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 葛浩文: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

中国小说为何走不出去？当代作家太过于关注中国的一切，因而忽略掉文学创作一个要点———小说要好看！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很多，可能是跟教育有关，或是作家一般无法不通过翻译来阅读其他国家文学。
　　今年四月中旬（公众号编者注：2014年华东师大举办的会议）我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一场翻译研讨会，与会者除了研究翻译的学者和法文，德文与日文译者，还有三位国际闻名的作家，以及对中文外译有兴趣的社会大众和媒体。在这个会上，我发表了一个演讲，据说引起不少争议，主要原因大概是因为我对中国当代小说有些批评。之所以有争议，很可能是讲稿被断章取义，我的演讲是用英文发表的，但有鉴于在场的听众不是都听得懂，特地将讲稿翻译成中文，投射在屏幕上，有的记者就用手机拍下他们有兴趣的部分，隔日刊登出来，读者看不到完整的讲稿，不知道上下文的思维逻辑，难怪有人会不高兴，听说都传到台湾去了。因此我回美国后特地修改讲稿，借《文学报》的版面将我的想法仔细陈述，希望能与中国的读者共同切磋。

　　一
　　讨论正题之前，我想先谈谈中国文学走出去这个最近几年相当热门的话题。这个问题有两个层面，第一，所谓中国文学为何。我听了不少学者、专家、作家提起中国文学要走出去，还没有听到任何人给“中国文学”下个定义，很明显的是，要走出去的是某一种文学，所谓的严肃文学吧。这是唯一一种可以以及应该走出去的文学吗？那不一定。在场的诸位，想必有不少看过史迪格·拉森的“千禧三部曲”，《龙纹身的女孩》等等，不算是严肃的文学。这三部曲翻译成许多国的语言，风靡世界各地的读者，是近年来瑞典文学走出去的最成功的例子之一，这也引出几个议题：一个国家的文学以此类型的通俗小说闻名世界是好事还是坏事？严肃文学是否为一个国家唯一应该向外传播的类型？是不是只有某一种类型的小说能够走出去？许多中国读者喜爱的武侠小说该不该，能不能走出去？最近来自中国的谍战小说《解密》在英语国家受到报章杂志书评的注目，这类小说可否代表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
　　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第二个层面就是，何谓走出去？有人认为既然中国已经有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那么中国文学就已经走出去了，这其实有待商榷。一个作家的作品能代表全中国的文学吗？得了诺奖就算走出去了吗？如果一个作家的作品曲高和寡，虽然获得诺奖评审委员会的青睐但不受国外读者的欢迎，这算不算走出去了？中国小说家追求的是什么？希望有广大的国外读者群，还是有小众欢迎就满足了？有大批国（内）外读者，作者是否就成为通俗作家，是否就贬低了作家的才华和地位？
　　问这些问题不是因为我有答案，而是希望借此可以激发大家更深一层的思考和讨论。现在言归正传。简单地说，中国文学走出去有两个要素：作家与其作品；翻译。
　　谈作家与作品的时候要先声明一下，本文讨论的重点在小说，因为我主要是翻译小说的，而且，我关注的是“想要”走出去的作家和作品，而不是中国所有的文学。在座的可能有不少人知道，近十多年来，中国小说在美国、英国等英语世界不是特别受欢迎，出版社不太愿意出中文小说的翻译，即使出版了也甚少做促销活动。文学市场和股票市场一样也有高低起伏，方向很难预料，不过原因还是有轨迹可循，一如某一个评论所言：
　　中国作家写作一般缺乏纪律，书写的速度大概是一个小时五百英里，因此写成的作品里常有前后不一致，与事实不合的错误，缺乏说服力的人物和荒谬的情节等问题，可以说是一种“浮躁”的现象，中国作家和评论家也承认有这样的问题。的确，由于作家赶着要把小说送出去发表或急着要出名，他们常常缺乏耐心，无法创造出比较宏伟和美好的作品。这类的问题属于写作态度方面，另外还有写作技巧或经验方面的缺憾。由于缺乏客观的角度或经验不够，作家看不到他们的小说的一些可以理解的错误。
　　这个评论有些地方我还是挺同意的。之前我也写过，谈过我自己对中国当代小说“外销”的一些看法，不是要挑作家的毛病让他们“洗心革面”，而是希望能更进一步的了解为何中文小说在英语世界的受欢迎度如此低落，并提供一些如何改善的意见。下面是我前年为《今日中国文学》杂志写的自我访问：
　　中国小说如同韩国小说，在西方并不特别受欢迎，至少在美国是这样。日本的，印度的，乃至越南的，要稍好一些。之所以如此，可能是与中国小说中的人物缺少深度有关。当然，也不是所有小说人物都没深度，不少女作家的人物写得就很好。但大体来说，中国小说还是有着明显的倾向：即，叙述是以故事和行动来推动的，对人物心灵的探索，少之又少……把人物写得跃然纸上，使人物的形象烙印在读者的记忆里，这当然不容易做到，但这样才能吸引读者，这也是西方敏感的读者评价小说好坏的一个标准。
　　前一阵子刚过世的著名中国现当代文学评论家和学者，夏志清教授提起的一个现象，可以有助于说明中国小说为何走不出去。那就是现代中国作家的“感时忧国”倾向使得他们无法把自己国家的状况和中国以外的现代世界的人的状态连接起来。夏老的评论重点在于现代作家如鲁迅、茅盾等人，但我个人认为当代作家也有类似情况，太过于关注中国的一切，因而忽略掉文学创作一个要点———小说要好看，才有人买！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很多，可能是跟教育有关，或是信息不够流通，或是作家一般无法不通过翻译来阅读其他国家文学，也可能是传统的文以载道思想作祟。
　　关注中国国内的社会现状当然无可厚非，但是若因此忽略了文学作品应有的普遍性（universality），很可能有不良效应。想要“认识中国”的西方读者自然就会偏爱这方面的作品，如厄普代克一般，把文学作品当作窗口来窥视一个国家文化、政治、社会，把小说变成历史，但这类读者毕竟是小众，中国小说要走出去，必须要能吸引其他的读者。而且，希望能看到中国作家如何探索人类生存和生活状态的读者就不免要失望了。另外一个问题是所有想要走出去的作家得问问自己，即作为一个文学创作者，他们是否就满足于自己的作品被当成社会文化教材来阅读？他们是否更愿意读者欣赏他们的艺术境界，并且得到共鸣？如果是后者，那么作家们就必须对自己有更高的追求，不能画地自限。


　　二
　　德国汉学家顾彬曾把当代中国文学作品（至少是那些翻译成外文而广受评论注意的小说）贬为垃圾，他认为最好的当代小说也不过是一般，不足为道。他批评的最为严重的一个现象就是，中国作家很少看得懂外文。比方说莫言，他可能是近年来唯一一个不懂任何外语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不可否认，他一定看过其他诺奖得主的作品，但是他得通过翻译来阅读，这也不仅仅是莫言一人而已，我知道的所有作家大多是一样。顾彬认为这个缺失导致中国小说视野过于狭隘，我同意他的说法。中国作家到国外旅行演讲，必须完全仰赖口译的协助，因此自行到处走动与当地人接触的机会少之又少，通常就是和中国同胞在一起，等于是人的身体是出了国了，但是其他种种（语言，心态）还是留在中国。难怪不少人认为当代文学缺少国际性，没有宏伟的世界观。
　　我个人的看法是，许多作家写得太快，常给人粗制滥造的印象，出版后评论家和读者照单全收，不太会批评作品的缺失，或许是没看到问题所在，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小说过于冗长，似乎不知见好就收的道理。大部头的长篇小说有时的确会让看译文的读者却步，但长度本身不是问题；　主要的问题在于内容的取舍。为什么要加入那么多描述，甚至是芝麻小事的细节，把小说变成文学百科全书？仔细描述每一个大小人物的特征是否有助于叙述？不断岔开故事主要情节并加入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是否有必要？是否更有助于读者的阅读？我想，这个写作倾向或许跟传统章回体小说的根深蒂固的影响有关。几乎所有我认识的作家都是读这些章回体小说长大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力不可忽视。中国古典名著，如《红楼梦》，或《石头记》等，要是用西方当代小说评论标准来看，读起来很有趣，但这些作品不见得能算是伟大的小说（novel），因为书里夹杂了太多无关紧要的琐碎细节，使得叙述不够流畅。《红楼梦》或许可以当作是清代贵族生活的记录，但是否算是一个结构严谨的小说（novel）？不该有的都有了，该有的却不一定都有。这些看法极具争议性，我猜想读者看了报纸后的负面反应可能跟我对《红楼梦》的批评有很大的关系。当然，这些缺点也不是中国作家的“专利”，其他国家的作家也会有的，只是中国读者和评论家度量很大，对他们来说不成问题。美国的评论家可没那么客气了，下面的例子来自《纽约时报》评乔纳森·弗兰岑的《纠正》：
　　很明显的，如果有严谨的编辑过程，弗兰岑先生的小说便可获益匪浅。小说里有冗长的叙述不但远离主题，而且除了让作者对各种社会形态的人得以发挥之外毫无用处。另外，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在不少片段里强行闯入故事告诉读者他们正在目睹的情况或事件，实在很没有必要。一些过度戏剧化的部分给人一种妄自尊大的感觉……
　　当年“五四”时期的改革派文人提倡除去传统写作的影响，效果为时不长。以我看来，传统文学的结构与写作方式对当代作家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因而导致中国文学走不出去。这关联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否有一个国际公认的文学标准？我这么说，可能有人要指控我宣扬文化帝国主义，以西方的文学标准来评价中国小说。我的想法是，如果中国小说构思写作严谨又具国际性，相信绝对可以走出去的。西方小说（fiction）这个类型经过长时期的演变到了二十世纪基本定形，怎么写才算是好作品，有不成文的约定，当然也有例外。我个人认为最关键的是，中国的长篇小说跟西方的novel之间还存在相异之处，中国作家写的是小说，但翻译成英文，英文读者和评论家是以novel来看待，用的是判断novel的标准，因此，中国的小说的一些写法在中国作家和读者看来理所当然，但放到西方novel的文学传统里有时就变成一种缺失。
　　另外，市场也会决定一个小说该怎么写，这是很现实的，尤其在世界各地读者日益减少的现在。因此，英文小说有不少出色的开头，吸引读者的注意，如《白鲸记》的开头：Call　Me　Ishmael（管我叫依实麦尔吧），或　《双城记》:“It was　the　best　of　times,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it　was　the　age　of　wisdom,　it　was the　age　of　foolishness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相较之下，中文小说很难找到这么脍炙人口的第一句，相反的，大部分的中国小说一开始就是长篇大论，不是介绍一个地方就是把开头写得好像是学术著作的序文，可以吸引国内的读者，但对英文读者来说，可能会造成一个隔阂，让他们立即失去继续读下去的兴趣。
　　以上这些对中国当代小说的批评可能让读者反感，因此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我的重点放在“想走出去”的作品。我想我们都同意不是每一本小说都能或都需要翻译成外文的。有些作品就是纯粹为国内的读者写的，能受到这些读者的欢迎就可。但当一部作品想要走出国境，就必须注意一些潜规则，才可能在翻译后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以后是否有中国小说可以成功地违反所有潜规则以及市场标准？很难说。但对大部分的小说而言，不管是在翻译后寻找出版社时，或是出版后面向读者介绍时，这些潜规则是不容违逆的。
　　

    三
　　这自然就连接到我的第二点，翻译与译者。常常有人问，什么样的翻译是好翻译？答案是见仁见智，不过可以简单归纳出两派说法。
　　第一派，我称为纳博科夫派，他认为翻译的作品读起来就该让读者觉得是从外文翻译过来的，不能让读者感觉好像是用他的语言写的。第二派是帕斯派，即墨西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克塔维奥·帕斯。他的主张刚好相反。近年来翻译小说出版情况如此不乐观，我看只有勇气超人的翻译才敢遵循纳博科夫的原则，刻意尽量接近原文，让译本读起来生硬像外文。英文和中文可以说是天壤之别的两种语言，真要逐字翻译，不但让人读不下去，而且更会对不起原著和作者。
　　前一阵子，有人问我，翻译莫言的最新小说时是否还是会跟以前一样那么Creative，意思是“有创造性”。我开玩笑说，既然莫言得了诺奖，我的翻译要更接近原文。事实是，翻译他的《蛙》时，我当然没有这么做，不能让莫言和他的小说受损，更不能破坏他的国际名声。我还是照我的一贯翻译哲学进行，翻出作者想说的，而不是一定要一个字一个字地翻译作者说的。
　　说到莫言，我们来看看他有什么想法吧。以下是他从瑞典领奖回来后在北师大演讲时所说的：
　　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小说被翻译成外文广泛传播，但这涉及一个问题———作家创作的出发点：作家到底为谁写作？为自己写作，还是为读者写作？如果是为读者写作，到底是为中国读者还是为外国读者？小说翻译成外文需要译者，那是不是可以说作家是为翻译家写作？
　　这种为翻译家写作的趋势绝不可取。尽管文学走向世界必须经过翻译家的翻译，必须经过他们创造性的劳动，但是作为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如果想着翻译家，那势必使自己的艺术风格大打折扣，势必为了翻译的容易而降低自己作品的高度和难度。因此，作家在写作时，什么人都可以想，就是千万别想着翻译家；什么人都不能忘，但是一定要忘记翻译家。只有如此，才能写出具有自己风格、具有中国风格的小说来。
　　作为一个译者，我同意莫言的想法，莫言自己是不为译者写作的。如果是的话，那么我十几年前开始翻译他的小说后，就不需要问他那么多问题了！不过我要再加一句：假如一个作家　写完一部小说以后，不仔细地用客观批判的眼光把自己的作品重新看一遍，以确保成品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严格审视构思是否谨慎，结构是否严密，是否有错误，是否有不清楚的地方，前后是否一致，遣词用字是否有所变化？这样是不是有点对不起读者？我个人认为是，而应该有一个编辑来帮他们抓出这些缺失。

　　四
　　我曾经看过一篇采访，某个作家说他的小说出版前，不仅请朋友帮读一遍，而且自己也会设法从读者的角度审视作品，常常抓出一些错误，有时是十分严重的毛病。但身为一部小说的作者，很难完全客观看待自己的作品，因此编辑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世界闻名的作家都有一个了不起的编辑帮他们成为伟大的作家。即使是写作才华很一般的，我们翻开小说，也常会看到作者感谢他／她的编辑的致语。很不幸的，中国小说只有在出版后翻译成外文时才得到如此应有的待遇，但这些外文编辑不懂中文，不了解中国社会文化，当然只能用他们熟悉的西方标准来看这些小说。
　　我以前也提过的一个现象是，编辑和翻译在中国出版界的地位是不够高的，报酬也微薄得很，大概是作家抢尽了风光，编辑和翻译这类“二等职业”就只能靠边站了。也可能是“面子”问题，作家可能觉得他们最懂得如何写作，要借助一个不是作家的人有损尊严，甚至也可能认为自己写的当然是最好的。编辑不是作家，但可能是最好的读者，编辑挑毛病，不是作家的敌人，而是作家求之不得的好友。在中国绝对找不到　Maxwell Perkins　这样的编辑来帮助菲茨杰拉德、托马斯·沃尔夫和海明威写出不朽的大作；　作为一个客观的旁观者，像他这样的好编辑可以让作家看到作品表面上或者结构上的缺失，帮作家解决创作技巧或艺术层面的问题，因此出版的还是作家自己的小说，但是却是一部更完美的作品，一个作家的写作才华和潜力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
　　相对的，中国出版界没有这个过程。据我所知，很多出版社缺乏特殊才华的编辑，因此小说有毛病也就无法避免了。我在自我访问里也提到过：
　　不少小说家粗枝大叶，一部作品尚未深思熟虑，构思有缺陷，却急着拿去出版。中国没有严格的编辑把关，因此小说家只好自己来改正错误，修正主题前后不连贯之类的问题，但一般都做不好。不论作家的写作经验如何丰富，也不论知名度多高，他或她都无法客观地对待自己的作品，所以必须有另一双眼睛来帮助作家发现作品可能有的问题，又能在大方向上提供新的视角，以求作品尽善尽美。
　　所以我说中国的出版界其实需要一个全面性的整顿，当然这恐怕是个梦想而已。一部作品从书写到出版到阅读的过程，最重要的配角还是编辑，但是与西方出版界截然不同的是，中国的编辑几乎没有任何权力或地位，顶多就是抓抓错别字罢了。我知道的特例只有两个，编辑或出版社负责人给作家提意见，修改之后才出版的作品。在美国，这是出版程序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步骤，包括翻译的小说在内。很多人批评我和他人的翻译大都与编辑改动有关，他们认定是我做的，其实不是。
　　这么说，译者都不做改动了？当然不是。但是大部分都只是一些很简单的修饰或修正作者的错误或马虎的地方。有人曾指责我连译带改，事实与指责的相差甚远。最近几年老有人说我的翻译是“creative　translation”，我不太清楚这是褒词还是贬语，有几个中国朋友跟我说，是褒奖，但是他们似乎不知道听起来多么刺耳。我不知道说过多少遍了，书里也都说明了，译文中的改动绝大多数是美国或英国出版社的编辑所做的，但中国读者，尤其是媒体，总指认我为罪魁祸首。这些英文的编辑既然不懂中文或中国文化，编辑过程中，当然就用他们唯一可用的准则———英文读起来顺不顺，这也是他们判断一部译文优劣的标准。这可能是某些法文译者看不懂中文或看到难翻的部分常常就删掉不翻的原因之一，因为出版社老板看不懂中文，删了也可能使译文读起来顺一些。我知道的就有一个中文小说的德文翻译得了一个大奖，但事实上那个德文翻译几乎是把整本小说重新改写。对中国文学和那个作家来说，是一大胜利，但是却牺牲了“信达雅”里的信，顺便附加一句，我觉得很多人都误解了这个“信”的概念。不过这些都是特例，我所认识的翻译大部分是绝对敬业，值得信赖的专业翻译，他们都竭尽所能设法翻出忠于原著又好读甚至又有销路的译文。有人常常说，译者是一个作家最好的最认真的读者，我想大家都同意这个说法。
　　最后还有一个要素：读者。我不打算多说，只提一个问题和一点小意见。为什么一个国家的文学需要走出去？换一个问法：为什么一个国家需要输进另一个文化的文学作品？以下是某个专家学者的回答：“翻译的作品让我们进入生活于另一个时空的人们的内心；　翻译宣扬相异性，是个地道的多文化活动，可以丰富我们自己文化的文学，语言和思想。”虽然中国现在是世界瞩目的焦点所在，但绝对不可以因此就断定外国读者当然会喜欢中国文学。话又说回来，世界各国读翻译文学的读者群虽然相当小，但这一小众对翻译作品情有独钟，总是期待有优秀的而又有意义的人的文学。
　　诸位读者对我说的这些可能不是特别满意，因此需要再次声明一下，我不是特意来贬损中国作家或文学作品的，忠言肯定逆耳，我就是希望能引起讨论，激发思考，大家一起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继续努力下去。　（林丽君/译 原载：《文学报》2014年07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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