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人文社科|刘昭吟：SEEDING——重建信任，种下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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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媒体报道——解放日报
《上海手册——21世纪城市可持续城市发展指南》是作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精神的传承而诞生，于2011年由联合国正式对外发布。中国案例共有5个，其中上海有两个。作为中国唯一入选本次《报告》社会篇的案例，“上海SEEDING：重建信任，种下希望” 展现了一颗小小的种子，如何成为构建社区信任与温度的纽带。
作者简介
刘昭吟
集美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
乡愁经济学堂秘书长
从事城市规划、发展策划、乡村振兴、社区营造等实践工作。关注地方发展，城市规划、发展策划、社区营造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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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2020 年新冠疫情爆发，1 月 24 日前后，全国 31 个省市启动重大突发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景区、公园、博物馆、演艺厅、社区活动中心、地铁、公交、商场、餐厅、酒吧等凡是能产生人群聚集的活动场所基本全部关闭，全民居家防疫。封城中，城市和乡村的每一个路口和出入口都布置了体温检查站；社区门禁森严，非本社区居民不得进入，居民在社区开放空间闲荡会被巡查人员劝回家。社区是防疫第一线，公共治理最基层的社区居委会启动了前所未见的权力高度集中的“战时”机制，既获得居民的共体时艰支持，也无可避免地存在治理张力。防疫紧张气氛、疫情趋势无法预测和居家隔离，人们之间一方面生起了隐蔽的敌意，另一方面又渴望温暖的拥抱。3 月份，深陷疫情中的意大利阳台音乐会视频疯传社交媒体，表达着公共生活的珍贵；当人们无法守望相助时，起码也要鸡犬相闻。4 月份，提琴双杰之一的斯蒂潘·豪瑟在其家乡克罗地亚的普拉竞技场举行一场名为《独自，一起》（Alone, Together）特别音乐会，当终曲医护、社工、警察一一摘下口罩之际，屏幕前的人们潸然泪下，稍得平静。与此同时，上海正在悄悄地开展一个没有狂欢、没有泪水的计划，它不是一场活动、一次疗愈，它回应疫情因果论而试图创造“地球意识的社会连接”，这个计划名为——社区花园 SEEDING 邻里守望互助计划（以下简称“SEEDING”）：重建信任，种下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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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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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四叶草堂
2020 年 2 月中，推广社区花园多年的四叶草堂在上海发起 SEEDING 邻里守望互助计划。四叶草堂成立于 2014 年，致力于城市中可体验的、公众参与的绿色空间。一方面提倡在种植中体验生命过程——种子破壳发芽的脆弱苦楚，苗株生长的生命力，花朵绽放的惊艳，以及土壤本身也是生命——甚于城市绿化和收成食用的简单功利性。另一方面将种植营造为共同学习，拓展为社区花园的参与式设计和自管理，让生活在城市中的人能善意地感知身边的环境和人的存在，由此建构公共性中的温柔——也许你不喜欢雨天，但你依然会感谢雨水滋养了植物与其他生命；也许你喜欢干干净净，但你也会捧着有着小蚯蚓的泥土开怀大笑——当人们关照这个匆忙世界的方式开始变得柔软起来，城市的公共治理也会因此更有生命力。
带着这样的愿景，截止到 2019 年底，四叶草堂在上海运营着创智农园和火车菜园 2 个社区花园基地，承接政府的服务采购和社区居民共同设计营建了 88个社区花园，此外还培训超过 200 名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干部，协助其共建共治超过 600 个社区花园。
2021年四叶草堂团队在上海新增直接参与设计营造的社区花园89个，总体数量从2020年的111个上升到200个，通过四叶草堂培训赋能或市民自主学习，由社区设计、营造、维护的社区花园数量，已经超过了900个，社区参与和营造工作坊超过1300场。（小编注）
2020 年 2 月初的元宵节本标示着中国农历新年的结束，人们又将回到工作岗位全力冲刺，四叶草堂亦然——创智农园将转移给社区组织自运营、自管理，春末的创智农园和火车菜园将迎来一批收成，社区花园的生态种植技术和公共管理要进一步推进，参与式规划设计培训有待执行。然而，防疫下的社区花园却冻结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种植伙伴关系里有了一层怀疑的张力，而为了个体安全你不可能天真地呼吁大家捐弃恐惧互相拥抱——如何使社区花园以一种适应防疫的方式重新活过来乃至走得更远更深，成为了四叶草堂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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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语：重建信任，种下希望
在防疫导致的人与人不信任和疫情恐惧中，“重建信任，种下希望”这一愿望应运而生。在这个阴霾的春天，四叶草堂的 SEEDING 计划意欲借助种子的播撒，使得宅家防疫的人们在窗边、阳台、露台、楼道都能看到春色破茧而出的希望；同时借由种子分享作为媒介，促使人们一点一滴地突破心防，成为携手防疫的共情经验，为社区关系更良好的发展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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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最后一米，社区花园内卷入阳台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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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积极行动者
一个需要突破边界的计划，须有积极行动者开始实验，打响第一枪。行动的第一步是组建园艺爱好者的线上社群，以从中寻找积极行动者。基于社区花园的实体积累和知名度，社群成员主要来自过去六年社区花园实践中的志同道合伙伴，其次是疫情期间渴望社会交往的居民。乐于给予是积极行动者的特征，他们主动付出、不计较、乐在其中，以一种感染力活跃社群氛围。当积极行动者浮现时，如何使积极行动者过渡为组织者，是行动成为计划的关键。因为，倘若缺乏组织化能力，乐于给予若非成为奉爱善行，便易成为被搭便车滥用的公地悲剧。
SEEDING计划的积极行动者中，张永梅最为四叶草堂津津乐道，并昵称其“超级行动者”。张永梅是一位从事文化交流传播工作者，平日打理自家小院，参加 SEEDING 计划后在小院里用颜料把废弃自行车装扮成种子接力站（图1），分享种子和收成；从善如流地接纳四叶草堂建议，向邻居开放小院，并多次举办社区导赏和邻里交流活动，原本陌生的邻居因此有了认识交往机会。又因同属 SEEDING 社群，张永梅得以结识居住在同一社区的一对建筑师夫妇，他们商议着邀请邻居一起动手改善小院前的公共绿地。这就是 SEEDING 计划的生命性特征：在适当的引导下以一种自发的秩序发育。所谓引导，即如物种生存繁衍的栖地。作为计划发起者和总组织者，四叶草堂的引导是给予积极行动者组织化的支持，并将其路径整理为个案以为更多伙伴提供经验借鉴。
图 1 张永梅小院的自行车种子接力站和她的邻居们
图片来源：张永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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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春天：鼓励播种
拥有社群的行动不是指挥别人干活，而是创造氛围、创造感知。因此SEEDING 行动的第二步是鼓励播种。播种的首要条件是获得种子，手上已有种子的居民可以直接在自家的阳台或者楼道里开始种植，没有种子的居民首先是收集种子，来源有：在社区的土地上找寻到掉落的种子；从日常食物中获取种子，如草莓、土豆；向邻居发出征集种子的信号；向社区花友会、绿植队、社区花园寻求支持；SEEDING 也提供一些居家自制种子的攻略。其次是播种。随着大部分地区的复工，SEEDING 的“10 秒撒种法”教大家如何利用上班、买菜、遛狗时，在社区荒废闲置空间“顺手”播种。
无论阳台种植或荒地撒种，SEEDING 提供不同种类的植物养护方法和指南，并且提供线上的指导和问答，以期社群成员的播种能让更多邻居们看到春天的力量，感受到土地和种子萌芽的疗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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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以种子为媒介的无接触社会交往
第三步是将播种与社会交往互相绑定，使种子的收集、种植、分享和再收种都是链接人与人的过程。为适应疫情，无接触的社会交往成为一项挑战。为此，SEEDING 进行了一系列实验。首先是推出“移动种子方舟”（图 2），给已经开始行动并链接到 10 户以上邻居的社群配送种子和全年的种植指南。其次，在位于开放街区的创智农园启动无人值守的“种子接力站”，将火车菜园的有机作物收成整理成 50 份种子蔬菜包，供周边居民和企业员工以家庭为单位免费领5取一份，领取人须留下自己的信息，种子用于参与 SEEDING 计划，植物用于分享或留种。最后，基于创智农园的种子接力站实验经验不断调试升级，使种子接力站成为更为方便好用的传播媒介，向积极行动者及其所在社区推广。
图片来源：孙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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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种子接力站工具包
有规则还要有技术，以使规则更为有效。为此，SEEDING 尝试研发种子接力站应包括哪些元素。最初是提供与陌生邻居互动的小工具，如便签纸、种子信封、种子投递等，以便利成员们将植物分享给邻居或楼道空间。接着有几位积极行动者在社区自制了简易种子接力站（图 3、图 4），多次实验如何降低成本、避免被清洁人员当作垃圾扔掉、置于何处更能吸引人们驻足、如何激励取走种子的人留下信息，等等。
图片来源：刘锟山
图 4 积极行动者 Sandy 自制的卡通手工版种子接力站
图片来源：Sandy
在简易种子接力站的实验经验上，SEEDING集结上海和广东7位设计师组成共创小组，设计了种子接力站工具包（图5），内容包括：告示板、20 份种子袋、参与者申请表、投递箱、21 天社区互动行动建议、种植指南、种植盆栽以及其他配件。工具包生产 100 套，首批用于近五十个社区站点。出于成本考虑而选用纸质材料的工具包只能用于室内，一些社区便提出在自己的社区花园中有一永久性种子接力站装置的愿望，以便于种子的分享和保存。于是共创小组将三轮车改装为“移动种子接力站”（图6），骑行巡游社区，主动和路人互动介7绍SEEDING，探索社区性的装置如何建构人与场所的关系。该装置于7 月 18日参加名为《回家》的全民创作公益展，于公众视野公开亮相。
图 6 《回家》展场中的移动种子接力站
图片来源：何志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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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砖引玉：社群内外的滚雪球成长
SEESDING不是一次性活动，如何使组织起来的社群保持日常活力并自我演化，是生命取向的SEEDING计划有意追求的静默的力量。社群内部要建立的是自我赋能机制，SEEDING计划一方面将组建社群的线上沙龙以两周一次的频次常态化，聚焦于种植技术、社区花园设计运维、社区花园案例介绍和社区8规划理论等方面的能力建设；另一方面组织线上线下联动的活动，以增加社群成员间的社会粘性。在内部赋能和增加社会粘性的过程中，进一步挖掘积极行动者，鼓励其主动成为分享者、协力者和组织者，推动 SEEDING 社群的持续运转。
即使认同度很高的社群也应保持边界开放，迎接复杂的演化可能。SEEDING 计划进行过程中，获得了园艺公司、木工厂、短视频拍摄平台、官方媒体、民间媒体、社区营造圈、景观设计圈等等提供种子、苗木、木料、视频录制、宣传推广、共谋共建等的支持，截止到 6 月已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华南、北京、天津、西南 SEEDING 联盟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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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分析
新冠病毒疫情是全球化资本主义将消费主义发展到极致的一个结果，不是“地球母亲对人类疯狂报复”的剧情大片，而是人类文明转化且必须转化的契机。所谓转化，不是危机处理的安抚策略，也不是人为地设计一个新的“XX主义”作为转移，而是直面现有文明的短板——二元对立下的全物种生命意识缺失——重建我们回应生命的觉知，从而自然而然地衍生无界的包容。
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即可体验到地球生命，从而转化为觉知
生命意识无法来自说教，只能来自经验，而且必须是日常生活中即可获得的体验——将无意识经验点亮为有意识的觉知，转化方为开启，成为黑暗中不灭的阑珊火苗。SEEDING 选择将种植作为日常生命经验的道场，因为从种子到巨树，其本身就是一个由内而外的生命过程；同时，植物与我们的关系密切，不只在一呼一吸中与我们交换氧与二氧化碳，也作为食物以其生命滋养着我们的生命。
需有实体在无接触条件下传递鸡犬相闻，犹如信物
疫情使得生命意识更为敏感，同时也使得生命体验更为脆弱——人们比过去任何时刻都更须同时拥有“独自”和“一起”。“独自，一起”需有实体物作为媒介，传递和显化无接触下的“一起感”，如同情人或知己或秘密任务的“信物”。
SEEDING 所设计的信物是投递信箱的种子包和无人看守的种子接力站；在人人皆为可疑病毒的疫情紧张时期，持续可见的 SEEDING 信物犹如神秘的“情书”，撩拨着人们心中的社会交往之爱。
衍生为自发的集体行动，方为具有社会转化意义的城市文明
个人的生命意识转化如无社会交往，便只是独善其身；社会交往若没有成为有意识的集体行动，便不足以推进文明进程。集体行动的组织方式若仍依赖权力集中的发号施令，那么这个转化就是不完整的、不彻底的、言行不一的。只有当这个集体行动是基于市民自发的串联，才是真正的回应生命的召唤——自发，是生命本来的轨迹。为了涵养自发的集体行动，SEEDING 在种子接力中设置了群组化要求，以促进每个人都可以是积极行动者；并通过线上线下共学的常态化运作，以提升种植技术能力、生命感受力、组织能力和社会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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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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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取向的社区发展方式
相对于机械主义的蓝图取向的社区治理，SEEDING 实践的是生命取向的社区发展方式。SEEDING 计划的生命取向不来自于宗教、学科、理论，它从对生命的直接理解入手，实际是回应生命的召唤，在社区发展中重置生命本来该有的样子——由内而外的转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互穿透，边界的不断突破，充分的投入，学习的喜悦，自发的善意，温柔的力量，渐进的演化，无界的包容。重置的途径是“真实经验——种植——显化生命现象”，此时种植的深刻意义远超碳排放和生物足迹的量化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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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能和演化的过程
当社区和城市被看作是生命体，它便是生长的而不是组装的，是过程而不是产品。生命永远会面临不确定性，我们能为生命所做的不是控制不确定性，而是使生命具有适应不确定性的能力，在变局中保有优雅、尊严和喜悦。SEEDING 是社区花园项目因应疫情而生的变种，更是一次面向未来的行动——疫情不是特殊事件，不确定才是我们所处的社会常态，从社区花园内卷到家庭阳台和近邻楼道，是借着疫情的隔离契机，过滤纷杂的社会强加，有意识地探索和学习“独自，一起”的冷静、独立、善意、合作的能力，以个体和家庭的生命力，保障社区和社会整体的韧性。在这个意义上，评价一座城市、一个社区、一件项目的标准，不应再只有“成果”一词，而还应看过程和能力的动态性。
一次一个步骤一个实验
生命的发育有造物主设定的秩序和步骤，能力的涵养亦然，它必须在真实世界中通过经验积累，而不是来自于逻辑推演。那么，推进城市文明进程的路径，便需在真实世界中探索，攫取机缘一次一个步骤、一次一个实验，如此才能逐渐揭开城市生命体的奥秘，找到它的规律，臣服于它并驾驭它。SEEDING计划证明了“一次一个步骤一个实验”的正确性以及步骤顺序的重要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抛砖引玉之效的展开过程，从而衍生滚雪球的资源聚集。遵循生命逻辑的对立面，是商业利益瓜分的资源聚集，后者没有步骤顺序，没有实验，一旦利益不存在，资源便四下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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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服务采购向过程评价倾斜
可以说没有社区花园就没有 SEEDING 计划，没有政府服务采购就没有数量大的、符合政策法规的社区花园，由此可见政府服务采购始终是孵化社会进步的摇篮。然而，这也许只是上海市杨浦区政府运气好，采购了四叶草堂这么一支主动回应变局的有生命力的队伍的服务，因为政府服务采购合同总是低价竞标或基于科层主义规定了刚性量化指标，二者皆会压制服务提供的生命力。是时候适当调整政府服务采购的评价体系了，正是由于政府服务采购具有无可替代的孵化作用，其评价体系应向过程倾斜，以小而多的实验取代一次性大成果，重视一次次实验的演化而非一成不变的重复；也许更重要的是，购买服务的政府甲方应成为项目的共学者，使自身从权力取向转向生命取向。
主笔/刘昭吟
参与/尹科娈、邹华华等
审定/于海
上海手册：21世纪城市可持续发展指南·2020年度报告（第三篇·社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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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宋孟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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