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访谈 | 访谈胡亚敏教授：从叙事学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万思敏，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文学方向硕士生。丁钰颖，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文学方向硕士生。胡亚敏，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叙事学、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和中外文学批评。
内容摘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批评话语应成为文学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使命。为推进对相关重要理论话题的理解，应华中师范大学“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 青年学术创新团队负责人何卫华教授的邀请，国内文学理论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胡亚敏教授于 2019 年 5 月 6 日做客“华大外国文学论坛”。此次论坛由罗良功教授主持，在论坛期间， 胡亚敏教授接受了外国语学院万思敏和丁钰颖两位同学的采访，访谈围绕叙事学、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这三个方面展开。在访谈过程中，胡亚敏教授首先回顾了自己从事叙事学研究的初衷，介绍了专著《叙事学》的学术特色及未来叙事研究的方向，接着就自己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领域的学术创新与理论贡献和大家进行了交流，最后胡老师不仅分享了自己今后的学术研究计划，还给从事文学研究的师生提出了宝贵建议。
关键词：胡亚敏；叙事学；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比较文学
作为缘起的叙事学研究
万思敏（以下简称万）：胡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让我们有这样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能够当面向您请教。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您就一直在高校从事文艺学和比较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至今已有 40 多年了，并且取得了十分丰厚和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如果归纳一下您的学术思考和研究成果的话，大致上应该可以分为三个主要方面：首先，您是国内率先介绍和研究叙事学的学者之一；第二， 您提出并带领团队致力于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第三，在比较文学领域， 您提出了“开放的民族主义”、“差异性研究”等有影响的理论概念和学术命题。今天， 主要想请您谈谈您的治学体会。
胡亚敏（以下简称胡）：好的，谢谢！很高兴来到外国语学院，我跟你们的几任院长都是很好的朋友，我还有几位学生现都在外国语学院任教。可以说，我对外国语学院有特殊的感情。长期以来，文学院与外国语学院的交流频繁，关键时刻相互支持。何卫华老师跟我说的时候，我本来还是有点忙，有好多事情，但是我想这个事情义不容辞，就来和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们一起聊一聊。
万：谢谢胡老师！您的学术生涯可以说是以叙事学研究为开端的，今天在场的不少青年老师和研究生同学都是从您的《叙事学》开始了解您的，那么我们此次的访谈就从叙事学开始。首先，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的叙事学研究大致是一种怎样的情形？您是如何进入叙事学领域的？
胡：20 世纪 80 年代初，叙事学在国内只有少数几位学者介绍过。记得有一次，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访学时碰到一位作家，他问我什么叫自由间接引语，我说只有直接引语、间接引语，哪有什么自由间接引语。我当时就不知道，因为这个概念那时候还没有进入国内学界，我到图书馆查了很久，一直没有找到这个说法的来源。后来找到一本书， 书名为《双重声音》（Double Voice），里面说这个“双重声音”就叫自由间接引语。花了一个星期，我就把这本英文书看完了，并做了研究，后来就又把它写出来了，发表在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因此，就中国的叙事学研究而言，我应该是中国学界进入叙事学领域的先遣部队，属于“醒得早”的那批人。这有点像他们说我们武汉人的性格，就是醒得早，但是有时候又起得晚。
至于为什么要研究叙事学，就不得不稍微说远一点了。1977 年我毕业留校，本来很喜欢外国文学，我读过不少外国文学作品，从古希腊到 19 世纪的一些文学名著，特别是巴尔扎克的书，什么《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等等，这些我都读了，但是留校后被分配到文学理论教研室。在高校工作又得读研，硕士研究生期间我攻读的方向是中国古代小说理论。记得报考前，我恶补了郭绍虞和敏泽先生的书，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发展轮廓有了大致的了解。并找老教师借了关于西方形象思维和弗洛伊德等的资料来读。我当时已经觉得原有的框架过于呆板，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特别是古代小说理论就成为一个问题。为撰写硕士论文，我专门到北京查资料，经周伟民老师介绍，我认识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国外汉学研究室，现在叫比较文学研究室的尹慧珉老师，跟尹老师一见如故，很投缘，她的女儿叫胡康敏， 跟我的名字差一个字，她还说我的性格和她很像。她还在武汉工作过，一直把我当她的女儿看，对我帮助很大，在她那里，我了解到西方不少最新的研究资料。当时尹老师给了我一本加拿大学者写的有关中国近代小说的书作参考，书名为 The Chinese Novel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我回来认真读后，被这些汉学家的研究角度吸引，他们都是用叙事学的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小说，给人一种别开生面的感觉。我和我的同学张方决定把它翻译出来（该书于 1990 年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在翻译过程中，我查阅了大量资料，发现其中有一位汉学家说中国没有叙事理论，这一断言在某种意义上伤害了我的民族自尊心。于是我就想看看中国到底是否有叙事理论，并开始收集明清以来的小说评点史料。后来我把我的硕士论文选题定在明清小说评点，更具体地说，就是金圣叹的小说评点，研究方法则直接采用了叙事学的框架。
简单归纳一下，我选择叙事学原因有二：一是为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寻找新的方法和观照角度；二是回答中国是否有叙事理论这个问题。如果有，又有哪些贡献？ 可以说，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除教学外，我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叙事学的研究。
丁钰颖（以下简称丁）：您的专著《叙事学》是国内叙事学领域的代表性著作之一， 1994 年出版后分别于 1998 年、2004 年两次印刷，2014 年再次由台湾若水堂书局修订出版，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关注。在 2012 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学术影响力报告》中，《叙事学》被列为对外国文学研究具有重要学术影响力的 54 种学术著作之一。与西方经典叙事理论相比，您的《叙事学》有着自己独特的学术特色和理论贡献，您能否就此为我们做一些介绍吗？
胡：我研究《叙事学》首先是学习，要搞清楚叙事学是什么，这就需要读书。当时， 凡是我能够找到的与叙事学有关的中文和英文书我基本都找来读了，包括我到香港中文大学访学，也主要是在收集材料和阅读材料。我曾将我的读书笔记整理提炼后以《结构主义叙事学探讨》为题发表在《外国文学研究》1987 年第 1 期上。我现在还记得我阅读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时的困状，说了一句“经典”的话，“失眠了， 不用吃安眠药，读结构主义吧。”
在撰写《叙事学》一书时，我觉得如果只是跟在别人后面走，那就没有什么意思。应该说，《叙事学》这本书中有我的一些思考，有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希望同学们在关注《叙事学》的视角、叙述者和时间的同时，也可以了解一下我在《叙事学》一书中的拓展。
首先是力图突破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封闭性。我认为，叙事理论如果没有阅读、没有读者的参与将是不完整的，因此在《叙事学》中我增加了“阅读”这一章，把经典叙事学研究撕开了一个口子，引向了阅读，强调文本的未完成性和可交流性，强调读者的自主性、参与性和创造性，由此在形式批评的基础上加上了意义阐释。在“阅读” 一章中，我还提出了两个有意思的概念，“空白”与“矛盾”。我想说的是，在阅读的时候，读者不仅要看到叙事文本说了什么，还可以寻找没有说出的故事，并品出其意义。至于矛盾阅读，就是不仅要看到作品的完整和统一，还可以去感受叙事作品本身包括人物、情节和话语的矛盾和张力。其次，提出了一些具有前瞻性的理论观点。一个是对“情节的完整性”的质疑，在《叙事学》中，我专门对非线性情节作了阐述， 强调非线性在叙事中的合理性和重要性，情节的完整性并非叙事的真正特征，如今这些观点在后现代语境中已成为常识。第二个观点是强调人物的“未定性”。结构主义叙事学对人物关注不多，且有把人物类型化、固定化的问题，如英雄、坏人、帮助者、施惠者等。我提出“人物是一个过程”的观点，为小说中的人物向自身对立面转化提供理论支持。当时只是理论设想，一时未找到恰当的例子，后来我读了陈忠实的《白鹿原》，发现里面的田小娥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第三，借鉴语言学理论，提出了陈述文本、疑问文本和祈使文本三种类型，作为划分文本类型的新标准，在《叙事学》中重点阐述了疑问文本。这类文本与陈述文本相反，叙述者不是采用肯定的语气，而是持询问或矛盾的口吻，要求读者思考和回答文本中的问题。我很喜欢疑问文本只提出问题不提供答案的模式。
再则，我还尝试提出叙事语法程序。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讨论文学批评方法论时我就提出文学走进计算机的设想，并主张“未来计算机创作的作品与作家的创作并行不悖，竞放异彩”。记得是 1985 年开会，我还是助教，当时就老在想文学创作如何走进计算机，并且同一些学术同行进行了交流。此后，为了研究叙事程序，我专门买了好几本模糊数学的书，并设计了四套程序，最后我发现计算机无法模拟人的丰富情感和想象力，不得不感叹，叙事与计算机之间存在着一道深深的壕堑。不过，当今数字技术发展飞快，部分问题已得到解决，人工智能创作的诗歌已经可以达到乱真的程度，不过叙事文还未见独立的成熟之作。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的《叙事学》，还是有些粗燥和稚嫩，在《叙事学》再版“后记” 中，我用了“敝帚自珍”一词，以纪念自己“初入世的英勇”。
万：近年来，叙事学研究出现了诸多变化，从研究叙事结构、叙事语法等的经典叙事学研究走向了后经典叙事学，从单数的叙事学扩展为了复数的叙事学，您能否就近些年来叙事学发展的热点谈一谈您的看法以及您对于这方面的思考？
胡：这个我进行过一些思考，关于未来的叙事研究，我觉得有两个方面需要注意： 一是叙事与政治的关系；二是叙事与技术的关系。
就叙事与政治的关系而言，我主要关注意识形态叙事，意识形态叙事主要想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方法把形式分析与历史阐释、政治批判结合起来。意识形态叙事强调要恢复叙事的历史维度，关注叙事作品的历史语境和历史发展，同时更重要的是揭示叙事作品所体现的主体意识形态建构和被遮蔽的政治无意识。在叙事文本中，你说什么不说什么，什么详说什么略说，以及故意省略了什么，这背后都会含有政治因素。
关于叙事与技术的问题，2018 年，在漳州召开的叙事学会上，我作了一个发言， 题目就是“叙事与数字技术”。在发言中，我主要谈了在数字技术冲击下叙事性质被重构的问题，主要包括五点：首先，数字技术将改写叙述者的定义，叙述者不再是叙述而是对互联网数据库进行搜索；其次，超链接的功能将使叙事时间成为可疑的概念， 文本将成为动画、图形、音乐等不同格式的文件的链接；第三，在线技术的交互性构成了对情节逻辑结构的冲击，读者的主动参与使情节变得不确定，故事流向未来；第四、读者与作者共同合作中，阅读也将不再是阅读（read），而是嬉戏（play）；最后， 迷失成为新的要素进入人们的审美体验。数字叙事的发展还需要时间，未来还不确定， 存在着很多可能性。
詹姆逊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丁：在您的学术道路中，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应该说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 因为在 20 世纪 90 年代 , 您研究的重心从叙事学转移到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您做出这一学术转向是基于怎样的考虑呢？
胡：之所以在 20 世纪 90 年代转向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 这一选择始于责任，或者说是情势使然。华中师范大学是马列文论研究会的驻会单位， 薪火相传，需要有人接替和坚守。另外，在当知青时，我就读过了马恩列斯的六本书， 包括《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和《反杜林论》等。其次是在教学和研究中对形式主义批评产生了一些疑惑。1992 年，我在开封河南大学召开的中外文论会议上做了大会发言，主要就是反思形式主义批评，结果发言超时了。我重点讨论了结构主义叙事学。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是比较有效的分析手段，但到最后似乎所有作品都成为了“文明与自然”、“盛与衰”、“善与恶”、“聪明与愚蠢”等二元对立，文学作品丰富的肌质没有了，有时候这确实会让人感觉有些悲哀。我也不同意俄国形式主义的一些说法，特别是什克洛夫斯基的话“艺术不反映城堡上空旗帜的色彩”。其实， “陌生化”通过创造出一个不同于现实世界的事物本身就具有政治因素。文学作品不可能完全自足，不可能摆脱政治、资本和技术等外界因素的影响，更不可能独立地立世于世界。
丁：如果一定要找到一个起点的话，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应该是您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开端”。1997 年，您还邀请詹姆逊教授访问了我校，您能否谈一谈詹姆逊对您有什么样的影响和启发？
胡：转向詹姆逊研究首先是阅读了唐小兵翻译的詹姆逊在北大的讲演稿《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1992 年认识了王逢振老师，受他委托，参与翻译“知识分子图书馆” 丛书项目中詹姆逊的《快感：文化与政治》。当时翻译得很苦，但也很受感动，我被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的真诚信仰和关注现实问题的勇气和热情所打动，就产生了研究他的愿望。1997 年我邀请詹姆逊访问华师，这成为华师老师们一段美好的记忆。随即我又承担了翻译詹姆逊《文化转向》一书的任务，对詹姆逊所关注的后现代现象有了更多的了解。后来在美国访问期间我特地去拜访了詹姆逊，他家里的每个房间都是书， 墙上挂有马克思和毛泽东的照片，其中有一张拍的是一位英俊的年青人，像电影明星， 我问詹姆逊这个人是谁，他告诉我，是青年时代的马克思，我们一同在这张照片前合影留念。詹姆逊涉猎广泛，智力过人，在翻译了他的《文化转向》后，我对这一点的感触十分深刻，詹姆逊研究了包括图像、建筑乃至房地产等诸多领域。他对科幻电影也有着浓厚的兴趣，他说他看了四百多部科幻电影，真是不容易。
丁：您对詹姆逊的理论并不是完全认可，在我们看来，您在很多方面更多的是一位詹姆逊的对话者，您如何看待这种对话的重要性？
胡：对，我佩服詹姆逊，但并不完全赞同他的观点。在研究詹姆逊期间，我写了两篇文章，一篇题目是《不同语境下的后现代——与詹姆逊的对话》，另一篇是《理论仍在途中——詹姆逊批判》，后一篇是 2004 年 5 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詹姆逊与中国”的国际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与詹姆逊作了面对面的交流。这里对詹姆逊的“批判”是在康德意义上来讲的，有对话和建设之意。当时我提出了三个方面的质疑。第一是历史观问题。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喊了一句口号，“永远历史化”，强调历史的绝对视野，但同时又说人们接触的只是历史文本，历史则是一种“缺席的存在”。我认为这里存在悖论。当然，詹姆逊认为我们没有虚构历史的自由，这一观点我是赞同的。第二是泛政治化的问题。詹姆逊说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超越的视野，他的元评论展示了新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包容性，但多种视角的并存产生的张力可能导致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泛化，而马克思主义的泛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弱化。第三，詹姆逊文学批评中的政治性理解有图解文学的倾向。他把《呼啸山庄》里希斯克里夫的行为看作是原始资本家向庄园主的复仇，将这种凄厉的故事变成了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争斗，这种解读削弱了故事原有的感染力。对于我提出的几点意见，詹姆逊作了初步的回应，这次对话也加深了詹姆逊对中国学者的认识。他后来还说“希望在中国”。
我个人觉得，面对研究对象，特别是西方理论家，对话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因为任何知识必须经过自己学习、质疑和消化后才能够成为自己的知识，知识的接受必须要以对知识的怀疑为前提。就师生来说，也是这样。唐朝有个书法家叫李邕，他说过一句话，“似我者俗，学我者死”。亚里士多德同样有句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说的都是类似的道理。研究问题需要保持理性的思考和独立性。此外，对西方文学理论的研究还需考虑不同的语境，我论文中说到的“不同语境下的后现代” 就是从不同语境入手的。
万：2018 年，您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研究”顺利结题，这一重大项目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组专家的高度评价，认为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理论价值。在这一重大项目中，您提出并致力于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您提出这一课题是基于怎样的学术考量？
胡：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是我们团队一直在努力的目标，这一项目从 2011 年立项到 2018 年结项，历时七年。为什么提出这一课题？原因有二： 一是我们这里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重镇，我们应该把这面旗帜继续举起来；二是在研究詹姆逊以后，我觉得我们的学术应该面对中国大地。2015 年我们开国际会议的时候，有个学者说，他觉得现在的理论生长点在中国。为什么理论生长点在中国？因为中国正处于转型期，这一时期自然会出现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可能成为理论的生长面。对这一点，我是赞同的。现在的中国，的确有很多问题有待研究，如资本、价值观缺失、技术等问题，就其中的很多问题而言，不可能完全从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找到现成答案，也不可能仅靠异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来应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必须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才能有效地回应这各种问题，才可能展开与世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的对话。作为首席专家，我与课题组成员在七年的时间里， 发表了 77 篇学术论文。其中我自己撰写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三十年》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人民观》这两篇文章都在《文学评论》作为“头条”刊发。专家组成员对我们的项目做了充分肯定。
万：在您看来，就这一重大项目本身及其成果而言，最为重要的学术创新和理论贡献在哪一些方面？现在这个时代日新月异，文学越来越受到其他诸多因素的冲击， 面临着来自于诸多方面的挑战，请问这一重大项目对当今文学和文化建设会有怎样的启示作用？
胡：正如我前面已经指出，这一重大项目是集体的成果，我这里仅谈谈我个人提出的一些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首先是为“人民”概念注入了新的内容。人民并非一个抽象的或同质性的概念，而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由千千万万真实的个人组成的。“人民优位”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特色，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结晶。其次对“民族”概念作了辨析和新释。“Nation”应与“中华民族”对应，民族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人们没有凭空想象民族的自由，民族的核心在于文化， 没有文化，没有民族记忆，就意味着该民族的消亡；民族与人民同构，人民是民族的主体。三是探讨了政治与审美的关系，我认为，审美本身就蕴含了政治，审美范畴和审美形式也蕴含政治因素，如崇高、隐喻、反讽、救赎，这些范畴或明或暗地激荡着某种意识形态的风云。审美过程中的生命体验、想象乃至审美所体现的自由和超越均内含对理想的追求，而这种追求往往与政治不谋而合。审美形式也与政治有关，当代艺术家通过创造性变形，冲破日常经验的束缚，对世界进行重新编码或重塑，这不一样的世界中就蕴含着政治的意味。不过，这种政治不是通过激烈的行动，而主要是通过构建新的观看、思考、交谈和存在方式，重新塑造人们的需要、欲望、感觉和想象， 并通过改造人的审美意识来改造世界，促进社会变革的可能性。
这一重大项目同样对同文学和文化建设相关的一些重要议题做了一些创造性的理论探索：首先，对文学与科技的关系作了辩证分析。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着眼于对高科技的警惕和批判不同，我们注意到了高科技对文学的革命性影响和科技的意识形态建构功能；其次，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学性质作了重新阐释。文学不仅具有审美属性和意识形态性，而且具有商品属性，这一观点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当下作为艺术生产的文学的性质和功能；三，针对当今文学创作和批评的价值判断缺失或失范问题， 设计出以人的解放为核心的价值重建标准，提出考察作品应以是否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价值判断的根本准绳等。这些研究为当今中国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也是中国学者对当今问题的思考和探索。
万：就您的学术研究而言，中外文学批评研究同样是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您在这一领域同样提出了众多有影响的理论观点。在比较文学和中外文学批评领域，近几年不少学者开始讨论“世界主义”与“世界文学”，您曾经也提出过“开放的民族主义” 这一概念，您能否就此谈一谈您的看法？
胡：中外关系一直都是我学术思考的焦点。就研究中西文学关系而言，一定要立足于本土现实，着眼于人类面对的一些共同问题，跟世界对话。2001 年 4 月在北京师范大学与湖南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学民族性问题”的学术研讨会上，我作了“重返民族性”的大会发言，提醒中国学者在追踪西方文学批评思潮的途中别忘了回家的路。发言稿后来以《开放的民族主义——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之立场》为题发表，开放是民族发展的动力，民族则是开放的同心圆。“开放的民族主义”需要超越东西方等级秩序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 , 最大限度地向异质文化汲取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因素。总体上来讲，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民族，但如果自我封闭，必然的结果就是退化。同时“, 开放的民族主义”还力图说明民族性中蕴含着普遍性 ,没有普遍性的特殊性是没有意义的。
丁：在如今全球化的语境之下，作为一个内含悖论的术语，当然更多的是合理性，“开放的民族主义”这一说法的确给我们提供了诸多启示。事实上，当下的中国文学批评受到了西方的诸多影响，换言之，在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运用西方的理论概念、评判标准和价值观来审视和分析中国的文学和文化，试图将西方的标准挪用到中国的语境之中，对此，您曾提出“差异性研究”这一概念，您能否阐释一下“差异性研究” 的具体内涵和运作方式？在中国建设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学批评的道路上，这一概念具有怎样的操作性？
胡：全球化时代如何避免学术研究的西方化或同质化，是我写作《论差异性研究》一文的缘由。在 2009 年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上，我作了题为“坚持差异性研究”的发言，后以《论差异性研究》为题发表。差异性研究不同于比较文学的“变异学”概念。一是差异性研究更强调本土立场，强调的是主体性，而不是停留于探寻西方文学和文化在中国的流传和变异；二是差异性研究更强调建构性，而不是仅仅研究中国文坛对西方的接受、误读和吸收。差异性研究的“差异性”是蕴涵普遍性的差异性。
丁：在 2014 年，您主编的《西方文论关键词与当代中国》一书顺利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2015 年被中国社科出版社评选为本年度 20 部好书之一。在《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的基础工程》一文中，复旦大学朱立元教授对该书有高度的肯定，您能否谈一谈这一著作当中有什么样的学术亮点？您如何看待西方文论关键词与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之间的关系？
胡：概念是理论的基石，关键词研究一方面是做基础理论的工作，另一方面是方法论方面的探索。这本书是对中西文学批评关系在概念上的学术清理，精心挑选了 20世纪后半期即 1978 年以后出现在中国文坛上的 10 个西方文论关键词，深入细致地揭示其历史脉络和丰富的异质性。在很大程度上，这本书可以被说成是一次非常细致的、深入的、沿途有着各色风景的“理论旅行”。同时，采用历史和比较的方法，将“历史场域”细化和拓展为四个相关联的阶段，具体包括初始场域、生成场域、延展场域和本土场域。并将关键词置于当代中国文化语境之中，探寻其在中国的译介、变异和融合。通过关键词这一纽带，在中外文学批评碰撞和交汇中构筑中西文学批评交流对话的平台。我们在完成《西方文论关键词与当代中国》一书时并没有太大预期，这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结题成果，并被鉴定为优秀，后来该书入选《成果文库》，特别是得知该书入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年 20 本好书中三本文学类书籍之一, 非常高兴。还有一个好消息，劳特利奇（Routledge）出版社也为我们这本书在国外出版做了预告。
万：您在学术界辛勤耕耘四十载，在叙事学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和中外文学批评研究等领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最后您能否谈一谈您今后的学术计划和安排？以及对从事文学研究的青年教师和学生，您有什么建议？
胡：对于今后的学术计划和安排，要做的事情很多，就个人而言，仍会主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研究。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的阐释力，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我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是一本刚打开的书，下一步的一个打算就是要重铸经典，换言之， 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研究放在他的整个理论背景乃至整个西方文化背景下研究， 我还想审视一下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扭曲，并通过重铸经典， 进一步展开对世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流派的交流和对话。此外，我还对文学和科技的关系感兴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令人惊叹，科技对文学发展的影响也越来越突出， 我希望为文学插上科技的翅膀。在教学改革方面我也有一些新的设想，我将把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作为新一轮教学改革的重点。
对在座的青年教师和学生，我想说的是，首先要确立自己的研究领地，这块领地可能是你的兴趣爱好，也可能是工作的需要，但无论哪一种，都必须遵从内心的呼唤。同时，做学问一定要沉静勿躁、厚积薄发，《叙事学》一书经过“二千多个日子的惨淡经营，四易其稿”（初版后记）。编著的《比较文学》从动笔到 2004 年出版，时间更是长达二十年之久，一个人的学术水平并不完全在于项目和论文的多少，而在于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有价值的知识和学术思想。但厚积薄发不等于延宕，要赶紧做起来。现在的诱惑和干扰都很多，但时间不等人，放弃了现在就等于放弃了未来。至于是否成功，还是那句老话：“做最好的自己”就是成功。
万、丁：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另附：胡亚敏教授主讲的一则视频片段
本文来源：万思敏、丁钰颖、胡亚敏，从叙事学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胡亚敏教授访谈录，《外国语文研究》2019年第3期。为适应微信风格，删除了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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