，她没有接任何工作。我和瑶以及其他排球队员去校园的4号楼庆祝我在中国度过的生日。由于瑶回家太晚，我们让在《中国画报》工作的朋友维诺德帮忙，一起待在离北大不远的友谊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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