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微更新】台湾乡村社区营造过程中的地方感重塑研究 | 上海城市规划

本文以台中市近郊中和社区为实证案例，通过参与式观察、访谈及问卷调查等方法，探讨乡村社区营造中重塑地方感的策略与过程，以及地方感重塑对于社区营造的影响。指出一系列物质空间改造、社会文化活动等举措不仅美化了景观环境，而且能重新唤醒居民的集体记忆、强化社区的凝聚力、提升社区的地方感。然而，不同群体地方感存在分化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区公共事务的行动能力，进而降低了社区营造的效率。中和社区营造的经验对于我国乡村地区通过社区营造重塑地方感，进行自下而上的持续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1中和社区营造

1.1  社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中和社区位于台中市南屯区中和里，距离主城区商圈15 min左右的时距，是典型都市近郊的乡村社区。中和社区占地面积为68.54 hm²，有1 664户，共5 315人，其中65岁以上有624人，占总人口的11.74%，属于老龄化社区。

案例所在台中市区位图

案例周边区位图

本文主要采用参与观察法、访谈法、问卷调查3种方法。从2017年2月至6月，进行现场踏勘与参与观察，对26位相关人员进行多次深度访谈，其中包括6位长期参与中和社区营造的志工，4位未参与过社区营造的普通社区居民，6位相关协助人员，10位未参与社区营造的参访人员。每次访谈30—60 min，通过访谈掌握中和社区营造的运作机制、过程与意见。2017年5月27日至7月17日，通过现场和网络发放102份问卷，完成有效问卷79份，有效率为77.4%，主要测度社区营造前后，参访人员与当地居民的地方感状况及其变化。

1.2  社区营造的过程与策略

1.2.1  社区营造的过程

为响应政府社区发展的有关政策，中和社区于1982年成立了非盈利的社区发展协会，主要以促进社区的发展、增进居民福利为宗旨，为社区营造奠定了组织基础。2013年社区居民苏明松接任社区协会理事长，邀请社区规划师陈慧珍担任社区发展协会秘书，长期指导社区发展协会工作，开始自下而上的社区营造。

中和社区营造历程

中和社区营造的空间改造项目

中和社区营造的项目空间分布

中和社区营造依赖于台中市文化局与都市发展局所策办的各项竞赛计划。社区发展协会是社区营造的主要执行组织，通过向政府部门上交提案，再由政府部门提供相对应的技术指导与资金支持进行社区营造。每一项社区营造的实施都由社区发展协会的成员、规划师陈慧珍以及其他非本地社会人士加以执行。中和的营造逐渐凝聚起社区的共识，激发了社区各类技术社群的成立，其营造的成果在吸引各类社群参访学习外，也促进了社群间的协同配合与发展。

中和社区营造运作机制图

1.2.2  社区营造的策略

通过抽取社区具有地域特色的元素装饰闲置空间。以环境美化、闲置旧屋改造、文化宣传的手段，凝结起社区的集体记忆。通过旧时乡村文化元素的主题彩绘，装饰脏乱的建筑环境。利用居民对小卖铺店口日常交流的习惯与依恋，以“柑仔店”元素改造活动中心。

通过空间改造为社区的日常生活创造活动场所。改造的活动中心成立了福利关怀据点，定期为社区65岁以上的老人进行健康体检、益智游戏、健康送餐、课程学习等。同时社区居民也会自发举办丰富的日常活动，增强社区参与者的凝聚力以及对社区的地方认同感。

通过广泛争取政府、社会的资金与人力，破解中和社区营造内力不足的问题。通过参与台中市都市发展局、文化局、社会非盈利组织所举办的社区营造计划，取得社区营造建设的经费。社区营造的积累成效，引发了大量非社区的社会团体及个人参访，从而带来了协助社区营造的外部人力与资金支持，也激发了社区外参与者投入社区的积极性。

2中和社区地方感重塑效应

2.1  地方感重塑

通过问卷调研发现，受访者基本认同：通过社区营造，中和社区的居住环境、日常生活、凝聚力、外部交流4个维度得到了重塑。

社区营造重塑地方感统计图

无论是参访人员，还是当地居民，大部分受访者表示：社区营造之前的社区是一个普通的、逐渐老龄化的乡村社区；而社区营造之后，则出现了代表乡村特色文化景观，逐渐变得有人情味与凝聚力，并且社区与外部的社会经济交流变多，成为可以持续进步与发展的社区。

2.2  参与主体的地方感分化

本文借鉴地方感分层模型划分4个层级：认知层、依恋层、参与层、承诺层。认知层指能意识到地方的存在，却与地方没有情感的联系；依恋层指与这个地方有着强烈的情感关系，地方对人们来说意义重大；参与层指通过行为来为地方做积极、有推动作用的事，如投入金钱、时间或人才等资源；承诺层指愿为地方付出一切，但并未达到原模型的“为地方牺牲”的最高层级。

通过问卷调研发现，中和社区出现了地方感分层现象。社区受访者大部分处于地方感认知层与依恋层，而参与层人数相对较少，承诺层人数更少。

（1）未参与社区营造的居民。这类居民由于长期居住习惯，对社区有一定的感情依赖，但由于没有参与过社区营造，认为“社区营造对社区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这类群体的地方感处于依恋层。

（2）参与社区营造的居民。这类居民由于参与了社区营造，加深了他们对社区的感情，并且更能够感知到社区营造对社区带来的正面效应。这类群体的地方感处于依恋层与行动层。

（3）未参与社区营造的参访人员。参访的行为并未形成参访者对社区的依恋感，因此这类群体的地方感处于认知层。

（4）参与社区营造的参访人员。长期参与的核心成员对社区产生很深的感情，但与预期不符的是，处于承诺层的较少。而在协助人员中却有3名当地的公务人员处于承诺层。通过访谈发现，他们由于工作特性，无法对社区有直接实质性的付出，却经常担任民间团体与政府部门桥梁的工作角色，辅助社区营造。他们出于工作的责任，愿意付出一切维护社区。这类群体的地方感在认知层、依恋层、参与层和承诺层均有分布。

2.3  地方感分化制约社区营造的行动能力

社区营造通过联结起人地的关系，改善了人际关系，为社区提供了增强认同与凝聚力的机会。自我的成就感使得社区不断的主动参与社造相关的计划，培育持续转译与建构地方感的自发行为。通过社区赋权与培力的过程，促进社区自下而上的自力营建。

但中和社区行动能力出现了分化。大部分受访者表示对中和社区营造有一种感动的态度，但是在未来促进社区发展的社区公共事务上，只有少部分愿意经常参与。进一步分析造成社区行动能力出现差异的原因，发现行动能力的分化与地方感分层相关。处于认知层的受访者，大多有可能参与社区事务；处于依恋层与参与层的受访者，经常参与社区事务的比例相对增大；处于承诺层的受访者，则全部会参与社区事务。从统计数量上，处于较高地方感层次的人数较少，因而未来社区在参与公共事务的动力不足。

因此，可以发现地方感重塑的成功与否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社区营造的动力、积极性，使得社区在面临外部发展的各种威胁与挑战时应对能力不足。从壮大社区营造的参与者队伍，夯实社区营造的行动力角度，未来一方面需要动员更多的社区居民参与社区营造，丰富社区营造的活动内容，激发居民参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需要培养长期投入社区的行动力量，提高这些骨干参与者的参与深度和持续性。

3结论与建议

目前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大陆广大乡村地区正经历着人口流失、人际关系疏离、去地方化、乡村生活瓦解等阵痛，都市近郊乡村面临的问题更加突出。在政府、市场投入的力量尚未能完全扭转乡村衰落或乡村异化的趋势下，迫切需要建立起自下而上的持续发展能力，从而应对都市化过程中的外部冲击。基于中和社区营造对居民地方感重塑的成败经验，本文提出以下3方面建议。

第一，以争取城市资源支持为手段，塑造乡村地方感。乡村地方感不断被都市化消解，然而地方感却依然重要，因为人们总是需要利用地方感来摆脱普遍出现的疏离感，得到心理的归属。中和社区通过与台中市政府及社会力量的联系，逐渐重塑了社区的地方感。因此，乡村应主动积极争取外部的城市资金与人力，不断利用城市的资源推动乡村来建立一种城乡融合关系下的乡村共同体，即城市人—乡村人—乡村土地之间紧密的地方感，从而增强乡村社区凝聚力，为乡村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第二，以塑造地域性空间实践为触媒，培养社区内生集体行动能力。中和社区以空间改造与活动策办为触媒，激发了本地居民的公众参与，也促发了大量社区外部精英的投入，虽然一定程度上建构了乡村认同与凝聚力，然而也存在社区行动能力不足的威胁。基于大陆乡村的未来发展建设的长期性与复杂性，可以借鉴中和社区以营造的方式增加多元群体的参与性，但还应立足于当地，培养起本地居民的长期经营的集体行动能力与社区发展的内生动力。

第三，充分发挥大陆制度的优越性。台湾自下而上较为持续性的乡村发展模式，除了依赖于多元群体参与的积极性，更依赖于当地政府长期从政策上为社区营造搭建起的框架与机制。大陆有关推动乡村社区营造的政策相对较少，相关的地方实践也处于萌芽期。但大陆地区政府具有高效的执行性，可以充分发挥大陆制度的优越性，以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互合作的方式，快速搭建起乡村社区营造的制度框架与运作机制，为大量社会群体营建乡村提供稳定的政策环境。

详情请关注《上海城市规划》2018年第4期《台湾乡村社区营造过程中的地方感重塑研究——以台中市中和社区为例》，作者：解芳芳、朱喜钢、孙洁，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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