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黄国文： 从系统功能语言学到生态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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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国文. 从系统功能语言学到生态语言学[J]. 外语教学, 2017, (5):1-7.

1. 引言

虽然生态语言学文献中有M.A.K.Halliday研究模式的说法 (如Fill 2001;黄国文2016a) , 但是系统功能语言学与生态语言学的学科属性和性质是不相同的;因此有必要对它们的差异进行讨论。系统功能语言学有自己的目标、假定、概念、方法、原则, 它既是理论模式, 也注重理论的应用;它所注重的话语 (语篇) 分析是其理论模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Halliday关于语法学 (grammatics) 的概念是在进化系统类型范式下提出的, 这两点与生态语言学研究有直接相关。生态语言学也有自己的目标和明确的研究内容, 但它属于语言学应用的领域。在下面的讨论中, 我们将勾画系统功能语言学一些与生态语言学紧密相关的方面, 目的在于揭示前者对后者的启示。

2. 语言学的分类与生态语言学的属性

从文献看, 关于“语言学”的分类,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 其中一个就是“理论语言学”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与“应用语言学” (applied linguistics) 的区分。顾名思义, 理论语言学是关于语言的理论, 它注重考察人类语言的共同规律和普遍特征, 目的是描述和解释人类的语言, 它的终极目标是研究人类的所有语言, 而不是只限于某一个语言, 这点与“个别语言学” (particular linguistics) (也称具体语言学, 如英语语言学、汉语语言学) 形成鲜明对比。理论语言学也称普通语言学。

“应用语言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应用语言学通常只指语言教学和与其紧密相关的研究, 而广义的应用语言学则泛指语言学理论用于研究各种与语言有关问题的学科分支。Widdowson (1980:165-170) 曾提出“linguistics applied” (语言学应用) 和“applied linguistics” (应用语言学) 来区分广义的应用语言学和狭义的应用语言学。

在普遍使用的以“语言学”作为中心词 (词素) 的术语中, 少数属于理论语言学, 多数属于广义的应用语言学。例如, N.Chomsky的形式语言学 (formal linguistics) 就是理论语言学, 而语篇语言学 (text linguistics) 和社会语言学 (sociolinguistics) 就属于应用语言学。

M.A.K.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是个理论语言学 (普通语言学) ;Halliday (如2009) 多次说到, 系统功能语言学是为描述和解释人类语言而设计的, 它虽然现在仅用于一些个别语言 (如英语、汉语、西班牙语) 的研究, 但它的目标是描述和解释人类语言的共同规律和普遍特征。它同时也是以解决与语言有关的问题为基础的, 因此它是一个“以问题为导向”的理论 (a problem-oriented theory, Halliday 2009:61) 。从这个角度看, 它是个“适用语言学” (appliable linguistics) ;Halliday选用了“appliable”来描述这个理论的实践特性, 而不是用“applied”或“applicable”, 是经过认真考虑的 (Halliday 2008a) 。

最近几十年慢慢发展起来的生态语言学 (ecolinguistics) 属于广义的应用语言学, 它与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计算语言学、法律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等等一样, 都是“语言 (学) +XX (学) ”融合或交叉起来的结果。生态语言学有不同的研究途径, 普遍认同的有三个模式:1) 豪根模式 (Haugen 1970, 1972) ;2) 韩礼德模式 (Halliday 1990, 2007) ;3) 认知模式 (Stibbe 2015) 。

与生态语言学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学科分支有:社会语言学、接触语言学 (contact linguistics) 、复兴语言学 (revival linguistics) 、记录语言学 (documentary linguistics) 、生物语言学 (biolinguistics) 、进化语言学 (evolutionary linguistics) 等学科分支, 它们也都属于广义的应用语言学, 它们探讨的问题有些是相同的、相似的或相关的。

生态语言学的发源和兴起与应用语言学紧密关联。这是因为, 很多生态语言学研究者都是从研究语言的应用开始的。Haugen (1970) 和Halliday (1990) 关于生态语言的著名报告都是在应用语言学研讨会上做的, 它们的第一批目标受众都是应用语言学研究者。和应用语言学一样, 生态语言学也没有单一的理论指导, 而是吸收很多“可用”的理论来进行实际研究, 这点与社会语言学、语用学、语篇语言学、话语分析等学科是一样的:它们的研究不是对语言进行系统的、全面的、多层次的研究, 也没有自己独创的一套完整术语。这点与形式语言学和系统功能语言学这些普通语言学理论模式是完全不同的。例如, 系统功能语言学是对语言“类型学的”描述 (Halliday, 2009:59) , 它的研究内容包括音系 (phonology) 、字系 (graphology) 、词汇语法 (lexicogrammar) 、语义、语境、语类 (语篇体裁) ;在这个理论模式中有“系统音系学” (systemic phonology) 、“系统句法” (systemic syntax) 或“功能句法” (functional syntax) 和“系统语法学” (systemic grammatics) 这些术语, 这是这个理论模式自己所特有的。

3.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目标与方法

作为理论语言学, 系统功能语言学是“一个综合理论” (a comprehensive theory, Halliday&Matthiessen2004:19) ;从一个方面看是理论语言学, 从另一个方面看是适用语言学, 理论与应用联系紧密。Halliday (如2009:61) 认为, 我们要“淡化” (neutralize) 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之间的界限, 这就是要把理论与实践看作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的态度。语言的各个组成部分 (音系、字系、句法、语法、语义) 以及语言的实际使用都是它的研究内容;语言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对某一部分的研究都会涉及整个语言系统。系统功能语言学是一个“选择” (choice) 理论, 而选择是意义驱动的, 每个选择都是有意义的。系统 (system) 与系统的结合构成系统网络, 而对系统和系统网络中语义特征的选择依靠的是具体情景中交际的需要和发话人意义的表达。系统功能语言学特别强调层次 (stratification) 思想, 它认为语言系统有三个层次:语义、词汇语法和音系 (学) 或字位 (学) ;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体现 (realization) 与被体现关系:语义系统由词汇语法系统体现, 而词汇语法系统则由音系系统或字位系统体现。语义系统体现的是更高层次的意义系统:行为系统 (behavioural system) 。关于作为理论模式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目标, 我们 (辛志英、黄国文2010:54) 曾指出, 是要“把意义从个别语言的语言系统体现中‘解放’出来, 建立功能语义学, 从而实现对意义的普通描写”, 这是它的理论语言学目标。

至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方法, 采取的是“三维” (trinocular) 的方法 (Halliday 1996/2002:408;Matthiessen&Halliday 2009) :“从上” (from above) 、“从四周” (from roundabout) 、“从下” (from below) 。对语言和话语 (语篇) 的研究, 采取的都是这种三维的方法。

在Halliday语言学发展的历程中, 经过了不同的阶段:早期的研究目的是创建“一个句法理论” (a theory of syntax) , 后来慢慢发展为语言学理论 (a theory of language) , 现在成为了“社会意义” (social semiotic) 模式。这个理论雏形是从20世纪70年代建立起来的。Matthiessen (2006) 认为, 建构功能意义学理论模式需要经过四个阶段:1) 根据某一理论框架中对话语 (语篇) 进行分析 (如采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进行语篇分析) ;2) 根据一定数量的话语 (语篇) 分析、在特定的理论框架中对语言现象进行描述;3) 根据已有的描述, 从语言类型学角度对不同语言进行类型划分, 即语言类型化 (typologizing languages) ;4) 建构语言理论模型, 即语言理论化 (theorizing language) 。这四个阶段的关系如下图 (见Matthiessen 2006) 所示:

图1.语言理论模型建构的阶段 

图1采取的是从下至上的路径 (通过箭头表示) , 在语言理论的建构初级阶段, 先从语篇分析开始, 用现有的理论对语篇进行分析, 接着对单个的语言 (如英语) 进行描述, 再接着根据类型学的理论对多个语言进行分析和归类, 最终在基于第三阶段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构语言学理论。从现有文献看, 系统功能语言学目前的研究重点主要是第一和第二阶段 (虽然第三阶段的研究也一直在进行中, 如Caffarel et al.2004) , 由此可见, 建构一个能够描述和解释人类语言的完整理论模型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的。

在《功能语法入门》第1版 (Halliday (1985:xv) 中, Halliday明确说出了创立系统功能语法的目的:为话语 (语篇) 分析提供一个可用来分析英语中任何口头语篇和书面语篇的理论和分析框架。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特别注重话语 (语篇) 分析。在这个理论中, 话语 (语篇) 分析有两种不同的功能:1) 帮助分析者揭示实际语言使用中的话语 (语篇) 的交际功能, 说明为什么话语 (语篇) 会表达它所能表达的意义和功能, 从经验的识解和意义的传递以及话语 (语篇) 的交际性和合适性角度评估语言表达的有效性 (如成功的, 比较成功的, 不是很成功的, 失败的) ;这是根据特定的文化环境、情景语境和上下文语境对语言使用的合适性进行分析和评估。这种研究在文学文本分析、文体学、话语 (语篇) 分析领域最为常见, 这是把语篇看作独立的成品 (artifact) 来研究。2) 为语言理论的建构寻找证据, 把话语 (语篇) 分析当作是寻找、发现语言特点和规律的途径或方法, 通过对特定语篇的分析, 找出语言的特点、语言使用的规律;这实际上是把语篇当作语言的样本 (specimen) ;通过对样品的特点预测语言的系统和语言的全貌。话语 (语篇) 分析的这两个功能同样重要, 只是目的不同而已。正是因为话语 (语篇) 分析有这样的两个作用, Halliday (如2008b:192) 明确指出, 话语 (语篇) 分析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本身的一个重要部分, 因为作为对语言的实例进行描述和分析的话语 (语篇) 分析本身就是理论建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既然话语 (语篇) 分析是理论的组成部分, 而不是该理论在话语 (语篇) 分析中的应用, 所以根据语境 (文化语境、情景语境、上下文语境) 来分析语言是一种常规的做法。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广泛被运用于“话语研究” (discourse studies) 领域 (包括语篇语言学、话语分析、语篇分析、文本文体分析) 。系统功能语言学核心圈外的学者在把该理论用于话语 (语篇) 分析时, 主要的目的是通过对实际语言使用中的话语 (语篇) 分析来揭示话语 (语篇) 所表达的意义和所发挥的交际作用, 着重从元功能角度阐释话语 (语篇) 所表达的经验意义、逻辑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 最终评估话语 (语篇) 有效性和得体性。因此, 语篇被看作是一个成品或作品。

有些批评话语 (语篇) 分析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 研究者采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一些理论假设和概念, 对所研究的语篇进行语言分析, 目的是通过语言的表达来揭示文本背后的意识形态和隐含意义。正如辛斌、高小丽 (2013:2) 所说的那样, 批评话语分析无论在语言观还是方法论上与系统功能语言学有紧密的渊源关系, 后者为前者“从宏观上考察语篇结构以及语篇与语境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框架和具体的方法”;他们明确指出, “系统功能语言学至少在三个方面上有助于CDA达到其分析语篇的目标”。

从文献看, 生态语言学界出现了“批评生态语言学” (critical ecolinguistics) 和“生态批评话语分析” (eco-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范式。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对与生态有关的语篇 (话语) 进行审视性分析, 揭示语言与生态的关系以及相关问题, 也批评不利于生态的意识形态活动和语言表现。

在Fill&Mühlhusler (2001) 编辑的论文集里, 有一个题为“批评生态语言学”部分, Halliday (1990) 、Goatly (1996, 1997) 、Schleppegrell (1997) 的文章都被看作是批评生态语言学研究的例子。这几篇文章都谈到了语法特征与人们识解现实的关系, 也谈到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应用于研究语言与生态问题。

4. 进化系统类型范式下的语法学概念

语言学是研究语言的科学, 语言的本体研究包括音系、词法、句法 (语法) 和语义等内容。研究音系的科学是音系学, 研究词法的科学是词汇学, 研究句法的科学是句法学, 研究语义的科学是语义学, 那么, 研究语法的科学就是语法学 (grammatics) 了;“语法学”这一术语是Halliday (如1992/2002:365) 提出来的, 它指的是“ (很多) 语法的语法” (a grammar of grammars) 或“ (很多) 经验理论的理论” (a theory of theories of experience) ;其实语法学就是一个元理论 (metatheory) , 因为正如Halliday (1996/2002:391) 所说的, “语法本身就是一个理论” (a grammar is itself a theory) , “语法是人类经验的理论” (a grammar is a theory of human experience) 。

语法学是研究语法的理论, 它研究的是人类语言的语法。从生态角度看, 语法是自然语法, 语法是生态系统, 是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它具有与其他系统相同或相似的特质, 也有它作为意义系统的独特属性;语法属于生态意义系统, 是生物进化的结果, 而不是人为设计和建构的 (参见辛志英2014) 。语法结构是意义驱动的, 也是为意义服务的;语法与语义的关系是自然的关系。

Lemke (1993) 把人类的社团看作是“生态社会系统” (eco-social system) , 人们通过长时间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来加固这个系统。这个系统中的社会实践体现在物质和意义两个层面。Halliday (如Halliday1996/2002) 与Lemke (1993) 持有相似的观点, 他 (如Halliday 1996/2002) 认为, 意义系统 (semiotic system) 有语法, 表现为“措辞”和“意义”;它的“内容层面”既有语法, 又有语义。这种特定的意义系统可以称为“语法语义系统” (grammatico-semantic system) 。基于这样的认识, Halliday把语法语义系统放进“进化系统类型” (evolutionary typology of systems) 进行研究:

图2.进化系统类型 (Halliday 1996/2002:388) 

上面图2中的进化系统类型包括四个大系统:系统1—物理系统 (physical system) , 系统2—生物系统 (biological system) , 系统3—社会系统 (social system) 和系统4—意义系统 (semiotic system) ;系统4 (意义系统) 又进一步分为初级的意义系统和高级的意义系统;这两类意义的区别主要是:初级意义系统 (如婴儿的原型语言) 中没有抽象的语法层, 这是高级的意义系统所特有的。语法的存在与介入, 就在层级之间起了作用, 因此就有了体现和被体现关系。从本质上说, 意义系统 (包括语言系统) 与其他意义系统的区别就在于它有语法。因此, 无论是语言研究, 还是进化系统类型研究, 语法学是一个重要的部分。

上面图2中的四个系统之间的复杂性程度是依次增递的, 即高一级的系统具有比它低级的系统的属性。例如, 系统2 (生物系统) 具有比它低级的物理系统的属性, 它不但有了物理系统的特性, 还有物理系统所不具有的生命 (life) 性 (如个体化, 等等) ;因此, 社会系统既有生物系统和物理系统的特性, 也还有价值 (value) 这个属性 (如, 社会层次、社会关系网络, 等等) ;意义系统是最高级的系统, 它除了同时具有社会系统、生物系统和物理系统的属性外, 还多了表达意义的属性。

作为生态系统的语法, 它存在于语言内部, 除了具有物理系统、生物系统、社会系统的特性以外, 还有与语言一样具有作为意义系统的特性。语法与其他系统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 它与自然界、人类、人类的存在状况、人类社会的结构、人类的生活状态等生态环境关系紧密。语法是关于人类经验的理论, 是创造意义的资源, 也是社会行为的指导原则;自然语言的语法告诉我们, 人类是如何识解经验的, 是如何建立和保持人与人、人与其他生命形式的关系的, 是如何实施 (包括建立、保持、强化、解除、毁掉) 复杂的社会关系的。语法就是在与各种系统的互动过程中进化的、发展的。Halliday (1996/2002:395) 明确指出, 语法不会保持静态的, 而是会生长的。它的生长是受到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制约的。我们用语言来对人类经验 (包括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经验) 进行识解, 而我们的识解又影响到我们对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再认识、再识解。人们通过语言对自己和周围的一切进行概念化处理, 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故事” (stories, Stibbe 2015) , 而这些“故事”又影响和左右着我们的一言一行;我们的一言一行又进一步强化、弱化或改变自己对自然 (和自然中的所有生命形式) 的认知, 从而构成新的故事, 指导、影响、控制、导致我们的社会实践。

5. Halliday的生态语言学理念

系统功能语言学本质上是个社会意义学理论。关于Halliday的生态语言学思想, 可以从他对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构建和他的语法学概念去观察、挖掘。在《作为进化主题的应用语言学》 (Halliday 2007) 一文中, 他提出了“机构生态语言学” (institutional ecolinguistics) 和“系统生态语言学” (systemic ecolinguistics) 的区分, 并认为前者指的是语言与这种语言的使用者 (以及不再使用这种语言的人) 之间的关系, 而后者则是指“我们的意指方式如何左右我们对环境的影响” (how do our ways of meaning affect the impact we have on the environment) , 即语言对人类的行为 (包括人类对生态环境影响和干预的行为) 的影响。系统生态语言学反映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新马克思主义语言学” (neo-Marxist linguistics) (Martin 2000) 取向。Halliday (1993/2003:223) 在回顾自己早年参加英国共产党语言学小组活动时谈到, 在试图发展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过程中, 他们认识到这种语言学必须是“一种对社会负责的语言学” (a socially accountable linguistics) , 应该将语言置于其社会环境之中进行研究, 在解释语言的特征和本质时, 应该注重语言的社会理据, 把语言学当作一种干预方式 (a mode of intervention) 。批评话语 (语篇) 分析研究者采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一些理念和方法, 主要原因就是他们赞同Halliday关于语言是“做事”方式这一理念。

系统功能语言学持的是唯物主义世界观, 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强调在实践应用中修正、发展和完善理论模式的重要性。这点也可从Halliday (如2008b:192) 所说的话语 (语篇) 分析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本身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一观点中得到验证。

Fill (2001) 、Bang&Dr (2007) 等把Halliday (1990/2003) 这篇文章当作是开辟了生态语言学研究的一种模式, 前者用“approach” (路径) 、后者用“dogma” (教条) 来描述Halliday语言学理念对生态语言学研究的影响。事实上, Halliday只写过两篇直接谈到生态语言学的文章 (Halliday 1990/2003, 2007) , 但严格地说, 这两篇文章也不是专门讨论生态语言学问题的。Halliday的观点之所以有如此重大的学术影响, 原因是多方面的, 最重要的有两点:首先是, Halliday (1990/2003:145) 关于“语言并不是被动地反映现实, 语言主动创建现实”的观点明确了语言对生态问题的影响;其次, 他的理论重视实践, 重视语言在社会中的作用, 重视语言的“做事”功能和“干预方式”。因此, 我们 (辛志英、黄国文2013) 曾这样说, Halliday《意义表达的新路径:对应用语言学的挑战》 (Halliday 1990/2003) 被普遍认为是影响深远的论文的原因是“它为在系统功能语言学视野下探索如何研究生态语境、语言和语言的影响开了先河”。

生态问题现在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 因此很多学科也慢慢变得生态学化 (李继宗、袁闯1988) 。Halliday (1990) 对增长主义、等级主义、物种灭绝、污染及其他类似的问题的分析和讨论唤起了应用语言学研究者对语言与生态关系的认识, 同时也强调了语言的“做事”功能和“干预”功能。正如我们 (如黄国文、赵蕊华2017) 所观察到的, 采用Halliday理论进行生态语言学研究的学者中, 有些人从话语 (语篇) 批评角度审视人们信奉和赖以生存的话语 (语篇) , 对大家习以为常的“故事” (如Stibbe 2015) 重新思考, 目的是唤醒人类社会的生态意识, 鼓励和宣传与生态和谐的话语和行为, 同时批评和抵制那些与生态不和谐或反生态的话语和行为, 批评和反思人们对自然的随意征服、控制、掠夺和摧残 (Stibbe2015) 。

6. 讨论

前面第3节我们已经勾画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目标和方法。那么, 生态语言学的目标是什么呢?其实, 在生态语言学研究界, 目前没有普遍接受的目标描述。Alexander&Stibbe (2014:105) 给生态语言学下了这样的定义:“Ecolinguistics is the study of the impact of language on the life-sustaining relationships among humans, other organisms and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It is normatively orientated towards preserving relationships which sustain life.”从这个定义看, 它的目标是:研究语言对下列各种关系的影响:人类之间的生命可持续关系, 人类与其他有机体的生命可持续关系, 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生命可持续关系;研究的目标是维持生命可持续关系。这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目标相差甚远。但是, 这种差别是预料之中的, 因为一个是理论语言学, 另一个是应用语言学;它们有着自己不同的哲学根源、不同的目标、不同的假定、不同的研究对象、不同的研究方法等。

在前面的讨论中, 我们指出, 生态语言学与语篇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接触语言学、复兴语言学、记录语言学、生物语言学、进化语言学等学科分支一样, 都是属于广义的应用语言学;其实, 在Halliday模式的生态语言学研究中, 生态语言学在很多时候就是“话语的生态分析” (ecological analysis of discourse) (Alexander&Stibbe2014) , 因为这两者的共同特点是:信奉和遵循特定的生态理念和原则, 采用生态的视角对所有类型的话语 (语篇) 进行生态语言分析, 目的在于揭示“我们的意指方式如何左右我们对环境的影响” (参见黄国文、陈旸2016, 黄国文、赵蕊华2017) 。

就一般的话语分析而言, 可以从不同的理论模式寻找哲学根源、理论支撑、分析方法等。话语的生态分析也是采取这样的途径, 只要能说明问题就可以拿来应用。其实, 生态语言学研究基本也是采取这样的方法。例如, Stibbe (2015) 一书就在不同的章节讨论不同的语言与生态问题, 所采用的理论既有来自系统功能语言学, 也有来自认知语言学, 还有来自语用学等理论。他 (Stibbe 2015:9) 明确指出, 他所说的生态语言学中的“语言学”是指利用语言学分析技巧来揭示人类信奉的故事 (the stories-we-live-by) , 并从生态角度对这些故事提出质疑和挑战。很明显, 他不关心用的是哪家的理论或哪一种分析方法, 只要能帮助揭示人们信奉的故事的实质就可以。Stibbe (2015:9) 还说到, 批评话语 (语篇) 分析和认知语言学在审视我们信奉的故事方面都已经取得了重要的成果:批评话语分析揭示了语言在提倡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以及压迫权利关系等方面的作用, 而认知语言学则考察了“人类信奉的隐喻” (人们赖以生存的隐喻) (Lackoff&Johnson 1980) 以及政治生活中重要的认知框架 (Lakoff 2004) 。Stibbe (2015:9) 还认为, 尽管这些理论模式过去只用于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其实也可以经过调整后应用于更大范围的生态问题研究。

和话语分析一样, 话语的生态分析和生态语言学都是新兴的、尚未定性的语言学分支学科, 都没有一个单一的理论作指导或框架, 也没有普遍接受的分析步骤和分析方法。这是目前研究的状况, 也是事实, 因为从学科的性质来说, 它就是广义的应用语言学, 特点是从理论语言学中获取有用的概念、方法、原则来分析和解决自己关注的问题。

对于话语的生态分析和生态语言学的研究者来说, 大概有三条路可以选择:1) 没有任何理论模式偏好, 认可生态语言学 (话语的生态分析) 的应用语言学学科性质和特点, 采用任何可用 (有用) 的语言学理论、方法和原则, 把注重点放在生态视角的语言学探索;2) 有理论偏好, 尽量在某一理论框架中分析和解决问题, 通过实践去为扩展、修正和完善所偏好的语言学模式服务;3) 只用某一种理论模式, 严格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分析和解决问题, 通过实践去扩展、修正和完善所偏好的语言学模式。第一条路子相对来说最容易走, 采用的人最多;第三条路子最难走, 目标可能是要建立“某一语言学理论框架中的生态语言研究模式”。就采用不同路径的人的分类而言, 采用第一种路径的是“话语 (语篇) 分析者” (discourse analyst) , 采取第二种路径的是“应用语言学者” (applied linguist) , 而采取第三种路径的则是“理论语言学者” (theoretical linguist) 。

生态语言学研究是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的, 它不是没有价值取向的学科, 因为研究者的“生态哲学” (ecosophy)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Stibbe2015;黄国文、陈旸2016) ;对于同一个语篇, 持不同生态哲学观的人就会做出完全不同的分析和结论。我们认为, 在中国语境下从事生态语言学研究, 始终应该把“中国” (包括历史、地理、文化、社会、科学技术、政治、经济、教育、生活方式等等因素) 放在中心位置考虑, 因为对于中国学者来说, 这是非常重要的生态因素。基于这样的认识, 我们提出了建构中国语境下的“和谐话语分析” (harmonious discourse analysis) 模式设想 (黄国文2016b;赵蕊华、黄国文2017) , 它既不同于一般概念下的话语 (语篇) 分析, 也不同于批评话语 (语篇) 分析 (如Fairclough 2003) 和积极话语分析 (Martin 2004) 。

7. 结语

本文首先讨论了系统功能语言学与生态语言学的学科差异, 接着对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目标与方法进行概述, 并对Halliday在进化系统类型范式下的语法学概念进行探讨, 并试图勾画出Halliday的生态语言学理念。这些讨论的目的是想把系统功能语言学与生态语言学在语言学科框架中联系起来, 并找出前者可能对后者研究的启示。

本文还对生态语言学研究的路径进行区分, 并明确指出, 生态语言学是有明显价值取向的学科, 它的研究者的生态哲学观在整个研究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不可忽略。我们明确指出, 中国语境下的生态语言学探索, 必须始终考虑“中国”因素, 包括历史、地理、文化、社会、科学技术、政治、经济、教育、生活方式等因素。只有这样, 我们的研究才可能有本土化的成分, 才能展示中国学者的研究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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