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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朝鲜述评(2)

2017-10-17 王光华 中美学者智库


作者:王光华,外交学博士


本文是王光华博士对安德烈.兰科夫所著的《真实的朝鲜:失败的斯大林主义乌托邦里的生活与政治》撰写的述评,从中我们可以一窥一个真实的、和我们想象中完全不同的朝鲜和金氏家族。原文较长,拟分四部分刊出。


安德烈.兰科夫


(三)第二章:“二十年危机”

1.大饥荒

1996-1999年间朝鲜发生了大饥荒,外界估计最高死亡人数达300万,朝鲜官方人士在私下谈话中曾经承认为25万。

根据Pak Keong-Suk估计1993-2008非正常损失人口为88万:49万人死亡、因出生率下降减少29万人、另有10万逃往外国(包括由此导致的出生率的减少)。

根据Daniel Goodkind和Loraine West在2011年的最新估计,大饥荒导致死亡人数为49万人。按照这一数字,意味着2.5%的人死于饥荒,与中国1960年代的大饥荒死亡率基本持平。

2.危机的直接原因

直接导致危机发生的有两个原因:

一是外援的枯竭:

金日成建立的朝鲜体制只有在苏联和中国源源不断地提供援助情况下才能正常运作。随着冷战结束,苏联援助断绝、中国援助也大为减少。朝鲜与苏联的贸易从1990年的25.6亿美元骤降到了1994年的1.4亿美元。直到2011年双边贸易额也仅有1.1亿美元。由于原油及零部件的缺乏,朝鲜很多工厂根本无法正常开工,到2000年,其工业产出估计仅为1990年的一半。朝鲜的铁路甚至到现在还大量使用1930年代的火车头。

朝鲜工厂的工人开始把工厂的零部件甚至设备当废铁卖到中国。多年以后,事实上许多工厂仅剩下空厂房,设施已经被盗窃殆尽。

由于原油供应减少、朝鲜的化肥厂开工不足。加上缺乏电力,农业灌溉也得不到保障。

二是政策的失误:

就在这种情况下,金日成突发奇想“发明”了梯田,并在朝鲜大肆推广,然而,但这并不适合于朝鲜的实际情况,改造梯田运动对环境造成巨大破坏。1995-1996的暴雨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很多农田冲毁。官方将灾难归咎于“百年一遇的自然灾害”。

然而,同样的暴雨也袭击了韩国,但在韩国当年除了白菜和洋葱的价格略有上涨外,几乎没有造成什么影响。而对于北朝鲜来说,却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朝鲜每年需要500到550万吨粮食,直到1990年,朝鲜还勉强能够做到粮食自给,但随后由于上述缺乏燃料、电力、化肥等原因,加上劳动积极性缺乏,1996年收成仅为250到280万吨,需求缺口达一半。

更悲惨的是,由于朝鲜的很多粮库建在地下,暴雨造成100万吨库存粮食被冲毁,使得大饥荒不可避免。

3.大饥荒对朝鲜社会的影响

大饥荒导致50万人朝鲜人的非正常死亡,被朝鲜官方称为“苦难的行军”,这场饥荒对朝鲜社会也产生了的深远的影响。

对于朝鲜大多数普通民众来说,大饥荒意味着从1957年开始的公共配给制的终结。1993到1994年间,粮食配给开始不断延迟,在发生1995-1996年严重灾害后几乎彻底停摆。只有特权阶层、及军队还可以得到配给,在配给量上也是大大减少了的。

在此情况下,政府不得不放松了一系列管制:

一是对经济的管制放松。朝鲜农民开始在集体农田之外开垦自留地、各地也出现了一部分以“黑市”为代表的私有经济,并得到了较快发展:在有些偏远地区自留地的农业产出后来甚至占到当地产量的一半,从全国来看自留地产出也占到了总产量的20%。在城市中出现了小手工业及市场,到1990年代末2000年代初甚至出现了批发商、零售商、运输商、还有毒贩。据估计,1998-2008年间,朝鲜普通家庭78%的收入来自这些“非正常”的经济活动;到2009年时,58.5%的饭店、51.3%的商店尽管名义上还是国家企业,实际上都已经是由私人运营的。

1994年后,在朝鲜参军入伍不再具有过去的吸引力,因为有黑市等可以快速致富的渠道,而当兵却不一定确保足额享有公共配给。

二是对旅行与边界管制的放松。事实上并非主动放松管制,而是无法再严格执行。大饥荒期间政府几乎丧失对国内旅行的管制,朝鲜人只需要花相当于2-3美元的贿赂就可以取得旅行许可(但首都例外,从其它地区到平壤仍然很难)。大约1996年左右,越境(中朝边境)也不再是重罪,即使被遣返,经过1两个星期的关押审查,确认其在中国期间未曾与韩国人、(中国之外的)其它外国人、也未曾与教会组织有交往的,几个月后就会释放,他们中很多人会再次逃亡。当然,如果是重政治犯,仍旧要将其本人与家属一同关入集中营。

一个金日成的前卫士Yi yong-guk逃到中国后被遣返,关进了集中营,但很快就被释放,他再次逃走,最终到了韩国。

在大饥荒中,尤其是1996-1999间,越是那些诚实严格执行政府法令的官员与士兵,饿死的越多。而其他执法者放松边境管制执行,一方面是可以索取贿赂保证自己的活命,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同情。

中朝边界一度近乎失控,2003年起朝鲜甚至开始颁发私人护照,普通朝鲜人可以申请合法到边境另一侧的朝鲜人聚居区探亲,许多人借此以真实或虚构的探亲活动开始做生意,从中国运入食品及其它日用品进行贩卖。

三是其它各方面管制的放松:2000年左右开始,VCR和DVD开始在朝鲜流行。根据2012年的估计,在中朝边境附近的朝鲜居民,70-80%的家庭都已经拥有DVD播放机。据估计,在朝鲜个人电脑的保有量已经超过10万台。

过去收听外国电台要受到严厉惩罚,但这时交相当于100美元左右贿赂即可逃脱惩罚,甚至收音机也不会被没收。

在过去15年里,朝鲜已经有50万人次的脱北者到过中国。与此同时,中国的延边地区,有大约七分之一的人曾经或者目前在韩国工作,脱北者很快通过他们了解到韩国的富裕情况,远远不同于他们在朝鲜接受的宣传中的情况。

由于朝鲜人民对外界实际情况知道的越来越多,近年来朝鲜宣传部门也开始改变手法,从过去渲染韩国的贫穷落后,改为宣传韩国的繁荣是建立在民族屈辱及美国的文化侵略基础上、环境受到严重污染、韩国人民虽然富裕但不幸福。

居民小组每周一次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变得涣散,可以通过贿赂逃脱参加。与此同时,政府对发型和着装的限制也大为放松。

4.脱北者

据估计,1998-1999年大约15万-19.5万朝鲜人逃到中国。大多数在朝鲜族聚居区隐藏下来,从事一些低收入的工作,很多朝鲜女人嫁给了当地人并生儿育女。

由于在中国无法取得合法身分,随时可能被遣返,于是少数脱北者开始借道泰国或者蒙古,再辗转到韩国,已经有专门的偷渡组织“蛇头”,脱北者每人缴纳2000-3000美元(往往是由在韩国的亲属或者非政府组织提供),就可在蛇头安排下曲线到达韩国,“豪华版”的费用为每人1万-1.5万美元,包括机票。到2012年初,总共大约有2.3万脱北者到了韩国。

朝鲜的“脱北者”与冷战时期从苏联、东欧叛逃到西方的人不同。冷战时从苏、东叛逃西方的人往往有这样的特征:受过高等教育、属于中产阶级或者专业人士、出于政治理念而叛逃、很多情况下是犹太人;而典型的脱北者是50多岁的农村妇女、更多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而非政治迫害,事实上“脱北者”中真正的政治难民不到10%。

已经到达韩国的“脱北者”每年通过地下钱庄汇款给仍在朝鲜的亲属,每年的汇款总额达到1000万美元。地下钱庄往往抽取25-30%的手续费,费率很高,但一般来说汇款可以安全到达收款人手里。

在韩“脱北者”失业率高达10-40%,就业人群2010年的平均收入水平也仅为1170美元(相当于韩国普通收入水平的一半),仅有4%的人能够从事技术性工作。由于不具有现代职业中最重要的社会关系网络,他们社会上升途径也受到了很大限制。

曾经有韩国电视台拟举办一个脱北者在韩国组建家庭生活情况的访谈节目,但大多数娶“脱北者”女性的当地男性觉得丢脸,拒绝参加访谈,最终节目也没有办成。

(四)第三章:“求生存的逻辑(国内问题)”

上世纪60年代至今,东亚经历了一波波经济崛起的浪潮,中国台湾、韩国、中国大陆及越南先后走上经济发展的快车道。

冷战结束后,原先的社会主义国家要么转向西方、要么进行市场经济改革。但朝鲜并没有采纳中国与越南式道路,尽管1984年颂布了合资企业法,1990年代成立特别经济区,2002年公布了“7.1”经济措施,但仍旧没有真正实现改革开放。

1.经济政策的反复

2002年7月1日朝鲜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主要包括:

一是消费品价格大幅度上涨,其中法定大米价格上涨了550倍,接近当时的实际市场价格。职工工资也小幅上涨。据推算,总体物价水平平均上涨了25倍,而与此同时平均工资仅上涨18倍。

二是国有企业经理可以有更大自主权,包括自主从市场购买原材料、销售成品、设立绩效工资等等。

三是设立普通市场,实际上市场已经以黑市的形式存在,只是认可其合法性而已。

然而,朝鲜政府逐渐认识到自发的自由化是危险的。2005年朝鲜总体经济情况已经有所好转。朝鲜决定对非正式经济开战。2005年10月朝鲜恢复了配给制。重新实行粮食交易的政府垄断,禁止私下买卖。2005年后朝鲜还加强了对中朝边境的控制。藏在边境中国一侧的朝鲜人从1998年的20万逐渐降到2010年的2万-4万人。

恢复配给制的努力取得了部分成功。然而在接下来的数年里公共配给量再次下滑,除了高级官员和军队,普通民众很少能够得到足额配给。粮食买卖的禁令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2006年下半年黑市粮食买卖就开始恢复,各基层政府机构没有明确的反抗禁令,而是实际上不再执行。

朝鲜禁止青壮年男人、50岁以下的女人参与市场交易活动,目的就是,让他们每个人都有单位上班,即使是在已经不能正常生产的工厂里无事可做,也必须出勤,为的是便于进行社会控制。

朝鲜政府的反市场政策在2009年货币改革时达到顶点。2009年11月30日上午11:00,朝鲜政府突然开始货币改革,新货币兑现原货币比例为1:100,兑换期限不到一周,且兑换总额仅限于相当于30美元等值金额,众多商人的积蓄瞬间化为乌有,私有企业崩溃。但体制内职工按照新货币发工资,金额不变,相当于工资上涨100倍,由此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12月份政府关闭了所有的市场,2010年1月关闭了硬通货商店。甚至安全部门高官、部队的将军也不能为他们的家庭弄到足够的食品。导致包括外交官、军队、情报部门在内的特权阶层都无法对外界掩饰他们的愤怒。

经过一段时间纷扰,2010年2月份,市场与商店重新开放,到了4月份一切恢复到以前。甚至2005-2009年期间反市场的措施也被废除,朴南基作为改革失败的替罪羊被处决。到2010年末,物价基本稳定在了货币改革前的水平。

这一事件证明,尽管金氏家族是老练的政治家,他们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与把握水平惊人地低。

2.改革的两难

兰科夫认为:朝鲜的体制已经证明是无效率的,要实现经济增长必须进行改革开放,然而朝鲜之所以没有采纳这一政策,正是出于政治上的审慎,因为一旦开始改革开放,很可能就是政治自杀。

改革开放需要引进大量外国投资、需要人员自由流动、信息自由流通。如果不放松信息控制与日常监控,改革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连国内旅行还需要批准的情况下。

但朝鲜政府担心的是,如果放松管制,朝鲜人民突然接触到大量不同于过去官方宣传的外界信息,知道了外界的实际情况,他们还能够在目前这种安于贫困的状况中坚持多久?尤其是当代社会网络监控更为困难情况下,一旦信息放开,保持社会控制尤其困难。

毕竟朝鲜不同于中国、越南的是:就在军事分界线南边,有一个经济高度繁荣的韩国,跟他们属于同一民族、操着同一种语言,人均收入却是他们的15-40倍。这一情况一旦暴露在朝鲜人民面前,其政权的合法性必将受到巨大挑战。

朝鲜如果推行改革,不管多么成功,在朝鲜人民看来仍然会是失败,因为已经有一个成功的韩国做对照基准,这一基准是朝鲜改革所不可能达到的。

而且一旦实行改革开放,很可能是由韩国的企业家与各领域专业人士全面接管北方的经济与社会部门,因为北方没有任何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经验、理念、与组织能力。这正是朝鲜精英害怕的。兰科夫称“前东德的共产党和秘密警察的下场可能就是他们的前车之鉴”。

金正日的长子金正男曾多次向媒体表示,改革开放必然导致朝鲜政权崩溃。

而目前所谓朝鲜内部的改革派,不过是体制中的异端,因为真正的改革也会损害他们自身的统治地位。

3.金正恩接班

2001年5月金正男由于持假护照试图入境日本遭日方拘捕,失去了作为候选人的资格。2008年末金正日最后选定了由金正恩作为接班人;而2010年10月金正男接受日本电视台采访时声称反对三代世袭。

2012年2月29日,美国和朝鲜分别公布两国第三次高级别对话的结果。朝美双方均表示,将致力于改善双边关系。美国同意向朝鲜提供24万吨食品,而朝鲜决定,在进行有效的会谈期间暂停核试验、远程导弹试射和宁边的铀浓缩活动,并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暂停铀浓缩活动进行监督。但4月13日朝鲜随即进行了卫星发射,协议被打破,而这时朝鲜还没有实际得到一粒粮食。

与此同时,部分地区开始实行农业改革,农民可以在超出政府要求达到的生产定额之外、以市场价格处理其多收的余粮。

兰科夫认为:金正恩试图改革或许是因为他的年轻与鲁莽,他身边的资深人士可能会说服他放弃改革、或许干脆会把他赶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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