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怀念那时候的过年

没有美食的诱惑、没有神秘的气氛、但这年还是得过下去，为了孩子。我们所怀念的那种过年，现在的孩子不感兴趣，他们自有他们欢乐的年。

退回去几十年，在山东乡下，并不把阳历年当年。那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春节才是年。这与物质生活的贫困有关——因为，多一个节日就多一次奢侈的机会，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观念问题。

春节是一个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节日，春节一过，意味着严冬即将结束，春天即将来临。春天的来临，也就是新的一轮农业生产的开始。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大人的事，对小孩子来说，春节就是一个可以吃好饭、穿新衣、痛痛快快玩几天的节日，当然还有许多的热闹和神秘。

我小时候，特别盼望过年，往往是一跨进腊月，就开始掰着指头数日子，好像春节是一个遥远的、很难到达的目的地。对于我们这种焦急的心态，大人们总是发出深沉的感叹，好像他们不但不喜欢过年，而且还惧怕过年。他们的态度，令当时的孩子感到失望和困惑，当然，现在我完全能够理解了。我想，长辈们之所以对过年感慨良多，一是因为过年意味着一笔巨大的开支，而拮据的生活预算里，往往还没有备足这笔钱，二是飞速流逝的时间对他们构成的巨大压力。小孩子可以兴奋地喊：“过了年，我又长大了一岁！”老人则无可奈何地叹息：“唉，又老了一岁。”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熬到腊月初八，是盼年的第一站。这天的早晨要熬一锅粥，粥里要有八种粮食———其实只需七种，不可缺少的大枣算是配料。据说，解放前腊月初八凌晨，富裕的寺庙，或者慈善的大户人家，都会在街上支起大锅施粥，叫花子和穷人们都可以免费果腹。

我曾经十分向往这种施粥的盛典，想想那些巨大无比的铁锅，支在露天里，成麻袋的米豆倒进去，黏稠的粥在锅里翻滚着，鼓起无数的气泡，浓浓的香气弥漫在凌晨清冷的空气里。一群手捧着大碗的孩子，排着队焦急地等待着，他们小脸儿冻得通红，鼻尖儿上挂着清鼻涕。为了抵抗寒冷，人们不停地蹦跳着，喊叫着。我经常幻想着我就等在领粥的队伍里，虽然饥饿，虽然寒冷，但心中充满了欢乐。后来，我在作品中，数次描写了想象中的施粥场面，但写出来的远不如想象中的辉煌。

过了腊八再熬半月，就到了“辞灶日”。我们那里也把辞灶日叫做“小年”，过得比较认真。早饭和午饭还是平日里的糙食，晚饭就是一顿饺子。为了等待这顿饺子，我早饭和午饭吃得很少。那时候，我的饭量大得实在是惊人，能吃多少个饺子就不说出来吓人了。

辞灶是有仪式的，那就是在饺子出锅时，先盛出两碗供在灶台上，然后烧半刀黄表纸，把那张灶马也一起焚烧。焚烧完毕，将饺子汤淋一点在纸灰上，然后磕一个头，就算祭灶完毕。这是最简单的。比较富庶的人家，则要买来些关东糖供在灶前，上供的意思大概是让即将上天汇报工作的灶王爷尝点甜头儿，在玉皇大帝面前多说好话。也有人说，关东糖可以粘住灶王爷的嘴。这种说法不近情理，你粘住了他的嘴，坏话固然是不能说了，但好话不也说不成了吗？

祭完了灶，就把那张从“灶马”上裁下来的灶马头儿贴到炕头上，所谓灶马头，其实就是一张农历的年历表，一般都是拙劣的木版印刷，印在最廉价的白纸上。最上边印着一个小方脸、生着三绺胡须的人，他的两边是两个圆脸的女人，一猜就知道是他的两个太太。当年，我就感到灶王爷这个神灵的很多矛盾之处，其一，就是他成年累月地趴在锅灶里受着烟熏火燎，肯定是个黑脸的汉子———乡下笑话别人脸黑，总是这样调侃：“看你像个灶王爷似的。”但灶马头上的灶王爷脸很白。灶马头上都印着来年几龙治水的字样。“一龙治水”的年头儿主涝，多龙治水的年头主旱，“人多乱，龙多旱”，这句俗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其中原因与“三个和尚没水吃”如出一辙。

过了辞灶日，春节就迫在眉睫了。在孩子的感觉里，这段时间还是很漫长。终于熬到了年除夕，这天下午，女人们带着女孩子在家包饺子，男人们带着男孩子去给祖先上坟。而这上坟，其实就是去邀请祖先回家过年。上坟回来，家里的堂屋墙上，已经挂起了家堂轴子，轴子上画着一些冠冕堂皇的古人，还有几个像“忆苦戏”里常见的小孩子，和那些财主家戴着瓜皮小帽的小崽子一模一样，在那里放鞭炮。轴子上还用墨线起好了许多的格子，里边填写着祖宗的名讳。轴子前摆着香炉和蜡烛，还有几样供品。无非是几颗糖果，几块饼干。讲究的人家还做几个碗，碗底是白菜，白菜上面摆着几片油炸的焦黄的豆腐之类。不可缺少的是要供上一把斧头，取其谐音“福”字。这时候，如果有人来借斧头，那是要遭极大的反感。院子里已经撒满了干草，大门口放一根棍子，据说是拦门棍，拦住祖宗的骡马不要跑出去。

那时候，不但没有电视，连电都没有，吃过晚饭就睡觉。睡到三星正晌时，被母亲悄悄地叫起来。起来穿上新衣，感觉到特别神秘，特别寒冷，牙齿得得地颤抖。家堂轴子前的蜡烛已经点燃，火苗颤抖不止，照耀得轴子上的古人面孔闪闪发光，好像活了一样。院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仿佛有许多的高头大马在黑暗中咀嚼谷草。如此黑暗的夜再也见不到了，现在的夜不如过去黑了———这是真正地开始过年了。

这时候绝对不许高声说话，即便是平日里脾气不好的家长，此时也是柔声细语。至于孩子，头天晚上母亲已经反复地叮嘱过了，过年时最好不说话，非得说时，也得斟酌词语，千万不能说出不吉利的词，因为过年的这一刻，关系到一家人来年的运道。做年夜饭不能拉风箱——“呱嗒呱嗒”的风箱声会破坏神秘感——因此要烧最好的草，棉花柴或者豆秸。我母亲说，年夜里烧花柴，出刀才。烧豆秸，出秀才。秀才嘛，就是知识分子，有学问的人，但“刀才”是什么，母亲也解说不清。大概也是个很好的职业，譬如武将什么的，反正不会是屠户或者是刽子手。

因为草好，灶膛里火光熊熊，把半个院子都照亮了。锅里的蒸汽从门里汹涌地扑出来。白白胖胖的饺子下到锅里去了。每逢此时，我就油然地想起那个并不贴切的谜语：从南来了一群鹅，扑棱扑棱下了河。饺子熟了，父亲端起盘子，盘子上盛了两碗饺子，往大门外走去。男孩子举着早就绑好了鞭炮的杆子，紧紧地跟随着。父亲在大门外的空地上放下盘子，点燃了烧纸后，就跪下向四面八方磕头。男孩子把鞭炮点燃，高高地举起来。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父亲完成了他的祭祀天地神灵的工作。

回到屋子里，母亲、祖母们已经欢声笑语了。神秘的仪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活人的庆典了。吃饺子之前，晚辈们要给长辈磕头，而长辈们早已坐在炕上等待着了。我们在家堂轴子前一边磕头一边大声地报告长辈：给爷爷磕头，给奶奶磕头，给爹磕头，给娘磕头……长辈们在炕上响亮地说着：不用磕了，上炕吃饺子吧！晚辈们磕了头，长辈们照例要给一点儿磕头钱，一毛或是两毛，这已经让孩子们兴奋雀跃了。

年夜里的饺子是包进了钱的，我家原来一直包清朝时的铜钱，但包了铜钱的饺子有一股浓烈的铜锈气，无法下咽，等于浪费了一个珍贵的饺子，后来就改用硬币了。现在想起来，那硬币也脏得厉害，当时，我们根本想不到这样奢侈的问题。我们盼望着能从饺子里吃出一个硬币，这是归自己所有的财产啊，至于吃到带钱饺子的吉利，孩子们并不在意。有一些孝顺儿媳白天包饺子时就在饺子皮上做了记号，夜里盛饺子时，就给公公婆婆的碗里盛上带钱的，借以博得老人家的欢喜。有一年，我为了吃到带钱的饺子，一口气吃了三碗，钱没吃到，结果把胃撑坏了，差点儿要了小命。

还有一件趣事不能不提，那就是装财神和接财神。往往是一家人刚刚围桌吃饺子时，大门外就起了响亮的歌唱声：“财神到，财神到，过新年，放鞭炮。快答复，快答复，你家年年盖瓦屋。快点拿，快点拿，金子银子往家爬……”听到门外财神的歌唱声，母亲就盛上半碗饺子，让男孩送出去。扮财神的，都是叫花子。他们提着瓦罐，有的提着竹篮，站在寒风里，等待着人们的施舍。这是叫花子们的黄金时刻，无论多么吝啬的人家，这时候也不会舍不出那半碗饺子。

那时候，我很想扮一次财神，但家长不同意。母亲说过一个叫花子扮财神的故事：一个叫花子，大年夜里提着一个瓦罐去挨家讨要，讨了饺子就往瓦罐里放，感觉到已经要了很多，想回家将百家饺子热热自己也过个好年，待到回家一看，小瓦罐的底儿不知何时冻掉了，只有一个饺子冻在了瓦罐的边缘上。叫花子不由得长叹一声，感叹自己命运实在是糟糕，连一瓦罐饺子都担不起。

现在，如果愿意，饺子可以天天吃，没有了吃的吸引，过年的兴趣就去了大半，人到中年，更感到时光的难留，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没有美食的诱惑、没有神秘的气氛、没有纯洁的童心，就没有过年的乐趣，但这年还是得过下去，为了孩子。我们所怀念的那种过年，现在的孩子不感兴趣，他们自有他们欢乐的年。

五味印象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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