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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小札|语言政策——社会语言学中的重要论题

2017-08-16 熊远航 语言学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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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背景

1.1实践层面

语言政策很古老,《圣经》中亚当给动物命名,以及上帝在人们建造巴别塔过程中“乱其所言”,均是语言政策的组成部分。语言政策也很年轻,与各个社区的人们生活息息相关,小到公共标牌,大到成为民族暴乱的主要因素之一,涉及到国家的政治、商业、教育、医疗、宗教等诸多复杂领域。

 

1.2面临困难

语言政策故事虽多,但难以建构语言政策理论需要的数据。各个国家语言政策或显或隐,涉及语言的调查各国标准不一,使得研究者难以通过已知数据推导出结论。所幸部分学者开始尝试建构有关语言政策的有用数据,为作者的尝试提供借鉴。


2.“语言政策”界定

2.1概念

语言政策涵盖三个组成部分:语言实践(language practice),即对语言库中各种语言变体所做的习惯性选择模式;语言信仰(language ideology),即对语言本身和语言使用的信念;语言管理(language management),通过干预来影响语言实践的各种具体行为。

 

2.2本质及其应用

本质上,语言政策是一种针对不同情景的语言选择。语言选择(language choice)是语言政策的基本核心,它是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研究得最好的一部分(Fishman,Cooper and Ma 1971)。


费什曼(1972)认为语言政策的应用领域能把宏观社会因素和微观社会语言因素联系起来。基于此,作者斯波斯基将应用领域分成家庭、学校、宗教组织、工作单位、地方政府、超国家组织和民族与国家,共7个部分,分而论之。


3.研究涉及问题

3.1语言纯洁性

语言纯洁性涵盖两方面:语言的净化,阻止人们使用不良语言;语言的培育或者语言的现代化,来改善语言本身的功能。


首先,不良语言属于语言信仰层面,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人们的语言信仰处于持续地更迭状态。人们对待不良语言的态度,构成进行语言净化实践的基础。从家庭中父母教授孩子为大众所接受的语言,到美国针对传统大男子主义而发起的英语净化运动,减少英语中的性别歧视性语言,再到国家层面土耳其语言运动,语言净化运动在各个层级的社会组织中进行。此外,语言净化与宗教、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等其他因素有关,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工程。


其次,社群的人们通过语言的培育,发展并教授适合本社群的标准语言,以求人与人之间达到最高的交际效果。标准语言的发展,与语言书写系统和新词的处理关系密切。语言书写系统涉及公认的语言规范,同时还需要考虑大众的族群认同感问题,与政治关系密切。新词的处理,则需要同时考虑语言的现代与传统、本土概念与词汇和外来概念与词汇的相互对比和竞争关系,以期促成语言的现代化。


3.2单语制、双语制、三语制和多语制

斯波斯基基于费什曼(Fishman 1969)和兰博特(Lambert 1999)的分类模式,将国家的语言政策分为单语制、双语制、三语制和多语制。

 

3.2.1单语制

单语制不再是最简单的语言政策,即便国家宪法中明确指出该国是单语制国家,我们仍需要关注该国更为复杂的语言实践和语言意识形态。全球最明显的单语制国家之一的冰岛,在语言实践和语言意识形态上是单语制,也受到了民族主义的影响和英语的挑战。建立了法兰西学术院等机构,并形成庞大网络的法国,在本土及其殖民地不遗余力的推广法语,也受到了诸多的压力。在法国国内,需要面对多种地方语言的影响;在前殖民地,则需要面临当地土著语言或克里奥耳语的压力。


随后,斯波斯基分析了后殖民主义国家的语言政策,得出在法律上宣称为单语制的国家,通常包括有土著语、移民语和官方语言的复杂语言库。伴随政策而来的,是分阶段的具体语言教学等措施,同时需要照顾到本国其他语言使用者的语言权问题。


3.2.2双语制、三语制和多语制

三语制或三语制国家指有两种或三种语言同时处于积极竞争状态的国家。这些国家可分为早期多语制国家(如比利时、芬兰、瑞士和斯里兰卡)、无大量殖民国移民的双语制国家(如新加坡、巴拉圭)和有殖民国移民的双语制国家(如南非、斐济)。


在划分双语制和三语制时,需要同时考虑区域人口结构的划分、语言使用地域的划分以及语言功能的划分。政府在划分过程中,鼓励本国学生学习第二语言,从而增加起构建交际桥梁作用的人。


当一国属于多语国家(如印度、中国和南非)时,只认可其中两三种语言则显得无济于事,因而采取多语制政体。保持多语制的国家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政府和学生都需要投入更多资本和精力去培育土著语言、族际语言和英语。另外语言政策实施不到位、少数民族语言被忽视等问题,使得多语制事实上进展缓慢。


3.3语言权

语言权衍生于人权或公民权,指的是人们自由选择自己语言的权利,分为集体语言权与个人语言权。虽然严格来说,个人语言权和集体语言权二者往往冲突,保护一门语言往往需要强迫个人去学习或使用这门语言,但是语言权的发展对于人们接受语言教学,促进民主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维持语言的多样性等方面极其重要。


语言权运动往往与其他文化权、社会权或政治权一同进行。随着语言权运动的开展,人们对语言权有了逐步的认可,使得小语种,甚至是濒危的语种有更多机会引起人们的关注。语言权的具体落实,则受到各国实际的社会语言状况、国家身份的驱使和全球性语言挑战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是各国语言政策发展过程中需要重点考虑的力量。


3.4濒危语言保护

濒危语言指的是全世界所发现的语言中,被认为难以在本世纪(书中指的是20世纪)幸存的语言(Hale 1991;Krauss 1991)。


斯波斯基引用费什曼(Fishman 2001)创建的“代际语言差异级别表”,指出该表为我们分析濒危语言具有启发价值。同时,引入“语言转用”(language shift),指出人们从一种语言的使用转向另一种语言,会导致强势语言更强,而弱势语言更濒危的局面。而“扭转语言转用”理论,则对于理解旨在帮助濒危语言维持的语言管理意义重大。作者详细论述毛利语、希伯来语、美国少数族群语言以及各类严重濒危语言,得出扭转语言转用的活动只是少数族群社区在适应现代化生活过程中进行的一系列语言活动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扭转语言转用的过程中,人们存在分散了对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的注意,导致存在扭转语言转用失败的案例。


4.方法论阐释

4.1民族学研究方法

民族学研究大体上分为传统民族学和批判民族学两类。前者强调通过实地调查产生新的假设,从内部视角(etic)理解社群成员对问题的理解和看法,对问题细致地阐述;后者则加入了研究者的变量,分析研究者与研究主体的行为,以及研究者的活动对社群产生的影响。


中国在贯彻每一个民族成员都有学习自己母语的权利的语言政策过程中,民族学研究揭示出政策执行机构在为该项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做出的一系列妥协与让步,在较发达的少数民族区,民族语言保持着强势地位,而如回族等由于各种因素而采纳汉语作为自己的语言。在语言教育规划中,民族学研究能够帮助人们理解语言政策如何渗透进入课堂,如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多样的双语教学模式。


但为了语言政策的目的而采用民族学研究的方法,则往往会束缚民族学研究的灵活性。民族学研究和语言政策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民族学研究的深入有助于语言政策的不断完善,反之又有利于民族学本身不断修正原有的研究方法。

 


4.2地理语言学分析

地理语言学通过将地理空间、领土、分析范围作为研究中的补充成分,来对语言社团进行全面的社会语言学分析。


比利时语言区域的划分集中展现了地理语言学分析与语言政策之间的关系。透过前者的分析,比利时有两个集中的语言群体,北部弗来芒人说弗来芒语,南部瓦龙人说法语。此外,两个语言群体之间关系紧张,双方都在为争取平等而进行持久的斗争。因此,在语言政策的制定上,在语言群体集中的区域,遵循了属地权原则(个人有权享受在某个地区多数人口的语言服务),在1963年正式各自划分成永久性单语地区。在首都布鲁塞尔,则采取个性化原则,促进了两个语言群体之间的相互交流,而不会损失族群语言的活力。


在语言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地理语言学能够及时分析社会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接触或交流,使得政策制定者制定出可以接受的政策,以促进国家的融合,避免因分裂而造成国家的衰落。

 


4.3 社会心理分析

语言政策中的社会心理研究,运用来自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多维视角,在研究上逐步发展出来了如语言态度等的重要概念,且通过人口普查数据,在学术界和政府部门之间架起了桥梁。


语言态度指的是人们对某种语言的态度,包括宗教语言态度、政治语言态度和民族语言态度,其可能在该语言发展的各个阶段产生重要的作用。斯波斯基从语言态度的视角,从宗教、政治和民族方面,讨论了犹太人、斯拉夫人语言的书写系统,印地语和乌尔都语的书写系统区分,以及苏联解体后各加盟国采取的书写系统。


从人口普查数据的角度,斯波斯基虽然指出了人口普查中问题模糊,充满各种不确定性因素,但是该方法依然为政府制定新的语言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5.结论

斯波斯基《语言政策——社会语言学中的重要论题》透过大量的案例分析,系统为我们展示了什么是语言政策,影响语言政策的各类因素和语言政策各个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为我们分析更多的语言政策的案例提供了理论上和方法上的参考。

6.参考文献

[1].博纳德·斯波斯基.《语言政策­­——社会语言学中的重要论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2].苏·赖特.《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从民族主义到全球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3].托马斯·李圣托.《语言政策导论:理论与方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4].冯佳,王克非.近十年国际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研究的CiteSpace分析[J].中国外语,2014(1):69-76


本文编辑:语言学通讯特约编辑 熊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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