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 | 黄国文：中国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40年

 

提 要：系统功能语言学既是普通语言学，也是适用语言学。在过去的40年里，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在中国发展迅速，涌现出很多优秀的研究者和科研成果。本文对中国过去40年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进行回顾，内容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研究队伍情况、学术会议、学术组织和研究机构、学术出版物与论文的学术影响、中国学者的国际影响以及该研究在中国得到迅速发展的原因。

关键词：系统功能语言学；韩礼德；适用语言学

1. 引言

系统功能语言学（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是英国语言学家韩礼德（M. A. K. Halliday）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开始建构的语言学理论。十年前，笔者写了一篇题为《中国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发展与展望》（2009）的综述性文章；十年过去了，恰逢我国改革开放40年，而国内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又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引进来的，因此有必要对40年来中国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作进一步回顾。

在改革开放的40年里，中国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经历了介绍、引进、消化、理论本土化探索、实践应用和创新发展等不同阶段，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讲授者和研究者，多位学者在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界享有一定的知名度，也出版了一些学术论著，发表了一些学术论文。以下从中国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中国学者的国际影响、系统功能语言学能够在中国得到迅速发展的原因等方面进行讨论。

2. 中国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

以下主要从四方面谈中国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早期的研究者和引领者，学术会议，有关学术组织和研究机构，学术出版物与论文的学术影响。

2.1 早期的研究者和引领者

中国学者开始学习和研究系统功能语言学是在改革开放以后。1978年，国家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优秀的中青年教师公派出国，有9位外语教师被选送到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学习进修，他们是（按拼音顺序）：杜瑞清、侯维瑞、胡文仲、胡壮麟、黄源深、龙日金、钱佼汝、王国富和杨潮光。其中胡壮麟、龙日金、杨潮光在时任悉尼大学语言学系主任、系统功能语言学创始人韩礼德的指导下学习语言学。他们于1979年初出发，1981年初学成回国，胡壮麟和龙日金获得了优等硕士学位。从文献上看，那时的中国语言学界知道或听说过伦敦学派和韩礼德的人应该不会很多。

在胡壮麟等人学成回国之前，中山大学的王宗炎教授已经关注到伦敦学派和韩礼德的语言学研究。1980年，他在《国外语言学》发表了评述伦敦学派的文章，多次提到韩礼德，如：“伦敦学派是当今语言学界的一个重要学派，与美国的结构主义派和转换语法派、捷克的布拉格学派、丹麦的哥本哈根学派同样为人所注目。这个学派现在的主将是M. A. K. Halliday，可是创始人是弗斯（J. R. Firth）。Halliday多次宣称，要完成弗斯的未竟之业，师承有自，十分清楚。”（王宗炎 1980：1）1981年，王宗炎在《国外语言学》发表了《评哈利迪的〈现代汉语语法范畴〉》一文，对韩礼德1956年发表的“Grammatical categories in modern Chinese”一文进行评论。虽然王宗炎在文章中用犀利的视角评论了韩礼德的这篇论文，但也说了一些公道话：“哈利迪用自己特创的方法来建立一套汉语语法范畴，确是煞费苦心。他自己承认，这一套东西不是唯一的描述方法，而且还有待补充。他还说，他想要描写出‘汉语的汉语性’（the Chinese-ness of Chinese，p. 216），这个意图是十分好的。他注意词在结构中的位次，还研究各种词和结构出现的概率，这对我们也有启发。”（王宗炎 1981：54）

1981年初，胡壮麟等人从澳大利亚学成回国后，中国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开始进入正轨。1982年有两篇重要论文发表：一篇是徐盛桓在《外语教学与研究》第1期发表的《主位和述位》；另一篇是龙日金在《国外语言学》第4期发表的《伦敦学派的语言变异理论简介》。接着，胡壮麟于1983年发表了《韩礼德》一文。这篇文章在学界影响非常大，因为这篇文章，在以后的期刊里，Halliday再也没有被翻译成“哈利迪”了，因为文章里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注释：“Halliday在我国语言学刊物中一般译为‘哈立迪’或‘哈利迪’，但Halliday本人希望使用他的汉名‘韩礼德’。”（胡壮麟 1983：60）经考证，Halliday1947年来中国，在北京大学读本科及1949年在岭南大学读研究生时都使用的是他的汉语名字“韩礼德”。此外，他还给夫人Ruqaiya Hasan也起了汉语名字“韩茹凯”（如《韩茹凯应用语言学自选集》，外研社，2011）。可惜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人不知道或没有用“韩茹凯”来指Ruqaiya Hasan。

中国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队伍，从早期的少数几人到今天已有几代人，从资深的老教授到年轻的学生，都是这个学科蓬勃发展的主力军。

2.2 学术会议

中国第一次召开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主题的学术会议是1989年8月3—5日于北京大学召开的第一届系统功能语法研讨会，发起者是胡壮麟。该会议每隔一年召开一次，到2018年已经连续召开了15届。

从1991年起，每隔一年还召开一次全国话语（语篇）分析研讨会，发起者是任绍曾，第一届会议于1991年5月在杭州大学（现已并入浙江大学）召开，到2018年已经召开了16届。

从2001年起，每年还举办一次系统功能语言学学术活动周，发起者是黄国文，目标是培训和培养年轻学者，为学科建设输送新生力量。第一届系统功能语言学学术活动周于2001年在中山大学举办，到2018年已举办了18次。

从2006年起，不定期举办功能语言学与语篇分析高层论坛，发起者是黄国文。该论坛多次有外国学者参加，一方面讨论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发展的最新动态、成果和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又给研究者提供机会进行学术对话，探讨热点问题，到2018年已举办了25期。

此外，很多学校还不定期举办各类系统功能语言学学术会议。通过这些学术会议，学者们进行学术交流，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共同进步。这支队伍是团结的、充满活力的、富有创新精神的。

2.3 学术组织和研究机构

1995年，在北京大学成立了中国高等院校功能语法教学研究会（后来改为“中国功能语言学研究会”，2015年更名为“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功能语言学专业委员会”）；2007年，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英汉语篇分析专业委员会成立。这两个专业委员会分别负责每两年一届的全国功能语言学研讨会和全国语篇分析研讨会。两个专业委员会虽然名称不同，但其核心学者都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者，一直致力于在中国发展系统功能语言学教学与研究。

最近20年里，多所高校成立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机构，见表1。这些研究机构都组织了不同形式的学术活动，包括举办国际会议和邀请国际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使中国学者与国际学者有了更多的、更紧密的学术联系。

2.4 学术出版物与论文的学术影响

1989年，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合著的《系统功能语法概论》一书出版，这是中国出版的第一本系统功能语言学著作，对推动中国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韩礼德本人对该书及其作者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2005年，该书出版了修订版，增加了一位作者（李战子），更名为《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胡壮麟等 2005）。2017年，该书出版了第三版。

系统功能语言学在中国发展的突出成绩之一是学术论文的发表和学术专著的出版。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论文不多。几十年后的今天，情况大有改观。2019年1月3日，笔者在中国知网对系统功能语言学领域的一些关键词进行检索，结果见表2。这些数字充分说明，中国有一大批人在从事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

在过去这些年里，以胡壮麟为首的学者引领着中国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教学与研究，对该领域的发展影响很大。下面我们以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黄国文等人的论文被引率和下载率为例，说明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在国内的影响（根据2019年1月3日中国知网的数据统计，见表3）。结果显示，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在中国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被引数最高的达到1,826次，有两篇论文的下载数达到20,000次以上。

除了发表在期刊的学术论文，这些年还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学术著作。据不完全统计，专著有100多部，其中大约一半以上是由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论文集有50多部；还有几个集刊：《功能语言学与语篇分析研究》（黄国文主编）、《功能语言学年度评论》（黄国文、常晨光主编）、《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群言集》（黄国文、常晨光、廖海青主编）。2010—2011年，外研社出版了由中山大学和北京科技大学的几位教授主编的“功能语言学丛书”论文集，共有10卷。

在过去这些年里，多位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知名学者的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其中包括：《韩礼德文集》（十卷本）（彭宣维等译，2015），《功能语法导论（第二版）》（彭宣维等译，2010），《英语的衔接》（张德禄等译，2007），《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语言与意义的社会诠释》（苗兴伟等译，2015），《系统功能语法：理论之初探》（黄国文、王红阳译，2009），《韩茹凯论语言》（王红阳等译，2015）。

韩礼德等人有20多本著作在中国重印或出版，如

The Collected Works of M. A. K. Halliday（Halliday, 2003—2007）、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Halliday, 1978/2001）、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Halliday, 1985/2012）、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2nd Ed.)（Halliday, 1994/2000）、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3rd Ed.)（Halliday, 2004/2008）、Cohesion in English（Halliday & Hasan, 1976/2001）、Language, Context, and Text: Aspects of Language in a Social-Semiotic Perspective（Halliday & Hasan, 1985/2012）、Construing Experience Through Meaning: A Language-based Approach to Cognition（Halliday & Matthiessen, 1999/2008）。

由中国学者主编或参与主编的学术期刊有三本：1）Jonathan Webster、黄国文、何伟和Angel Garralda Ortega主编的Journal of World Languages，从2013年起由Routledge出版；2）黄国文和常晨光主编的Functional Linguistics， 从2014年起由Springer出版；3）彭宣维和Geoff Williams主编的Language, Context and Text， 从2019年起由John Benjamins出版。此外，在国外出版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论文集也展示了中国学者的研究，比如由方琰和Jonathan Webster 主编的论文集Developing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Theory and Application 于2014年由Equinox 出版，由Jonathan Webster 和彭宣维主编的Applying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The State of the Art in China Today 于2017 年由Bloomsbury 出版。这两本论文集收集了多位中国学者的研究论文，让国外的学者了解了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贡献。

3. 中国学者的国际影响

中国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几代研究者包括早期那些从国外（尤其是澳大利亚）学成归来的学者，国内自己培养的学者，这些国内学者自己培养的博士所指导的下一代学生，以及最近这些年成长起来的优秀年轻学者。系统功能语言学能够在中国薪火相传，靠的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国外很多学者早就注意到中国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队伍的力量和发展前景。韩礼德自1999年至2015年期间，来过中国十几次，到过很多所高校进行学术访问。国内多所高校（包括中山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长期聘任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知名学者为客座教授。

在过去几十年里，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和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中国学者积极参加国际活动，越来越有国际化视野，研究越来越受到国际同行的关注。最近的20多年来，中国学者积极参加一年一度的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大会，参与人数越来越多，研究的范围也越来越广。多位中国学者应邀在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大会作主旨发言，在国外知名出版社出版专著，在国际知名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中国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的学术影响与中国在国际的影响同步扩大。

中国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是由胡壮麟教授引领起步的。1995年，他在北京大学组织召开了第22届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大会；2009年，第36届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大会在清华大学召开（召集人：方琰）；2013年，第40届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大会在中山大学召开（召集人：黄国文、常晨光）；2020年，第47届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大会将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召开（召集人：彭宣维）。中国是承办这个会议的次数最多的亚洲国家，向国际学界充分展示了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

中国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者走出国门，在国际学术圈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靠的是一代代人的不懈努力。1993年，在第20届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大会召开期间，胡壮麟被选为该会的“地区代表”（area representative），这是中国学者首次加入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学会执行委员会。1999年，在第26届大会期间，胡壮麟当选为该学会国际委员会委员（international member）。在第29届和第32届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大会召开期间，清华大学的方琰教授两次当选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学会执委会副主席。第32届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大会召开期间，黄国文当选为国际委员会委员。第35届大会召开期间，黄国文当选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学会执委会副主席，朱永生当选国际委员会委员。第38届大会召开期间，黄国文当选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学会执委会主席。第41届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大会召开期间，彭宣维当选国际委员会委员。

在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学会的历史上，2002年以前，担任该学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一直是西方的学者。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中国学者终于走出中国、走向世界，也得到了国际组织的认同。对此，我们很清楚：年轻一代的学者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向前看、往上走的。中国人能当选这个有多年历史的国际学会的主席和副主席，是因为中国强大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世界同行之所以能够注意到我们的研究，离不开中国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教学和研究队伍作出的贡献。

4. 系统功能语言学能够在中国得到迅

速发展的原因

多年来，人们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么多中国学者如此青睐系统功能语言学？为什么他们如此推崇和倡导韩礼德的学术思想？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了解韩礼德个人的经历和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发展目标和假定。笔者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给予回答。

首先，已经有多位学者（Martin 2013；何远秀2016；胡壮麟 2018；黄国文 2018）都明确指出，韩礼德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家，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一直将马克思主义语言学视为自己追求的长远目标，即致力于在政治语境中研究语言”（Martin 2013：118）；在接受何远秀和杨炳钧的访谈中韩礼德也提到，“我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观和方法来研究语言的”（韩礼德、何远秀、杨炳钧 2015：1）。在他（Halliday 2015/2016）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对我语言研究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Marxism”）一文（中译文见何远秀 2016：205-211）中，韩礼德说道：“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念对我的语言学研究，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方面，都对我的研究工作提供指导。宏观上，我总是认为理论应该服务实践，运用于解决研究中的实际问题和某个实践领域。我最终理解并发展命名成‘适用语言学’用以概括这个理念。”关于系统功能语言学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观点，可参见Halliday（2015/2016）、Martin（2013）、何远秀（2016）、胡壮麟（2018）、黄国文（2018）等文献。

其次，韩礼德的语言学理论是在中国学习后形成的，深受中国文化思想的影响。胡壮麟对韩礼德的理论根源作了研究，认为“韩礼德的学术思想首先来自中国，在他的脑海中我们不时看到王力、罗常培、高名凯、陈望道、朱自清的身影”（胡壮麟2018：43-44）。根据韩礼德自己的说法，“我最早是在中国由两位杰出的学者教我语言学的，特别是其中的一位帮我打下了现代语言学和音系学的基础，那是王力”（Martin 2013：149；胡壮麟 2018：30；另见Halliday 1985/2007：188）。因此，我们（如黄国文 2018）也说到，韩礼德学术思想源自中国，与中国的文化和学术思想一脉相承，韩礼德继承和发展了王力、罗常培等中国学者的观点，把中国的学术传统和西方的语言系统理论相结合，将语言学理论研究和实践推向了新的高度。因此，我们赞同胡壮麟（2018：44）所说：“正是这个原因，韩礼德的学说必然易于为中国青年学者和教师所理解和接受。这是一次他源自中国的学术思想的回归。”

第三，系统功能语言学是一个有社会责任的语言学（a socially accountable linguistics），注重的是把语言和语言学置于其社会环境之中，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关注社会问题，用理论解决问题，突出语言学家的社会责任；从本质上说，它是一个以问题为导向的理论。韩礼德多次谈到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也多次谈到语言学家要关心社会，他还说到把他所创建的理论称为适用语言学的原因：“作为一名语言学家，我希望自己能为改善人类的状况尽一份绵薄之力。这就是我为什么把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叫作‘适用’语言学的原因。”（Halliday 2015/2016）

第四，因为系统功能语言学注重理论结合实际和问题导向，所以相比于其他一些理论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更加容易被接受，更能给实践活动和注重实践的教师和学生带来启示和帮助。这样也会使其被越来越多的人青睐和推崇，因为在目前的语言（外语）界，大多数人是在从事实践活动。

另外， 韩礼德的学术影响不仅仅限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还涉及很多学科领域（见Matthiessen 2007，2009）。例如，韩礼德学术思想对我国应用语言学的发展和生态语言学研究均产生了影响。

5. 结语

系统功能语言学是一个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构建，不断发展和壮大的理论，在国际语言学界有很大的影响。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建构采取的是“进化的”（evolutionary）而不是“革命的”（revolutionary）路径，多年来研究者都在韩礼德划定的大框架中进行探索。尽管这个学术团体内部对某些学术问题也有不同的观点，但都是属于“内部的分歧”（胡壮麟等 2005：398）。系统功能语言学既是普通语言学，也是适用语言学，这是一个理论模式的两个截面。当我们用它来研究语言系统，用它来考察、研究、揭示、解释语言的共性问题和潜在规则，并对语言现象作出系统的描述和解释时，我们侧重的是它的理论语言学特性；而当我们用它来研究语言现象，用它来解决与语言有关的问题时，我们侧重的是它的应用语言学特性。

在某种程度上说，系统功能语言学思想起源于中国，在本质上受到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影响；改革开放给中国人带来了发展比较成熟的理论模式，中国学者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不仅对该理论研究有了贡献，而且把该理论应用于我国的外语教学与研究的实践中，这些研究活动培养了几代外语教学与研究的优秀学者。

我是中国系统功能语言学教学与研究队伍中的一位后来者，但在过去的20多年中，我全身投入到了这个理论的教学与研究中，我的一些学术活动和研究也得到了国际和国内学界的关注，我也得到了很多鼓励和荣誉；1994年至1995年我在英国师从Robin P. Fawcett教授攻读第二个博士学位期间，我们提出的“enhanced theme”的概念和术语被写入了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界很有影响的教科书（见Thompson 2004/2008：164；Thompson 2014：170-171）。

系统功能语言学是一个充满活力、重视应用的理论，它起源于中国，包含了很多中国元素，与中国的文化和思想传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怎样在新时代发展系统功能语言学，并把该理论进一步本土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任。

注：本文节选自《外语教育研究前沿》（原名《中国外语教育》）2019年第1期13—19页。由于篇幅所限，参考文献及注释已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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