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昔 乙卯大水

可曾记乙卯大水——百年三水东西围纪念碑

作者：石湾公

据《三水县志》记载，民国4年（1915年）夏天，连续降雨两个半月，西、北、绥三江暴涨。永丰、清塘、榕塞、大路、鸦雀等46条堤围崩决，决口4978丈。县内大部分地方一片汪洋，倒塌房屋3778间，淹没稻田旱地31万亩，溺死159人，米粮绝市。灾情之重，前所未有，史称“乙卯大水”。

东西围纪念碑

民国四年乙卯夏五月大水，西海白泥、溪陵、雄旗、蚬塘四围，东海蚬壳六围，同时崩决，西围尤惨。围众呼号合谋堵筑，而工艰费钜，非得负大力而具热心者出而提挈，事曷由济。梁太公保三，民望也，老而隐扵港，围众推任东西围总理，联赴请命。公向关怀饥溺，慨然引为已责，不以老辞。即日会同东西围协理梁楚生、潘芳亭、高省瑕、林慎田、梁萼联诸先生，驰勘灾区，设局任事。以陈君嘉祥、陈君香林为东围督修，周君锡朋、李君翥南为西围督修，陈君嘉祥及陈君殿臣兼掌东西围财政事。复命其哲嗣燕孙、季典两君与梁君萼联任筹欵，分事责功，而以一已总厥成。登高一呼，众欵毕集。东围共捐银四万五千余圆，西围共捐银九万五千余圆，是冬开办，迄丙辰夏全堤工告成。堵塞决口三百余丈，基身一律加高培厚。计东围用欵三万五千余圆，西围用欵九万四千余圆，余欵分拨各围善后。今岿太公往矣，乙卯距今十八年，粤省水灾不加少。我东西围岿然无恙，乡民得扵畎亩，余闲相与话鸡犬桑麻之乐者，繄谁之赐耶？不有碑志，胡以表功德而示来兹也。乃勒石海滨，庶后之人知所观感焉。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十月曰   

围人周思京撰文   顺德岑学吕书丹

捐资勒石人   白坭：陈维一、清塘：邓瑞钦、欧阳：欧阳祥、龙池：梁天禄

（以上碑文为三水兄弟提供，由塘头梁氏文化研究小组讨论加注标点。）

1915年（民国四年）6~7月发生在珠江流域的特大洪水，同期与珠江相邻的韩江、闽江、赣江和湘江、沅江等流域也同时发生大洪水或特大洪水。是年，按历史纪年属乙卯，故俗称“乙卯洪水”。   据统计，广东、广西、湖南、江西4省有近100个县市受灾，广东受灾农田68万公顷，广西26.7万公顷，两广600万人受灾；福建、云南局地水灾。乙卯年大水是珠三角历史最严重的洪水灾，佛山沦为泽国。

乙卯水灾百年祭：正在消逝的灾后遗迹

思贤滘上空俯瞰“三江汇流”

佛山地处珠三角腹地，这里河网密布，西北江交汇，丰富的水资源为人们带来丰厚的物产，但同时也注定了人们与洪水争斗的生活。

发生在101年前的那场突如其来的洪水，就是被载入史册的一次重大洪灾。

1915年7月，珠三角地区发生严重水灾，广州、南海、顺德、高明、三水等地多处基围崩决，致使佛山及周边一带一片汪洋，尽成泽国，酿成极为惨重的洪涝灾害。因为1915年是农历乙卯年，广东的编年史学家称这次洪水灾害为“乙卯水灾”。

瓦面避难的日子

历史的车轮从不停止前行。在百余年后的今天，经历者早已驾鹤西去，想要重寻水灾印记，并非易事。如今即使是上了年纪的人，也只能是从祖辈口中，听说过当年的水灾情况。

黄汉威，70岁，南海盐步平地村黄氏族人。现为平地黄氏大宗祠管理委员会副会长，义务管理这间有着200多年历史的宗祠，闲暇时热衷搜集有关本村的历史轶事。

“小时候经常听爷爷讲，那是连房子都冲塌的年代。爷爷几兄弟的房，有一半都在洪水的冲击浸泡中倒塌了。”黄汉威说，“那时候的房子多是泥墙的，地基软，洪水浸泡之后，很容易塌。”

黄汉威拿尺子比划当年水浸的高度。

关于当年洪水的情况，平地村人黄月根在民国十四年（1925年）版的黄氏族谱中有详细记载：“民国四年岁在乙卯，仲夏之月淫雨连旬，东西北三江之水同时暴发，五月二十五（7月7日）水与磡（堤岸）平，二十六涨一尺，二十七再涨一尺，二十八又涨一尺，二十九涨四尺二，六月初一涨一尺，初二涨9寸，初三涨8寸，初四乃止，初六始退，十七落磡。”

黄汉威说，黄月根当年是广东省酒税处督察长，乙卯水灾时，他曾在生祠组织人员尽力抢救民众，参与水灾及灾后助赈的全过程，同时也是民国十四年版黄氏族谱的修订者之一，因此族谱中对水灾及灾后助赈的记载尤为详细。

族谱记载，当年平地村有800多户人家，共有487间房在洪水中倒塌，洪水涨得最猛的那几天，“连日塌屋如烧炮竹，闻者伤心，见者流泪。”

作为有着800多年历史的村落，平地村最多的时候有38座祠堂。乙卯水灾当年，震台黄公祠、柱君黄公祠、竹山词、达兴祠等四间建于清乾隆年间的祠堂，在洪水的肆虐中倾塌。

指着白色木条装饰的右边厢房，黄汉威告诉我，“黄氏大宗祠主体建筑是石基，但右厢房是泥基，洪水来临时也未免于难倾塌了。这间是后来建的，因此具有民国风情。”

对于水浸之高度，族谱中也有详细记载。其中，水浸最浅的是见台祠，水深四尺九寸，最深的是南溪祠，水深达七尺九寸。“现在的黄氏大宗祠水浸为六尺四寸，相当于两米多深。”在大宗祠门口，黄汉威拿着一把米尺比划着，“洪水太大，水深没过人头，人们只能纷纷在祠宇的瓦面避难。”

走出黄氏大宗祠，平地布匹批发市场车来车往，商贸繁华。往事如烟，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又有多少人曾记得，当年这里水浸的景象呢？

平地黄氏大宗祠右厢房在乙卯水灾中倒塌，重建后的具有民国风情。

多围崩决致一片汪洋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曾参与修编《珠江三角洲堤围水利与农业发展史》的杨智维说，自唐代以来，在滚滚历史中，水患一直都伴随着珠三角的人们，尤以民国时期最为严重，平均每隔一年，就会有一场水灾。短短30多年，同时浸淹三个县以上的水患达21次。

而1915年的这场洪水浩劫，不仅使广州城水浸持续7天，全省30多个县份也难逃浩劫，其中包括佛山。

位于三江汇流之地的三水首当其冲。《北江大堤志》记载，五月二十八（7月10日），石角水位13.48米，石角围大基中、铜鼓岗、先锋庙背等处堤段变形倾斜十余丈，漫顶2尺4寸。六月初一，三水站水位达9.01米，三水县境内一片汪洋，田庐尽淹。在《三水县志》中有统计，当年46条堤围崩决，决口4978丈，倒塌房屋3778间，淹没稻田旱地31万亩，溺死159人，米粮绝市。

在2011年版的《珠江三角洲堤围水利与农业发展史》中，还记载了南海、顺德、高明的灾情：

夏历五月二十七至二十九日，南海县属棠下涌乡南功围崩决百余丈，附近文教乡小北围亦崩决百余丈，一片汪洋，尽成泽国；

顺德县属紫溪、同福、和乐、闲步、马营等围崩决，尤以二十六乡马营围被冲决三处，该处又无山岭可避，平地水深丈余，浅亦五六尺，难民栖宿屋顶，呼救之声不堪闻；

地处西江的高明同样也受到洪灾侵饶。由于高要县属广福围崩决，下游各子围淹没无存。高明县秀丽围正当西江之冲，桑园围在其东，古劳围在其南，崩决全围共五口，各决数十丈，“时在黑夜，溺死人颇多。数十乡灾民露宿山冈，或栖基面。”

而对于当年佛山镇的水浸情况，1994年版的《佛山市志》也有记载，“降大雨20多天，存院围崩决，水势冲击镇内各街道，水涨高至门楣，灾情严重。六月初三洪水泛滥，水浸至祖庙石阶第四级，数十间民房倒塌。”

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佛山文史资料》（第五辑）中，曾登有老佛山何心平有关乙卯水灾的回忆文章。何心平当年在佛山某银号当行街，每天都要在街桥上走动（街桥是用木板等临时支架，颇稳当，行人称便），上至通津坊，下至大基尾。“洪水来临时，街桥受到洪水的淹没，全部浮散，居民往来都靠小艇。”对于水灾的水位，他称“最高的水位在四老尺以上，高过一般人的头顶以上”。

这场洪水的浩劫，让珠三角地区损失极为惨重。据新中国成立后珠江水利工程局的调查和统计，广东全省受灾农田达1022万亩。仅珠江三角洲18个县市受灾人口就达378万人，受灾农田面积达647万余亩。

史料记载，乙卯水灾致祖庙水浸至大殿前第四级台阶。

正在消逝的灾后遗迹

灾难来临，日子还得继续。

然而，与当时政府赈济工作的软弱无力相比，民间慈善成为当时赈灾的主体。

在佛山，义仓熬粥急济，共用谷28.7万公斤，赈济约11万余人。并有富家、善堂也加入助赈行列。在何心平的回忆文章中，他说，当时有些商业的大行店自行拨款，施粥施饼，救济灾民。如银业行如意堂就在公正市笑尘寰酒家煮粥，另购饼干等，用小艇由行内各店员搬运往佛山附近受灾处所。如见有灾民在山岗露宿之处和见有灾民在危楼困守之处，都送粥送饼救济或帮助他们迁出危楼，送他们到安全处。而布行、平码行等也有这样的救济办法。至于在街道上的灾民，则有当时发大战财（当时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颜料商，如仁发、恒发等颜料店以三发堂名义施饭救济，还有洋纸商梁六合等施饭救济。

佛山澜石镇黎涌上村的简地坊，一条由11条巷、约50多间青砖瓦房组成的100多米长的街道，记载了当年民间赈灾的一段佳话。

简氏族人、今年65岁的简国辉在此住了大半辈子，从祖辈口中，他得知当年村里水浸最少有2米多深，泥墙村舍在洪水中全部倾塌。当时经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简照南和简玉阶兄弟获悉灾情后，出资在村内建了这些房子，免费给族人居住。

乙卯水灾后，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出资为族人建的房子，如今仅剩下为数不多的几间。

这些房屋虽然面积不大，但都是清一色的青砖瓦房，硬顶山墙，建筑规整统一，也不失为一道风景。

然而，令人感到可惜的是，随着城市的发展，当年简氏兄弟为族人建的这批房子，绝大部分已经被高大的小洋楼所取代。仅剩为数不多的几间，也多在高楼的包围之中，被外地人租住。租户们并不知道，这些老房子见证了当年灾情和温馨故事，只抱怨它们已经老旧，时常漏雨。

历史遗迹正在消逝，随之消逝的，还有人们对洪水的敬畏。

“以前这里没有这么高，洪水退了之后，村人将整片地都填高到水浸的地方了。”简国辉说，“现在再发大水，也不怕了。”在他看来，地基填高了，新建的房子是钢筋水泥的，坚固得很，不用再担心洪水的肆虐。

然而，对于这种乐观的态度，建筑学博士、曾以高要“八卦”形态聚落为研究对象而聚焦西江洪流的周彝馨教授并不以为然。在她看来，旧时虽然水利建设不如现在，但人们对于洪水的防范意识比较强，尤其是在村落，会利用地理优势来防灾，往往能尽量把受害减到最轻。

“现在的人们太迷信科学，很多古代的做法传到现在，已经忘了初衷，因此随意争地建房的现象时有发生。”周彝馨说，“但科学只能防止一般性的灾害，一旦碰到极端天气，比如地震加洪水，可能就会出现不可控的惨痛局面。”   文/  黎红玲

乙卯大水灾的羊城记忆

1915年7月，广东境内大雨连绵，江河暴涨，北江石角围、永丰围溃决，西江景福围溃决，两路洪水叠加，直袭省城广州，同时东江洪水西杀，加上潮汐托顶，致使珠江三角洲一带洪水肆虐，一片国泽，羊城被淹7昼夜，史称“乙卯大水灾”。此次水灾对广州的影响深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广州受灾面积大，西关、南关、新城和东关约占全城的三分之二被淹，只有老城大部幸免于难。羊城此后的发展规划，必须吸取教训，解决好北江、西江防洪问题。下面是被淹进程：

7月9日，城北屏障石角围溃决后，地势低的荔枝湾、泮塘、恩洲、荷溪、花地、芳村和下西关一带被淹。

1915年7月，乙卯大水灾中广州西关民居、街道被淹景象

7月11日，西关一带水势日涨，丛桂南、兴隆街、仁济西路水月宫一带，宝顺街一带，开始浸水；东关、南关一带，低下之街道，亦开始浸水。

7月12日，洪峰来临，“由下西关而及上西关，水势汪洋不可复遏，下西关水高至屋瓦，上西关水亦高至门”；沙面被淹后小舟可以自由行驶。

1915年7月，乙卯大水灾中，广州西关民居屋内被淹时居民在家吃饭情景

1915年7月，乙卯大水灾中广州沙面租界被淹景象

7月13日，“水势益盛，城西繁盛之商场如十八甫、十六甫、上九下九甫、第七甫一律被浸”；长堤大马路浸水尺余，堤边各铺户行，入水二尺或数寸不等；太平门、净海门、西堤一带皆水可没顶。

1915年7月，乙卯大水灾中广州长堤大马路先施公司前被淹景象

1915年7月，乙卯大水灾广州长堤东亚酒店前被淹场景

7月14日，洪峰峰顶，长堤水深至三尺，西关一带则水深丈余或一丈数尺不等；南关永汉门水深数尺，浸至大南门口，水亦数寸，小南门、文明门城门口水深尺余，小东门外东鬼基和小南门外便门水深数尺；东堤一带水深1.5米，河南观音庙一带及河旁低处，水过瓦面，龙田、龙导尾等处住宅坍塌六七成。新城城外一片国泽，居民纷纷迁入老城避水。

7月15日，水势略退三四寸。其后，水退。

其次，水灾、火灾同期，损失惨重。洪峰时期，十三行大火，25条街道受灾，2800多家店铺被焚毁，死者万余人。

1915年7月，乙卯大水灾中同兴街火势扩展图。（以1924年《最新广州市马路全图》为版绘制）

据《申报》1915年7月25日《广东水火大灾五志》记载：“本月十三日下午四时，西关十三行商民避水楼居，午炊遗火遂兆焚如，附近同兴街全系火油火柴各店，油箱炸裂，油随水浮，火随油着，瞬息之际，数路火起，不可响迩，各街水深数尺，人力难施，自来水厂早经浸没，水龙也失效力，同时电灯电话一律被沦，以致全城黑暗，耳目不灵，更属无从施救。”因事起突然，火油飞扩，火势以同兴街为中心迅速向周边蔓延，下西关一带数千在楼阁屋顶避水的居民无路可逃，“跳下则为水所淹，不逃则为火所毙”。十三行九如茶楼避水的60多名男女，因楼被烧塌，无一幸免。大火从下午4点燃烧至次日傍晚7点，隔数小时之后，晚上10点左右，火灾再起，一直燃烧至15日凌晨1点方止。事后，仅泮塘、上西关及十三行街捡获因水火死亡男女尸体有210具，小北门外有浮尸千余。据广东省警察厅7月16日调查，此次火灾“被焚而死者万余人，现已捞获死尸一千六百余”，“焚去店铺约二千八百余间”。

第三，水灾后瘟疫、“匪患”绵延。水患之后，灾区极易诱发疫情。据香港《华字日报》1915年8月3日《水退后人民死病之相继》一文记载：“水退之后，人民因而致病者几于无户无之，各医生药店遂皆应接不暇，日来益兴里、锦荣里、三元坊、洪寿西街等处且均有人逝世。刻下各街恐或续成疠疫，多在室内烧苍术雄黄等物，冀除秽浊之气。”幸方便医院、东华医院等慈善机构施医赠药，大力援救，方未酿成大疫。

乙卯大水灾是珠江流域有史可考影响面积最广、灾情最大的一次洪水，整个珠三角受淹农田648万亩，灾民378万，死伤10余万人，哀鸿遍野。水涨之时，为谋生计，“大批难民汹涌相率入城，……其灾民不下十余万，大抵皆鸠形鹄面，僵卧地中，其惨状实不忍睹。”省城绅商在广府学宫设立全省难民招待所，对入城难民施粥给药，进行安抚。7月10日在西门惠爱首二约设立赈施处，赶储米粮，并以元庙观为总所，以金刚庵、光妙寺、崔府街箭道、五仙观四处为分所施赈，煮粥为救饥，施药以疗疾，难民来避者不下万余人。然西关大火后，巨商殷富身家财产尽付东流，自救不暇，省内社会救济顿时衰竭。同时西关火灾令“全省商务精华，今皆荡为煨烬”，导致物资严重短缺，物价飞涨，基本生活用品较灾前上涨几倍，小民开始生活无着，灾民和破产市民开始沦为盗匪。据《申报》1915年7月15日《广东水火大灾五志》记载：“自火灾发生后，人心更为惶恐，歹人放火可虑，盗贼乘机抢窃，夜间呼劫声、驳壳声不绝于耳。铺家巡视瓦面，寝处不宁。十三号晚初更，第七甫某店喊劫。十四晚入夜，高寿里又喊劫。十六晚，十二甫中约郑宅又被劫；同日，济军在连登巷又获一劫匪。又十四晚，高第街冯宅有十数人到称调查火警，希图入内行劫……十五日清和里南约某宅有人置火药于瓦面，为邻右搜出。盖近数日，无日不闻抢劫事也。”羊城社会治安急剧恶化。

珠三角一带未入省城逃生的部分少壮青年，开始结伙为匪，尤以顺德、南海为甚，在近乡打单勒索，在交通要道截劫商旅。南海大岗墟土匪啸聚大火山，聚众千余人，声言劫富济贫，震惊当局。省外土匪多与省城歹人相勾结，残害乡民，危害商旅，遂成为民初珠三角社会治安的一大祸患，直到陈济棠主粤时方有好转。

最后，灾时民间义赈雄长，官赈变荒政，救灾之中有国际援手。

龙济光督粤，搜罗民财，镇压人民反抗，最为得力，对救灾救民则冷淡如无睹。灾前，北江水警迭报，置若罔闻；洪峰来时，自己跑到观音山镇海楼安乐窝，高枕无忧，只派手下马济会同警察局人员前往巡视，望水兴叹；再就向中央和各省乞赈，而财政部仅拨20万银洋，杯水车薪。同时广东税源大头的有奖义会和赌公司对正税积欠累累，拖缴不交，对预征救急更百般抵赖。广东地方军费每年千万计，而救灾赈款穷拙，赈谋无方，官赈变成了荒政。大灾之后恰逢新巡按使上任，龙济光之流忙于迎来送往，城内著名酒馆觥筹交错，承办官礼商店门庭如市，“商业凋敝中有此热观，可谓万绿丛中一点红矣。”南粤官场依旧一派歌舞升平！

广东督军龙济光

赈灾重担转移到民间，省城九大善堂积极与事，爱育善堂灾后兴学，崇正善堂赠医施药，惠行善院主治外科，四庙善堂施衣施粥，方便医院赠医施药、收拾遗骸，各有分工，各展其长。但赈灾中最得力的是香港慈善组织东华医院，他们专门成立赈灾机构，劝赈筹款，派员调查灾情，发放赈米，设厂施粥，派医务人员赴灾区义诊、施药，积极参与灾后重建，仅筑堤善后款项就承担了25万银元。民间义赈中绅商的积极参与，大大提高了其社会地位，为日后商团干政埋下了伏笔。

香港东华医院

此外，外国在粤公司、慈善组织和部分国家政府积极施以援手救灾，主要表现在赈粮运输上。当时，各国驻华领事、港府、在港各外国轮船公司等皆无偿提供轮船、拖船、甚至兵舰帮助运送赈米。据《申报》1915年7月相关系列报道：香港政府拨商船维多利亚号、斯丹里号，并向海军当局借拖船两艘，以供东华医院赈济会应用。美孚煤油公司将希兰汽船借与东华医院赈济会，运米1200袋至广州，1800袋至北江；亚细亚煤油公司用拖船为赈济会运米千袋至梧州及该地附近赈济会，现交每轮船运米五百袋，免纳运费。最厉害的是美国驻上海使领馆领事，他与海军司令交涉，迫其同意“借拨兵舰二艘，由沪代运赈米赴粤”。

天地不仁，万物为刍狗；人间有爱，枯木亦逢春。大灾之后，龙督苛政，已失民心，1916年在与广东民军、滇桂护国军的争斗中很快败下阵来，失势南逃海南岛，后又败于李烈钧，自此一蹶不振矣。（ 作者：净月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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