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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观点| 刘正光 、李易:认知语义对比:理论、原则、目标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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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语义对比:理论、原则、目标与方法 


刘正光 李易 

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  要:本文基于认知语言学基本原理, 论述了认知语义对比的本质特征及其三个层次, 阐述了认知语言学的语义观作为认知语义对比研究的理论基础的合理性和前沿性, 提出了认知语义对比研究的四个基本原则、三个主要目标, 介绍了认知语义对比应该有机结合的四种主要方法, 指出了认知语义对比研究的四条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认知; 语义对比; 理论; 原则; 目标; 方法; 

作者简介:刘正光, 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认知句法语义、语言对比、语言习得。李易, 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

项目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英汉认知语义对比研究” (项目编号:18JHQ048)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文献来源:刘正光,李易.认知语义对比:理论、原则、目标与方法[J].外语教学,2019,40(04):1-7.

期刊动态|《外语教学》2019年第4期目录

刘正光教授

1.引言

对比研究有不同的说法, 如对比分析、跨语言研究等。语言对比研究无论是对理论建设还是应用都很有意义。通过对比, 可以发现共性, 找出差异。语言对比研究传统悠久。历史比较语言学早于现代语言学, 揭示出语言发展变化的深层次动因。在现代语言学的发展过程中, 历史比较语言学虽然逐渐走出了中心舞台, 但比较的方法和意识在语言学理论建设中, 却一直在或隐或现地发挥作用。现代语言学理论为语言对比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现代技术手段更是为语言对比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和领域。

2.国内外对比研究简要回眸


如果从洪堡特 (1820) 的《论汉语的语法结构》算起, 对比研究有200年历史了。国内早期的对比研究始于马建忠 (1898) 的《马氏文通》。不过其对比是以印欧语为参照的, 一直以来被认为削足适履的痕迹很明显。国外的对比研究主要是为外语教学和翻译实践服务, 历经盛衰。限于篇幅, 不作概述, 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刘正光即将出版的专著①。

2.1 对比研究的动因

以往的对比研究主要基于以下三个目的:语言教学、翻译研究与实践以及语言学理论建设。

1) 语言教学。

通过对比为提高英语教学效率服务, 这是目前大多数对比研究的目的。吕叔湘 (1977) 讲了两句十分重要的话:一是“一种事物的特点, 要跟别的事物比较才能显出来”, 另一句是“语言学院的主要任务是教外国留学生学习汉语, 就在中外对比上多讲点, 主要讲汉语和英语的比较”。杨自俭、李瑞华 (1990) 主编的《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充分体现了“为二语教学服务”的主要特点。刘英凯、李静滢 (2009) 主编的《比较·鉴别·应用:英汉对比应用研究》主要关注语音语调、汉语的结构特征、语篇特征、动词词义、状语成分、文化等方方面面对中国学生学习英语的影响。

2) 翻译研究与实践。

在国内, 翻译界学人对通过英汉对比提高翻译质量、提升翻译水平的认识非常清醒, 也做了非常积极的努力和实质性的工作。这方面的成果也是最多的, 选录在以下三辑中:《方法·技巧·批评:翻译教学与实践研究》 (陈宏薇 2008) 、《结构·解构·建构:翻译理论研究》 (罗选民 2009) 、《二元·多元·综合:翻译本质与标准研究》 (杨晓荣 2012) 。潘文国 (2016) 主编的《英汉语比较与翻译》主要关注的是翻译理论的研究问题。

3) 语言学理论建设。

国内的语言对比研究在理论上有两个目标。一是建立起汉语的语法体系和理论;二是建立对比语言学。这两个目的相互交织在一起。基本做法是, 以印欧语为参照框架, 建立汉语的语法体系。这样的体系虽然能够解释很多问题, 但并非所建体系的合理性所取得的成果, 而是人类认识的共性在语言系统中的反映而已 (徐通锵 2008) 。王力 (1936) 的《中国文法学初探》首开从汉语事实出发, 建立汉语语法体系的先河。赵元任 (1975) 《汉语词的概念及其结构和节奏》仔细观照印欧语, 尤其是英语, 为徐通锵 (1994, 2008) 提出汉语的“字本位”理论带来了灵感。戴浩一 (1991) 《以认知为基础的汉语功能语法刍议》提出了汉语时间顺序的像似性原则。沈家煊 (2016) 在先前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基础上出版的《名词和动词》中提出了“名动包含”理论。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争鸣。

2.2 对比研究的几个主要特征

过去100多年来, 对比研究主要是服务语言教学、翻译研究与实践以及语言学理论建设三个基本目的, 也因此主要关注语言形式的差异。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徐通锵 1991) :

第一, 方法论上主要从英语出发, 采用内省的方式, 大多聚焦微观层次的问题, 基本遵循结构主义语言学家Bloomfield所创立的描述语言的框架和步骤找出语言各层次的形式差异。

第二, 内容上对语言的音位层、形位 (语素) 层、句法层的形式一一进行对比。兼顾语言形式与文化差异的关系。

第三, 对比的目标, 主要是寻找语言之间的差异, 服务翻译和教学两个主要目的。

第四, 对比的系统性、深度、广度上来看都还非常有限。学者们在对比研究中, 大多注重离散的案例研究。

3. 认知语义对比研究的本质特征


3.1 认知语义对比研究是理论语言学研究

许余龙 (1992) 、Fisiak (1981: 2-3) 指出, 语言对比研究, 或者说对比语言学可以分为理论对比语言学和应用对比语言学。理论对比的出发点是语言中普遍存在的属性、概念或范畴现象。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看, 这些现象都属于认知语义学的范畴。因此, 我们可以说, 认知语义对比研究属于理论对比语言学的范畴, 或者说属于理论语言学的范畴 (潘文国 1995) 。

3.2 认知语义对比研究也是一种研究路径

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 国际范围内的对比语言学研究基本上以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理论为蓝本, 注重语言形式的对比分析, 很少探究内在机制, 论证工作基本上是从形式到形式, 忽视语言的深层差异, 难免疏于肤浅 (刘宓庆 1996) 。事实证明, 这样的路径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 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 很多问题一直争论不休, 难有定论 (徐通锵 2004) 。

认知语言学对语义的认识, 完全不同于结构主义语言学, 认为意义即概念化。其本质是, 意义是一个动态的构建过程。在此过程中, 概念化主体体现出其主观能动性。同时文化和百科知识 (认知框架知识)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实际上是认识论的改变, 强调的是个性中寻找共性的过程。

正如Fauconnier (1994, 1997) 指出的那样, 语义或认知范畴更具有共性特征。如果从语义共性出发对比两种语言在意义构建、语言编码和表达方式上的异同, 在研究取向上已经改变了从微观到宏观的研究路径, 而是采用从宏观到微观的取向。这样的研究路径又反过来实现了对比研究的基本原则, 即对比应该从对比参照系 (对比基点) 出发。

4. 认知语义对比的三个层次


以往的研究主要停留在语言形式层次的微观研究, 满足于从形式到形式的“浅尝辄止”式的分类学比价的因袭框架 (刘宓庆 1996) 。

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 语言与思维或认知的关系, 成为了语言学研究最重要的内容和目标。因此, 对比研究必须改变原有的“类比方法论” (刘宓庆 1996) , 从而促进语言对比研究向纵深发展。那么, 语言对比研究由浅入深, 须把握以下三个维度或层次的对比:

1) 形式入手:语义的体现有赖于语言的形式;

2) 语义为本:变化多样的形式的内在理据;

3) 思维为标:语义概念化的过程与方式体现了思维的方式与过程。

语言的形式作为概念内容的外化形态, 是观察问题与分析问题的落脚点。表层的差异必然有更深层差异的动因。形式的比较必须有一个比较的基础或参照物, 否则形式的比较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基础就是语义或功能 (Willems et al. 2003: 2) 。

同样的概念内容 (语义) , 由于认知方式与文化差异的作用, 会有各种各样的表达方式。语义的关键作用在于建立起共同理解的基础和前提, 实现彼此沟通和交际。构式意义、型式 (pattern) 意义, 是在反复的语言使用过程中约定俗成的抽象意义, 体现出表达方式所特有的意义、语言形式与思维的互动过程和互动关系。

思维既以客观世界为认知基础, 又受人类认识主观能动性的影响, 既能反映出人类认识的基本规律或认知共性, 同时又由于认知方式的差异, 体现出认知的个性特征或民族语言特征。

5. 认知语义对比的理论基础


本文所持的“语义”指认知语言学所定义的“语义”, 指理解概念的过程, 即人对认知对象概念化的过程。那么, 语义本身是一个概念结构体, 反映出认知主体的概念建构过程或者说认知世界的方式。认知方式和认知主体的作用也是语义的一部分。具有以下六个基本要点。

5.1 意义即概念化

“意义即概念化”是认知语言学对意义的根本认识, 表明语言的意义存在于人的大脑中。该认识强调认知主体对意义生成的能动作用和意义动态的构建过程。意义即概念化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 意义既非完全客观, 也非完全主观。如在人类关于“单身汉”的感知经验中或理想认知模型 (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 中, “教皇、和尚”等的概念中把“结婚与否”这一概念要素排除出去了 (Lakoff 1987) 。

第二, 语义结构即概念结构, 即语言指向的是大脑 (mind) 中的概念而不是外部世界中的对象, 语言单位的意义与概念结构具有临近性。这意味着, 与词相联系的意义只能表达概念的一个次类 (subset) (Evans & Green 2006:159) 。这样的认识, 抓住了意义开放性和动态性的本质特征, 如例 (1) :

(1) a. 他家养了一条狗。

b. 他是主人家的一条狗。

例 (1a) 中的“狗”表达的是概念中的一个次类或者说符号 (token) 概念。而例 (1b) 中的“狗”表达的是一个集合性的类 (type) 概念。类概念中积淀各类社会文化意义, 因而可以用于隐喻性表达 (Jackendoff 1983) 。

第三, 意义是一个认知构建的过程, 如例 (2) 是习近平在十九大政治报告中所说的:

(2) “不忘本来, 吸收外来, 面向未来”

例 (2) 的理解需要经历复杂的概念合成过程。“本来”本指时间, 通过转喻, 实指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的奋斗目标与历史责任;“外来”也是一个转喻, 一方面, 指对西方文明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另一方面, 重新认识中国问题, 重新理解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未来”同样是一个转喻, 指在继承和发扬的基础上,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 结合时代要求不断创新, 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发展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不断铸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辉煌。

5.2 感知经验是意义的基础

英汉语言使用者表征的经验意义不尽相同, 且通过不同的认知加工模式识解经验 (邓奇、杨忠 2019: 12) 。大脑中的认知结构与人体中的感知机制具有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意味着, 意义是在经验的基础上抽象出来的, 与人类感知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这两个维度可以由英语表达“揭露、披露、泄露”的词和习语遵循的共同机理简明地解释清楚, 如例 (3) :

(3) a. expose

b. let out the cat; spill the beans

expose虽是一个词, 但体现了典型的经验图式和认知图式关系。其中的ex-作为前缀, 表示“外面”;pose作为词根, 表示“放置”。两部分相加得到“放到外面来”, 引申出“揭露、披露”的意思。这样的词义生成过程典型地反映出人类的经验和认知图式。当物体被置于一个容器中封盖起来的时候, 人们无法知道它是什么, 即它是未知的或神秘的;但当被置于容器之外, 阳光之下, 一切都暴露在人们的眼前, 就为众人知晓, 神秘由此消失。这样的认知经验可以抽象为“容器隐喻”或“容器图式” (CONTAINMENT METAPHOR) 。由此而来, 以上两个英语习语都表示“泄露秘密”就可以得到合理的经验解释了。动词短语let out体现的也是这样的图式, 其意义也自然就是“泄露”了。从词 (expose) 的意义的生成, 到短语、习语的语义发生遵循着相同的认知方式, 即 “容器隐喻” 思维的特征。

5.3 语义成分以空间或拓扑物体为基础

人类认识世界, 将知识有效组织起来, 需要一些基本单位作为认识的起点。这样的单位, 不同理论有不同的名称, 如认知域 (Langacker 1987) 、概念空间 (Gárdenfors 1996) 、心理空间 (Fauconnier 1994, 1997) 、框架 (Fillmore 1977, 1982) , 理想认知模型 (Lakoff 1987) 。一个认知域 (概念空间) 由许多物性 (性质) 维度 (quality dimension) 组成。这样的维度或心理结构, 实际上是语言中习语性 (idioms) 的意义, 具有最基本的概念结构 (schemes) 的特征, 以几何或空间构式为基础 (Gárdenfors 1996) 。

实际上, 这些维度都是前概念经验, 它们组成基础水平、动力型 (kinaesthetic) 前概念意象图式 (Krzeszowsky 1993) , 是人类身体运动、物体操作、前概念交往中反复出现的型式 (patterns) (Johnson 1987:XXXVI) , 如容器图式、路径图式、连接图式、力量图式、平衡图式等。

5.4 隐喻和转喻充当意象图式的转换机制

意义具有体验性, 无数个体经验抽象为意象图式, 意象图式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可转换性 (Evans & Green 2006:186) , 可以从意象图式A转换成意象图式B。这就意味着, 意象图式既具有概括性又具有动态性。转喻和隐喻作为人类思维和语言运行的基本方式, 是意象图式的转换机制。

名词动词功能的相互转换体现出空间意象图式和时间意象图式相互转换过程中的转喻思维方式。名词动用是将具有空间属性或信息的意象图式转换成时间意象图式, 反之亦然, 如例 (4) :

(4) a. I removed the pit from the cherry. →

b. I pitted the cherry. (Talmy 2000: 45) 

5.5 语义比句法更基础

语义是语言的基础成分, 以感知表征的形式出现, 早在语言完整进化之前就已经存在。

汉语作为话题型语言, 一般是有定在前无定在后。即主语常为有定名词短语。可以认为这是汉语句式的无标记形式。但汉语中, 主语也可以是无定名词短语。无定名词主语句有两个基本要求:第一, 如果是不及物动词谓语句, 谓语要用复杂形式 (范继淹 1985) ;第二, 无定主语与状态动词连用, 没有什么限制;而和动作动词连用, 或根本不能接受, 或较难接受 (王灿龙 2003) , 如例 (5) — (7) :

(5) a. *一个人打他了。

b. *一个小偷掏包了。

c. *一个流浪汉哭了。

(6) a. 一个人使劲打着他。

b. 一个满脸横肉的男人从车上冲下来打他了。

(7) a. 一个流浪汉一边哭还一边跳舞。

b. 一个看上去非常可怜的流浪汉哭了。

王灿龙指出, 要使例 (5) 变得可接受, 一是削弱动词动作性, 将动作状态化;二是选用复杂形式的无定短语作主语, 提高它的可及度和个体化程度, 如例 (6) 和 (7) 。

但王灿龙并没有解释, 为什么削弱动词动作性, 选用复杂形式无定短语就能变得可接受。无定名词短语指称性很弱, 而主语作为已知信息, 指称性要求很高, 用复杂形式就是增强指称性。动作性强的动词必定报告行为事件的发生, 指称性强。削弱动词动作性就是削弱动词的指称性。动作状态化的过程就是指称性减弱的过程。一强一弱的变化过程就是主语和谓语的指称意义达到平衡的过程。平衡的结果就是可接受性增强。

事实上, 范继淹和王灿龙提出的限制条件只适用于现实句当中, 非现实句中主语并非有有定性要求 (魏红、储泽祥 2007;刘正光 2011) 。

5.6 概念具有原型效应

Gárdenfors (1996) 指出, 概念的特征可以描绘为概念空间中的凸面 (convex) 区域, 这就好比一个范畴中的典型成员一样, 这样就区分了中心概念特征与边缘特征的差异, 如颜色中的焦点颜色就是凸面区域中的中心点。原型特征不仅仅在概念空间中存在, 句法结构、多义性都体现出以原型组成为网络的基本特征。

6. 认知语义对比的基本原则


对比有两种路子, 一种是仿效, 目标是追求共性;另一种是比较, 目标是找出差异;中国的语言学, 尤其是语法研究, 应该走对比的路子, 通过对比发现差异, 为建立起属于中国语言学研究的自己的理论体系服务 (徐通锵 2008) 。这样的观点和主张无疑是对的, 尤其是在中国语言学研究还处在一个探索、引进与吸收阶段的时候, 更是如此。当然, 徐先生说这番话的时候是在二十多年前, 当时我们国家的语言学研究水平不可与今天同日而语。今天的对比研究更应该为普通语言学理论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6.1 共性与个性有机统一的动态原则

鉴于以上讨论, 我们主张对比研究应该把追求共性和发现个性作为一个统一的目标, 以建立起我们的学术话语体系和学术自信。共性与个性的结合, 更具有普遍价值和意义, 让我们的学术研究融入到国际学术话语体系的同时, 展示中国语言学研究的成果与特色, 更好地认识中国的语言与文化, 为中国学术和中国文化走出去做出更多贡献。

语义的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统一, 即共性与个性有机统一的动态原则, 对于确定语义对比原则具有统领性价值。

6.2 平等原则

学术研究需要遵守共同的规范, 但不是遵从某种中心主义。欧美经济早于中国进入工业化而繁荣, 因而形成了认识论上的欧洲中心主义。语言学研究也不例外。无论是语言学理论建设还是实际的语言应用研究, 习惯于以印欧语的眼光来观察其他语言。在具体研究方法上, 往往以始发于欧美的理论框架来套汉语的事实。这样的对比难以真正发现语言与文化的共性特征和各自的内在个性差异。《马氏文通》作为汉语现代语言学研究的第一部著作就是这样一个鲜明的例子。

平等原则有利于避免研究中的削足适履的情况出现。徐通锵 (1997, 2001) 指出, 汉语研究中, 主宾语的争论、词性大讨论都是由于从印欧语眼观出发, 将英语的主语、宾语的概念对应于汉语研究而产生的问题。徐通锵的语义语法、沈家煊 (2016) 的汉语不同范畴观、刘正光 (2019) 的汉语时空同态都是从汉语事实出发, 以平等的眼观进行英汉语比较研究而得出的真知灼见。

平等原则有利于更好地认识共性和个性。字本位理论、名动包含、时空同态理论既是具有普通语言学理论意义, 又是在共性的基础上提出的带有汉语个性特征的汉语语言学理论, 能启发我们更好地认识不同语系之间的联系与差异。

平等原则有利于在更高的层次上进行理论抽象, 从而建立更具解释力和洞察力的理论概念或理论原则。空间和时间是世界存在的基本方式, 英语里空间关系和时间关系的表达分工明确, 尤其是谓语动词不但要表达事件的内在时间关系, 还要通过时态表达外在时间关系 (说话人视角) 。这就解释了英语里名词性成分和形容词性成分作谓语必须使用be的问题。be在英语句子里, 主要是表达命题的外在时间关系。汉语不像英语时空分立, 而是时空同态, 这就能解释汉语里的名词谓语句、无动词句、形容词谓语句很常见的原因, 更能解释“前”“后”的时间指向的“矛盾”问题, 即它们既可以指向过去, 又可以指向未来。汉英时空概念化差异能够更好地解释汉英语中各种构式的差异。

6.3 客观原则

语言学作为一门实证科学, 自然要遵循实证科学的基本要求, 即建立的理论或提出的理论观点要与现实的语言事实相一致, 同时尽可能准确地多解释语言事实 (Langacker 1987: 34) 。

认知语言学认为, 词库、形态、句法构成一个连续体, 共同作用结构概念内容, 服务表达目的。语言基于使用, 语法与意义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不能割裂研究。而必须根据语言使用的客观实际 (factualness) 将所有语言事实都纳入研究范围, 既关注理想的也重视非理想的语言事实, 竭力发现隐含在非理想的语言事实中的普遍意义, 避免削足适履的主观色彩。

6.4 自然原则

所谓自然原则 (naturalness) 指, 在对比研究过程中, 对语言事实的处理应该按照语言事实的本来面目去使用、去解读、去抽象, 即对语言事实的描写应该顾及到语言现象内涵的丰富性、细微性和复杂性。语言事实来自真实的语言生活, 而不是语言学家的语言直觉。不能依靠我们的语言直觉创造出非自然的 (artificial) 的语言事实,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理论假设或理论模型。也不能只顾及语言事实所包含的某个维度的意义与价值, 而对其他维度的价值视而不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样的做法是对语言事实的主观歪曲。

认知语言学的一个核心观点是, 语言基于使用, 即语言知识来源于语言使用。那么, 语言事实的本来面目所蕴含的语言学价值一方面非常丰富多样, 另一方面在进行理论抽象、理论解释过程中应该采用表层抽象 (Goldberg 2002) , 而不应采用转换生成的方式。

7. 认知语义对比研究的目标


出于实践需要的对比研究多注重寻找语言本身, 尤其是形式与结构上的差异, 以便在实践中更具有操作性。这是过去的对比研究的基本做法。而认知语义对比研究则以下面三个目标作为基本目标。

第一, 揭示认知共性规律或机制。

认知科学揭示人类认识世界、理解世界、表达思想的共性规律和个性特征, 探寻语言与认知之间的内在关联。当人类面对着同样的客观世界的时候, 他们的认知共性规律是什么, 差异又是什么?从语言与文化的角度来看, 就是认知方式与文化差异的问题。

语言形式的对比研究只是一个抓手, 最终揭示的是思维机制问题。名动包含理论、汉语的空间性、名词谓语句、无动词句、话题句、时体标记无需强制性出现等汉语里的特点, 应统一在一个理论视角下做出内在一致的解释, 同时指出汉英两种语言的共性与差异。

第二, 服务语言学理论建设。

认知语义对比研究围绕人类认知的一些基本范畴, 如时间和空间、生命度、有定性, 深入分析不同语言所反映出的共性特征以及个性差异, 检视语言学的一些理论假设和理论概括并进行合理的扬弃或修正。

第三, 服务国家发展需要。

中国快速发展成为了政治、经济、文化大国。从满足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和大国担当的需要来看, 语义对比研究也必须要在对比中发现共性和指出差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需要不同民族求同存异, 有效的交流思想与文化价值观。语言作为概念内容的外化形式, 只有在充分理解表达方式异同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实现文化交流沟通、融合与共享的目标。

8. 认知语义对比研究的主要方法


研究方法总是要服务于研究目的和目标的。认知语义对比研究将是宏观和微观研究动态有机结合的, 因此, 应该是多种方法的有机融合。下面介绍可能融合的几种主要方法。

8.1 语义元

跨语言之间的形式对比只有当它们彼此之间有可比较的功能时, 形式的比较才有意义。因此, 这就需要一种元语言。目前, 学界比较有共识的, 能够充当比较的元语言的主要是“语义元” (semantic primes or primitives) 和“语义地图”。

语义元是Wierzbicka (1996) 长期致力研究的“自然语义元语言”理论中的核心概念, 指语言系统内还原分析过程中终极性成分, 是一组词汇意义的集合。语义元实际指的是抽象的概念, 如WHEN指的是“时间”, KIND OF指的是“程度”, MOVE指的是“运动”。

语义元可以作为词汇、语法类型研究和对比研究的理论工具 (Goddard 2002) 。在词汇语义领域, 语义元可以作为构建词汇域理论的框架, 以研究词汇化型式。在语法类型研究中有以下四个方面的作用:1) 作为描写语法构式的语义工具;2) 抽象世界语言的语法范畴的语义内容;3) 本身包含有丰富的句法共性信息;4) 可以提供清晰、准确、不带种族色彩的语义类型范畴, 如祈使、致使、及物、被动等等。因此, 成功有效的对比研究, 赖以比较的根本语义标准总是相对明确, 并以语义元作为元语言 (Goddard 2003) 。

8.2 语义地图

现有研究成果中, 语义元更多地体现于词汇语义学研究, 少见于语法类型学研究。这意味着语义元作为一种研究方法, 效率有限。语义地图更适合于表现不同语言之间的共性特征和差异。

语义地图是概念结构或概念原型, 表征着人类经验中最基本构型 (configurations) 的概念化和范畴化方式 (Croft 2001: 98) 。

语义地图是一种描写和阐释语法语素 (gram) 多功能型式的方法 (Haspelmath 2014) 。语义上相关的语法语素构成一个相关性网络 (Croft 2001: 96) , 包含了一个语言范畴所有的功能和意义。语义地图在语言学研究中作用广泛, 尤其是在类型学研究和对比语言学研究中, 是发现语言共性、概念系统和语言知识的组织方式的有效手段 (Sansò 2010) 。

语言形式所表达的语义功能各不相同, 但不同语言中, 也有相同的语义范畴。这种差异背后暗含着普遍的概念共性, 语义地图既能有效展示这样的共性, 又能体现出语言间的具体差异 (Regier et al. 2013) 。

语义地图是一种几何性表征方式, 将概念空间 (语义) 里语法语素的功能视觉化的表征出来, 广泛用于跨语言比较。Haspelmath (2014) 认为语义地图用于语言对比研究具有以下方法论优势:

1) 能保证语言间的可比性, 因为它所表征的是具有共性特征的内涵;

2) 对语法语素的描写具体, 有利于讨论、改进甚至证明正误;

3) 不先入为主, 不先假定唯一正确的语义分析, 绕开了区分多义性和模糊性这个棘手的问题;

4) 避免了确定核心意义和边缘意义的麻烦;

5) 不但易于将不同语言间异同视觉化地表达出来, 还能作为非常有利的工具来发现语言共性。

8.3 认知类型学方法

认知类型学研究路径旨在观察跨语言中反复出现的语言型式, 尤其是语法型式, 以此考察语言系统区分形式差异与语义差异之间的关联方式, 从而揭示人类语言用特定的表达形式表达特定意义或情势的型式 (Kemmer 2014) 。其基本观点是, 如果多种语言都系统区分两个近似意义, 并体现在形式编码差异上, 那么它们之间的差异具有认知上的显著性;而且, 这种区分在越多的不同语言中体现出来, 那么就越有可能是人类语言的基本趋向。同理, 如果不同语言对反复出现的两个意义用同一个表达式来表达, 这种不加区分的可能意味着它们在认知上紧密相关。

类型学方法主要用于多语种比较, 对比研究往往是两种在文化上相关联的可比较的语言, 且更关注两种语言之间的全面比较 (Gast 2012) 。如果对比研究过程中, 能够有类型学方法的视野, 则对比的结果或结论将更具有普遍价值。

8.4 语料库方法

人们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又重燃对比语言学的兴趣, 在大型语料库的帮助下, 对比语言学已经走上了“基于使用”的路径了。对比语言学聚焦于两种语言的共时对比, 逐渐放弃了其应用的属性, 而更具有描写和理论的色彩。对比语言学越来越重视量化数据, 因此, 语言的对比研究离不开语料库的使用 (Aijmer & Lewis 2017: 1-2) 。

对比语言学研究需要两种语料库:平行语料库和比较性语料库, 它们各有短长 (Granger 2003; Gast 2012) 。大型语料库能发现一些从前未曾注意到的语言特征差异, 让发现和结论言之有据, 更客观。当然, 语料库方法也有其缺陷, 它的制作与标注都是根据语言形式而来的。因此, 对于概念范畴或者说语义范畴, 或复杂的构式结构, 自动检索相当困难, 同时也比较容易因语料库建设者的主观偏好而忽略许多重要的信息或是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Granger 2003) ;对于理论发现和创新的作用有限 (Gast 2012) 。


9. 结语


认知语言学与对比研究相得益彰:对比研究从认知语言学获取理论原则和框架, 统一的动因解释;认知语言学可以从对比研究的发现中获得证据, 以证明其理论原则和假设的可靠性, 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方法论意义:

1) 摆脱印欧语以词为本位的束缚, 如从时空同态的视角看, “前、后”的时间指向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2) 克服寻求形式与功能对应的结构主义思想在语言研究中的弊端, 对解决长期未决的词类划分提供新的思路;

3) 推动理论建设不断深入向前。虽然名动包含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意义, 实际上还可以向前走, 即时空同态能进一步解释汉语名动包含的根本动因;

4) 有利于更好地认识汉语共性特征的同时, 更清楚地认识汉语的个性特征, 如汉语的综合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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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参考文献略,欢迎查阅《外语教学》2019年第4期纸质原文。

本文编辑:上海理工大学 孙雨

本文审核:吉林大学  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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