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 申丹：诗歌的唯美与短篇小说的宽广

爱伦·坡的唯美主义论述针对的是说教派的诗歌观，后者认为“所有诗的最终目的是真理（Truth）。每首诗都应灌输一种道德教训，而诗歌的价值也是根据这一道德教训来判断的”。与此相对照，坡认为“完全为诗而作的诗”才是“最有尊严、最为高尚的”。然而，坡的这种唯美的看法与诗歌本身的体裁特点密不可分。诚然，就短篇小说而言，坡也同样强调必须达到“效果或印象的统一”，为了这种统一，作品应能在“半小时至一二小时之内”读完；而且为了这种统一，须先构想出一种单一的效果，然后再创造出能表达这种效果的事件，并围绕这种效果遣词造句。但他在主题上对诗歌和短篇小说进行了明确区分。在评论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的《故事重述》时（1842），坡提出了“美”与“真”（Truth）的二元对立，前者是诗歌最高和唯一的追求，而后者则“经常在很大程度上构成短篇故事的目的”，因此短篇小说所涉及的范围比诗歌要“宽广得多”。为何这两种体裁会有这种本质区别呢？坡认为原因主要在于诗歌华丽的语言尤其是人工节奏：

如前所述，短篇故事甚至在一个方面优于诗歌。实际上，尽管诗歌的节奏对于发展诗歌最高的概念——美的概念而言，是必不可少的手段，但这种节奏的人工性质妨碍表达所有以真为基础的思想观念。然而，真（Truth）经常在很大程度上构成短篇故事的目的……简言之，散文故事的作者可以在主题方面引入各种各样的思想表达（譬如推理性质的，讽刺性质的，或诙谐性质的），这些思想表达不仅违背（are antagonistical to）诗歌的本质，而且被诗歌的一种最为独特也最不可或缺的表达手段绝对排斥（absolutely forbidden），当然，我指的是节奏。

也就是说，诗歌之所以（应该）是唯美的，仅仅是因为诗歌的人工节奏妨碍其表达以“真”为基础的思想观念。其实，这在坡看来是一种不利条件，但必须尊重这种体裁特征，仅仅用诗歌来表达美。由于散文没有人工节奏的束缚，因此在创作短篇小说时，可以表达各种与诗歌之唯美性质相违的以“真”为基础的主题思想。坡强调指出：

真（Truth）的要求很严格……诗歌里不可或缺的东西正是与她毫不相干的东西。把她弄得珠光宝气、花里胡哨会造成明显的矛盾。在表达真时，需要朴素严谨而不是语言华丽。必须文风简朴、准确、精炼。我们还要做到冷静、镇静、平心静气。简言之，我们必须尽量争取进入与诗歌创作截然相反的那样一种心绪（we must be in that mood which, as nearly as possible, is the exact converse of the poetical）。如果有人看不到真的表达方式和诗的表达方式的截然差异，那他一定是瞎了眼了（He must be blind indeed who does not perceive the radical and chasm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ruthful and the poetical modes of inculcation）。如果有人不顾诗和真之间水火不相容的差异，仍然坚持要调和这两者，那他一定是难以救药了。

为何如此明确的体裁区分在以往的坡研究中会一直被忽略呢？一个重要原因是，坡在“效果统一”这一点上对诗歌和小说提出了完全一致的要求，这种形式要求的一致在坡的唯美主义诗论引起关注之后，遮蔽了坡在主题上对两种体裁截然不同的看法。

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

然而，即便就小说而言，坡的主题关怀跟说教派的也大相径庭。从表面上看，说教派的“Truth”与坡的“Truth”似乎在道德关怀上是一致的。但如上所引，坡眼中与“Truth”相关的主题涉及面很广，而不像说教派的“Truth”那样集中指向道德范畴。而且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上，要求小说家围绕某种单一效果来构思和写作的坡也显然与众不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坡并不排斥道德关怀。值得注意的是，在《诗歌原理》（1850）中，坡在强调诗歌仅仅直接涉及“美”和“趣味”的同时，也表示赞同亚里士多德对“趣味”的伦理看法：“趣味与道德感区别甚小，所以亚里士多德毫不犹豫地将趣味的某些运作摆到了德行（virtues）中间。”坡在《创作的哲学》（1846）和《诗歌原理》中认为，道德上的责任规范或真理的教训等因素并非不能进入诗歌，因为它们也能以各种方式服务于作品的总体目的，并取得较好的效果。但真正的艺术家会对这些成分进行柔化并加以掩盖，使之服从于构成诗歌之本质和氛围的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坡在这些文论中一再强调，短篇小说较为适合表达“Truth”，而不应像诗歌那样以唯美为目的。他还补充说明，若小说家以唯美为目的，就会处于“不利地位”，因为“诗歌才能较好地表达美”。

为了更好地把握坡的短篇小说观，我们不妨看看他对霍桑《故事重述》的一段评论：

很难说在这些短篇故事中，哪个是最好的，但我重复一点，它们毫无例外地都很美。《韦克菲尔德》涉及的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但其组织或讨论该事的技巧卓尔不群。一个男人突发奇想，要抛弃他的妻子，在附近隐姓埋名住上二十年。这种事情实际上在伦敦发生了。霍桑先生故事的力量在于对丈夫动机的分析，首先是这些动机（可能）促使他做出这种荒唐事，还分析了丈夫之所以会坚持下去的可能的原因。就这一主题霍桑建构了一个具有非凡力量的短篇。……《牧师的黑面纱》是一个精巧的作品，唯一弱点在于对一般读者而言，其精致的技巧过于高雅。作品表面的意义会掩盖其暗示的意义。临终的牧师所谈论的道德教训看上去表达了这一叙事作品真正的意思，而实际上牧师犯下了一种邪恶的罪行（涉及那位“年轻女性”），这一点只有与作者意气相投的读者才能领会。……由于其神秘主义，《白衣老处女》的缺陷甚至超过了《牧师的黑面纱》。即便读者善于思考和分析，也难以洞察其整个含义。

不难看出，虽然坡依然关注短篇小说的“美”，但这种关注却绝非“唯美”的。在这些短篇小说中，“美”在很大程度上成了表达作品意义的一种手段。倘若形式技巧阻碍了读者对主题意义的接受，那就是一种失败。也就是说，让读者领会作品真正的含义才是最重要的。坡在此最为赞赏的《韦克菲尔德》是具有较强道德说教性的作品。第三人称叙述者明确声称讲述该故事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找到其“道德教训”，作品也以这一道德教训结束：个人在社会体系中都有自己应有的位置，若一旦不安分守己，步出其外，就面临永远失去自己位置的危险，就有可能会像韦克菲尔德那样为社会所抛弃。在情节进程中，叙述者以居高临下的道德姿态或明或暗地批评了主人公的愚蠢荒唐和残酷无情，分析了他离家弃妻的根本原因：自私和虚荣。坡对这一作品的道德主题、道德说教显然持赞同态度。尽管坡在自己的作品中特别注重统一效果和戏剧性，避免这样居高临下的道德说教，但可以看出，他并不排斥短篇小说的道德关怀。

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

由于对坡的文论未加仔细考察，国内外以往的相关论著出现了以下几种问题：（1）很多学者将坡的唯美主义诗论扩展为大一统的文学观，认为“坡将‘道德说教’驱逐出了艺术领域”，“坡不涉及道德问题”，“坡所有的作品都显然缺乏对道德主题的兴趣”。约翰·克莱门（John Cleman）在将坡的唯美主义诗论拓展到小说范畴后，仅从审美的角度对诗歌和小说加以区分。他说：“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对道德问题的漠视可以用坡的美学理论来解释……诗歌最关注的是‘有节奏地创造美’，而小说最关注的则是‘效果统一或印象统一’。”这种对诗歌和小说的区分有违坡的本意，因为对坡来说，“效果统一或印象统一”对诗歌和小说同样重要，这两个文类之间真正的差别在于主题不同：诗歌的“美”与（短篇）小说的“真”。有的批评家从“唯美”的定见出发，望文生义，看到坡对寓言这一体裁的批评，就马上得出结论：“寓言是最为明确地为道德‘灌输’服务的形式……坡对这一体裁的敌意坚实地植根于他将审美目的和说教目的相分离的理论。”实际上，坡的批评矛头并非指向寓言的道德说教，而是指向寓言“对于虚构叙事至关重要的逼真性”的破坏，且由于寓言有表层意义和深层暗含意义之分，因此容易破坏作品的“统一效果”。坡所欣赏的散文叙事“最直接地走向真（making its nearest approach to truth），不过于突出，恰如其分，令人愉悦”。（2）在不区分诗歌和小说的基础上探讨坡的道德关怀。莫尔登豪尔（Moldenhauer）曾挑战对坡的传统定见，提出坡将审美价值提升到了道德范畴，将艺术确立为一种宗教。遗憾的是，莫尔登豪尔对诗歌和小说不加区分，依然将坡的诗歌观拓展为总体艺术观，这导致了他两方面的失误。一是认为坡仅关注效果的统一，他说：“在坡看来，文学创作的最高标准不是道德方面或其他方面的真实（truthfulness），而是统一（unity）。”另一方面的失误是他仅仅以“美”（“趣味”）为出发点，尽管他对“美”本身加以道德升华，用“审美的超道德”来引入道德因素，却并未消除对坡的小说观的误解。（3）有的学者虽然注意到了坡对诗歌和短篇小说这两种体裁的区分，但把后一种体裁依然往唯美的轨道上拉。约翰·怀特利（John Whitley）说：“坡一方面认为诗歌最高的境界是美，另一方面又认为短篇故事的目的是真（Truth）……然而，或许他所说的‘真’其实就是：故事的每一部分（节奏、情节、人物、语言、指涉）都统一为一个结局服务，这一结局给故事带来符合逻辑、连贯一致和令人满意的结尾。”这将坡对“真”的主题关怀置换成了形式上的效果统一论。（4）以一种唯美主义的思维定式来看坡的小说，将其中一些并非美的成分也纳入了唯美的框架。譬如，不少学者认为坡以恐怖为美，而实际上坡对“美”和“恐怖”（terror）“恐惧”（horror）等进行了明确区分，提出诗歌适于表达“美”，但不适于表达恐怖、恐惧等与美相对照的成分，这些成分仅适于在（短篇）小说中表达。诚然，这些成分有时也出现在坡唯美的诗歌中，《乌鸦》就是一个典型实例。但《乌鸦》的主旋律是坡眼中与美相连的“忧伤”（melancholy），恐怖和恐惧只是服务于这一基调。我们知道，与坡对早逝的爱妻的怀念密切相关，在坡的眼中，美人之死无比美丽，与之相伴的“忧伤”构成唯美的诗歌最恰当的基调。但值得强调的是，在坡的眼中，只有美人之死才是美的，恐怖谋杀之死则与美形成对照。自然景象则是另一回事。坡的“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的开头提到：荒凉而可怕的地方的严酷的自然景象会给人带来诗意和喜悦，但这与恐怖杀人不是一回事。毋庸置疑，只有看到坡的唯美主义实际上是一种体裁观，仅限于诗歌范畴，才能更好、更全面地理解坡的短篇小说。

在解读坡的恐怖短篇时，我们需要同时关注以下三方面的交互作用：（1）整体性：是否或怎样达到了效果或印象的统一。（2）戏剧性：坡的恐怖小说属于哥特小说传统，他自己又特别重视独创性和想象力的作用，因此作品往往具有很强的戏剧性。（3）主题性：包括是否具有道德寓意。此外，还需要注意考察作品与社会历史语境的关联，以及该作品与相关作品之间的关联。值得注意的是，在坡的短篇小说中，只有一部分蕴涵道德寓意，而且即便就这些作品而言，道德寓意也只是跟整体性和戏剧性交互作用的一个方面。只是在以往的研究中，由于把坡的唯美主义扩展到了短篇小说范畴，这些作品中的道德寓意往往被忽略。若能对之加以适当关注，应有助于对坡的这些短篇小说达到更为全面的了解。在这一方面，本章意在帮助做一种拾遗补缺的工作。值得强调的是，对这些作品中道德寓意的关注不能是单一、孤立的，而应是综合、互动的，需关注统一效果、戏剧性和道德寓意之间相互加强的协同作用。

作者简介

申丹，北京大学学士、英国爱丁堡大学博士，博士毕业后一直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任教，2004年度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为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兼任美国Narrative和Style期刊顾问，英国Language and Literature编委，欧洲Journal of Literary Semantics编委，英美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顾问编委。在中国大陆和英美出版的五部学术专著均获省部级以上优秀成果奖（其中四部获一等奖）；在欧美一流期刊和重要参考书以及国内CSSCI源刊发表学术论文约一百五十篇，其中一篇获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三篇获北京市哲学社科优秀成果一、二等奖；2014--2018连续上榜Elsevier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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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上海理工大学 孙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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