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瓦戈医生》是帕斯捷尔纳克呕心沥血之作，也是他一生最为珍视的作品。小说于1945年冬开始着笔，1955年夏完稿。期间，作家与友人通信中曾多次提到，因自己时日无多而担心无法完成小说的创作。“我已经老了，说不定哪一天就会死掉，所以我不能把自己要自由表达真实思想的事搁到无限期去。”不仅如此，作家还一再强调，“这是我第一部真正的作品”，“极其严肃的著作”，“我唯一的事业”[1]。1948年，小说第一部完成后，帕氏立即打印出书稿，亲自校对，他还装裱了其中的一份，至今被珍藏在佩列杰尔基诺帕斯捷尔纳克故居纪念馆中。1955年小说脱稿，帕氏给友人沙拉莫夫（В. Т. Шаламов）的信中写道：“我写完了小说，完成了上帝托付的使命。”[2]此后即使面对《新世界》杂志编辑的压力，作家也都未曾删节小说内容，足见他对这部作品推重喜爱之笃，无怪乎小说能够拨开历史雾霾，成为文学阅读与研究的传世经典。汪磊 王加兴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978-7-301-29868-8
定价：4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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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特色与语言艺术研究
帕氏拥有丰富的学识素养、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独立的人格品质，所有这些决定了小说叙述人更加关注主人公对历史进程的思考、对真理的探索，因此小说叙事并不是依照故事情节的线性发展来布局谋篇，而是建立在主人公的情感体验与哲学思索之上。这种“心灵感应式”的创作使得《日瓦戈医生》似乎不具备常见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以及起承转合的情节安排。作品的叙事结构其实参照的是俄罗斯民间童话故事。小说没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高、大、全”的人物形象，也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其人物设置更倾向于普罗普对俄罗斯民间故事形态所分析的人物角色类型，在无矛盾冲突的故事情节下蕴藏着俄罗斯民间童话传统的叙述方式——（故事）准备、转移、复杂化、斗争等阶段，每一人物角色在不同的故事发展阶段充当不同的功能项。小说借助“童话般”的叙事结构和主观抒情的艺术时空表达出作者对历史环境的感受，对个体命运的思考。
在《日瓦戈医生》中，帕斯捷尔纳克淡化了诗歌与散文间的界限，将诗歌语言形象生动、婉约细腻、情感充沛的特点引入散文语言，使大自然获得极其唯美的意境，也令主人公的情感与景物达到了真正的和谐统一。不过在帕氏笔下，叙述人作为创作主体的精神寄托，其语言充满忧郁、悲戚的抒情基调。文本中的叙述性语言、描写性语言和抒情性插笔都紧扣这一基调，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即艺术世界里的声响大都沉闷、感伤，自然风景阴冷昏暗，社会风景破败萧条，人物“脸谱”模糊不清……其实所有这些都与作家所要表达的个人情感与历史态度息息相关。与果戈理、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左琴科等幽默讽刺作家不同，帕斯捷尔纳克在作品中并不热衷于对现实冷嘲热讽、针砭时弊，而是希望表达出一种历史沧桑感以及对于个体命运的无奈与同情。基于此，作家笔下的主人公大都沉浸于宗教哲学与崇高的精神追求之中，日瓦戈、拉拉、韦杰尼亚平等人的哲理性对话成为作品的核心内容，通过这些不同人物言语对话的交锋、思想观点的争论，作者并非意在评判残酷的、非理性的历史进程，而是要阐述有关艺术、生命、仁爱的哲学观点和宗教思想，令读者获得精神上的洗礼与思想上的启蒙。
就创作思想而言，《日瓦戈医生》是对勃洛克作品和基督教典籍《圣经》的互文本。帕斯捷尔纳克延续了勃洛克“永恒之女性”、城市是历史的受难者与见证人、暴力革命是一场历史悲剧等创作思想，他将女主人公拉拉描绘成一位“永恒的”女性，突出她的美丽、坚韧与伟大，此类女性在受难的历史进程中既是饱受屈辱的俄罗斯祖国母亲的象征，又成为迷失的知识分子“苦闷”“孤独”的灵魂的慰藉。……死亡（受难）与战胜死亡（永恒）成为《日瓦戈医生》的重要主题，小说的创作思想正在于，作家通过对个体悲剧性命运的叙事诠释出自己对《圣经》中受难、死亡、复活、仁爱等观念的理解，积极倡导人道主义、博爱和救赎的东正教价值观。本书主要从叙述方式、作品语言和主题思想三个层面分析《日瓦戈医生》的叙事艺术。我们围绕帕氏小说的题旨内涵从作品结构到文本语言，从艺术形式到创作思想，“垒塔式”地深入挖掘这部文学经典的内在价值。从分析中可以看出，帕氏创作的主题思想决定了小说的叙述方式和作品语言，即个体命运的历史悲剧决定了创作主体选择“心灵感应式”的叙述方式和叙述人感伤忧郁的叙述基调，倡导救赎、博爱、追求自由的创作思想决定了小说包含《圣经》、俄罗斯童话的叙事结构以及诗化的叙事语言。本书所研究的三个层面——叙述方式、语言和互文（思想）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它们彼此之间紧密相连、密不可分，叙述方式与叙事语言的具体分析旨在揭示帕氏的创作思想，而挖掘作品的主题内涵又离不开作品形式、文本语言的逐层剖析。在我们看来，《日瓦戈医生》犹如一座金字塔，由多重的思想内容层层叠加垒成，每一层面都有诸多内涵可供探索；它又犹如一个富矿，里面有采掘不尽的文学、美学与艺术价值。帕氏的这部著作之所以成为文学经典，是由于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新颖别致的叙述方式、优美凝练的叙事语言和哲理深邃的思想内容。最后我们还想补充两点，一是相关文学理论的选择，二是书稿有待完善之处。
相关文学理论的选择与运用是我们撰写此书时碰到的一大难题。毋庸置疑，文学修辞学和叙事学理论都对分析文学作品的语言特色具有指导性意义，但既然我们以俄罗斯学者对叙事的定义和研究方法作为本书的指导方针，自然需要考虑俄罗斯文论的独特性，况且针对《日瓦戈医生》的语言特征、作品结构、叙述风格而言，究竟有哪些具体的理论更适用于我们的研究，是我们需要认真考虑的重要问题。众所周知，西方叙事学理论以20世纪90年代为界，分为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前者以文本为研究中心，研究范围包括作品结构、叙事话语、叙事语法等，涉及叙事框架、叙述交流、叙述声音、叙述聚焦、叙述时间以及人物模式和描绘等方面；后者注重文本以外的语境研究，并呈现出多元发展趋势，产生了修辞叙事学、后现代叙事学、认知叙事学等多个流派。事实上，西方经典叙事学滥觞于上世纪20-30年代普罗普对俄罗斯童话故事的研究和什克洛夫斯基、艾亨鲍姆等人的俄国形式主义文论。俄国文艺理论家沃洛希诺夫、维诺格拉多夫、巴赫金、洛特曼、伽斯帕罗夫和乌斯宾斯基等人在叙事学领域都做过重要贡献。不过，西方和俄国的叙事研究存在着明显差异，从某种程度上说，俄国文论、修辞学理论以及西方经典叙事学理论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因此，我们的做法是，以俄罗斯的文论和文学修辞理论为主，结合帕斯捷尔纳克和小说《日瓦戈医生》创作特色，在具体的文本分析中注意吸收西方经典叙事学理论的长处，努力将文学、修辞学、叙事学、语言学视角与文艺学、哲学、美学视角进行有效的结合，以进一步揭示这部作品的艺术特色和思想价值。作为小说叙事的重要手段之一，日瓦戈、拉拉等主人公的梦境、呓语幻觉在《日瓦戈医生》中占有大量篇幅，如拉拉受科马罗夫斯基引诱之后曾梦见自己被埋在土里，乳房上长出一丛草，只有左肋、左肩和右脚掌裸露在外面；日瓦戈初到瓦雷基诺时在梦中曾听到一个熟悉的圆润的嗓音，后来在尤里亚京图书馆时才发现那正是拉拉的声音；此外日瓦戈在游击队时有关拉拉肩胛骨被劈开的幻觉，关于儿子萨沙遭洪水冲击、妻子冬尼娅在暴风雪中行走的噩梦，等等。这些梦境、幻想、呓语显然不同于普通的叙事，它们不仅折射出人物矛盾的心理状态和复杂的命运纠葛，还应该具有重要的隐喻意义和叙事功能。那么究竟隐喻了什么？作家安排此类情节用意何在？它们对于揭示创作主体的思想、情感、态度具有怎样的作用呢？遗憾的是，书稿对此未及探讨。我们希望在今后的相关研究中能够拾阙补遗。
总而言之，本书运用修辞学和叙事学的相关理论，通过文本的细读、典型例证的分析，探讨了《日瓦戈医生》叙述方式、叙事语言和叙事中的互文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我们认为，无论是《日瓦戈医生》的修辞手段，还是叙述方式，抑或互文手法，都充分展示出小说作者精湛的叙事艺术，深厚的语言功底，以及他对俄罗斯历史命运的深入思考。小说进一步弘扬了“伟大的俄罗斯叙事文学传统”。
[1]以上引文均出自帕斯捷尔纳克:《人与事》，乌兰汗 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年，第98、100、98、124页。[2] Пастернак Б. Л.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1-титомах. Т. X. М.: Слово/Slovo, 2005. С.113.语言学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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