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量发展时代全球城市中心区的持续更新或将成为常态，存量视角下公共中心的规划编制更趋于尊重产权现状，提前锁定开发机制；尊重人本需求，确保公共利益优先；尊重市场规律，复合高效利用土地；尊重多方协同，联动重大基础设施。本文基于上海市金桥城市副中心从概念方案至控详规划全过程参与的工作经验，总结提炼存量视角下城市副中心规划编制特有的内容构架，并提出：机制先行、分类引导；强控公利，预留弹性；轨交之上、高效复合；前置协调，总控机制等方面的思考。1城市中心区的持续更新或将成为常态1.1

本文从城市规划委员会的视角，以广州市为例探讨控规审批制度改革。广州市城市规划委员会改革的主线一直围绕优化内设机构、审批事权下放、加强科学性论证等制度供给端开展，但在需求端仍然存在刚性和弹性矛盾、整体与局部利益矛盾、市区事权边界不清晰和联动不足等结构性问题。基于实现规划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提出构建“事权清晰、放管结合、科学高效”的改革思路，并提出改革建议。1研究背景和意义在当前国内主要城市都推行规划委员会（以下简称“规委会”）制度、负责控规审批（审议）的大背景下，从规委会的角度研究控规改革无疑是一个较特别的方向和视角。因此本文抛砖引玉，尝试从规委会的视角探讨控规审批制度改革，并以广州市作为实践案例进行实证研究，以期为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的控规审批制度改革提供相关建议和参考。2广州市城市规划委员会的探索与实践2.1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以更优的供给满足人民需求，用最好的资源服务人民，提供更多的机遇成就每个人；进一步体现中心城区功能品质提升，打造人性化城市、人文化气息、人情味生活，给人民提供更多公共空间、绿色空间；进一步强化街镇、社区在基层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共同推进社区“微治理”，持续完善家门口服务体系，激活城市治理的“神经末梢”，2021空间艺术季明确以“构建15分钟社区生活圈”为主题方向。本次策展人征选邀请对空间艺术季的理念和价值深以认同的社会各界人士应征总策展人或联合策展人，分别承担以下工作：总策展人应当对全市层面的“15分钟社区生活圈”工作开展情况有所了解，全面诠释主题方向，提出覆盖全市的空间艺术季总策展方案；提名与本届主题高度契合，具有实施操作性的主展所在社区（以一个完整社区为范围），制定该社区策展方案，组建策展团队并组织实施。联合策展人应当对“15分钟社区生活圈”工作开展情况有所了解；就某一社区的15分钟社区生活圈，或社区建设和治理中的某一领域（如空间设计、公共艺术、社区营造等）提出策展方案并组织实施，作为空间艺术季的组成部分。申请人如有以下经验和资源，将优先考虑：（1）对上海的城市发展具有独到见解，能对当下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命题及时作出响应；（2）具备丰富的国内外同类活动的策划及执行经验，且在业界有较好的口碑；（3）能够组建一支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由国内、国外策展人组成的策展团队，能广泛调动规划师、建筑师、设计师、艺术家等专业人员参展；（4）熟悉国内外媒体运作方式，具有丰富的国内外宣传资源，能将空间艺术季推向更具国际影响力的新高度。策展场地应当是能较好呈现本届主题的完整社区或社区中的局部片区，可由策展人自行提名，或从备选社区中选择。备选社区包括长宁区新华社区、虹桥社区，普陀区曹杨社区，浦东新区陆家嘴社区、惠南镇海沈村社区，静安区临汾路社区等12个区的14个社区（名单详见下载材料）。本市黄浦区、虹口区、崇明区、金山区等备选名单中未列出的各区，也可以有提名。申请担任总策展人或联合策展人需提交的材料，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所示：申请表征选活动设预申请和正式申请两个阶段，申请人应分别填送相应申请表和相关材料（邀请书和申请表详见下载材料）。策展方案应征策展方案的主要内容应当包括：（1）策展主题：对策展理念的概括性表达，需有概括性和包容性，可拓展至城市和艺术领域的各个方面，能体现思想性、学术性、前瞻性及现实关怀，可代表当今国际前沿水准。策展主题应当提炼一句高度凝练的语句或词组，作为主题语。（2）策展结构：需提出整体策展结构，包括目标、框架、内容和形式等。（3）策展内容：策展人需就提名的策展场地展开活动策划。策展场地需选择能高度呈现“15分钟社区生活圈”内居住、交通、公服、休闲、就业等方面现状和规划理念的完整社区或社区中的局部片区。活动的表现形式，可以包括场所改造、公共艺术植入、市民活动举办等多种类型。（4）预算框架：包括策展费用，策展实施费用，视觉识别系统、标识系统和物料等的设计和制作费用等。申请材料下载申请人如需了解并参与本次征集活动，可通过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官网www.susas.com.cn或点击文末“阅读原文”下载征集文件及相关材料，按要求填报有关材料。下载材料内容包括：材料一：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历届情况简介材料二：关于上海市15分钟社区生活圈材料三：2021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策展人征选邀请书材料四：2021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策展备选社区名单和介绍材料五：2021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策展人申请表报送时间和地址、联系方式申请人应当在下列指定时间内，向征选邮箱提交申请材料，逾期不予接收。预申请截止时间：北京时间2020年11月15日24点正式申请截止时间：北京时间2020年12月20日24点本活动仅提供电子邮件申报渠道，如有同时邮寄纸质文件的，以电子邮件接收内容和时间为准。征选邮箱：susas2021@126.com联系人：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执行团队（上海城市公共空间设计促进中心）胡老师、陈老师电话：+86-021-23133132传真：+86-021-23133139In

老旧社区更新实践以点上突破为主，手段单一，系统性不足；规划的工作方法亟需转型，技术难度进一步提高；缺乏与区各条线部门以及街道的联动，不利于项目实施推进；居民参与度仍有待加强，社区规划师制度有待完善。

安全在场所营造和城市设计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其中面向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的安全体系构建尤为重要。在既有文献及政策基础上，构建儿童友好视角下空间安全评价的4个维度，包括防卫安全、心理安全、交通安全和游憩交往安全，进而对北京老城地区展开儿童友好型空间安全识别及评测，主要包括步行指数、犯罪空间特征分布、公共空间可达性及规模、若干公共服务设施分布核密度等。之后，选取特定生活性街区的5条街道进行实证分析，运用熵权法赋权的安全评估模型作为测评比较的基本框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解释和探索提升街道空间安全的设计响应策略。1儿童友好视角场所空间安全维度构建1.1

儿童的发展能力是评判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的重要指标，因此为儿童提供适宜的城市空间环境是当前城市规划学科亟待解决的课题。采用文献研究与综合分析方法，以儿童友好城市（CFC）理论为支撑，在总结国内外社区公共空间儿童友好导向的理论研究进展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儿童行为心理学出发，就儿童的认知发展、行为特征、社会关系等问题探讨儿童的公共空间需求，构建儿童友好的空间增效机制与生态社区公共空间建设要素。以中新天津生态城儿童友好导向公共空间的设计为例，提出儿童友好导向的生态社区公共空间优化技术体系，从“生态性—适用性—可达性—舒适性—安全性”总结社区公共空间优化模式，探索儿童友好导向的生态社区公共空间设计策略。0引言

创建儿童友好型城市，为儿童营造有益于成长的城市环境已经逐渐成为全世界的共识。游戏是儿童成长的重要方式，保障儿童游戏的权利、创造自由安全的游戏环境是整个社会的必要责任。英国通过政策制定、规划设计和社会参与等多种方式，为儿童建设游戏友好的城市环境，充分保护儿童游戏权利，提供多样的游戏空间与丰富的游戏机会。本文通过回顾英国儿童游戏环境的发展历程，提炼出政策制定、空间营造和社会支持等方面的经验，包括威尔士、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儿童游戏政策，城市中正式与非正式游戏空间的营造特点，以及由游戏组织、游戏工作者、社区与家庭共同努力而形成的广泛社会支持，并从这3个方面为我国儿童健康发展与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提出建议。喜爱游戏是全部历史时期内全世界各地儿童的共同特征。德国教育学家福禄培尔认为，“游戏是儿童发展的最高阶段”。游戏影响着儿童的认知、学习、身体发展和整体健康，对儿童的成长至关重要。在自由玩耍中，孩子们学会了理解他人，并发展了合作、分享和关爱的技能。1996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和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UN-Habitat）共同发起了儿童友好型城市倡议，并将“能与朋友见面，有地方供他们玩耍和娱乐”作为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的9条准则之一。近年来，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将鼓励与保护儿童的游戏活动作为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的重要方面，开展了诸多实践，如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户外游戏空间网络体系、美国卡布平台推出的可玩性城市认证、澳大利亚与鹿特丹制定的儿童游戏场地标准、英国的游戏街运动、荷兰的生活式庭院理念等。英国从20世纪初开始关注城市中的儿童游戏环境，涉及儿童心理、社会研究、城市环境等多个领域，经过近百年的完善与发展，已经产生了一系列较为成熟的实践与研究成果。2010年，威尔士政府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儿童游戏权利立法的政府，为地方政府保障儿童游戏活动提供了基本的原则。英国同样十分关注儿童游戏场地的设计与营造，其冒险游乐场的建设对其他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英国还有大量的儿童游戏组织和各类游戏项目。这些项目通过对校园进行改造、对儿童生活的社区设置机动车交通限制等方式，在多种类型的城市空间中为儿童提供充足的游戏机会。据国家统计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共同统计，2015年我国0—17岁儿童人口数量为2.71亿人，占中国总人口数的20%，占世界儿童人口总数的13%，位居世界第二。然而当前我国儿童在城市中仍然处于弱势地位，城市规划对儿童需求的关注不足，表现在：城市发展导致土地高度集约化，日益减少的开放公共空间使得儿童的游戏场所越来越少；机动车数量的激增以及社区被动式监护的缺乏对儿童安全构成威胁等方面。当前我国儿童肥胖率不断上升、独立活动性不足等问题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源于城市环境无法支持儿童户外活动和游戏。2010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关于身体活动有益健康的全球建议》，推荐5—17岁年龄组的儿童和青少年每天至少进行60

儿童独立活动性是儿童在城市中能动生活状态的重要表征，不仅对儿童身心健康的发展有重要意义，也是衡量城市对儿童是否友好的重要指标。近40年来，城市中儿童独立活动性显著降低，受到社会学、心理学、地理学等领域的广泛关注。经过多年的跨学科研究，建成环境对儿童独立活动性的影响日趋明晰，亟待梳理总结。通过回顾国内外儿童独立活动性相关研究的发展历程与研究成果，系统梳理交通环境、社区邻里环境与户外公共空间对儿童独立活动性的影响，提炼有效支持与促进儿童独立活动性的建成环境核心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我国研究现状与问题，展望未来研究趋势，以期为我国开展儿童独立活动性研究提供借鉴。0引言

现代主义城市是基于市场经济效率导向的，其空间主要呈现增量扩张的快速发展态势，但逐步失去了对“人的抚育”功能，尤其忽视老人、妇女、儿童以及身体残障人群的需求。本文基于儿童权利和儿童健康成长的需求，分析国外以“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为代表的空间实践，强调和保障儿童空间权利行使的主体地位，以儿童参与为重点，将儿童的根本需求纳入街区或城市的规划中，形成“儿童空间需求表达→设计与决策→物理空间呈现”的有效途径和制度保障体系。就国内而言，在儿童尚作为“权利客体”的境况下，深圳市尝试探寻由成人与儿童合作、从战略引领到项目落实的儿童友好型城市空间建设机制。现代主义与城市化同步发展。现代主义是人类社会从自然的地域性关联中“脱域”出来后形成的一种新的“人为的”理性化的运行机制和运行规则，其主导下的城市空间是一种可介入、可干预并操控、能动的“实体空间”，是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和工具。现代主义空间中生存的人们，成为被动的“存在者”并不断被“原子化”，且因现代性内在张力和冲突的存在，不可避免地出现某种危机。“现代主义城市在改善物质生活时伤害了儿童的健康发展，儿童的空间生活日益趋向驯养化、制度化和孤岛化”，儿童为现代主义所鼓吹的文化富足和城市管治付出了沉重的生理和心理健康代价。城市建成区趋于高密度发展，儿童游戏空间被商业化、标准化的游戏设施所限制，城市公园逐步增多，但儿童可利用的空间和设施却不足，日常生活可接触的自然空间越来越少，儿童“自然缺失症”现象突出。据统计，全国约有16.33%的孩子有自然缺失症倾向，深圳约有12.85%的孩子每天户外活动几乎为零，儿童课余活动正被电子产品所取代，“宅”在儿童日常行为中更趋普遍。在空间使用上，管理策略更倾向于“如何使公共空间不被容易惹麻烦的年轻人所占据”；基于风险焦虑和机动交通依赖，儿童单独出行和有限制的出行呈下降趋势，儿童步行更趋困难，儿童活动日益远离户外而进入封闭且“被保护起来”的空间，呈现出驯养化特征。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中亦缺乏儿童专属的活动空间，学校空间过分强调知识性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健康的儿童早期教育被扭曲；儿童活动空间被各类成人活动设施占据。更需注意的是，对于生活质量认知的差异或者社会再生产的体制惯性，以及现代主义城市的“无根性”，使其缺乏兼顾父母工作和育儿需求的服务空间，只能寄望于“代际抚养”；城市“寄养儿童”的抑郁症、焦虑症等心理疾病不断增多。此外，快速城镇化带来的城市流动儿童，更加凸显城市应对外来人口的教育设施和健康措施不足。现代主义空间观信奉通过改造建筑布局、城市结构、人的活动方式等手段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服务于快速城市化下的城乡规划，是践行现代主义空间观的直接手段；忽视了空间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将居民作为均质的整体对待，对不同人群实际需求与主观决策考虑不足，难以及时、精细地应对城市问题，实际效果与理想状态存在较大差异。以儿童为代表的弱势群体的空间权利伸张作为社会结构转型的重要方面，是逐步促进社会实现“公平正义”的重要方式；倘若从儿童权利的视角去思考城市发展和城市规划实践，或者说，从价值立场的扭转上重估既往的城市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的提出乃是必然。1儿童空间及其背后的权利与运作逻辑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全文收录、《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统计源期刊、《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全文收录、美国《乌利希期刊指南》（Ulrich's

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土空间规划被赋予了突出职能和重要使命，规划职能正由原有的“建设主导型”向“资源配置主导型”转变。近来，学术界从不同视角、不同尺度对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其研究总体呈现出“省市层面多、县域层面少”“方法探讨多、理论研究少”的特征，特别是县域及以下层面的相关理论与研究探索比较薄弱，影响县域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和落实。为此，本文从县域、乡镇、村庄3个尺度，围绕保护和发展2个维度，构建县域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其中，县域空间规划侧重统筹保护与发展、刚性与弹性有机结合，镇域空间规划重点面向基层行政管理与具体功能布局，而村庄尺度则聚焦项目实施管控与建设过程协商。1县域发展与空间管控的新需求1.1

国土空间规划是我国推进生态文明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也是提升城市治理水平、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工具。本文在回顾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目前各地规划实施的创新实践，针对空间规划实施困难、实施偏差等问题，提出聚焦可持续发展目标构建协同制度环境，聚焦土地发展权提供促进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路径的政策工具，并以此作为两条核心主线，从不同关系层面、不同治理目标提出6大类实施机制创新。以期为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的实施机制提供创新思路，增强国土空间规划的可实施性，实现国土空间规划作为现代治理工具的国家战略要求。1协同治理视角下的实施机制1.1

“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均衡和高品质生活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的重要目标。基于“城市人”理论，阐述“城市人”通过聚居去追求空间接触机会的最优化，达到自存、共存的最高平衡，实现人、社会、经济、环境等的和谐发展，营造健康美好的人居生活。同时，借鉴发达国家空间规划的相关经验，从“集约发展、提质增效”“均衡发展、包容共生”与“健康发展、和谐美好”3个维度探讨“城市人”视角下的国土空间规划策略，为进一步推动我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完善与发展提供借鉴。0引言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持续加速，我国城乡规划与建设水平不断提高，并取得显著成效。但因国土空间资源无序、盲目开发而导致的一系列问题也接连出现，如土地利用低效、城市蔓延，区域差距与城乡差距增大，生态环境恶化，公共健康问题等。当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中后期和社会经济转型的重要阶段，在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规划的要求下，原有以增量开发为主的空间发展模式越发难以适应新时代的需求。因此，构建新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通过空间资源的集约高效利用来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统筹社会经济发展与国土空间开发，缩小区域差距，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体现以人为本，已成为我国城乡规划学科与实践转型的大势所趋。近年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构建受到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包括对构建总体思路、目标、规划层级、内容、工作重点的讨论，基于国际先进经验对空间规划的法规体系、管理体系的建议，还有以地方“多规合一”实践为例，对空间规划体系构建提出的实施性意见。然而，通过梳理文献可知，大多数研究局限于规划体系的层级、内容，规划整合的具体方法和策略，偏重技术层面，缺乏对空间规划内涵和维度的探讨，导致国土空间规划的应用基础研究滞后于空间治理的客观需求。为此，本文基于梁鹤年教授提出的“城市人”理论，结合构建高效集约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均衡协调的空间结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品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需求，通过借鉴发达国家空间规划的相关经验，从“集约发展”“均衡发展”“健康发展”3个维度解读“城市人”理论视角下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重构，为转变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模式、实现空间资源的合理保护和有效利用、完善我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提供参考与借鉴。1基于“城市人”视角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的内涵“城市人”是我国城乡规划领域的前沿理论。简而言之，梁鹤年认为“城市人”是“一个理性选择聚居去追求空间接触机会的人”。“理性城市人”以最小气力追求最高自存/共存平衡，即追求空间机会的最优化，表现在国土空间规划上就是人通过聚居去追求空间接触机会的最优化。“城市人”规划理论的价值观在于发挥人的自存/共存理性，为个体与群体的美好生活创造最优的空间条件，体现“以人为本”的思维范式与价值取向。“城市人”规划理论的实践聚焦于研究、匹配和提升人居的空间机会，其强调的自存、共存的最高平衡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重构的背景下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即以“以人为本”去平衡人与生产、人与生活、人与生态的关系，实现自存/共存的最高平衡，引导各方利益合理地寻求最佳平衡点，实现国土空间资源的合理使用和分配。回归到国土空间规划重构的本源，以人的需求为核心，实现国土空间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空间结构的优化和空间资源的绿色发展，最终实现国土空间的治理现代化。当前我国城乡发展仍面临土地资源利用粗放、城乡差距显著、生态环境承载力接近极限等问题，在社会、经济、环境矛盾日益凸显的情况下，我国的发展方式势必要完成从粗放型向集约型、从失衡型向均衡型、从消耗型向健康型转变。基于此，我们可以从以下3个维度进行基于“城市人”视角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重构的解读。

由于我国规划类型众多，主体功能区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不同类型规划的编制和实施技术标准衔接不充分，存在交叉重叠，甚至矛盾冲突等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简称“《若干意见》”），要求逐步建立健全“多规合一”的国土空间规划技术标准体系。为保障《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简称“上海2035”）的有效实施，上海开展了规划技术标准体系优化研究，围绕总规实施目标与要求，基于上海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两规融合、多规合一”特点，明确了基本原则、总体思路、内容框架及其维护的重点领域，为上海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和实施提供技术支撑，并为我国其他城市研究构建国土空间规划技术标准体系提供参考。1研究背景1.1

国土综合整治是提升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调适人与国土关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工具和平台。本文通过梳理土地整治的历史脉络、明晰国土综合整治的主要特征，在此基础上对上海探索国土综合整治的典型模式——郊野公园进行全面剖析，对其发展历程、功能定位、实施机制与配套政策进行总结，并就其对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提升作用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郊野公园在资源系统、环境系统和社会系统3个方面综合提升了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郊野公园在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城乡统筹等方面取得初步成效。0引言“上海2035”总体规划是上海落实国家战略，应对资源环境紧约束、城市转型发展压力的纲领性文件。规划提出至2035年要建成30处以上郊野公园。建设郊野公园、构建城乡公园体系，是上海优化生态格局、提升生态品质、建设“生态之城”的重要举措，是践行国土综合整治、提升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积极探索。1从土地整治到国土综合整治1.1

面对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体制改革和全面启动规划编制的要求，本文首先梳理阐述2012年至今上海郊野单元规划从1.0到3.0版的实践探索，包括空间规划体系构建、单元划分、核心内容演变、全域空间管制、单元图则管理、编审实施机制等方面。其次探讨上海郊野单元规划背后的责任与权益、从1.0到3.0版乡村空间治理的思维转变、规划的实践模式与目标导向等问题。最后结合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简称“《若干意见》”）的认识，对今后的贯彻实施进行展望。1实践与探索：上海郊野单元规划的发展历程与主要特色上海自2012年开始以郊野公园、不同城镇化阶段的新市镇为试点，探索郊野单元规划的编制与实施管理。以建制镇（乡）/街道的城市开发边界外区域为规划范围，至今郊野单元规划已历经3次改版。其中，上海郊野单元规划1.0版（简称“1.0版”）和上海郊野单元规划2.0版（简称“2.0版”）累计完成约70%的规划编制；新一轮的郊野单元（村庄）规划，即上海郊野单元规划3.0版（简称“3.0版”）正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和“上海2035”总规的实施，在各区有序开展（截至2019年6月，约有60%完成编制），计划2019年底实现全覆盖。1.1

土地整治的内涵一直在发展变化。随着国家自然资源部的组建、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建立，国土空间综合整治将成为实施国土空间规划、落实用途管制的重要手段。上海土地整治发展曾经历以农用地整治为主、“三个集中”整治和土地综合整治3个阶段，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善的规划管理体系，形成“规划—项目—资金”一体化运作的实施路径。当前的主要实践包括：实施整治对象涵盖田、水、路、林、村的市级土地整治项目，建设以生态修复和景观改善为重点的郊野公园，编制郊野单元规划以镇域为单位统筹减量化和乡村发展。从战略定位、主要设想、政策建议等方面对上海市域国土空间综合整治的未来发展提出若干思考。0引言土地整治的本质是“对人地关系的再调适”。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其人口、产业、社会、环境等发展特征和问题是土地整治工作的客观基础，也是特点所在。“上海2035”总体规划明确了未来的目标愿景是要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令人向往的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同时，全市仍面临着总体土地资源不足、郊区低效用地散布、生态空间供给有限但生态游憩需求增长、城市高速发展而乡村发展相对滞后等矛盾。这些是上海市域国土空间综合整治需要重点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本文首先梳理解析相关概念，回顾上海土地整治的发展历程，阐述现有规划管理体系，进而对主要实践进行评价和剖析，提出关于未来上海市域国土空间综合整治的思考与建议。1概念解析1.1

编者按2019年10月21日，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主办，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和上海市城市规划学会联合承办的2019年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学术对话二十一“郊野单元与国土综合整治”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行。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总体规划学委会副主任委员、同济大学唐子来教授主持论坛。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金忠民担任学术召集人。我们将持续推送论坛上8位嘉宾的主题发言和交流内容。国土综合整治视野下大地景观再造探索与实践——以成都为例张

在国家全面推进和部署“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背景下，北京、上海两座超大城市率先进入面向2035年的总体规划实施阶段。按照国务院批复要求，上海市以围绕“建立监测、评估和动态维护机制，实现总规实施全过程、常态化和制度化管理”为目标，深入开展总规实施年度监测技术研究，形成一套“可动态跟踪、可持续维护、可国际对标”的工作框架，构建了上海城市发展战略数据库（SDD），运用精准监测和复合诊断相结合的技术方法，对97项总规实施监测指标进行实时监测和分析评价，全面反映年度城市运行综合体征，深入客观地剖析总规实施中的问题与成因，并提出政策建议，以期对总规实施进行及时的反馈预警和动态维护，保障总规的全面有效实施。2017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以下简称“北京2035”）和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以下简称“上海2035”）相继获得中央政府的批复，北京、上海已进入面向2035的总规实施阶段。按照国务院关于“坚决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规划的组织实施”的批复要求，两个超大城市在推进总规有效实施方面进行初步探索，均将建立监测（体检）评估机制作为重要手段之一，如北京建立了“多规合一—任务分解—体检评估—督查问责—综合治理”的规划实施机制，上海则通过推进区级总规、单元规划、详细规划、专项规划、国土空间近期规划等各层次空间规划，以及建立“监测—评估—动态维护”机制等，全面落实总规目标、指标与策略，同时开展总规实施年度监测（城市体检）技术方法的研究工作。2019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明确要求建立健全国土空间规划动态监测评估预警和实施监管机制，建立国土空间规划定期评估制度。目前，自然资源部已要求全面启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审批和实施管理工作，到2020年基本完成市县以上各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到2025年全面实施国土空间监测预警和绩效考核机制。因此，为了统筹规划、建设、管理3大环节，形成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审批、实施、监督、维护的闭环管理，对规划实施监测、技术方法开展研究十分重要，是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实施监管的重要技术性工作。1新时代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实施的背景1.1

国土空间规划进入生态文明新时代，要求推进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和高水平治理。本文回顾上海空间规划体系“两规融合、多规合一”实践的发展历程，简要介绍《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以下简称“上海2035”）在资源环境紧约束下，探索高密度超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的新要求下，从生态文明视角，全面、系统地探讨和总结上海市国土空间规划的实践内容和特点：一是优化“空间合一、时间合拍”的规划体系；二是注重各层次规划编制技术规范和标准体系；三是加强刚性管控和弹性适应内容的逐级传导；四是健全动态维护和实施监督的全过程运营机制，以期为全国其他城市开展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提供参考。1国土空间规划进入生态文明新时代1.1

指标体系逐渐成为我国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实施和评估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和技术手段，但尚处于探索方法和积累经验的阶段。本文通过分析我国两个周期的城市总体规划中指标体系运用的演进特征，初步建立总体规划全过程指标体系的应用框架。结合国际城市的运用实践和经验，剖析目前总体规划指标体系运用在作用过程、甄选方法和数据支撑方面存在的不足及原因，并相应提出健全运行机制、优化甄选方法、夯实数据平台3方面的对策建议。1历程与演进从国务院已批复的城市总体规划来看，以北京、上海、深圳等特大城市为例，基本体现了数十年来城市总体规划的两个周期。一是规划期至2020年（简称“城市传统总规”），该版总体规划基本历经了较完整的编制、实施和评估过程；二是规划期至2035年（简称“城市新总规”），目前北京、上海的总体规划编制成果获得批复（截至2017年底）。指标体系运用在两个周期的总体规划过程中呈现出一定的过程性演进特征。1.1

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要求建立常态化的城市体检评估机制。通过城市体检识别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解决方案，成为促进城市精细化管理及高质量建设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以上海城市体征监测为例，提出从城市体检到动态监测的分析模式，利用多源数据，以“人地兼顾、动静结合”为原则，构建包含属性指数、动力指数、压力指数以及活力指数在内的4个一级指数、10个二级指数和27个三级指数的多维指标体系，并以职住空间为例开展专题评估，最后基于机器学习开展政策措施单一场景及综合场景下的城市体征变化模拟和量化对比。研究结果表明，动态的城市体征监测能够更实时、更精准地多角度定量评价城市实时运行状态及各主体时空分布，可以有效支撑专题评估，并通过决策情景模拟等技术，为政府日常管理、运行监测和治理决策优化提供有力的工具支撑。0引言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宏观背景下，城市精细化治理成为治理现代化重要且紧迫的落脚点，城乡规划与管理也面临深刻的变革。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提高城市治理能力，着力解决城市病等突出问题。近年来，国内对城市病的研究较多，对城市病的表征类型和影响机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阐述。交通拥堵严重、住房紧张/高房价、生态环境恶化、能源资源紧张、人口无序聚集、城市贫困等成为研究者普遍关注的城市病问题。部分研究者从人口拥挤、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与风险、住房贫困等方面建立指标体系，量化探究城市病的影响机制。而相对而言，国外直接对城市病开展的研究较少。国外的城市量化研究，多为针对宜居、活力等特定目标，从不同专题视角构建相应的评估指标体系，开展统计分析、空间分析或对比分析等。Arpan

武汉市中心城区已进入以城市更新为主要手段的存量发展时代，而控制性详细规划仍在使用增量发展时代的均质化、标准化的编制方式。在可开发用地有限、社会管理基本稳定、人—地—房—设施多维结构失衡等新问题下，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方法迫切需要优化突破。为适应城市更新的精细化管理要求，满足城市发展的宜居性、品质化内在提升需求，武汉市开展了新一轮控规编制工作，通过细分用地属性、重构单元体系、“人—地—设施”联动配套、制定统一的开发用地配建比例、弹性控制配建任务和配建方式等，促进资源有限条件下的规划实施，探讨保留区内控规编制的管控内容。0引言2008年，《城乡规划法》赋予控制性详细规划（简称“控规”）在我国规划体系中的法定地位——既是落实城市总体规划和分区规划的工具，又是建设项目规划管理的法定依据。武汉市经历了2008年、2012年两轮控规的全面编制和整体优化，建立了通则式的标准化编制和管理框架，对中心城区规划管理的依法行政、高效行政发挥了关键作用。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着力解决城市病，不断提高城市环境质量、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竞争力，建设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的发展目标。为适应城市更新的新变化、新要求，武汉市在2017年开展了第3次整轮控规编制工作。1武汉2008版、2012版控规编制模式回顾1.1

存量规划语境下，城市更新日益成为规划实践的热点。然而多数局部地块的城市更新实践难以协调区域系统性要素，整单元的城市更新规划由于涉及协商内容的复杂性，其规划实践尚处于摸索阶段。结合上海市城市更新对于工业用地转型的积极探索，基于张江科学城西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实践，本文提出整单元的城市更新在控规编制过程中的创新方法，包括提供多元主体全过程的协商渠道、利用城市设计管控系统性公共要素、基于更新意愿的近远期引导等，从而为多方主体创造充分协商的条件，提升规划的可操作性。1整单元产业用地更新的政策探索随着上海一批较早发展的工业区纷纷面临产业结构调整和二次创业局面，上海市将盘活存量产业用地纳入城市更新管理。上海市相继在2015年和2017年颁布《上海市城市更新实施办法》和《上海市城市更新规划土地实施细则》，鼓励集约利用存量土地资源，并在2016年推出《关于本市盘活存量工业用地的实施办法》，鼓励土地混合使用，激发城市产业活力，为存量产业用地的更新规划提供实施路径。然而，如何在整单元内统筹这些公共要素还存在许多难点，需要在规划实践中逐步摸索。整单元更新主体的利益诉求较为多元。市场条件下，土地权利人的更新活动具有明显的逐利性，将尽可能减少对公共利益的贡献。因此，协调的过程需要同步开展实施机制及实施方案的研究，并提供通畅的意愿表达路径，对规划编制提出很高的协调要求。

本文通过对东京首都圈历版规划的回顾与比较，综述各版规划的编制背景、核心问题、应对举措及实施成效，厘清在不同时代背景下东京首都圈规划的重心和逻辑。重点对2016版《首都圈广域地方规划》进行详细解读和比较研究，提出新时期区域视野从近域都市区走向广域都市圈、规划导向从问题导向走向“问题+目标”导向、空间战略从管控为主走向功能引导、规划抓手从战略举措走向项目行动的新趋势。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当前区域规划背景提出对我国大都市圈规划编制的启示，包括需要形成相对稳定并可动态调整的规划范围，兼顾问题与目标的战略导向，构建愿景与行动并举的技术框架，注重战略性和协同性的空间布局引导，厘清区域规划机制及保障等。1东京首都圈规划历程回顾从1958年至今，东京首都圈共编制了7版规划。其中前5版为《首都圈基本计划》，分别完成于1958年、1968年、1976年、1986年和1999年；后2版为2009年和2016年编制完成的《首都圈广域地方规划》。1.1

21世纪以来，珠三角与港澳之间的“前店后厂”合作模式逐渐淡出，珠三角以往基于廉价土地、劳动力和大规模资本投入的要素推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本文从供给侧角度切入，比较分析珠三角及内部各城市的经济增长模式及演化特征，进而结合“粤港澳大湾区”战略，讨论新时代的珠三角城市群空间发展问题。提出珠三角依赖劳动力、土地和资本要素投入的发展路径已经难以为继；在国内外发展和竞争态势快速变化的今天，以及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背景下，珠三角应当正视自身经济发展模式存在的问题，主动谋求经济转型发展，以新的驱动力来推进区域分工合作及空间发展。0引言2019

长三角是我国开放度最高、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新形势下，推动长三角地区实现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关键是要打造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通过分析城市群发展趋势，结合长三角地区的最新发展进展，梳理智慧城市、智慧城市群建设的发展动向；并从智慧城市群建设的视角，针对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目标和要求，提出“战略规划、IT基础设施、行动领域”3个维度的思考与建议。1城市群及其发展城市群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主体形态，是一定区域内城市的集合，在空间上表现为“多点”体系，或是以城市为中心的“面域”体系。我国各个城市群正处于蓬勃发展的不同阶段；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3大城市群，以其2.8%的国土面积集聚全国18%的人口，创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36%，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主要平台。“十三五”时期，我国进一步加快城市群的建设与培育。

本文首先阐述区域及城市群科创中心的基本概念及内涵，包括科创中心的基本特征、主要功能、空间结构和布局等。其次分析上海作为长三角城市群科创中心的基本态势，表现为：以各类企业为主要创新主体，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区域科创中心正在形成，由上海“五个中心”建设推进的区域科创中心服务体系逐渐完善，并带动长三角创新体系建设。最后探讨上海建设长三角城市群及大区域科创中心的总体思路。上海既要加强自身的科创事业和项目建设，还要引领和协同长三角区域的杭州、南京、合肥等城市的科创中心建设，从而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及科创中心体系建设做出贡献。1区域及城市群科创中心的基本概念及内涵1.1

在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全球城市发展的引领下，与“上海2035”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同步，上海开展了生态空间规划工作，并纳入“上海2035”总体规划成果之中。本文基于生态空间概念内涵的延伸与演变，通过对上海生态空间规划“从分到合”的发展脉络梳理以及发展趋势研判，提出在新形势下上海生态空间规划在总量统筹、空间优化、生态保护、体系建设、实施机制等方面的技术创新要求。以上海为例，思考和探索新时期超大城市生态空间规划的编制技术方法。

本文的研究范围为成都市中心城区。成都市是四川省省会，西南地区唯一的副省级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商贸物流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成都市中心城区面积约3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之后，城市设计工作被赋予更重要的地位，并着重强调总体城市的重要性。从我国总体城市设计现存问题、总体城市设计的属性为出发点，在技术上，从城市发展阶段、自然人文特征、居民活动偏好3个方面挖掘城市的特质，以公共价值为出发点，提炼城市整体格局，并针对公共空间和影响公共价值领域的重点要素进行管控；在管理上，通过衔接法定规划、实施分区引导、制定行动计划，强化总体城市设计的可实施性。

编者按2018年11月25日，2018年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学术对话二：“都市圈融合发展与规划引领”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新闻发布厅AD厅举行。我们将持续推送论坛上7位嘉宾的主题发言和交流内容。本文为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总体规划学术委员会委员、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院总工程师马向明的发言摘录。马向明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总体规划学术委员会委员，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院总工程师粤港澳城市群规划的历史与大湾区概念的形成1粤港澳作为一个城市群珠三角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增长引擎，在长期的竞争与合作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区域性产业集群和差异化发展格局。珠三角凭借先行的制度优势、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和社会文化相同的人文优势，创造了优势互补的“前店后厂”式跨境一体化生产与服务的综合经济体系。改革开放40年中，珠三角地区实现了3个转身：农业经济向城市经济的转身、内源经济向外源经济的转身和由单中心向多中心的转身，而更大的改变是地理认知由三角洲向湾区的转变。据估算，珠三角都市连绵区规模已达1.5万km2。2015年世界银行《东亚变化中的城市图景：度量十年的空间增长》报告指出，珠三角已成为东亚地区规模最大的“巨型城市区域”。广州、深圳是珠三角对外联系的主要窗口，但其全球企业联系程度远远不及香港，香港仍然在珠三角对外联系网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促使中国几大城市群发生最大变化也是珠三角历史上最剧烈变化的因素有很多，如经济、社会、政治等。今天，当人们谈论粤港澳为全球第四大湾区的时候，有必要看看区域规划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全球四大湾区2珠三角城市群规划历史与大湾区概念形成粤港澳城市群是个逐步融合形成的过程，区域空间规划展现出范围由局部到整体、规划编制的层级由低到高的演变过程。区域核心对区域的发展作用非常重要，“如何形成有竞争力的中心”一直是珠三角城市群规划关注的问题，湾区的概念在2004年“一条发展脊梁”中第一次出现在珠三角区域规划的文件中。腹地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腹地需要通过合作去形成，也要通过强中心去辐射形成。2000年香港科技大学的吴家玮教授首次提出“深港湾区”的概念，范围包括香港、深圳、珠海、澳门等能够辐射到整个珠三角的区域。后来中山大学郑天祥教授建议将广州也纳入湾区范围，把“深港湾区”改为“环珠江口湾区”。湾区的概念在2004年进入珠三角的空间规划文件。2006年粤港澳三地政府推动的“大珠江三角洲城市群规划研究”报告把湾区作为三地合作的重要区域。粤港澳三地就环珠江口湾区展开的宜居建设行动计划，表达了三地对环珠江口湾区的重视。2015年，国家出台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要“深化与港澳台合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2016年《国务院关于深化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指导意见》提出“携手港澳共同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2017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粤港澳湾区的多核中心体系在此过程中，湾区的范围由2004版《珠三角城市群协调发展规划》中包括5座城市局部的“小湾区”，扩至《环珠江口宜居湾区建设重点行动计划》中包括7座城市局部的“中湾区”，再发展到包括港、澳和珠三角经济区共11座城市的“大湾区”。《环珠江口宜居湾区建设重点行动计划》范围图3启示与讨论粤港澳城市群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城市群规划发挥的作用表现在基础设施布局、空间结构的形成和共识营建3个方面。虽然珠三角经济区的设立是珠三角区域规划兴起的重要触媒，但在历次的规划中，区域性问题都是触动因素。规划之所以取得成效，启示一是在城市群发展的早期，规划借助政府的强力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无论是从规划的组织方式、决策过程，还是从规划编制的参与者和规划的实施者来看，珠三角的区域规划都是由政府主导。启示二是随着城市群的发展，规划干预的内容越来越软性，上下联动、多方参与的规划会取得更好的结果。珠三角已进行的两次区域规划（研究）呈现出参与面广、愿景推动、有限规划的特征。启示三是在城市间关系相对独立的跨区域城市群，规划可在凝聚共识、关键目标方面发挥作用。回顾珠三角的历史，远古到工业革命前，东西方文明交流有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其中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陆上丝绸之路。工业革命后，轮船和火车成为交流工具，欧洲是世界发展的引擎，珠三角扼守的南面海路成为中外交流的主通道。现在世界进入后工业化和信息化时期，航空、互联网推动了全球化，美日方向的东北太平洋方向成为主通道。粤港澳大湾区已不是中国与外部交流的主通道，依托通道“转卖”的机会已减少，进入需要自己生产内容的时代。因此，创新将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支柱性功能。香港、澳门以及广州、深圳在过去形成的制度，如珠三角存在3个关贸区，成为新时期优势构建的资源。工业革命后，珠三角扼守的南面海路是中外交流的主通道资本力量对城市结构产生的影响，在工业资本主导时期表现为分区化，城市按工作、居住、商业进行分区；在金融资本主导时期表现为中心化，总部、金融资本成为城市核心，产生中央商务区（CBD）；在创新资本主导时期表现为网络节点型，科技资本参与城市空间的生产与组织，更多新的潜力地区得到发展。创新时代需要开启城市群区域合作的新阶段。珠三角要做一个创新走廊，以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来适应发展需求。大湾区的目标是建设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以及共建优质生活圈。广深科技走廊规划“一廊十核多节点”的空间格局因此，我们当前面临的挑战是，在“一国两制”三关贸区的背景下，规划如何能够在创新时代促进城市群协同发展方面发挥出新的作用。（本文根据2018年11月25日“2018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学术对话二：都市圈融合发展与规划引领”嘉宾报告录音整理而成，图片摘自报告PPT。图文已经报告人审阅。）更多会议报道请您关注“全心全意”、“上海城市规划杂志”微信公众号。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全文收录、《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统计源期刊、《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全文收录、美国《乌利希期刊指南》（Ulrich's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全文收录、《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统计源期刊、《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全文收录、美国《乌利希期刊指南》（Ulrich's

我国生态型地区在发展理念上经历了消极对待、被动式保护、生态强管控、生态文明建设4个阶段，并逐步成为新时代背景下的关注焦点。同时，传统规划编制缺少对生态型地区的关注，需要探寻不同于城市地区的规划编制思路。本文结合上海崇明总体规划的编制进行创新探索，首先梳理崇明生态岛建设历程与历版总体规划，基于上海对崇明建设世界级生态岛新定位，剖析本轮总规面临的核心问题，提出战略引领、两规合一、实施管控等技术路线。进而提出崇明总规编制的4个技术创新探索：规划理念方面，倡导“+生态”与“生态+”，探索生态地区发展新路径；空间模式方面，关注全域空间谋划，突出城镇空间减量与增量管控，推动乡村地区存量活化；特色管控方面，塑造崇明特色风貌，推动交通布局模式转型，强化导则管控与创新；成果表达方面，从技术文件转向“政策报告”，更加便于公众参与。

（1）未参与社区营造的居民。这类居民由于长期居住习惯，对社区有一定的感情依赖，但由于没有参与过社区营造，认为“社区营造对社区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这类群体的地方感处于依恋层。

上海建设“创新之城”，要以“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为重点，以文化创新为基因，科技和产业创新先行，带动体制机制的制度创新，构建起全面创新的生态体系，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全面创新型城市。

十八大以来，中央对城市发展明确了若干新要求，上海市在迈向更高发展目标的过程中也面临着新挑战。提出的新举措具体包括：新的发展理念、新的城市目标、新的生活需求、新的治理方式。

针对城市儿童户外活动不足、肥胖等健康问题突出的现状，以城市规划促进儿童户外活动为立足点，通过儿童家长的视角，采用问卷调查与GIS分析的方法对上海市建成环境进行评价。发现影响儿童户外活动的建成环境可归纳为环境安全、户外活动设施、活动路径环境、活动场地环境和环境美观5大类。同时，上海市儿童活动设施的可达性差、活动场地附近交通速度快、交通量大，活动场地缺乏活力。各建成环境评价的市域空间分布存在显著差异，郊区各新城和集镇是建成环境差异发生的主要区域，同时黄浦江沿线部分地段存在较大交通安全隐患，局部高架环线和立交导致家长对交通量和速度的评价较差。

智慧城市的兴起，得益于ICT技术的迅猛发展。经过这些年国内外诸多城市的探索和实践，智慧城市已经从最初的营销概念，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支持城市发展的新理念。然而在实际应用中，智慧城市的内涵仍然是不明确的，不同城市和规划都会有自己的理解和阐释。对于目前如火如荼、包罗万象的智慧城市建设，很多人也在反思：城市的形成，从来不仅仅依靠技术。技术只是手段与工具，能为城市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和可能。本文从更大的视野和维度去认识和理解智慧城市，进一步明确其内涵与意义，探究智慧城市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之间的关系，并积极寻求利用大数据支撑城市实现智慧发展的新路径。

新型城镇化及面向未来的智慧社会发展，对智慧城市的规划建设提出新的要求，尤其是在社会化服务、创新发展、城市治理能力提升方面亟待突破。本文在分析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现状与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从创新发展、民生改善、产业融合、城乡治理等角度提出智慧城市建设的模式创新，并以江苏省为例，分析了智慧城市建设的主要内容与特征，进而提出加强顶层设计、推动数据资源整合、完善体制机制等建设策略。

2003年上海设立了历史保护委员会，较好地促进了上海风貌保护工作。但总体上对于成片风貌保护的规划统筹和保护不够，对于旧区改造过程中的拆房许可也缺乏统筹协调机制，导致大量没有法定身份的历史建筑被拆除。

提升居住环境品质。通过规划和建设，不断增加和改善社区公共活动场所与空间，以及绿化环境。还有计划地对历史风貌建筑活态利用开展专题研究，努力创造业主愿意积极参与其中的氛围，从而实现保护与利用双赢。

详情请关注《上海城市规划》2017年第6期《工业遗产保护的发展趋势与体系构建》，作者：王林、莫超宇，上海交通大学；薛鸣华，上海安墨吉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空间行动与社区治理应该避免“运动式”的保护更新，改变“一次到位”的观念，“细水长流”的空间行动计划既能解决现实问题、改善效果，又能与原有环境相协调，而且可以与社区治理工作协调进行。

Directory）收录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

km，这一峡谷范围内的其他大学和机构也纷纷仿效，使这里成为美国电子工业最大的研究和制造中心，并得到了“硅谷”的美称。到了20世纪80年代，“硅谷”就已达到了发展的鼎盛时期，在那里聚集了8

详情请关注《上海城市规划》2017年第5期《新数据环境下的城市增长边界规划实施评价》，作者：龙瀛、李派，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一个城市的交通及用地系统的规划需要以人们的出行规律作为主要依据之一。因此，如何更好地了解人们日常出行行为，尤其在时间、空间上的分布和特征是城市交通研究长期以来的一个核心课题。

澳大利亚一直是一个移民国家。从19世纪开始，澳大利亚接受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潮。由此产生的丰富和多样性的城市文化成为了澳洲城市的闪光点，而墨尔本是所有澳大利亚城市中最开放和最具包容性的。

总体而言，社区生活圈是新时期面对社会发展新趋势的重要规划理念创新，规划与规划师的角色与作用也将因此而发生重要的调整。规划人只有主动适应新的趋势和要求，才能更好地把握城市发展节奏，获得更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