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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观点 | 刘海涛、方昱：忠实原则与诗歌翻译的风格变异:以《飞鸟集》三个译本为例

语言学通讯 2021-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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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通讯

忠实原则与诗歌翻译的风格变异:以《飞鸟集》三个译本为例

刘海涛，国际世界语学院院士(Akademiano de Esperanto)，浙江大学教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11&ZD188)，爱思唯尔2014、2015、2016、2017、2018“中国高被引学者”(Most Cited Chinese Researchers)（社会科学领域）。已有9项研究成果获得教育部与省级社科奖。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Linguistics 副主编，Glottometrics(联合)主编，Language Problems & Language Planning、Glottotheory、Esperanto Studies等多种国际语言学相关学术刊物的编委会成员；Studies in Quantitative Linguistics 丛书（联合）主编、商务印书馆《应用语言学译丛》主编。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目前的主要研究方向：语言结构模式与演化规律，语言复杂网络，语言复杂适应系统。

刘海涛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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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飞鸟集》是一部近似英文自由诗的格言诗集。选取兰卡斯特汉语语料库及自建诗歌语料库为参照语料库, 考察郑振铎、冯唐、陆晋德三个译本, 聚类分析显示三个译本均出现了风格变异:“郑文”与爱情小说最为相似, 而“冯文”和“陆文”与侦探小说最为相似。风格变异的原因可从高频主题词、各译本典型词汇和词汇丰富度探求:第一, “郑文”倾向选择一个固定表达对应某个英语词汇, “陆文”和“冯文”则富于变化。第二, “郑文”和“陆文”基本准确传递了原作意义, 用词风格符合原文, 且遵循了原文不押韵的特点。“冯文”基本表达了原作意义, 但有时由于过分追求表达的简练和押韵, 存在错译、漏译。第三, “冯文”的词汇丰富度高于其他两个译本, “郑文”的词汇丰富度最接近原文。研究还发现, 译本越忠实于原文, 其接受度也越高。

关键词：《飞鸟集》; 诗歌; 翻译; 忠实原则; 风格变异;

文献来源：刘海涛,方昱.忠实原则与诗歌翻译的风格变异:以《飞鸟集》三个译本为例[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47(04):89-103.

作者简介：刘海涛 (http://orcid.org/0000-0003-1724-4418) , 男, 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 博士生导师, 语言学博士, 主要从事计量语言学、语言复杂网络、配价理论与依存语法、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等方面的研究;; 方昱 (http://orcid.org/0000-0003-4931-8389) , 女, 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计量语言学、依存语法等方面的研究。;

随着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增多, 越来越多的外国文学作品进入中国。在这一过程中, 译者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同时, 受译者翻译思想、教育背景、市场需求等多方面的影响, 译作质量良莠不齐, 一些名著有几个甚至几十个不同译本, 因此, 如何选择质量高又适合自己的译本尤为关键。以前对译作的评价大多是主观的, 同一部译作不同的人评价会有不同的结论。以忠实原则为出发点, 本文从定量和定性两个角度探究译本的风格变异问题。

一、文学翻译的忠实原则

1898年严复在《天演论》的《译例言》中表述的“信达雅”被视为翻译的一条重要原则, 但由于严复未对其做进一步阐释, 该原则自提出以来一直饱受争议和质疑, 引起不少争论。一些学者对“信达雅”进行解构, 或对其中一个翻译原则提出批评[1,2], 或辩证分析三者的地位[3,4];还有一些学者讨论该原则在当今是否仍然适用[5], 多数学者认为这三字仍有生命力, 将继续在翻译理论和实践中发挥作用[5,6]。纵观这些争论, 大家达成了如下共识:“信”是翻译的首要原则, “达”和“雅”应该以“信”为前提[7,8]。

除“信达雅”外, 还存在很多文学翻译评价标准:有强调“神似形似”的, 有追求“化境”的, 亦有“意译直译”之说。尽管这些原则在表述上存在差异, 侧重各有不同, 但不难发现, 它们都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翻译应忠实于原文, 这是“文学翻译的绝对标准”[9]88, 也就是说忠实是翻译实践中“不变的衡量准则与实际操作中最可行的遵守原则”[10]56。文学翻译中的忠实包括词语语义、词语修辞色彩、句法逻辑、句法结构、行文风格、艺术形象等[2]66, 体现在“对原文的理解、对风格的再现、对音韵的追求”[11]36等方面。

传统上对翻译忠实的研究或分析典型词汇[12,13], 或结合译者的教育背景和翻译意图分析翻译策略[14]。这些方式固然能深刻理解译文, 却缺乏对译文的整体把握。语料库的兴起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途径, 越来越多的学者将此方法引入文学翻译研究[15,16], 由此开启了文学翻译研究的新模式。Ji以兰卡斯特汉语语料库 (LCMC) 和浙大汉语译文语料库 (ZCTC) 为参照语料库, 以词性为衡量指标, 对比分析了魔幻现实小说《百年孤独》的两个中文译本, 发现它们不仅存在风格变异, 这种风格变异最终还引起了体裁转变:一个译本接近侦探小说, 而另一个译本接近爱情小说[17]。

风格是一个含混的概念, 从不同视角出发会有不同的界定。本研究将风格分为原作风格和译作风格。原作风格由“作者的用词立意”[18]118决定, 具体表现为“语言的形式和意义”[18]118, 所谓原作风格实际上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体”[19]47。译作风格则是译作本身以其独特的语言特色体现原作内容, 是“另一种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体”[19]47。风格变异指译作风格偏离原作风格, 可反映译作对原作的忠实程度。然而, 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只是相对的, 由于“原语和目的语的差异”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20]29, 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翻译都不可能和原著绝对一致。风格变异难以回避, 但译者需要在最大程度上控制这种转变, 转变越小, 便意味着对原文越忠实。已有研究表明小说翻译中存在风格变异和体裁转变[17], 那么这种变异是否同样会出现在诗歌翻译中?如果译者能准确理解原文、尽力再现原文风格并保持原文的韵律特点, 是否能把风格变异降到最小, 是否也就意味着译文更符合忠实原则?

本文以《飞鸟集》及其三个中文译本为研究对象, 试图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1) 从译本风格来看, 《飞鸟集》三个中文译本是否遵循了忠实原则?三个译本是否存在差异? (2) 如果风格变异存在, 原因有哪些? (3) 译本忠实度是否会影响译本的接受度?

二、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飞鸟集》是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代表作之一, 初版于1916年, 包括325首无标题小诗, 其中一部分由诗人译自自己的孟加拉文诗集《碎玉集》, 还有一部分是诗人1916年造访日本时的即兴英文诗作。第一个中文译本由郑振铎于1922年翻译, 此后, 徐翰林、吴岩、陆晋德等人也都翻译过该诗集, 但一般认为最好的仍是郑译本。2015年7月, 冯唐翻译的《飞鸟集》上市, 同年12月28日, 浙江文艺出版社宣布全部召回, 《飞鸟集》各译本再次引起公众热议, 特别是郑振铎译本和冯唐译本。

公众的看法可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冯唐译本“乃不知有信, 无论达雅”, 如将mask译为“裤裆”、将hospitable译为“骚”不仅歪曲亵渎了泰戈尔, 也暴露了其本人以及时代文化的恶趣味。他们认为, “如此随意地翻译经典, 既缺乏对经典的尊重, 也缺乏对翻译本身的尊重”[21]。另一派则力挺冯唐, 主要以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女士为代表, 她在博文中称冯唐的翻译“全部都符合‘信’的标准, 在诗意上还胜过此前公认最好的郑振铎译本”, 所以冯译《飞鸟集》“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中文译本” (1) 。

由此可见, 双方分歧主要在于冯唐译本有没有做到忠实原文。尽管他们都列举了相关例句佐证自己的观点, 却没有从译本整体考虑, 也没有一个科学的衡量标准。本文试图结合定量和定性的方法, 首先利用聚类分析确定译本是否发生了风格变异和体裁转变, 比较三个译本是否存在差异, 然后从高频主题词、各译本典型词和词汇丰富度三个角度分析原因。除郑振铎译本 (新文化出版社1956年版) 和冯唐译本 (浙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 外, 我们还选择了陆晋德译本 (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 。

风格体现在语言的各个方面[22], 词长、高频词、句首名词、型例比、词性等都可作为衡量风格的指标[23,24,25]。Shah和Bhattacharyya选取英国国家语料库 (BNC) 中五个文本类型, 研究得出使用实词 (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 可以最好地区分不同类型的文本 (1) 。Zhang以LCMC中15个文本类型为研究对象, 根据其词性标注体系确定了60个指标, 发现不同文本类型有不同的词性使用偏好[26]。由此可见, 词性能有效区分英文和中文的文本风格并进行文本分类, 因此, 本文将选择词性作为定量分析的指标。

为探究《飞鸟集》原文及其译本风格, 首先, 我们需要选取合适的参照语料库。一方面, 语料库要包含多种体裁的文本, 且中英文语料库拥有对应体裁;另一方面, 语料库还需要对原始语料进行词性标注。为此, 我们选择英国书面语语料库 (FLOB) 和LCMC分别作为英文和中文参照语料库。这两个语料库的建库标准类似, 都包含15个子语料库:新闻报道、社论、新闻评论、宗教、操作语体 (包括技术、商贸类文本) 、流行读物、传记和散文、报告和公文、学术和科技、一般小说、侦探小说、科幻小说、西部和历险小说 (武侠传奇小说) (2) 、爱情小说和幽默。按照参照语料库词性标注的方法, 我们用CLAWS (3) 对《飞鸟集》原文进行词性标注, 用汉语词法分析系统ICTCLAS (4) 对三个中文译本进行分词和词性标注, 人工校对后分别建立了“《飞鸟集》原文”语料库及“郑文”、“陆文”和“冯文”三个译文语料库。由于FLOB和LCMC没有诗歌子语料库, 我们选择英文自由诗和汉语新诗分别进行词性标注, 建立英文诗歌语料库和中文诗歌语料库作为补充。随后以10 000词为标准, 统计了原文及其参照语料库所有实词 (5) 的使用频率, 译文及其参照语料库59种 (6) 词性的数据, 并进行聚类分析。中文选取的59种词性见表1。

由于Shah和Bhattacharyya以及Zhang的研究均没有涉及诗歌, 为进一步确认这些指标同样适合于诗歌, 我们首先选择几首具有代表性的中英文诗歌进行聚类分析, 选取的诗歌见表2。

聚类结果显示, 所选五首中文诗歌与自建中文诗歌语料库最接近, 欧式距离平方和为9.74, 同样, 所选五首英文诗歌与自建英文诗歌语料库的欧式距离平方和也最小, 为21.885。这说明本文所选词性指标对诗歌同样有效。

三、忠实原则与风格变异

《飞鸟集》是“一部富含哲理的英文格言诗集”[8]115, 共收录325首无标题小诗, 因其“没有格律、音节、韵脚的限制”[27]48, 通常又被看作散文诗的代表。为探究原文和译本是否发生了风格变异, 我们需要借助一种典型的探索性分析手段———聚类分析。聚类分析根据某一标准对样本合理分类, 归为一类的样本间有更大的相似性。这里, 我们选择欧式距离平方和作为分类的标准进行聚类分析, 也就是分别计算原文与FLOB的15个子语料库、英文诗歌语料库对应词性频率差异的总和, 以及3个译本与LCMC的15个子语料库、中文诗歌语料库对应词性频率差异的总和。其值越小, 表示两个语料库间的相似度越大, 风格便越接近。换句话说, 通过观察原文、三个译本与哪个参照语料库的欧式距离平方和最小, 我们便可以大致认定其风格。聚类分析的结果见表3。

由表3可知, “《飞鸟集》原文”与诗歌的欧式距离平方和最小, 为19.688, 说明《飞鸟集》的风格最接近于诗歌。同时, 我们还可以发现, “《飞鸟集》原文”与宗教的欧式距离平方和为20.821, 仅略高于诗歌, 这是因为“泰戈尔深受印度古老的哲学和宗教思想影响”[28]84, 所以其诗作又带有宗教色彩。

三个中文译本与诗歌的欧式距离均不是最小, 这表明译本在词性选用上和诗歌存在差异, 而这种差异最终引起了译本的风格变异。“郑文”最接近爱情小说, 欧式距离平方和为10.87, 其次为诗歌, 距离为10.932, 这说明尽管“郑文”发生了风格变异, 但仍有接近诗歌的倾向。“冯文”与侦探小说的欧式距离平方和最小, 为9.217, 其次为一般小说、爱情小说、流行读物, 然后才是诗歌。“陆文”同样与侦探小说的欧式距离平方和最小, 为7.92, 而其与诗歌的欧式距离平方和为12.1, 位于流行读物、爱情小说、一般小说等之后。从这一角度来看, 尽管三个译本均出现了风格变异, 但“郑文”发生的变化最小, “陆文”的变化最大。另一方面, 三个译本均没有体现出和宗教接近的倾向。从聚类结果来看, 似乎“郑文”最接近原文, 这是否说明“郑文”更忠实于原文?又是哪些因素导致了三个译本的风格变异?

四、风格变异原因分析

通过聚类分析, 我们发现三个中文译本均出现了风格变异且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为什么会出现变异?是否可以通过分析词性变化来解析风格变异的原因呢?

(一) 高频主题词分析

一篇文本往往集中表达一个主题, 而这一主题通常借助名词、动词和形容词表示, 因此, 我们将这三类词性合称为主题词[29]95。得到原文和三个中文译本的词表后, 我们观察分析了这四个文本中频率最高的100个主题词。无论是原文还是译文, 我们都能根据这些词大致推知该诗集的主题:“世界、人、心、爱、生命”。

《飞鸟集》虽为一部富含哲理的格言诗集, 但作者注重对白昼、黑夜、溪流等自然现象的描写, 将深邃的哲理赋予其中, 让诗歌读来并不晦涩。这一点, 通过其高频词表便可窥见一二。作者倾向选择音节数较少的常用词, 如love, death, said, joy, 而不是更考究的affection, decease, expressed, delight等。借助自由反叛、热爱生活的主题和通俗易懂的语言风格, 泰戈尔的作品深受人民群众喜爱。下面, 我们选择三个有代表性的主题词, 结合具体语境分析对应的翻译在意义传达和情感色彩上是否忠实于原文。

原文中词频最高的实词为world, 出现了41次。该词既可表示与人类活动有关的区域, 又可表示一个人周围的环境。对应翻译中, “世界”出现次数最多, “郑文”为44次, “陆文”28次, “冯文”31次。“世界”表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所有事物的总和”[30]1320, 与world的第一个意义相近。除“世界”外, “陆文”和“冯文”中还出现了很多其他译法。“陆文”包括“人世、天地、世间、尘世、大地、世人、地方、人间”, “冯文”则包括“现世、大千世界、尘世、世上、天地”。这些词都是“世界”的同义词, 只是在表达的侧重点和情感上有所差异。“人世、天地、世间、人间、大千世界、世上”突出了人, 说明人活动的空间, 对应world的第一项意义;“现世”和“尘世”属于佛教用语, 分别表示今生和人间。“世人”表示“世界上的人”[30]1321, 强调的不再是世界这个整体概念, 该译法对应的原文为:“the world loved man when he smiled”, 其中man泛指“人”, 因此这里译为“世界”应该比“世人”更合适。“地方”表示“处所;某一区域”[30]321, 与world的第二项意义相近, “天地”可比喻“人们活动的范围”[30]1421。这两种译法对应的原文为:“let me not put myself wrongly to my world”, 这里world理解为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更为合适, 因此我们会倾向于选择“天地”或“世界”的译法。

另一个出现较多的主题词为silence, 主要有两种含义:其一表示没有声音, 其二表示不说话、无话可说。“郑文”大多数情况下译为“沉默”, 表示寂静或不说话, 此外还有“默默、静悄悄、沉寂、静默、孤寂”等译法;“陆文”变化较多, 包括“不知不觉、宁静、无声、无言、静思、万籁俱寂、静悄悄、隐约、不作声、深沉、寂静、没说、无声”;“冯文”的翻译有“寂寞、静寂、寂寥、安静、悠扬、静默、无言、默默”。这些词都可以表示没有声音, 但仍存在些许差异。比如“静思”表示沉静地思考、省察, 重在思考, 而原文“in the dusk of the evening the bird of some early dawn comes to the nest of my silence”并不含有“思”这一动作, 因此该译法似乎不符合作者原意。再如“深沉”表示“程度深”[30]1287, 将the nights silence译为“夜的深沉”只强调了时间晚, 安静这一意义要通过推断才可得知。“悠扬”形容“声音绵长而和谐”[30]1743, 原文“The day, with the noise of this little earth, drowns the silence of all worlds”中的silence与noise相对, 译为“悠扬”似有不妥。

第三个高频词thoughts, 表示一种精神活动, 意为“思考”, 或表示这种精神活动的结果, 意为“思想”。“郑文”除一处译为“飔”外, 其他均译为“思想”。“飔”是一种文言用法, 表示“凉风”[30]1368, 和thought本义并不太相符。“陆文”中出现的有“思想、思潮、思绪、想法”。“思潮”表示“接连涌现的思想活动”[30]1367, 对应thoughts的第一项意义;“思绪”表示“思路、情绪”[30]1367, 没有强调精神活动的过程或结果, 和thoughts表示的意义有偏差;“想法”表示“意见、看法”[30]1570, 和第二项意义相近。“冯文”的翻译包括“心思、思想、念想、念头”。其中“心思”可表示“想法、念头”[30]1598, “念想”表示“惦念、想念”, “念头”表示“心里的想法、打算”[30]1071。所以除“念想”外, 其他词均含有思想之意。我们还注意到, 译文中还出现了“忧思”、“忧虑”和“忧伤”, 对应原文中的sad thoughts, “忧思”意为“忧愁的思绪”[30]1742, “忧虑”意为“忧愁担心”[30]1742, “忧伤”意为“忧愁悲伤”[30]1742, 后两者都只体现了sad而没有表示thoughts。

通过以上三个实词的分析可以发现, “郑文”一般使用某一固定词汇对应一个英文单词, 而“陆文”和“冯文”则富于变化。根据语境选择意义相近的词, 或许能达到更好的表达效果, 同时, 避免了过多重复;但如果对原文意思把握不准, 选择了不恰当词汇, 则可能成为风格变异的原因之一。

(二) 各译本典型词汇分析

每个译者有特殊的词性使用偏好, 也是造成风格变异的一个可能原因。对应分析通过分析由定性变量构成的列联表来揭示变量间的联系, 换句话说, 就是将一个列联表中行和列各元素的比例结构以点的形式在一张对应图上表示出来, 从而揭示不同变量各元素之间的对应关系。本研究中的定性变量为样本和词性:样本包含三个元素, 即三个中文译本;词性包括59个元素, 即表1列出的59种词性。将这些元素表示到一张对应图中, 便可了解各译本的词性使用偏好。图1为对应分析的结果。圆圈表示译本, 三角形表示词性, 词性和译本距离越近, 便表示词性在该译本中越具代表性。

由图1可见, 每个译本周边都围绕着一些词性, 其中“冯文”周边的词性最多, 这表明虽然翻译同一原作, 三名译者有不同的词性使用偏好。我们选择距译本较近的词性, 探究各译本的词性使用偏好。表4列出了和各译本最有关联的一些词性。接下来, 我们将结合具体语境分析这三个译本的语言特色。

1.郑振铎译本

由对应分析可知, “郑文”的语言特色主要体现在名词性语素、连词、“他们”、“的”和“为”的使用上, 这里我们选择连词和名词性语素, 并依据相应的例句进行分析。

(1) 原文:The night opens the flowers in secret and allows the day to get thanks.

郑文:夜秘密地把花开放了, 却让那白日去领受谢词。

花在白天和夜里都是开放的, 甚至有些花在夜间默默绽放, 好让人们能在白天欣赏到它最美的姿态, 但人们却很少去赞美夜为花朵做出的贡献。原文用and将夜的两个动作连接起来, 郑振铎在翻译的时候, 同样借助一个连词连接这两个动作, 同时, 他也根据自己对原文的理解, 将原来的并列连词替换成转折连词。很多研究表明, 汉语译文中的连词比母语中更常用[26], 这主要是因为“它们在译文明晰化中所起的作用”[31]97。对比三个译本可以发现, “郑文”除了忠实翻译原文中对应的连词之外, 还会在一些地方添加一些连词以帮助读者理解。

除连词外, “郑文”的语言特点还体现在名词性词素的使用上。名词性词素指名词性的单音节词, 这些单音节词在古汉语中可以单独使用, 但在现代汉语中往往需要和其他字连用才能表达某种意义。该类词素的使用能让译本更为典雅[32]。“郑文”源于20世纪20年代, 那时白话文刚刚推行, 所以郑在翻译时自然无法摆脱古文的影响。

(2) 原文:These little thoughts are the rustle of leaves;they have their whisper of joy in my mind.

郑文:这些微飔, 是绿叶的簌簌之声呀;他们在我的心里, 愉悦的微语着。

树叶的沙沙声本来轻得可以忽略, 诗人内心的思绪也是如此, 很小, 却能带来愉悦。这里的“声”便是名词性词素, 在现代汉语中通常和其他词素连用, 如“声音”、“风声”、“雨声”等。除“声”外, 译者还使用了结构助词“之”。“之”是定语的标志, “是从古汉语中沿用下来的一个结构助词”[31]143, 在现代汉语中主要用于“四字格”。本句中“之”对应英文of, 用于定语leaves和中心词rustle之间, 表示修饰关系。“陆文”和“冯文”分别译为“树叶的沙沙声”和“娑娑响的叶子”。“陆文”和“郑文”的处理方式相似, 强调树叶发出的声音。而“冯文”却将中心转移到树叶, 似乎没有传达作者的本意。

由此可见, 郑振铎译本虽然平实, 但一字一句完整准确地传达了原文意义。译文风格和原著存在一些差别, 但尚在可接受范围内。原文无押韵, 译文也没有刻意去追求押韵。

2.冯唐译本

“冯文”在翻译时多采用短句、多行, 追求译文的押韵,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他想尝试翻译的另一种方式, 一种凸显诗意境界的翻译方式, 借助其富有节奏、韵律感和凝练的文字技巧, 或许读者能从中读出他对泰戈尔诗歌新的理解和诠释。由对应分析可知, 名词、形容词、形名词、状态词、拟声词、“我”、“你”、“我们”和“被”最能突显“冯文”特点, 下面同样结合具体例句进行分析。

(3) 原文:The world puts off its mask of vastness to its lover.It becomes small as one song, as one kiss of the eternal.

冯文: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开裤裆/绵长如舌吻/纤细如诗行。

本句需要关注名词“裤裆”、形容词“绵长”和“纤细”。这是“冯文”中最具争议性的一句, 很多人评论“裤裆”太下流, 让译文充斥着荷尔蒙的味道, 但冯唐本人似乎并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 “郑文”和“陆文”将mask译为“面具”并不直接, 因为在这一句中, 泰戈尔实际上已经将大千世界比作一个人, 在表达男女之情之时, 揭下面具还不如解开裤裆更能让人明白它的意思, 平常人不戴面具, 但大家都有裤裆, 所以他选择了这样的翻译方式。冯唐这样的解释我们觉得有些牵强, 因为原诗本来就是以比喻的手法展现大千世界之爱, 这里的mask自然也是一种比喻的说法, 说明我们在爱人面前是没有遮掩、没有隐瞒的, 这一面具不仅是身体上的, 同时也是精神上的, 冯唐只将其理解为“裤裆”, 可能违背了作者的原意。除这个词外, 冯唐为了押韵, 将“舌吻”和“诗行”调换了位置, 并且加上了“绵长”和“纤细”作为修饰, 这些似乎也不太符合原文的意思。原文强调的是“小” (small) , 强调在爱人面前, 我们是微小的, 是只属于对方的, 同时也是永恒的 (eternal) , 这两重含义在“冯文”中也未得到直接体现。

(4) 原文:The great earth makes herself hospitable with the help of the grass.

冯文:有了绿草/大地变得挺骚。

这一句也是读者吐槽最多的一句, 大家无法忍受用形容词“骚”来表示hospitable。姑且不谈翻译得是否准确, 单就这个字来说, 就不太符合原作风格。对泰戈尔来说, 在作品中描写小草、大地、溪流等这些自然景物, 是为了道出深刻的人生哲理。正如此句, 作者表面是说小草装点了大地, 实则强调再伟大的帝国、再了不起的将相若无小人物的衬托, 也是一片凄凉。通过“冯文”中的“骚”, 读者很难感受到这层意义。再看hospitable的含义, 意为“殷勤的、热情好客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认为冯的翻译也有失恰当。冯唐在译本结尾《翻译泰戈尔〈飞鸟集〉的二十七个刹那》中说, “我固执地认为, 诗应该押韵。诗不押韵, 就像姑娘没头发一样别扭”, 所以, 在他翻译的过程中, “一半的时间是在寻找最佳的押韵”[33]。一味追求韵律而以牺牲原诗的本意为代价, 这样的行为固然不可取, 但如果能做到押韵、意境兼顾, 将会让译作赏心悦目。这样的押韵我们可以从以下例句中感受到:

(5) 原文:The trees, like the longings of the earth, stand a-tiptoe to peep at the heaven.

冯文:树/大地的渴望/踮着脚偷窥天堂。

大地要如何告诉上天自己的思念之情呢?只有生长在土地中的树木最懂它的心, 树木踮着脚尖凝视着上天, 以寄托大地对上天的思念。这是一幅非常唯美、非常浪漫的画面, 这样的画面自然要用优美的文字加以衬托。原文的描述没有过多的修饰, 简单中给读者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 我们似乎看到一片宁静的森林, 带着思念的目光仰望天空。相应地, “冯文”也相当简洁, 一方面, 译文准确地表达了原文的所有意义;另一方面, 恰当的押韵更能突出画面的美感。

3.陆晋德译本

从形式上看, “陆文”一小句一行, 非常接近诗歌。但为什么聚类结果显示“陆文”和诗歌相距甚远呢?下面结合能体现其语言特色的动词、副词、量词和“得”来解释。

(6) 原文:If you shed tears when you miss the sun, you also miss the stars.

陆文:假如你为了思念太阳而落泪/难道你没有错过群星吗?

天空下雨落泪, 是因为没有看见太阳, 接着副词“难道”表示反义疑问, 表示在看不到太阳的同时, 也无法看到星星。但人们只在乎太阳, 却忽略了星星;只在乎伟大, 却不关乎渺小。同样的一句话, “郑文”和“冯文”对应的翻译分别是“如果错过了太阳时你流了泪, 那么你也要错过群星了”、“如果因为思念太阳而终日哭泣/星星也将离你而去”。由此来看, 郑和冯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在他们看来, 如果因为失去某样东西就伤心不已, 最后你只会失去更多。一千个读者便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们承认郑和冯的翻译合情合理, 但陆的翻译也并无过错。再看本句的措辞, “陆文”除了在形式上做了分行, 使其更像诗歌外, 其他方面并没有刻意简化表达和押韵。通读整个译本便会发现, “陆文”多是逐字逐句的意译, 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聚类分析中, “陆文”和诗歌出现了偏差。

(7) 原文:The grass-blade is worthy of the great world where it grows.

陆文:草叶/最是配得上/它所覆盖的大地。

在诗人眼里, 草叶是大地上最好的装饰。和另外两个译本中的“无愧于”不同, “陆文”将be worthy of译为“配得上”。“得”本身没有任何实际语义, 而是个补语标志, “用来连接两个词构成形容词性或动词性的偏正短语附着在动词后作补语”[31]143, 从而起到结构明晰化的作用。和郑振铎一样, 陆晋德在翻译时同样没有刻意追求押韵。

(三) 词汇丰富度分析

冯唐在翻译中追求简略化的表达, 这一策略可能增加实词比例, 通过高频主题词分析, 我们发现同一英文实词“冯文”和“陆文”对应的翻译方式更多, 这些因素是否会导致译本词汇丰富度差异, 从而引起风格变异?词汇丰富度指文本中词汇使用的多样性, 有很多测量指标, 这里我们选择h点和R1。将文本中的词按频数 (记为f (r) ) 从大到小排列, 每个词对应一个序号 (r) 。以r为横轴, f (r) 为纵轴, 将所有词表示在坐标轴上, 若某点满足r=f (r) , 即为h点 (1) ;若该点不存在, 则选取两点ri、rj (大多数情况下rj=ri+1) 并满足f (i) >ri和f (j) <rj, h点为这两点的连线和f (r) =r的交点。通常情况下, 虚词的频数大于实词, 因此排序多位于h点前。当然, 可能有少数实词的频数大于f (h) , 这表明它们与文本的主题有关联[34]。越多实词出现在h点前, 说明该文本的主题集中度就越高。因此, 通过计算h点, 便可窥见译本风格。计算得到三个译本的h点, 统计出现在h点前的实词及其所占比例, 结果见表5。

由表5可知, “冯文”中出现在h点前的实词不仅在数量上超过“郑文”和“陆文”, 而且总频率也大于这两个译本, 这进一步验证了冯唐在翻译过程中力图凝练的原则, 同时也解释了“冯文”在形式上比其他两个译本更像诗歌的原因。三个译本共同出现的实词“世界、人、爱”也是泰戈尔作品的主题:“宗教热忱, 爱 (母爱和泛爱) , 自由 (为了人格尊严) , 自然礼赞和宇宙神秘感”[28]85。

每个词的频数与总词数之比便是其相应频率, 记h点前所有单词的累积频率为F (h) , 由于h点前除虚词外还包括少量实词, 而一些虚词也出现在h点后, 文本中所有虚词的累积频率大约为 (N为总词数) , 相应地, 所有实词的累积频率为。R1不仅包括单现词的频率, 同时也包括出现几次的实词的频率。因此, R1越大, 表明文本使用的实词越多样。“郑文”R1为0.665, “冯文”为0.719, “陆文”为0.716。这说明后两个译本的实词种类超过“郑文”, 这和我们分析高频实词的使用情况是一致的。计算可知原文R1为0.639, 虽然中文与英语的词汇使用上存在差异, 但由此我们大致可认为原文的词汇丰富度与“郑文”更为接近。

五、忠实与文本接受度

自1922年郑振铎开始翻译《飞鸟集》, 到1956年全文译出并出版, 郑振铎最早将《飞鸟集》传入中国。他在译本序中说, “泰戈尔的这些短诗, 看来并不难译, 但往往在短短的几句诗里, 包涵着深邃的大道理”;陆晋德也在译本序中说, “诗句很短, 含义又太多, 实在不容易一目了然”。这些给译者的理解和表述都造成了困难。截至“陆文”, 《飞鸟集》至少有十五个译本。“冯文”的出版使得人们重新审视这些译本, 也掀起一场关于诗歌翻译标准的讨论。

了解译者的创作背景、翻译目的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做出评价。郑振铎是中国现代作家和翻译家, 是“我国系统地介绍和研究泰戈尔的第一人”[35]41, 他在翻译《飞鸟集》时“对原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 吃透了原文”, 不仅“忠实原意”, 而且“不拘泥于原文”[35]43。作为《飞鸟集》的第一本译作, 其受众是所有中国读者, 译者的目的是向中国推介泰戈尔的作品。陆晋德没有受过系统的翻译教育, 从事的工作也与翻译无关, 平时只是出于爱好写点小文, 正如他在译序中所言, 开始读《飞鸟集》只想当作睡前读物, 后来觉得好玩才开始翻译。冯唐则是一名诗人、作家, 出版过不少小说、杂文集和诗集, 这次受浙江文艺出版社之邀重译《飞鸟集》。冯唐认为翻译没有所谓的金标准, 所以他并不认为“信”是翻译最基本的要求。而针对别人批判他的译作充斥荷尔蒙的味道, 不适合青少年, 他也回应自己的作品并非为青少年而译。由此可以看到, 三名译者不仅角色不同, 翻译的出发点也不相同, 由此造成了译作的差异。

“郑文”固然平实, 有些表达也不够凝练, 但基本上准确传达了英文原著的意思, 而且在风格、韵律的把握上也没偏离太远。王宗炎曾说, “译文风格与原文不同, 显然就缺乏忠实性”[36]16, 因此以忠实作为翻译评价标准, 也就意味着和原文相似度越高的译本, 质量也就越高。《飞鸟集》三个译本中, 当属“郑文”最忠实于原文, 因此历经六十年仍有广大读者。

六、结语

《飞鸟集》原文是近似英文自由诗的格言诗集, 是散文诗的典型代表。本文以其三个译本为研究对象, 通过聚类分析发现三个译本均出现了风格变异且三个译本表现出差异:“郑文”和爱情小说最相似, “冯文”和“陆文”最接近于侦探小说, 而且三者均与宗教文本有差异。尽管三个译本均出现了风格变异, 但“郑文”除爱情小说外, 和诗歌最接近, 这表明“郑文”发生的变化最小。当然, 我们也不能仅从本文采用的定量指标的变化否认忠实在其他方面对译者的影响, 因为从高频词和典型词的分析中, 不难看出译者都在尽力传达原文意义, 再现原文风格。

之所以会产生最后的差异, 是因为译者对忠实的理解有异。我们从高频主题词、各译本典型词汇和词汇丰富度三个角度分析造成风格变异的原因发现:“郑文”倾向选择一个固定表达对应某个英语词汇, 而“陆文”和“冯文”则富于变化, 这种变化一方面可以让译文更为生动, 但若选择不当则会导致原文意思或情感传达错误。借助对应分析, 我们找出各译本的典型语言特征, 并结合具体语境分析了译本的语言特色:“郑文”虽然平实, 但基本能准确传达原文意思, 运用名词性词素等富含古典意蕴的词, 保持了原著风格。“陆文”同样追求表达的准确性, 尽管在形式上尽量贴近诗歌, 但在词句的选用上并没有注意诗歌表达的简洁凝练。同时, “陆文”和“郑文”一样, 也不苛求押韵。“冯文”注重语言的简练, 强调押韵, 这一方面让“冯文”读来更具韵味, 但另一方面, 过度追求简练和押韵, 使得译文在表达上和原文出现了偏差, 一些不合适的用词也与原文风格有悖。另外, “冯文”的词汇丰富度高于其他两个译本, “郑文”的词汇丰富度最接近原文。

泰戈尔作品曾影响了以冰心为代表的一批中国现代诗人, 其译作的功劳当然功不可没。尽管有人批评郑振铎译本过于平实, 其中也不乏理解错误, 但历经六十年, 郑译本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虽然不断有译者尝试重译, 但仍难以取代郑译本的地位, 这可能主要得益于郑振铎比其他译者在更多方面对忠实原则的践行。

注释

1 参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3d53360102wa86.html, 2016年9月9日。

2 C.Shah &P.Bhattacharyya, ″A Study for Evaluating the Importance of Various Parts of Speech (POS) for Information Retrieval (IR) ,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Universal Knowledge and Languages, Goa, India, 2002.

3 LCMC将FLOB中的“西部和历险小说”改成“武侠传奇小说”, 因为汉语中没有对应的体裁。

4 可通过网站http://ucrel.lancs.ac.uk/claws/trial.html免费在线使用。

5 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制, 可从http://ictclas.nlpir.org/下载使用。

6 CLAWS在进行标注时对实词又进行了细分, 最终四类实词被分为134种词性。

7 因为未找到ICTCLAS 1.0版本, 为和自建语料库保持一致, 本文使用的LCMC是后来用ICTCLAS 2008重新标注的升级版, 其中没有缩略词的标注, 故为59种词性。本文所说的词性指CLAWS和ICTCLAS中细分出来的词性, 如名词又可细分为名词、人名、地名等。

8 该指标由Popescu提出, 用来衡量文本的信息集中度, 参见I.I.Popescu, ″Text Ranking by the Weight of Highly Frequent Words, ″in P.Grzybek &R.K9hler (eds.) , Exact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Text, Berlin:De Gruyter, 2007, pp.555-565。

编者按

参考文献略，欢迎查阅知网或《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纸质原文。

本文编辑：上海理工大学孙雨

本文审核：吉林大学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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