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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观点| 申丹:小说的“话语”与“文体”

北大外文学堂 语言学通讯 2021-03-17


申  丹 教授

申丹,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美国Narrative期刊顾问和Style期刊顾问,英国Language and Literature期刊编委,欧洲Journal of Literary Semantics期刊编委。 在国内出版6部专著,发表论文百余篇;在Routledge出版社出版Style and Rhetoric of Short Narrative Fiction,在北美和欧洲发表大量有关文体学、翻译学和叙事学等方面的论文。


叙事学有关“故事”和“话语”的区分是对故事内容和表达故事内容之方式的区分。[1]文体学家一般也将小说分为“内容”与“文体”这两个层次。文体学界对文体有多种定义,但可概括为文体是“表达方式”或“对不同表达方式的选择”。[2]在层次上,“故事”自然与“内容”相对应,“话语”也自然与“文体”相对应。既然“话语”和“文体”为指代小说同一层次的概念,两者之间的不同应仅仅是名称上的不同,面对同一叙事文本,应能互相沟通。然而,这仅仅是两者表面上的相似,实际上并非如此。为了看清这种表面与实际的差别,我们不妨比较一下迈克尔·图伦(Michael Toolan)[3]的一些相关论述。

 

文体学研究的是文学中的语言。[4]

 

这是图伦在1998年出版的《文学中的语言:文体学导论》一书中对文体学的研究对象所下的一个定义。在同一本书中,图伦还对文体学的研究对象下了另一个定义:

 

至关重要的是,文体学研究的是出色的技巧。[5]

 

让我们再看看图伦在2001年再版的《叙事:批评性的语言学导论》一书中对叙事学的研究对象所下的定义:

 

叙事学的“话语”几乎涵盖了作者在表达故事内容时以不同的方式所采用的所有技巧。[6]

 

 从上面这些定义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这一等式:

 

文体= 语言 = 技巧 = 话语

 

然而,若仔细考察“文体”与“话语”的实际所指,就会发现难以在两者之间画等号。我们不妨看看图伦对于“文体”技巧的具体说明:

 

文体学所做的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就是在一个公开的、具有共识的基础上来探讨文本的效果和技巧……如果我们都认为海明威的短篇小说《印第安帐篷》或者叶芝的诗歌《驶向拜占庭》是突出的文学成就的话,那么构成其杰出性的又有哪些语言成分呢?为何选择了这些词语、小句模式、节奏、语调、对话含义、句间衔接方式、语气、眼光、小句的及物性等等,而没有选择另外那些可以想到的语言成分呢?……在文体学看来,通过仔细考察文本的语言特征,我们应该可以了解语言的结构和作用。[7]

 

不难看出,文体学所关注的“技巧”仅仅涉及作者的遣词造句,这与叙事学所关注的“技巧”相去甚远。图伦对“话语”技巧作了这样的界定:

 

   如果我们将故事视为分析的第一层次,那么在话语这一范畴,又会出现另外两个组织层次:一个是文本,一个是叙述。在文本这一层次,讲故事的人选定创造事件的一个特定序列,选定用多少时间和空间来表达这些事件,选定话语中(变换的)节奏和速度。此外,还需选择用什么细节、什么顺序来表现不同人物的个性,采用什么人的视角来观察和报道事件、场景和人物……在叙述这一层次,需要探讨的是叙述者和其所述事件之间的关系。由小说中的人物讲述的一段嵌入性质的故事与故事外超然旁观的全知叙述者讲述的故事就构成一种明显的对照。[8]

 

这段引语涉及“话语”的部分是对热奈特(Gérard Genette)、[9]巴尔(Mieke Bal)[10]和里蒙-凯南(Shlomith Rimmon-Kenan)[11]等叙事学家对“话语”之论述的简要总结。[12]上面两段引语中,都出现了“节奏”一词,但该词在这两个不同上下文中的所指实际上迥然相异。在第一段引语中,“节奏”指的是文字的节奏,决定文字节奏的因素包括韵律、重读音节与非重读音节之间的交替、标点符号、词语或句子的长短等。与此相对照,在第二段引语中,“节奏”指的是叙述运动的节奏,涉及事件实际延续的时间与叙述事件的文本长度之间的关系,包括对事件究竟是简要概述还是详细叙述,究竟是将事件略去不提还是像电影慢镜头似的进行缓慢描述,等等。在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的《追忆似水年华》中,叙述节奏变化很大,有时用150页来叙述在三小时之内发生的事,有时则用三行文字来叙述延续了12年的事,“也就是说,粗略一算,或者用一页纸对应于事件的一分钟,或者用一页纸对应于事件的一个世纪”。[13] 这种叙述节奏的变化显然超出了词语选择这一范畴。的确,对于叙事学家来说,无论采用什么文字来描述一个事件,只要这些文字所占文本长度不变,叙述速度就不会改变。与此相对照,文体学家则会聚焦于作者究竟采用了什么文字来描述事件,不大关注“加速”、“减速”那样的叙述“节奏”。

叙事学的“话语”也涉及人物塑造的不同方法,包括“直接界定”人物性格、“间接展示”人物性格,或采用类比或强化的手段,等等。[14]就“直接界定”而言,叙事学家关注的是什么样的叙述属于对人物性格的“直接界定”, 这种模式具有何种结构功能,而文体学家则聚焦于作者在描述人物时选择了哪些具体的文字,与其他可能的语言选择相比,这些文字产生了什么特定的效果。至于“间接展示”这一模式,里蒙-凯南对不同种类的人物行为、言语、外表和环境进行了结构区分。[15]文体学一般不关注这些结构区分,而会研究作者具体的遣词造句。[16]

叙事学和文体学均与时俱进,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跨学科流派。但无论采用何种理论模式或批评框架,无论对“话语”和“文体”如何界定,也无论与读者和语境的关系如何,叙事学依然聚焦于叙事结构和叙述技巧,而文体学则聚焦于语言细节和语篇特征。

诚然,叙事学的“话语”和文体学的“文体”也有相重合的范畴,譬如叙述类型、叙述视角和人物话语的表达方式。但即便在这些范畴里,叙事学研究和文体学研究也不尽相同。就不同叙述类型而言,叙事学“对于叙述者的分析强调的是叙述者相对于其所述故事的结构位置,而不是像语法中的人称这样的语言问题”。[17]这种语言问题仅仅为文体学家所关注。的确,占据同样结构位置的两位叙述者可能会对语言做出大相径庭的选择,说出截然不同的话,但通常只有文体学家才会考虑语言选择上的差异。至于人物话语的表达方式,叙事学家与文体学家走到一起也是出于不同的原因。叙事学家之所以对表达人物话语的不同形式感兴趣,是因为这些形式是调节叙述距离的重要工具。叙事学家对语言特征本身并不直接感兴趣,他们的兴趣在于叙述者(及受述者)与叙述对象之间的关系。当这一关系通过语句上的特征体现出来时,他们才会关注语言本身。而文体学家却对语言选择本身感兴趣,在分析中明显地更注重不同引语形式的语言特征。就叙述视角而言,这是叙事学家和文体学家均颇为重视的一个领域。传统上的“视角”(point of view)一词至少有两个所指,一为结构上的,即叙事时所采用的视觉(或感知)角度,它直接作用于被叙述的事件;另一为文体上的,即叙述者在叙事时通过文字表达或流露出来的立场观点、语气口吻,它间接地作用于事件。叙事学家往往聚焦于前者,文体学家则聚焦于后者。有趣的是,结构上的视角虽然属于非语言问题,但在文本中常常只能通过语言特征反映出来,有的文体学家因而也对之产生兴趣,但在分析中,更为注重探讨语言特征上的变化。

笔者认为,造成“文体”与“话语”之差异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小说文体学基本因袭了诗歌分析的传统,而叙事学却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诗歌分析的手法。“文体”主要指作者在表达语句的意思时表现出来的文笔风格;“话语”则指对故事事件的结构安排。从这一角度,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分析小说中的节奏时,文体学家注意的仍为文字本身的节奏,而叙事学家却将注意力转向了详细展示事件与快速总结事件等不同叙事方式的交替所形成的叙述运动。

在文体学这一领域,不少学者认为文本中重要的就是语言。罗纳德·卡特(Ronald Carter)曾经断言:“我们对语言系统的运作知道得越多、越详细,对于文学文本所产生的效果就能达到更好、更深入的了解。”[18] 二十多年过去了,文体学已经大大拓展了视野和研究范畴,但无论所关注的究竟是文本还是文本与语境或文本与读者的关系,究竟是美学效果还是意识形态,不少文体学家仍然认为只要研究作者对语言的选择,就能较好、较全面地了解文本的表达层所产生的效果。在《语言模式》一书中,索恩博罗(Thornborrow)和韦尔林(Wareing)写道:

 

文体学家通常认为“文体”是对语言形式或语言特征的特定选择。譬如,简·奥斯丁(Jane Austen)和E. M. 福斯特(Forster)的作品之所以有特色,有人会称之为大作,不仅仅是因为作品所表达的思想,而且也因为他们对语言所做出的选择。对这些作家的文体分析可以包括作品中的词、短语、句子的顺序,甚至情节的组织。[19]

 

这段话最后的文字说明索恩博罗和韦尔林的眼界是较为开阔的,但他们并未向叙述技巧敞开大门,譬如,在探讨小说中的时间问题时,他们仅仅关注指涉时间的短语和小句[20]。同样,另两位文体学家赖特(Wright)和霍普(Hope)在探讨“叙述时间、故事事件和时态”时,也仅仅关注动词时态,[21] 忽略非语言性质的时间技巧。

 

* 本章的主要观点已在英美发表(Dan Shen, “What Narratology and Stylistics Can Do for Each Other,” A Companion to Narrative Theory, ed. James Phelan & Peter J. Rabionowitz, Oxford: Blackwell, 2005, pp.136—149; Dan Shen, “How Stylisticians Draw on Narratology: Approache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Style 39.4 (2005), pp. 381—95)。

[1] Seymour Chatman, Story and Discourse, Ithaca: Cornell UP, 1978, p.9;参见拙文 “Defense and Challenge: Reflection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Story and Discourse,” Narrative 10 (2002), pp. 422—43.

[2] Katie Wales, A Dictionary of Stylistics, 2nd edition, Essex: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1, p.158; Geoffrey N. Leech & Michael H. Short, Style in Fiction,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p.38.

[3] 图伦是英国伯明翰大学教授,其主要身份是文体学家,但也从事叙事学的研究。

[4] Michael J. Toolan, Language in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Stylistics, London: Arnold, 1998, p.viii.

[5] 同上,p.ix.

[6] Michael J. Toolan, Narrative: A Critical Linguistic Introduction, 2n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1. p.11.

[7] Toolan, Language in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Stylistics, p.ix.

[8] Toolan, Narrative: A Critical Linguistic Introduction, pp.11—12.

[9] Gérard Genette, Narrative Discourse, trans. Jane E. Lewin, Ithaca: Cornell UP, 1980.

[10] Mieke Bal, Narratology, 2nd edition, trans. C. van Boheemen, Toronto: U of Toronto P, 1997.

[11] Shlomith Rimmon-Kenan, Narrative Ficiton: Contemporary Poetics, 2n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2.

[12] 参见拙文 “Narrative, Reality and Narrator as Construct: Reflections on Genette’s Narration,” Narrative 9 (2001): pp. 123—29.

[13] 同上,p. 92.

[14] 参见Rimmon-Kenan, Narrative Fiction, pp.57—71.

[15] 同上,pp. 61—67.

[16] 当然也有例外,参见Sara Mills, Feminist Stylis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p.159—163.

[17] Shlomith Rimmo-Kenan, “How the Model Neglects the Medium: Linguistics, Language, and the Crisis of Narratology,” The Journal of Narrative Technique 19 (1989), p.159.

[18] Ronald Carter, “Introductio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n Introductory Reader in Stylistics, ed. R. Carter,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82, p. 5.

[19] Joanna Thornborrow & Shan Wareing, Patterns in Language: Stylistics for Students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2000, pp. 3—4.

[20] Thornborrow & Wareing, Patterns in Language, pp.161—163.

[21] Laura Wright & Jonathan Hope, Stylistics: A Practical Coursebook,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2000, pp. 49—55; 请比较Brian Richardson, ed. Narrative Dynamics: Essays on Time, Plot, Closure, and Frames, 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P, 2002.



本文编辑: 北大外文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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