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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观点| 朱莉莉、朱永生:系统功能语言学对语言使用者的研究:从Halliday到Martin

八万学者关注了→ 语言学通讯 2021-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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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功能语言学对语言使用者的研究:从Halliday到Martin 


朱莉莉 朱永生 

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外语学院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朱永生,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担任全国高校功能语言学研究会副会长、全国高校语篇分析研究会副会长、国际学术刊物Linguistics and Human Sciences编委及《中国外语》等多家学术刊物编委、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会执委会委员、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高校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斯德哥尔摩大学孔子学院理事长、教育部汉语国际教育硕士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等学术职务。退休后先后担任杭州师范大学钱塘学者、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国际交流学院院长。研究方向:功能语言学、话语分析。

朱永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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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系统功能语言学不仅关注语言的实际使用,而且对语言使用者在语言交际中的作用也相当重视。本文首先论述Halliday在语域领域对语言使用者所做的研究及其局限性,然后从评价理论、个体化理论和知者语码理论等三个方面评述Martin在语言使用者领域所做的研究,最后讨论语言使用者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关键词: 系统功能语言学; 语言使用者; Halliday; Martin;  

文献来源: 朱莉莉,朱永生.系统功能语言学对语言使用者的研究:从Halliday到Martin[J].外语教学,2019,40(06):54-56.    

期刊动态 |《外语教学》2019年第6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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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语言是由人创造、供人使用、为人服务的。因此,几乎所有超越语言本体的语言学研究都会关注语言使用者在话语活动中的作用。Halliday创立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派就是其中之一。在系统功能语言学内部,最早关注语言使用者的当数Halliday本人,近20年来对语言使用者特别关注并提出若干新见解的则非Martin莫属。本文将就以上两位语言学家对语言使用者所做的研究思路进行梳理,并对各自的独特贡献进行分析。







2

Halliday对语言使用者的研究









早在1964年,系统功能语言学尚未成型时,Halliday(2007: 5-37)就在题为“语言使用者与语言使用”(The users and uses of language)的文章中谈到了语言使用者在语言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如下四个话题都可以纳入机构语言学的研究范围:1)语言接触,即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语言社团相互接触时语言所发生的变化;2)方言,即根据谁是使用者来决定的语言变体;3)语域,即根据如何使用语言来决定的语言变体;4)语言社团成员对其所使用的语言和语言变体所持的态度。

需要注意的是,既然语域只与语言使用直接关联,为什么Halliday还要把它和其他三个与语言使用者直接相关的话题并列?Halliday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语域这个功能变体的产生受到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这三大情景语境要素的制约,而其中的话语基调指的恰恰就是语言使用者之间的人际关系,即话语基调的变化与其他两大要素的变化一样会影响语言使用者对语言资源的选择和使用。在此后的一系列著述中(Halliday 1994: 68-98, 2004: 134-199),Halliday都谈到了人际关系对语气系统和情态系统的制约。就语气系统而言,人际关系的亲疏直接影响语气隐喻形式的选用,人际关系越紧密,使用隐喻形式的可能性就越小。所谓语气隐喻,就是违背陈述语气用于传递信息、疑问语气用于寻求信息、祈使语气用于做事的常规表达方式,将陈述语气用于寻求信息或做事,将疑问语气用于提供信息或做事,将祈使语气用于提供信息或寻求信息。就情态系统而言,语言使用者对事物或然性和必要性程度高低的判断直接影响情态动词等所有能表达这两类意义的体现方式的具体使用。

然而,必须承认的是,在语域和方言这两种语言变体之间,Halliday研究的重点是前者,因为他更为关注的是语境类型与语言功能变体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语境与语言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系统功能语言学派内部有学者看到了这个缺陷,并从不同方面展开了对语言使用者个体的研究。例如,Hyland(2001)对学术论文中的身份建构作了一系列的探讨;Hasan(2005: 180-193,2009:107-179)通过对学龄前儿童的大量实证调查,发现社会阶层和性别与具体的话语活动参与者所使用的语义表达形式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关联;Matthiessen(2007)把这些表达形式叫做语码变体,并指出这种变体介于方言变体和功能变体之间。

上述学者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Halliday的语言变体学说,但都没有像Martin那样明确地把语言使用者作为与体现(realisation)和示例化(instantiation)同等重要的因素纳入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总体框架。下面我们将重点论述Martin对语言使用者所做的研究。







3

Martin对语言使用者的研究









Martin对语言使用者所做的研究大致由以下三个部分构成:1)评价理论;2)个体化研究;3)知者语码研究。

3.1 评价理论

Martin之所以提出评价理论,是因为他发现Halliday对语言使用者的研究集中在小句的语法层面上,具体地说,集中在语气和情态这两个子系统及其与话语基调的对应关系上,忽视了词汇所具有的人际功能。

评价理论的代表作是Martin & White于2005年合著的《评价的语言:英语中的评价》(The Language of Evaluation: Appraisal in English)。两位作者认为(2005: 34-38),评价系统是由“态度”(attitude)、“介入”(engagement)和“级差”(graduation)三个子系统构成的。

态度包括“情感”(affect)、“判断”(judgment)和“鉴赏”(appreciation)三个子系统。情感指的是语言使用者根据个人喜好对事物所作的评价,如爱情和仇恨,欢乐与痛苦;判断指的是语言使用者根据社会规范对事物所作的评价,如正确与错误,正义与邪恶;鉴赏指的是语言使用者根据审美标准对人或物所作的评价,如美丽与丑陋、动听与刺耳。

介入指的是语言使用者参与话语的方式,以及协调话语参与者关系的手段,由“自言”(monogloss)和“借言”(heterogloss)两个子系统构成。前者指的是话语所传递的信息出自语言使用者自己,后者指的是话语所传递的信息来自他人。

级差指的是语言使用者介入话语的程度,包括“语势”(force)和“聚焦”(focus)两个子系统。前者又包括两个子系统:“提高”(raise)即口气的强化与“降低”(lower)即口气的弱化。后者也包括两个子系统:“尖锐”(sharpening)和“软化”(softening)。

评价理论扩展了系统功能语言学对人际功能的研究范围,更加全面地展示了语言使用者可以如何利用语言符号系统中的评价资源,达到协商和调节人际关系的目的。

3.2 个体化理论

作为社会人,语言使用者在运用语义资源表达意义即对语义资源进行分配时,既要与其他社会成员维持一定程度的亲和关系,又要建构自己的独特身份。前一个过程叫做社会化,后一个过程叫做个体化,两者同时并存。朱永生(2012)根据Martin(2009)绘制了下图1,显示的是亲和关系与资源分配两者之间的关系:

在社会化与个体化之间,Martin更关注后者。在具体的话语分析中,最受关注的则是语义资源使用的个体化特征与个体身份建构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体化特征所体现的语言使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需要指出的是,个体化研究已经超越了对语言符号本身的研究,涉及到婴幼儿的原型语言与儿童和成年人的副语言等多种表义系统,是一种多模态研究。

Martin个体化研究的意义是把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维度从原来Halliday的两个即体现关系和示例关系扩展为三个即体现、示例化和个体化。Martin(2008)曾用下图2展示了三者之间的关系:

图2体现语言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讲的是语言系统如何通过语言三个层次使意义得到最终表达,属于种系发生学(phylogenesis)范畴。示例化涉及语言系统如何在实际语境中通过语篇得到使用,把每一个语篇都看做是语言的功能变体,属于语篇发生学(logogenesis)的范畴。个体化则关注语言使用者个人,属于个体发生学(ontogenesis)的范畴(Halliday & Matthiessen 1999:72-82)。正如朱永生(2012)所指出的那样,个体化与示例化和体现三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个体化离不开示例化,而示例化离不开体现。

3.3 知者语码理论

系统功能语言学对语言使用者的最新重视,与Martin接受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社会教育学家Karl Maton“合法化语码理论”(legitimation code theory)中的 “专门性”(speciality)原则有着直接关联。专门性指的是将某社会文化领域中的参与者和话语建构为特殊的、与众不同的或是独一无二的并由此获得荣曜与地位的方法。根据Maton(2014: 29-33),专门性原则是由“认识关系”(epistemic relations,简称ER)和“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s,简称SR)两个部分构成的。前者指的是知识建构行为与知识建构的客体即专业知识之间的关系,后者指的则是知识建构行为与知识建构的主体即“知者”之间的关系。这两种关系在程度上都有强弱之分。随着两类关系的强弱变化(ER+, ER-;SR+, SR),知识建构行为会产生四类不同的语码,见图3:

汤斌(2015)认为,知识语码(knowledge codes)以专业知识的获取为衡量成就的标准,强调知识建构行为主体掌握获取专业知识的步骤与技能,忽略主体自身的特点;知者语码强调知识建构行为主体自身的特点,忽略对专业知识的获取以及用于获取知识的步骤与技能;精英语码指知识建构行为的合法性既要以科学、严谨的步骤与方法为衡量标准,又要考虑知识建构行为主体的特征;相对语码指知识建构行为的合法性既不需要以科学、严谨的步骤与方法为衡量标准,也不需要考虑知识建构行为主体的特征。Maton(2014)认为, 不同学科对知识和知者有着不同的要求。相对而言,音乐和美术等学科对知者习性的要求远远高于物理和数学等学科。

知者即语言使用者概念的引入,促使Martin等系统功能语言学家关注不同学科的语码有哪些不同的特征,尤其是知者的习性对不同学科语码的特征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4.结语

对语言使用者的重视,实际上是对语义资源如何分配和使用的重视,涉及到个人的社会地位、习性、交际对象和交际目的等多种因素。此类研究具有多重实际意义。从学校内的课堂教学实践来看,关注语言使用者个人的语码特点,有助于看清每个教师和每个学生如何在建构自我身份的同时,建构或重塑交际双方的社会关系。从学科的专门性看,此类关注有助于看清不同学科对个人习性的不同要求,以及个人习性对学习效果和未来个人专业发展的影响。从翻译的角度看,此类关注有助于译者看清作者如何通过使用不同的语码塑造不同的人物形象和个性特征。从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看,如Martin et al.(2012)涉及的如何帮助少年犯重归社会的实际问题,此类关注则有助于了解相关研究对象发现问题的能力、认识错误的程度以及改正错误的愿望。

任何超越语言本体研究范围的语言学,无论是从社会文化还是从心理认知的角度看问题,在涉及语言使用的时候,都不可避免地涉及语言使用者,因为语言使用和语言使用者是不可分割的。没有使用者,就不可能有语言使用;没有语言使用,就不需要语言使用者。日常交流如此,学校里的教育实践也概莫能外,不仅涉及教育实践的课题即知识本身,也涉及教育实践的主体即知者即知识的传授者和接受者。唯一的差别仅在于语言学家的侧重点可能不同而已。作为一名教师,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提高对语言使用者研究重要性的认识,分门别类,根据每门课程的专业特点对学生提出不同的学习要求,并根据学生的个性和志趣因材施教,让学生在适合自身条件的情况下学习相关知识和技能,并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

推荐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共五个部分40章,Tom Bartlett和Gerard O‘Grady编辑的系统功能语言学(SFL)的最新手册,根据40多名青年或初级学者的贡献,提供了关于SFL跨学科(包括语言学和SFL内部)、跨语言和批判性的各种观点,每项研究都揭示了SFL内部的各种理论说服力。正如编者们在导言中所指出的那样,“手册”旨在“补充而不是与现有作品竞争”(第1页),其独特性在于四个方面:SFL与其他语言理论之间的相互作用、三种不同的SFL模式(韩礼德模式、加迪夫模型和悉尼模式)之间的交流、通过批评立场扩展和加强SFL,以及关注英语以外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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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参考文献略,欢迎查阅知网或《外语教学》2019年第6期纸质原文。

本文编辑:上海理工大学 孙雨

本文审核:吉林大学  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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