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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观点 | 胡范铸、曲卫国：语用学是否存在逻辑断裂？

语言学通讯 2021-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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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用学是否存在逻辑断裂

胡范铸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语用学、修辞学、社会语言学、政治传播、国家形象修辞学、学术思想史等。

曲卫国

复旦大学教授, 博导。研究方向:社会语言学, 话语分析, 修辞学等。

编者按

语用学是语言学各分支中的一个新兴学科领域，以语言意义为研究对象。语用学是专门研究语言的理解和使用的学问，研究在特定情景中的特定话语，研究如何通过语境来理解和使用语言。

不管是教学还是实际科研，重点还是要在于把语用学理论和现实联系起来，毕竟语用学基本是语言在语境中的应用、作用以及超出其字面意义的内涵义的研究。即使是纯理论，现在也在往语料库的统计研究靠拢，如果没有活的语言，我们讨论再多的理论也没什么意义。

今年伴随着语用学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质疑，下面通讯君选取两位教授的观点，分享给大家。

语用研究的逻辑断裂与理论可能

胡范铸华东师范大学

一、语用研究的逻辑断裂

科学、系统的理论应该是基于某一个基本假设和核心概念而逻辑展开的一个过程, 它应该有效地覆盖已知的、有关的各种理论命题, 但现有的语用学教材或者著作却都无法做到这一点, 存在着三个断裂:

第一, 语用学的基本假设与工具性范畴之间关系的断裂。语用学的基本假设是什么?它有哪些工具性范畴?基本假设与工具性范畴之间有何逻辑关系?对此, 迄今没有什么语用学著作在加以有效说明。

第二, 范畴与范畴之间的关系的断裂。语用学现有范畴之间的关系是离散的, 预设、指示、蕴含、会话结构一个一个讨论, 但对彼此之间的关系却几乎毫不理会。离散的范畴有它的价值, 但很难说可以构成一个学科, 最多只能形成研究的态势和领域。

第三, 覆盖的理论命题之间关系的断裂。这表现为:一是关注的命题相当有限, 语用学讨论来讨论去, 只是“指示的种类”、“会话结构如何分析”、“直接言语行为与间接言语行为的关系”等, 其他东西几乎都付之阙如;二是语用学讨论的这些命题与其他学科讨论的命题本来具有高度的关联性, 可是, 现有的语言学研究似乎依然视而不见。例如, 一说言语行为, 就只想到了“阐述”、“指令”之类, 那么, “政治言语行为”顾名思义也是言语行为, 但任何一本语用学教材里都不加讨论;“演讲”应该也是言语行为, 语用学教材里也没有。再比如, 汉语语法学中有四大语气:“陈述、指令、疑问、感叹”。什么叫语气, 语气就是言语行为的功能类型。由此似乎应该是语用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可是现有的语用学著作对此依然不管不顾。凡此种种, 那么多的与语言运用有关的问题, 语用学著作几乎都不加以关注, 这不能不说非常遗憾, 无疑也制约着语用学的进一步发展。

不过, 这也为后来者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具有诱惑力的可能。

语用研究, 我们认为有三大基本问题:第一, 语用学应该怎么定义?第二, 语用学有没有核心概念?如果有, 到底该如何确定?第三, 语用学的范畴有没有体系?如果有体系, 应该如何推演?

对于这三大问题, 西方语用学著作几乎不加思考, 可是, 西方学者没有做的中国的学者就不能做吗?答案显然应该是否定的。

二、语用学如何定义

什么是“语用”?通常有不同的定义方法, 最简单的、基于日常经验的定义就是“语言的运用”, 由此, 所谓语用学就是语言使用学, 或者说语言运用学。第二种是基于符号学的定义:符号与符号的关系是所谓的句法问题, 符号与所指的关系是所谓的语义学, 符号与使用者的关系是所谓的语用学。这似乎很有道理。但是, 很多东西我们很难一定概括为语言符号是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就拿语用学的基本范畴来说, 指示、预设多大意义上与使用者有关呢?更多的应该是语义问题, 比如“预设”, 最基本、最核心、最典型的预设是“语义预设”, 这一术语本身是否已经显示:说语用学只是“符号与使用者的关系”难以成立。又有说语用学就是“结合语段和说话者来确定话语的含义”的这样一种理论, 这似乎也有道理。但是, 能否据此在更上位的概念中确立它的合适位置, 依然令人疑惑。

语用学跟语言学什么关系?

人们通常会说语用学是语言学的下位学科, 是研究语言运用的下位学科, 研究语言符号体系的运用, 等等, 但是另外的知识又告诉我们, 修辞学也是语言学的下位学科、分支学科, 它也研究语言运用, 那么, 修辞学跟语用学什么关系?有人说,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对, 是不一样, 从学术传统来说, 西方修辞学从亚里士多德开始, 一直到今天的修辞学, 更多的是以“说服”为中心, 汉语的修辞学更多的以“美化”为中心, 而语用学则是这几十年从语言哲学当中分化而来的, 两者似乎很不一样, 学术传统很不一样。但是, 我们想一想, 如果回到理论的起点上来考察, 既然语用学是研究语言的运用的, 修辞也可以定义为语言运用的过程, 那么, 两者实质上是完全一样的。尽管现有的大多数的学者都认为它们是有分别的, 但在我的理解中, 在本质上这两者是一回事情, 只不过有些学者更强调这一方面, 有的学者更偏重那一方面, 都被原有的所谓的路径所束缚。从发展看, 从本质上看, 都是一回事情, 也就是修辞学就是语用学, 语用学就应该是修辞学。

那么, 在这个意义上, 语用学也罢, 修辞学也罢, 又该如何定义呢?这就需要在元语言理论意义上对语用学重新思考, 需要重新回到思考“什么是语言学”?

语言学最简单的定义就是“对语言现象、语言问题系统性的、理论性的思考”, 如果这个定义能成立, 我想这个定义可以覆盖所有的现有的对语言的研究。那么, 接下来就是第二个问题:语言学中的“语言”其实是有多种定义的, 可以把语言定义为符号体系, 但也可以把语言定义为其他东西。由此就产生了各种“语言学”:语言学1是“基于语言是符号体系假设的语言学”, 语法学、音系学等等都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展开进行研究的。但语言不仅仅可以定义为“符号体系”, 它还可以定义为“行为过程”, 或者说就发生学的角度而言, 语言最初本来就是一种行为, 符号体系是后来的事情, 这样就有了“基于语言是行为过程假设的语言学”, 这是语言学2。其实, 语言不仅可以定义为符号体系和行为过程, 它还可以定义为“社会制度”, 这样就有了“基于语言是社会制度假设的语言学”。国家语委工作的核心就是要关心作为社会制度的语言或者语言制度在整个社会制度中如何恰当地安排的问题, 关心作为人权的一个部分的语言权利在社会当中如何得到恰当的安排, 作为人权的一个部分的语言权利如何与其他权利相匹配。

有不同的假设就有不同的语言学。因此, 语用学并不是“基于符号体系假设的语言学”的下位学科、分支学科, 而是与“基于符号体系假设的语言学”不同面向的另外一种语言学。

三、语用学的核心范畴如何提取

如果说语用学就是基于语言是一种行为过程假设的语言学, 则它有没有核心概念?如果有, 这个概念能否确定?如何确定?

语用学研究有哪些重要范畴?最典型的语用学著作告诉我们:预设、指示、会话结构、语境等等。那么, 问题是这些范畴之间有联系吗, 我们假如把语用学教材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顺序全部打乱, 似乎也没有大问题, 因为它不是一个层层递进、逻辑推演的过程。

那么, 什么概念才能够成为语用学的核心范畴?“语境”行不行?有人就试图从语境的角度考察语用学, 但是, 如果以“语境”为核心, 则是不是应该叫做“语境学”呢, 何以还是“语用学”?有人试图将“顺应”作为核心概念, 可是, 顺应只是语用问题之一, 何况语言运用从来不会简单地一边倒地顺应, 言语行为跟语境之间就不能说只是顺应关系:没有言语行为哪来语境, 双方应该是彼此建构的关系。有人试图将“关联”作为核心概念, 关联是很重要, 但是关联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还有人试图将“模因”作为核心概念, 可是, 模因论更是比喻性的概念, 难以确切解释语用的基本过程。

那么, 到底什么才是语用学的核心范畴?我以为应该是“言语行为”。为什么?首先, 这是由于只有“言语行为”才能够统摄语用学的各种范畴:预设、指示都是指的言语行为和它的语境的关系, 会话结构只是言语行为的一种结构方式, 直接言语行为、间接言语行为就更不用说。更重要的是, 我们可以从对语用学的基本定义开始推演出其核心范畴:既然语用学就是研究人们如何用语言来实现自己意图的这样一种过程, 很自然地, 它的核心范畴就应该是“言语行为”, 用这个核心范畴才能推导出一系列的其他范畴。

那么, 这里的言语行为到底怎么定义?根据我对言语行为的重新定义, 所谓言语行为, 它大概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 人类以言语实施自己意图的行为。动物都有动作, 这些动作当中有些是互动性的, 有的是非互动性的;在互动性的行为当中, 有的是表达某种信息的, 有的是无所谓传递某种信息的;在互动性传递信息的行为当中, 有的是用语言来实现的, 有的是用非语言, 比如画幅画, 做个动作等实现的。“用语言表达自己意图的互动性行为”就是言语行为。

具体地说, 言语行为就是指:某行为主体在一定的人际框架和语境条件中, 根据自己的意图结构出一个语篇, 借助一定的媒介, 使得另外的行为主体做出有关联的反应这样一种游戏。

而再具体说, 是指一种言语行为的话语部分。我们现在语言学研究言语行为, 理论上牵涉到说话人、听话人, 但在分析句子的时候, 实际上都是分析它的话语部分, 很少把前后关联放进去。

四、语用学的范畴体系如何构拟与推演

语用学的范畴体系能不能构拟?如何构拟?如何推演?对言语行为的重新定义其实已经包含了它的一系列的可以推演的工具性范畴。

其中, 一是“行为主体”。任何言语行为都要有行为主体。

二是“人际框架”。为什么要说人际框架问题?任何言语行为都是在一定的“人际框架”中实现的。一般以为, 人际框架只是“我”和“你”的互动, 通常说言语交际就是“我说你听”的过程。所以有人就提出人称代词分为:一类叫人称代词, 一类叫人际代词: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是直接参加言语交际的, 所以叫人际代词;第三人称不参加交际, 所以只是人称代词。这话似乎很正确, 可以找很多语料来证明, 但是经不起老百姓俗语的追问。中国政治语言、中国新闻语言最大的缺点就是缺乏第三者意识、他者意识。可以说, 有没有第三者意识是成人语言和儿童语言的根本性区别, 是语言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 也是理性语言和巫术语言的根本性区别, 跳大神如入无人之境, 但是任何一篇论文都要经得起全世界读者的检验。

三是“语境”。语境有各种参数。

四是“意图”, 言语行为就是用语言实现自己意图的过程, 意图有意图的基本结构等等。

五是“语篇”。言语行为小到一句话, 大到语篇, 甚至超语篇, 就是若干语篇构成一个超语篇。

六是“媒介”。用口语说出来和用文字写出来, 和用键盘打出来一定会深刻影响你的句法语义。

七是“规则”。言语行为是说话者使得另外的行为主体做出有关联的反应这样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也是一种游戏。什么叫游戏?维特根斯坦说语言本质上是一种游戏。游戏有几个特点:第一, 可选择性, 你可以说中文, 你也可以不说中文, 说英文, 甚至不说话。第二, 一旦说就要遵守规则。

八是行为类型。

这样, 语用学可以成为不断推演的过程:核心概念就是言语行为, 然后既可以推演出一系列工具性范畴, 又可以推演出一系列理论命题。

最后我们可以形成这样的认识:

第一, 什么是语言学, 语言学就是对语言现象的系统性思考, 由此出发可以形成语言学1, 基于符号体系假设的语言学;语言学2, 基于行为过程假设的语言学;语言学3, 基于社会制度假设的语言学;乃至语言学4, 语言学5等。

第二, 从语言学2出发, 它的核心概念是言语行为。而从言语行为出发, 可以推演出各种工具性范畴, 同时, 也可以推演出各种理论命题。这里有主体构成, 有你我他的互动, 有语境参数, 有行为类型, 有意图结构, 还有规则系统, 等等。

这就是我的所谓的基于“新言语行为分析”的语用学的一个框架, 也是基于“新言语行为分析”的修辞学的框架。

也谈语用研究的逻辑断裂与理论可能

曲卫国复旦大学

1. 引言

胡范铸教授2017年在《外国语》第一期发表的“语用研究的逻辑断裂与理论可能”从一个相当高的角度对语用学的理论构建现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虽然该文的讨论非常抽象, 但涉及的问题却十分具体, 值得语用学界进行认真的思考。范铸教授提出, 语用学存在三个断裂:1) 基本假设和工具性范畴的断裂;2) 范畴与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断裂;3) 覆盖的理论命题之间的关系断裂 (2017:2) 。由此, 他提出了三大问题:1) 语用学应该怎么定义?2) 语用学有没有核心概念?3) 语用学的范畴有没有体系? (2017:2) 在提出三大问题之后, 范铸教授大笔一挥, 写道:

对于这三大问题, 西方语用学著作几乎不加思考, 可是, 西方学者没有做的中国的学者就不能做吗?答案显然应该是否定的。(2017:2)

我们认为, 范铸教授的思考值得认真考虑, 因为范铸教授的讨论是在知识体系框架下展开的, 他提出的质疑不仅涉及语用学的基本问题, 而且还与对现代知识体系的认知有关。这些困扰学者的问题虽然由于大家对知识以及知识体系的认识不同而难以达成一致, 但通过讨论, 我们也许可以对不同知识体系框架下发展的不同学科能有清楚的了解, 能对知识体系范式内和范式间、知识体系间的逻辑关系进行思考, 会对学术发展多样性有进一步的认识。

我们将首先探讨系统知识和范式等问题, 基本依据的是Kuhn和Berger等学者提出的知识理论;然后回应范铸教授提出的三个断裂和三个问题, 主要选择了Levinson和Verschueren等多名学者的语用理论。全部选择西方学者而不是中国学者的研究的做法也间接质疑了范铸教授有关西方学者对这些基本问题不加思考的批判。

2. 有关系统知识和认知框架的问题

之所以要讨论系统知识这么一个超大的问题, 主要是因为范铸教授的批判是根植于知识体系理论框架内的。范铸教授一开始就指出:

科学、系统的理论应该是基于某一个基本假设和核心概念而逻辑展开的一个过程, 它应该有效地覆盖已知的、有关各种理论命题, …… (2017:2)

范铸教授的切入点非常好。对语用学或任何其他“学”的判断都与对科学、理论或者知识体系的认知有关。尽管“科学”和“系统理论”都是一些相当宏观的概念, 但从系统知识这一角度考察语用学研究能促进我们跳出语用学本体系统来审视语用学的发展。有关系统知识的讨论, 一般都会提到Thomas Kuhn。Kuhn最大的贡献是指出了所谓科学或知识革命其实只是认知范式 (paradigm) 的转换。他认为, 不同范式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传承、递进关系, 而是断裂式的革命关系。范式转换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是人们习以为常的现行范式失去合理性, 相关的认知框架、范畴和程序被扬弃, 旧的概念和程序被按新的理念改造:

旧术语、旧概念和旧实验都会按新范式重新构建相互间关系。(1962:149) (1)

由于范式之间不具可比性 (incommensurability) (1962:148) , 范式转换往往意味着知识结构的重构, 这必然会招致抵抗 (1932:62) 。不同范式即便使用的是同一术语, 但因为认知框架、范畴和程序的替换, 术语的所指大相径庭, 相互间很难达成共识:

不同范式的倡导者至少目的有些相左。双方都不会接受对方支撑其观点所需未经证实的假设。(1962:148) (2)

同一研究领域生成的范式越多, 该问题的研究角度就越多, 预期就越多。这就标志着该问题的研究走向深入、细致和全面。有鉴于此, 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同一研究域出现不同范式所带来的不同范畴和定义看成是学科混乱无序的表现, 把自己不认同的范畴看成是谬误, 对研究域进行清场。要判断和评论一个范式或知识系统, 我们需要好好了解其各种构建因素:

与语言一样, 科学知识本质上只是某个群体的财产。理解它需要了解创造和运用该知识群体的特性。(Kuhn, 1962:210) (4)

我们认为, 了解Kuhn等对知识理论的这些基本分析是讨论语用学逻辑断裂问题、核心范畴问题的基本前提, 因为在分析语用学各种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问题时, 我们首先要确定的是他们是否是同一范式内的问题还是属于不同范式间的问题, 相关的分析是否涉及知识体系的跨越。强行在语用学不同范式之上建立统一逻辑关系的企图显然是违背了知识发展的基本道理。在不同范式间确立统一的核心范畴也是不可能的。其实, 范铸教授想做的也无外乎是想发展一个新的语用学范式而已。

3. 语用学的逻辑断裂和基本问题

3.1 语用学的定义问题

语用学究竟应该如何定义?语用学的世界究竟该界定为怎样的世界?依赖于不同知识体系、不同范式的人会观察到不同的对象。这非常契合许多年前心理学家William James在他1890年写的巨著《心理学原理》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一书中提出的著名“选择性注意” (selective attention) 概念。范铸教授说西方对“语用学应该怎么定义”不加思考, 这很有点无视语用学界不同范式各种文献的嫌疑。语用学的文献太多了, 早在1978年Verschueren就出版了270多页的《语用学:注释参考书目》 (Pragmatics: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一书。现在离那本书已快四十年, 语用学在这四十年的发展极其迅猛, 文献估计数不胜数了。这里只是作为简单的回应, 我们只选了在国内有非常大影响力的几个经典范式来简单地说明这个问题。

Levinson的《语用学》 (Pragmatics) (1983) 是公认的语用学经典之一, 它是所有语用学参考书单必列书目。Levinson整整花了该书第一章来讨论语用学的研究范畴, 其中专门梳理定义的一节就有三十页之多。按他的梳理, 语用学这个术语源于Morris的符号学研究。Morris把符号学 (semiotics) 的研究分为三个层面:

句法是研究“符号互相间的形式关系”;语义学研究的是“符号与其应用对象的关系”;语用学研究的是“符号与阐释者的关系”。(1983:1) (6)

Morris的语用维度很有宽度, 不属句法和语义维度的内容几乎都被包括进去:

把语用学说成是处理符号生命维度的描述很精确的, 也就是说, (语用学研究) 在符号运作中出现的心理、生物和社会现象。(1938:108) (7)

不过, Levinson认为, 由于语用维度的讨论与语义有关, 最先注意语用问题的是语言学的语义学界。Carnap按分析哲学提出的范式对语义学现行范式的冲击相当大, 所以他认为语言学界是通过Carnap间接接受了Morris的概念:

事实上, 语言学界, 尤其是生成语义学界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采纳了Carnap (对语用学的) 间接定义:涉及语言使用者的研究。(1983:4) (8)

Levinson推测的时间和观察与Verschueren的观点一致。Verschueren在1978年出版的那本参考文献集的序言里就谈到了语用学起源问题。不过, 他并没提及分析哲学和Carnap的著作:

乔姆斯基转换语法理论企图不考虑语言外的因素确定语言实质, 该理论巅峰时期过后人们又重新燃起对语言及其功能的兴趣, 出现的一个极端观点是, 如不考虑语言功能和语境特征, 甚至连简单的句法规则都无法准确描写。愤怒的年轻语言学者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发展了这个观点, 最初他们是为了解决转换范式中出现的问题。(1978:v) (9)

Levinson在对当时流行的语用学定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梳理之后, 基本放弃了精准定义语用学的念头, 因为他发现不可能找到一个能包容所有现行语用研究基本范式的超级定义:

不管怎样, 我们这次讨论定义时被告诫, 让人人满意的定义在学术界几乎不可能实现。(1983:32) (10)

随着语用学的迅猛发展, 新的范式不断生成, 新的定义也就不停地涌现。学界根本无法超越各范式定义语用学。Bulitz和Norrick不得不承认:

尽管语用学获得了不错的科学声誉, 但语用学这个概念却一直有些神秘, 依然非常难界定。(2011:3) (11)

必须指出的是, 语用学界无法达成共识, 对语用学进行单一范式的定义, 这种情况似乎是学界乱象, 其实却是语用研究繁荣的体现, 因为这意味着在语用学研究领域里, 不时有不同的知识体系介入, 不断地有范式被更新替换, 新的知识体系和范式使影响语言使用的各种因子不停地进入语用研究的视野。这有如哲学的繁荣。哲学的繁荣不是因为有了一个大一统的体系, 而是因为在哲学这个话语域里有着理还乱的各种范式和知识系统。语用学各流派涉及不同知识体系或不同范式, 取得大一统定义意味着单一范式的一统天下, 这不表明语用学的理论构建成功, 而是预示着语用学研究的贫乏和枯竭。

有鉴于此, Levinson提出, 要了解语用学的边界, 可行的方法不是从上而下地从理念上进行界定, 而是看看语用学者的研究到底涉及什么内容:

如果真的要了解某个领域在某一时期关注的是什么, 我们就必须观察那个领域的学者在做什么。这本书的其余部分主要就是介绍语用学家们在与哪些核心问题进行角斗。(1983:32) (12)

不同的学者根据其采纳的不同知识体系或范式决定他们的研究视角, 确定他们关注的内容, 形成他们的研究问题。

要强调的是, 语用学的范式和其相应关注的内容非常庞杂, 它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如果我们今天翻阅Verschueren那本1978年出版的参考文献集, 我们会发现许多可能已经不再是语用学者关注的内容了, 如Allen&Widdown (1974) 的Teaching the communicative use of English (1978:3) 。我们这里只是选择几个经典的热点内容简单地追溯一下。

语用研究涉及意义, 所以最早注意语用维度讨论的是遇到研究瓶颈的语义学界。当时困扰语义学界的是如何解释预设 (presupposition) 与蕴含 (entailment) 的区别, 人们在现有的范式里找不到合理的解释 (Wilson, 1975;Kempson, 1977) 。语用维度的发现使他们找到了突破瓶颈的新范式。如Kuhn所言, 他们从新范式中体验到了future promise。人们在这个阶段对语用学的定义基本就是围绕如何划清语义学和语用学的界线、确定各自研究内容展开的。

对语用学研究影响非常大、也许是最大的要数哲学家Austin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 (speech act) 。他那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如何以言行事》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1962) ) 从言语行为这一角度切入, 彻底颠覆了传统语义学对意义域的划定和解释。他的言语行为理论很快成为语用学的一个新范式, 成为许多语用学研究的关注热点。对于这些研究者来说, 言语行为是语用学定义的核心内容。Stalnaker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把语用学定义为:

有关语言行为以及这些行为实施相关语境的研究。(1972:383) (13)

另外一个影响很大的是哲学家Grice。他在“逻辑与会话” (Logic and conversation) (1967/1989) 一文中从语言认知的角度提出了会话含义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理论。该理论从语言动态认知的角度发展出了解释语言使用和理解的新范式。依据该范式进行语用学研究的学者非常多。我们这里仅提一下在他影响下Sperber and Wilson发展生成的关联理论新范式研究。他们的研究角度从他们那本极具影响力的著作《关联论》 (Relevance) 的副标题可以看出:“交际与认知”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由于他们的范式关注的是语言在交际中的认知问题, 他们对语用学定义的重点放在言语理解:

句子语义表征研究属语法范畴;言语理解研究属现在被称之为语用学的范畴。(1995:9-10) (14)

目前在我国极有人气的语用学者Verschueren提出了不同的语用范式。他认为语言使用是社会行为, 因此他的视角不仅比Stalnaker大, 比Sperber和Wilson的也更宏观:

语言学的语用学研究的是人们对语言的使用, 语言使用是行为方式或社会行动。所以, 语用学要揭示的维度是语言和人类一般生活的关系。据此, 语用学也是语言学与其他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链接。(1999:6-7) (15)

他的范式跨越了多个知识体系, 包括了影响语言使用的认知、社会、文化众多因素, 所以他的定义具有与其他学者不一样的宽度和广度:

……语用学从认知、社会和文化等综合视角研究以行为形态表现语言的现象。所以, 语言资源是如何被使用的问题被重写为:语言在人类生活中是如何运作的? (1999:7-8) (16)

源于不同范式或知识系统的这些定义哪个更合理?这完全取决于判断的依据是什么。它们的逻辑只能管住各自范式内范畴的关联。它们之间有逻辑关联么?要在它们之上构建一个大一统的定义, 那需要怎样的强读啊!Ariel (2012) 在分析了各种原因之后, 提出统一语用学定义是出于两个难以实现的奢望:

第一个是让多重标准同时汇聚成一个区别语法 (包括语义学) 和语用学标准的奢望……第二是把诸如言语行为、会话含义、礼貌等全套课题或归类于语法或归类于语用学的奢望。(2012:23) (17)

范铸教授批判语用学缺乏定义, 出现逻辑断裂, 他显然混淆了范式内和范式之间的逻辑关系。

3.2 语用学的核心范畴问题

语用学有没有核心范畴?这些核心范畴该如何析取?鉴于语用学研究涉及不同范式, 要讨论这些问题, 我们认为可以参考Levinson提出的思路, 与其陷于一个范式去解读语用核心范畴, 还不如描述语用学家在关注些什么问题 (1983:32) 。更恰当的问题不是语用学的核心范畴是什么, 而是语用研究的核心或基本问题是什么。虽然语用学的范式非常多, 但语言使用是语用学各范式考虑的核心问题, 语用学界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太大的分歧。语言使用界定了语用学的研究域。

可能汉语“学”这个字的语义含混引起了误解。语用学与哲学、文学、物理学一样, 不是单一知识系统, 而是一个研究域 (domain) 。有关系统知识的研究结论告诉我们, 一个研究域的核心问题确定并不一定能生成该域统一的核心范畴, 因为尽管核心问题的认定有共识, 但语言使用涉及非常多的因素, 由于不同范式研究切入角度不同, 它们各自会有不同的关注因素。范式的核心范畴与研究切入角度有因果关系。

开创语用学分析范式之一的Austin是一位哲学家。他并没有创立语用学的意图, 也无意于进行语用分析。他关注的是语言哲学问题, 他发现现有各类哲学范式和真值条件语义学理论只能解释命题句 (statement) , 却不能解释非命题句。于是, 他提出, 我们必须寻找一个新的范式去分析这些非命题句, 因为现有范式的观察角度无法找到制约这些非命题句的因素。他放弃了真值条件理论范式而提出从言语行为 (performative) 这一角度去对非命题句进行意义判断。由于言语行为具有约定俗成的特性, 他发展了基于习俗规约 (conventionality) 的范式, 用言语行为的适宜条件 (felicity conditions) 替代了真值条件。由于新范式对语言使用有很好的解释力, 因此该理论也被语用学界广泛采用。按这个范式发展起来的语用研究, 其核心范畴是言语行为和与其有关的范畴链。

必须指出的是, Austin的关注点和语用学者的关注点不同, 因此, 虽然都在同一个研究域, 但研究目的和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尽相同。虽然他的范式被广泛采纳, 但研究目的等的差异使人们围绕同一范式的核心范畴发展出各自的范畴链。随着言语行为研究的深入, 参与言语行为研究的知识体系也越来越多, 视角也越来越复杂, 由此衍生出的研究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在我们看来, 言语行为最夸张的发展就是文学界按Austin的范式衍生出的言语行为 (performativity) 理论 (Miller, 2005) 。言语行为研究的空前繁荣意味着围绕其核心范畴会发展出越来越多、却互不相同的范畴链。各种知识体系的介入和角度的切换使同一范式内的认知框架、范畴和程序也发生变异。

范铸教授对“关联”是否能作为语用学的核心范畴提出质疑 (2017:4) 。对于“关联”作为语用学核心范畴合理性的考察也应该放在关联理论所采纳的知识体系和范式之中进行。关联理论把对语言使用的考察放在了交际这个大框架里, 因此他们选择讨论的是这样两个问题:

首先是交际传递了什么内容, 其次是交际传递是如何实现的? (1995:1) (18)

在交际过程中, 受话人要面对的是一系列可供他/她选择的命题 (assumptions) , 究竟哪个是发话人想传达的信息呢?什么样的线索可以纳入受话人运算推演的认知过程呢?对于关联理论学者来说, 这里涉及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那就是关联性问题:

只有一个属性能让信息值得人去处理, 该属性就是关联性。(1995:46) (19)

只有在关联性问题解决之后, 交际中的认知才有可能, 因此, 关联理论把“关联性”看作是最核心的范畴。关联理论是基于对Grice理论的批评发展起来的。他们当时主要采纳了两大知识系统:Fodor的认知理论和Zipf的人类行为理论 (曲卫国1993) 。Fodor和Zipf等的范式决定了研究交际过程中语言使用的特定视角:一是命题的推理、演算;二是推理和演算所花费的精力 (effort) 。关联原则的生成就是建立在这两个理论基础上的。

范铸教授对把“顺应”作为语用学核心范畴的评论也是可以商榷的:

顺应只是语用问题之一, 何况语言运用从来不会简单地一边倒地顺应…… (2017:4)

顺应论是Verschueren提出的语用学范式。他对语用学宽泛的定义决定了其语用研究的视野宽阔。他考虑的影响因子已经远远超出了其他学者所认定的范围。他在2009年主编的《语用学的核心概念》 (Key Notions of Pragmatics) 里, 对语用学的定义又进行了调整:

这套丛书把语用学简单地定义为研究语言与交际的认知、社会和文化科学。(2009:1) (20)

这个调整的定义几乎囊括了社会科学的所有视角, 是全方位对语言使用的考察和分析。这当然与他依据的多元知识体系有关。Verschueren借助跨学科知识体系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语言使用中的选择问题 (1999:56) 。虽然Verschueren的范式被称为“顺应论, ”其实该范式有三个范畴构成:adaptability (顺应) , variability (变异) 和negotiability (协商) :

要理解“选择过程”至少需要这三个有级差的相关概念。(1999:58) (21)

他是通过这三个概念组成的范畴链对语言使用的选择问题进行分析的。三个范畴中最核心的是“顺应”, 所谓“顺应”, 他说得很明白:就是根据语境提供的可能性做出符合交际目的的选择 (1999:61) 。

adaptability有“应变”“调节”的意思。也许, adaptability被学界翻译成“顺应”后的达意程度值得探讨。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 “顺应”的基本义项是“顺从”, 然后是“适应。”“顺从”的词典解释是“依照别人的意思, 不违背, 不反抗。”“顺应”似乎被动的含义多了一些。这显然不符合Verschueren范式里adaptability的意思。我们这里自然无意就adaptability的术语翻译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 但有一点非常明确, 理解adaptability不能从字面去理解, 要从以选择范畴为核心的范式中去理解。Verschueren把语言使用看作是社会行为, 并认为要解释这个行为必须从人何以能做出选择的角度去看。他把adaptability作为他所采纳范式的核心范畴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也正因为如此, 他的语用范式包括了多数语用者不会涉及的任务:

1) 语境关系顺应 (contextual correlates of adaptability) ;

2) 语言结构成分顺应 (structural objects of adaptability) ;

3) 顺应的动态性 (dynamics of adaptability) ;

4) 顺应过程显性程度 (salience of the adaptation process) (1999:66)

宏观语用学理念在他的两部著作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现。1998年他和Blommaert合写了《多样化辩》 (Debating diversity:Analysing the discourse of tolerance) 一书。书中他们运用顺应范式, 分析了话语中隐含的意识形态问题。在2012年出版的《语言使用中的意识形态问题》 (Ideology in language use:Pragmatic guidelines) 一书里, 他运用顺应范式讨论了意识形态和语言使用问题。

据此, 我们认为笼统讨论语用研究的逻辑断裂或语用学核心范畴、大一统定义等语用学理论体系构建的问题是不合适的。和其他学科一样, 语用学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大一统的单一知识体系, 它只是一个以语言使用为核心问题的研究域。由于语言使用涉及太多的因素和维度, 不同学者根据不同知识体系或范式推演出各种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生成各自研究的核心范畴。语用学逻辑性的判断和核心范畴析取是否合理, 这些只能是各个语用学流派自己的事情。范式之间的关系不可协调, 不具可比性。要建立统一的逻辑关系和范畴, 这真是一厢情愿的事情。

4. 结语

我们虽然不同意范铸教授的观点, 但我们认为他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发现确实有许多学者没有注意范式内和范式间逻辑关系的区别, 也没有注意到所谓的“学”, 指的是研究域或范围。按Foucault的理论, 志同道合的学者形成了团体, 通过体制化使某一理论框架得到巨大的发展, 有了特殊的规约力和统辖力。然而, 这种统辖力也因为其大一统的单一, 使该知识体系的视野越来越窄, 其学术生命力在其体制权威性的张扬叱喝声中日益枯竭。所以说, 如果研究域出现空前的繁杂, 那不但不意味着该研究领域的凋零或混乱, 反而标志该领域由于得到了各种知识体系或范式的参与而获得空前的繁荣发展。语用学涵盖内容复杂繁多, 任何单一角度或层面的分析或高度抽象出的范畴都不可能穷尽其全貌。想把大一统的理论框架强加其上, 那不止是削足适履, 而是窒息其学术生命。我们做研究的, 何必对大一统的理论神话耿耿于怀呢?

作为本文的结束, 我们要强调的是, 我们所依据的知识体系理论只是无数知识理论中的一种, 我们对语用学定义和研究问题的讨论只是依据我们的知识框架、阅读经验和认知理解的选择结果, 绝对挂一漏万。语用学包括的内容太多了。

编者按

感谢《外国语》编辑部的的支持，为适应微信阅读，本文有删减，欢迎查阅《外国语》2017年第1、4期原文。

本文编辑：上海理工大学孙雨

本文审核：吉林大学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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