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观点】大变局下的语言与翻译研究--潘文国
大变局下的语言与翻译研究
1、困境
一百多年来，学术研究上我们走的是一条坚定不移的西化之路: 由西观中，以西律中，甚至“全盘西化”。这表现在一方面猛烈地批判、消解我们固有的文化，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一方面急切地大量引进西方学术，以填补消解后留出的真空。具体做法是，在“整理国故”的口号下，以西方学术为筛子，对传统中国学术进行全面筛选、解构和重组，把可以纳入的东西强行塞进西方学术体系的构架。那些无法纳入的，就被排除出“科学”的殿堂，任其自生自灭。而有幸进入“科学”体系的，则唯西方马首是瞻。
一百多年来，中国在国际学术研究上是没有多少话语权的。几乎所有学科领域，其理论、概念、术语、方法，甚至话题和争论的焦点都来自西方，研究者以引进、套用西方理论为荣。20 世纪上半叶乃至五六十年代，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我们“引进”时还有所批判、有所选择，八九十年代以来则更表现得饥不择食，在“与国际接轨”的冲动下捡到篮里都是菜，甚至出现了以西驭中的学术研究范式。大量硕、博士论文以及一些专家的学术著作以“某某理论观照下的某某研究”等为题，其框架大多是先用一定篇幅介绍国外理论，接着提出一些所谓的问题，再套用国外理论解释一番就算完事。这类“恶性西化”的研究恐怕只能叫做“伪学术”，实际上既没有解决任何理论问题，因为理论本来就是现成的; 也没有解决任何现实问题，因为想解决的问题还在那里，并不因为理论换了就变得不一样了。有人认为，运用新理论也是创新，那要看是否真正解决实际问题，否则最多只能证明理论发明者的创新。
大变局必然要求学术研究的转向，其中最根本的是要重新建立中国文化和中国学术的自信，转变研究立足点和视角，变一百年来的西方视角为东方视角、中国视角，变由西观中为由中观中、居中观西。大变局下新的学术研究路子应该是: 从中国关注出发，借鉴西方经验，创新中国学术。借鉴“经验”而不说“理论”，是因为在学术研究中，我们真正需要借鉴的并不是西方学者的理论和结论，而是他们发现问题、研究问题的过程和经验。在学术研究中最不足取的是套用别人的现成理论，在别人的理论下做研究永远不会有真正的创新。
2.1大变局下的语言研究我国目前的语言学学科体系有“中国语言学”和“外国语言学”之分。这本是人为的划分，而有的研究者就将之视作当然，认为搞外国语言学的只要研究外语和外国语言学理论就可以了，不必关注汉语，因为那是中文界的事。殊不知正是由于这种认识，才造成了几十年来我们深为忧虑的“两张皮”现象。潘文国认为，语言学从根本上来说只有一个。对中国学者而言，尽管有研究中国语言学和外国语言学的领域分工，但只是出发点和途径不一样，终极目标只有一个，从理论方面来看就是促成中国语言研究发展和中国自身语言学建立。
因此，本文主张从中文实践和中国语言研究传统出发，以西方语言和西方语言学为参照，探索汉语特色，建立汉语自身的语言学，在此基础上对人类普通语言学研究作出贡献。外国语言学学者必须了解和熟悉中文和中文的研究传统，不能如毛泽东曾经批评的那样，只知希腊却不知自己的祖宗。
随着大变局的到来，中文必然会加速走向世界，速度甚至会快得超出我们的预想。要跟上和引领时代就要提前谋划，未雨绸缪。在以前的西化氛围之下，我们的语言教学法研究存在一个认识误区，即语言教学法是普世的，某种语言的教学法一旦产生，也必然适用于其他语言的教学，因而这些年来我们不加区分地大量引进西方语言的教学法理论和教学模式，不但用于教中国人学外语，还如法炮制地用于教外国人学中文。英语在世界上已经传播一两百年，教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方法。中文在真正意义上走向世界虽然已有三十余年，但只能说还刚刚起步，特别是教学法上还未能摆脱英语教学法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大有潜力可挖，而且前景非常广阔，尤其是“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之后，沿带沿路 60 多种语言将为汉外对比和汉语国际教学研究带来无数新课题。
2.2大变局下的翻译研究
在前一个大变局下，由于一切唯西方马首是瞻，中国事实上可以说未曾有过认真的翻译理论研究。19 世纪末，马建忠提出“善译”，严复提出“信达雅”，本来是从中国传统出发的很好的翻译理论构想，可在此基础上构建中国式翻译理论。然而进入 20 世纪以后，在西化大潮中“信达雅”被类比于英国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并按三原则的理论作了相应改造。接着在新文化运动中，“雅”因主张“用汉以前字法句法”而被剔除，“信达”则变成“忠实”与“通顺”的对立。更后来有人提出，“信达雅”三字其实用一个“信”字就可概括，言下之意不仅“雅”字，连“达”字都是多余的。如此这般，一颗原创的中国译论萌芽就在“研究”过程中自我消解了。另一方面，自 20 世纪初，我们就从西方引进在西文互译语境下产生并贯串西方翻译史的“直译—意译”说，既以此来解释“信”与“达”的矛盾，又以此来比附中国翻译史上长达数百年的“文质之争”，更以此作为指导翻译实践的不二法门。事实上，由于中西语言的巨大差异，中西互译时基本不存在逐字翻译的可能，所谓“直译”只是一个假命题，因而“直译—意译”之争也是一个无谓之争。如果说西方翻译史上“直译—意译”之争还是对错、好坏之争，中国译界的“直译—意译”之争却是概念、术语和定义之争，每个人在争论前先要对“直译—意译”下一个自己的定义，再加以发挥，一如中国语言学家在讨论汉语语法时总须先对诸如“形态、主语、宾语”等下一个自己的定义，然后才能发表意见一样。结果讨论中既出现“直译不是死译”“意译不是胡译”这样认真但有点好笑的辨析，也会出现“直译就是意译”这样打混仗的主张，争到最后竟是得出“好的翻译既是直译也是意译”这种匪夷所思的结论。
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勃然而兴，迅即出现井喷现象，各种理论蜂出。 几十年间，语言学派、文化学派、阐释学派、交际学派、功能学派、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解构主义等译学理论轮番登场。 这些理论或针对整体翻译现状，或侧重翻译过程中的某个方面，如作者和原文、读者和目的语社会、译者自身和翻译心理等，使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 从90年代末起，中国翻译学界则迎来了一个理论介绍和引进的高潮，上述新出的理论几乎都被一一引进。 “某某理论观照下的中国翻译实践研究” “翻译+某某学=某某翻译学”式研究，也就是从彼时“蔚成风气”的。 遗憾的是，消解“信达雅”也好，翻炒“直译—意译”也好，引进形形色色翻译理论也罢，都没有促成中国自身翻译理论的建立。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迎来了时代的大变局。 这个大变局要求我们建立文化自信，在借鉴吸收国外文化成果的同时，把中国文化送出去，为人类作出贡献。 那么，翻译学怎么办？ 对此，潘文国提出如下建议：
1）改变对西方理论和方法的态度
西方翻译理论当然需要继续引进，但引进势头会大大减弱。 原因之一是据潘文国教授观察，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经过三十余年的辉煌之后，现已成强弩之末，估计近段时期内很难再提出令人眼睛一亮的新的理论。 原因之二是经过二十余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对国外翻译理论的引进也已呈疲态或者说饱和状态，该引进的似乎都已引进。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对西方翻译理论的态度应从引进转向实实在在的研究，要对已引进和将引进的各种理论进行认真的比较、鉴别、消化和吸收。 就像对待西方语言学理论一样，对待西方翻译理论也要注重适用性、局限性和更高层次的共性研究。 换而言之，西方翻译理论要经过中国翻译实践的筛选和检验。
2） 加强对中国传统翻译和中国自身翻译理论的研究
近些年来西方译论潮水般地涌入国门，但似乎没有对中国的翻译实践产生预期的作用。更有甚者，出现了一些不搞翻译实践、只会侈谈理论的“翻译家”，以至被人们嘲为“翻译理论上去了，翻译能力下来了”。 当然这跟某些理论本来就只重描写不重实践有关，也跟我们的人才培养模式有关，但在根本上涉及对理论和实践关系的认识问题。 笔者坚持认为，理论来源于实践，由于中西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外外互译和中外互译是不同的实践，因而需有不同理论的指导；在中外互译中，外译中和中译外又是不同的实践，也需要不同的理论。 西方各种翻译理论是否适用于外外互译需要经过西方学者的论证， 能否用于外译中、特别是中译外却需要经过中国译者和读者的检验。 我们要认真学习吸收的，不应该是西方学者的结论，而是他们的立论精神、发现和观察问题的方法以及论证的过程。 真正适合中国翻译需求的翻译理论只能建立在中国自身的翻译实践和文化传统之上。
3） 中译外研究要结合中国文化的传播
中国文化传播最重要的原则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其实这也是中译外的最重要原则。 在中译外实务中，有两个方面值得重点关注：“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这其中就包括翻译表述。 由于中国现在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加上中国本身的经验越来越受到世界的重视，中国首次提出的关于中国治理和全球治理的一些概念、说法，特别是中国领导人的一些新创提法，可能会一夜之间传遍全球。 这些话语的翻译非常重要，尤其是首译。 尽管一些重要的概念在翻译前会经过反复研究斟酌，从初次发表到形成定本也可能几经修改，但因当今媒体资讯传播迅速，译文一发表就会不胫而走，所以首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带一路”后来确定的标准译法就没有最初译法的影响大。 关于中国文化重要概念和关键词的翻译，首译和定译也十分重要，因为这就是话语权。 例如，禅宗和围棋发源于中国，而广泛使用的英语对应词却是从日语转译的“Zen”和“go”，就会使人误以为两者源自日本。 当然这有历史的原因， 日本也没有否认其原来的属性，但我们现在要纠正世人的误解，把话语权拿回来，重新译成“Chan”和“weiqi”却很困难。 这方面有很多问题可以研究。 历史的概念、术语在翻译前更须首先经过系统性的梳理研究，因为传统思想核心词、传统文论核心词、历史文化关键词等的翻译都不像个别词语翻译那么简单，而是一个个系统性的大工程。
（2）典籍英译。
典籍外译最突出的问题是对象不明，甚至可以说迄今为止国内出版的汉英对照的古代中文作品都算不上真正的典籍外译。 这些作品，包括许多收入《大中华文库》的作品，其读者对象实际上并不是外国人，而是学英语的中国人，让他们将其作为翻译练习甚至是古文学习的参考资料。 不然，很难理解为什么典籍翻译都要加上白话文翻译，这是给外国人看的吗？ 还有一些书翻译成了英文，但注释全都是用中文作的，有时还告诉读者为什么这么翻而不那么翻，显然这也不是为外国人着想。 此外，典籍翻译往往追求大部头，甚至是全文翻译。 这对小说来说当然无可厚非，但对理论性著作其实并不适合。 文化传播有个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的积累过程，在中国文化刚刚向外传播之时，这并不是值得提倡的正路子。 我们只要看当年《论语》已有许多译本的情况下，林语堂却偏偏搞了个编译本，就可以明白其用心了。 而林语堂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最成功的一位译家。
在大变局的背景下，中译外、中国文化传播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 笔者建议首先加强以下课题的研究：中国自身翻译传统和翻译理论研究、中译外理论研究、传统文化术语的梳理和外译、典籍译本的收集和比较研究、中国文化原典选读翻译等。 从翻译教学角度来看，还有还老账的问题，那就是考虑到中国外语教学和翻译教学的现状，主动为消除“两张皮”量身定制提高中文修养的著作和教材。
3、结束语
我们能够强烈地感知，中国和世界在当前真的又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如果说19 世纪中叶中国经历的是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第一次打开国门，面向列强环伺、虎视眈眈的世界，在危急存亡关头被迫走上一条变法自强、学习西方、由西变中的道路的话，那么经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世道转换，今天我们正面临一个近二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这次风向变了。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和中国文化又一次引起西方的关注。乐观地说，我们正处在中国历史、人类历史一个新的转折点上。
大变局是个大课题，带来的将是全局性变化。 如果整个学术界应风而动，中国学术将会展现一个蓬蓬勃勃的新面貌。 我们为能置身于这个大变局感到兴奋，也为自己能在大变局中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感到高兴。 让我们共同努力，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
原文来源：2016年第1期《外语界》论文《大变局下的语言与翻译研究》
作者：华东师范大学 潘文国教授
本文编辑：上海语言学通讯负责人、同济大学博士生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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