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却用十年提前为中国解局
可以说，中国经济掌舵人一直对未来的危机充满忧患意识，临深履薄，战战兢兢。这十年就是拆弹的十年，就是修筑安全坝的十年，就是不断压力测验的十年。供给侧改革，金融去杠杆，房地产调控，监管互联网平台，碳中和，内循环，一带一路……宁肯一定程度上牺牲速度和活力，也要确保安全第一。
不能忘记，那位白发苍苍的老人，2018年他顶着重重压力赴美谈判，面对特朗普的极限施压，最终，不辱使命，他谈成了第一阶段协议，为中国经济争取了宝贵的战略缓冲期，给世人留下一道苍凉的背影。
如今他因年龄卸任千钧重担，还留下一支高度专业化的精英团队，继续操盘中国经济，继续掌舵宏观大局。这表明高层对其业绩表现和专业能力的高度认可。
致敬，鹤先生！
他让中国提前了十年应对今天的局面。
（一）中国经济的韧性
在疫情全球大流行之后，2020年中国是世界大国中唯一能够克服疫情、经济最终稳定向上的国家，当年GDP实际增速达到2.3%。
2021年中国GDP增速是8.1%，一枝独秀，强势反弹。
2022年中国GDP增速是3%，非常艰难，决策层果断改弦更张，重启经济。
2023年设定的GDP增速是5%，这个目标并不容易实现。
总体来看，中国将是主要经济体中疫后恢复比较快的，一方面，这得益于举国体制，战胜了疫情，另一方面，得益于中国经济抗摔抗造的强大韧性。
（二）低调做人，高调做事
中国经济之所以有韧性，有一位高人，让中国提前十年预判了现在的形势，并作了全方位的积极准备，这位高人就是——鹤先生。
刘，出生于1952年，曾就读于北京101中学，这个学校有很多重量级的校友，我就不细说了。
1969年，他和千千万万的青年一样参与了上山下乡，到吉林插队。不久之后应征入伍，在38军服役，这可是著名的万岁军。
1974年，他回到北京无线电厂当工人，后来转为干部。恢复高考后，他在1978年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后来到美国留学，获得了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MPA学位。
本来按他自己规划，其人生轨迹是当一名专家、智囊、经济学者，坐而论道，但阴差阳错，风云际会，他在几近退休的年龄躬身入局，成为大国经济最重要的掌舵人之一。
刘任职期间分管商务、金融和科技。这位高人平时非常低调，很少公开讲话。民间对他的了解，更多是因为中美谈判。
他做事却非常高调，是中国经济政策的核心智囊和主要制定者之一，也被誉为中国经济发展理论的设计师。
他主持制定过十几部国家产业政策，参与过八五计划、九五计划、十五计划、十二五十三五规划的编制工作。
很多重要大会讲稿的经济部分，他都是重要执笔人之一，比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
在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中，他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也是中国经济新蓝图的起草人之一。
有两个家喻户晓的热词，其实都是他“发明”的，一个叫“顶层设计”，一个叫“底线思维”，比他本人有名。
“顶层设计”这词，源于信息产业（刘当过信息化产业办公室副主任），最早出现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而他负责了这部分的起草。
他给“顶层设计”下了个定义：顶层设计包括基本的价值取向、要达到的主要目的，以及先后顺序。因为中国已经过了东试一下、西试一下的“摸着石头过河”阶段。
（三）十年前高屋建瓴的论文
“底线思维”这个词火起来，跟他2012年的一篇著名论文有关——《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这篇论文影响深远，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顶层设计有着深远影响。
这篇论文，用详实的数据和历史资料，系统对比分析了人类历史上的两次大型经济危机，1929年大萧条和2008年次贷危机。
更难得的是，论文对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趋势和中国可能遇到的困难做出了精准预测，并提出了极为宝贵的政策建议，让中国未雨绸缪，中国经济才有了现在的韧性。
他对西方政治制度有着深刻的认识。比如第36页他这样说：竞选政治造成政党容易将选举胜利这种狭隘的利益看得重于国家利益和长远利益。
他认为，西方政治表现出明显的民粹主义和金融寡头政治的特征。一方面，政党要迎合低收入选民，抹平阶级差别，出台短视的有民粹倾向的政策。
另一方面，竞选对资金的需求，选举又容易被金融寡头和少数利益集团所控制，候选人又成了资本的傀儡。
他给出判断，西方的决策者，总是面临民粹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政治家往往被短视的民意所绑架。
其实特朗普就是这样上台和执政的。美国产业空心化，大量产业工人失业，收入差距扩大，民粹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抬头。他的政策，既要照顾选民，又要照顾金主。
他对中美关系走向准确的预测，预测到美国可能会卸磨杀驴。他说在（2008年）金融危机初期，各国会联手应对，反对保护主义，有效遏制了危机的深化和蔓延。
但是在形势有所好转后，继续合作就难了，等各种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战、汇率战、投资限制纷至沓来，西方国家会通过再平衡转嫁责任，通过制造全球通胀来削减债务负担。
可以看出，2012年的论文中，他已经预测美国必然要找茬，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美之间可能爆发贸易战。
在第41页，他对未来形势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十二五乃至更长时间，我国所处的外部环境不会太好，要增强忧患意识，做好长远谋划。
他还对全球化的趋势做出了准确判断。他认为，全球化的高潮已经过了，全球市场不断扩张的时期已经结束，国际市场收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成为常态。
他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必须转变战略支点，坚持扩大内需，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新的持久动力。
他说，要高度警惕全球经济进一步恶化的可能，对包括出口减少、欧美债权缩水、资本外流等各种可能发生的不利事件和风险，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基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和我国国内产能过剩的现状，我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他是重要参与者。
一带一路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疫情期间，跟东盟、西亚的进出口总额，逆势增长，带路沿线国家进出口与往年基本持平（其他地区都有下降）。
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我国一方面积极进行供给侧改革，一方面力促产业升级，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2014年9月成立了集成电路大基金。
虽然还没等到光刻机，但是现在形势已经主动多了，我国的产业链日趋完善，中低制程芯片已经实现独立自主。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贸易谈判中，我国总体上隐忍的，因为需要为中国的产业链完善争取时间。
他提出了“树立底线思维方法，对危机可能出现的最坏场景做出预案”。凡事往可能出现的最糟糕局面考虑，只有这样，才能防患于未然，立于不败之地。
他认为，面对复杂的形势，要做最坏的准备，同时努力争取较好的结果。既要应对突发性外部冲击和震动，又要做好应对危机结构性变化的长期准备。
具体一点，有两个场景必须预防：一是危机升温而产生的巨大外部震荡；二是危机迫使一些国家转嫁灾难而走向战争。虽然都是小概率事件，但必须防患于未然。
这个思想，对2020年疫情引起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同样适用，要防止外部环境突然恶化，也要警惕某些国家和地区发动战争。（果不其然，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给世界带来巨大动荡和灾难）
目前的中国周边，几乎都是地缘政治摩擦热点。美国组建AUCUS，印太小北约呼之欲出；印度，则抓住了后疫情时代的机遇，成为国际资本的下一个热土，大国崛起之势不可阻挡。
该文重新评估了我国所处战略机遇期的内涵，敏锐把握住了全球化的微妙变化，实现了中国利益最大化，并兼顾了全球利益。
他认为，从经济意义来说，冷战结束之后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的战略机遇主要表现为海外市场扩张和国际资本流入，我国果断抓住WTO全球化这一波时代红利，一举成为全球制造中心，世界工厂。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进入了总需求不足和去杠杆化的漫长过程，对我国来说也有新的战略机遇。
战略机遇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国内市场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巨大拉动作用；第二，在发达国家呈现出的技术并购机会和基础设施投资机会。
后来出台的“一带一路”政策，就是为了抓住这个机遇。那个时候，中资竞相出海，参与国外基建项目。这些年，我们的轮船招商局和中远集团，已经在全球盘下了100多个港口，包括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马来西亚的皇京港，缅甸的皎漂港，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
同时，中资企业也在西方国家参与了不少技术并购。比较成功的有吉利并购了沃尔沃，美的并购了库卡机器人，三一重工并购了德国机械巨头——普茨迈斯特。
他准确判断出了中国经济工作的当务之急——经济转型升级。
论文认为，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很重要，但不再是压倒一切的首要目标。单一依靠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中国必须要实现经济转型，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转型的过程中，经济增长可能会降速，但如果不及时转型，原有的经济增长动力会消耗殆尽，短期的阵痛是为了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这篇论文，也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理论依据之一，让中国避免了拉美化危机，避免了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论文的的点睛之笔——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是我们应对外部巨大冲击、实现我国和平崛起的根本之策。
这篇论文对中国经济的众多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对各种经济风险给出了具体的建议，比如高房价、金融漏洞、产业空心化、收入差距扩大、劳动力成本上升等。
可以看出这是一篇高屋建瓴的作品，兼顾政治和经济，宏观和微观，国际和国内，格局宏大，全面深刻，见解独到，给中国经济提前打了预防针。
可以说，在树立底线思维的基础上，刘鹤等对中国经济进行了顶层设计。
而中国特色的举国体制，又确保专家意见能够形成正确的政策，然后以超强的执行力贯彻落实。
这就是中国经济充满韧性的密码，也是面对金融危机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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