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 | 王宁：生态文学与生态翻译学：解构与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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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宁，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上海交通大学致远人文学科讲席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比较文学与世界学、当代西方文论。

摘要：生态翻译学对传统的文学和文化翻译以及翻译研究本身的教义形成了挑战。它消解了对所译文本进行选择过程中的人类中心主义思维定势，也建构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根据这种范式或原则，对所译文本的选择并非根据译者自身的主观好恶，而更应该根据所选文本自身内涵的可译性。这应该是确保翻译学作为一门科学学科的基本前提。作为翻译学的子学科，生态翻译学有自己的特征：既要对所译文本进行细读以发掘其可译性，在翻译的过程中也要尽可能地保存原文本在目标语中的生态平衡。因此它同时要兼顾主体（译者）和客体（文本）之间的平衡。总之，生态翻译学的崛起也许对过分强调译者主体性的尝试是一个反拨。

关键词：生态文学；生态翻译；解构；建构

学习文献：王宁.生态文学与生态翻译学:解构与建构[J].中国翻译,2011,32(02):10-1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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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随着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翻译的作用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缺少。因而对翻译的研究也就无可置疑地被提到了学术研究的议事日程上。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或翻译学 (translatology)，在经历过文化转向后将向何处发展，已经成为国内外翻译研究者们共同思考的一个问题。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通过学者们的共同努力，翻译学或翻译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它终于在学科的版图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而且正在朝着一门相对独立和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分支学科的方向发展。生态翻译学应该算是翻译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也即生态翻译学，伴随着另一些研究文学的生态学理论和批评方法正在翻译学界崛起，它强有力地对传统的文学和文化翻译以及翻译研究本身的教义形成了挑战。但是在当代翻译研究领域内，仍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对这一分支学科的意义和生命力持怀疑态度，其理由主要在于生态学之应用于人文学科，确切地说用于文学研究，只是近一、二十年的事，它究竟拥有多少学科意义上的合法性还须论证。但作为一种实验性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它已经被证明自有其合理之处，最近二十多年来生态批评在西方和中国的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批评界的风行就是其不可忽视的明证。鉴于生态翻译学的研究事实上已经存在于翻译学的实践中，因此本文首先要探讨的就是生态翻译学与文学的生态研究或生态批评的关系。

01

从生态写作到生态翻译

提到生态翻译学，人们也许很快会想到当前在文学批评领域内十分活跃的生态批评。那么究竟什么是生态批评呢？对此人们一直理解不一，这里暂且按照国内外学者已经基本达成的共识作一简单的概括，所谓生态批评就是从生态环境的视角来对文学现象进行批评性解读和阐释，它经过近二十年的实践已经逐步从一个问题导向的运动过渡到一种方法论导向的文学批评方法。也即生态批评的对象就是以生态环境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按照美国的生态批评家彻里尔·格罗特菲尔蒂（Cheryll Glotfelty）所下的定义：“生态批评就是对文学与物质环境之关系的研究……。生态批评家和理论家提出这样一些问题：自然是如何在这首十四行诗中得到再现的？物质场景在这部小说的情节中扮演着何种角色？这出戏中表现的价值与生态学的智慧相一致吗？我们何以展现作为一种文类的自然写作之特征？……”（Glotfelty and Fromm: xix）。如果我们对这一描述并不持很大异议的话，那么推而广之，便可得出这一结论：生态批评或文学的生态研究所指向的就是以生态环境为题材的写作。当然，写作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主要分为原创性写作和变异性写作或改写。应该承认，跨越语言界限的翻译就是用另一种语言对原文进行某种形式的改写或重写，它其中既含有创造性的成分，更带有再现性的成分。因此概而言之，如果说在原创性写作中，作家的主体意识占据中心地位的话，那么在翻译过程中，这种“以人为本”的“译者中心意识”就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屈从于原文，或者至少说，带有主体意识的创造性改写在很大程度上仍摆脱不了原文的限制。较之创造性写作，译者的自主权应该说十分有限，他 / 她只能基于某个给定的原文加以有限的创造性发挥，而不可能任凭自己的想象来进行脱离原文的创造。由此可见，生态翻译学首先要研究的对象就是生态翻译现象。那么我们便进一步问，何谓“生态翻译”？它在何种程度上不同于一般的翻译？所谓生态翻译也就是从原文内在的生态结构出发来对拟翻译作品进行选择，并且在翻译的过程中依循原作固有的生态结构来在另一种语言中进行再现。它既不片面地强调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意识，同时又对一味追求对原文的被动的“忠实”起到抑制的作用。因此就这一点而言，生态翻译也和其他类型的生态写作一样，首先就注定要带有某种解构的特色。但这二者的解构性并不完全一样。

我们说，既然生态翻译具有某种解构性，那么它的解构性特征又具体体现在何处呢？一种基于生态逻辑的翻译之所以具有解构性，其原因在于它又不同于生态写作那样，仅仅依赖于作家的想象力和对自然生态环境的钟爱，它所考虑的是另一种形式的生态意识：文本内在的生态结构，也即这种内在结构如同自然界的生态结构一样，也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翻译既然是一种再现性写作或改写，那么它在很大程度上便受制于这一文本内在的生态结构。

译者只具有相对的创造性，而没有绝对的创造性：他 / 她切不可像创作那样天马行空，独往独来。译者时刻要考虑到，自己是在用另一种语言再现给定的原文，就好比戴着镣铐在跳舞，他的任务就是如何把舞跳得更好，以满足观众（读者）的欣赏（阅读）。因此他的阅读和理解都必须从原文出发，再现原文时也应该根据原文的内容和结构进行有限的创造，也即基于原文形式结构的创造，而非深入内容意义的创造。当然，有些基于原文形式结构的创造也会导致意义的变化，但这种远离原文的根本性变化并不是常见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带有主观意识的译者的能动性作用。可以说，这种对译者作用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便消解了文学创作的那种“人本主义”意识，在这里，若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翻译所要求的是一种“人本主义”和“文本主义”意识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所体现的就是文本内在的生态结构。既然翻译不同于创造性写作，它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意识便具有鲜明的解构性，那么我们在从事翻译研究时，也应该考虑到翻译所具有的这一相对的解构特征。可以说，生态翻译学的解构性就在于它无情地消解了对所拟译文本进行选择过程中的人类中心主义思维定势，因为对于人类中心主义而言，不管所要翻译的文本是否具有内在的可译性，只要译者乐意就会促成它在另一种语言中再现。在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势下，翻译的政治和文化启蒙功能往往被发挥到一个不恰当的地步，作为后果，它自身的规律性也就被破坏了。这当然在一个政治和文化变革时期自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例如在中国近代史上清末民初的转型时期，翻译的主要作用和功能在于启蒙大众，也即凭借大面积的文学和文化翻译这一“他山之石”来攻击和破坏传统的中国语言文化，最终使得中国文化和政治的现代性成为可能。一切所谓的对原文的“忠实”都成了次要的东西，甚至通过第二种语言或第三种语言来转译也在所不惜。这样，翻译者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改写者”或“创作者”的角色，正是由于他们的能动性干预和创造性转化，才使得中国的现代性路径沿着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独特路径在发展。它既是一种“翻译（过来）的现代性”（translated modernity），同时也更是一种带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他种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Wang,  2010）；它既可以与自己过去的传统进行对话，同时也可以与西方的现代性进行对话。正是由于这样一种“他种现代性”的存在有力地消解了所谓“单一现代性”（singular modernity）的神话，使得中国与西方在现代性这一话语层面上的对话成为可能。因此这样的（文化）翻译就带有强烈的实用性和意识形态性，对拟翻译文本的内在结构可以全然忽视，一切仅服从于接受者所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以及接受程度。例如当时林纾的翻译就是这样：自己不通外语的林纾竟然借助于熟谙外语的合译者，根据合译者的口述便对原文施以“归化式的”语言暴力，最终使得多姿多彩的原文风格一律变成了林纾的风格。但是五四前后的知识分子却从林纾的那些“改写式”译作中接受了原文的思想观念，推进了中国的文化现代性进程。今天我们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翻译仍应该尊重其自身的规律。这就是为什么五四前后的大多数翻译文本在今天的语境下都必须由新一代译者进行重译，而少数质量低劣的作品则由于其原文本身的过时和译文的老化而受到历史的选择和淘汰。

因此在这方面，生态翻译学的原则便体现于对译者作用的限制：译者必须尊重原文内在的生态结构，通过对原文的仔细阅读和深刻理解发现这种内在的可译性，从而实现译者与作者以及文本之间的平等交流和对话。即使在有着鲜明的解构意识和意识形态倾向性的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那里，译者的作用也不可被夸大到一个不恰当的地步，因为“首先，译者必须臣服于文本。她必须吁请文本表明其语言的极限，因为修辞的那个方面将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指明文本要避免的关于语言存在的绝对的争论的沉寂。……但是任何一种生硬的讨论都无法回避这一事实：翻译是一种最亲密的阅读行为。除非译者挣得成为亲密读者的权利，否则她就无法臣服于文本，无法对文本的特殊召唤作出响应”（Spivak: 183）。也就是说，只有进入原文的特殊语境，或者说进入原作者的独特视角，分享作者的悲欢和哀乐，译者才能深入到原作的亲密读者的境地去透彻地理解原作。可以说，真正优秀的译文应该是这三者共同的创造性劳动产生的结晶，而非译者凭着主观臆断不着边际地“创造”出来的远离原文要旨的译文。而在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宗师本雅明看来，“真正的翻译是透明的；它并不遮盖原作，并不阻挡原作的光辉，而是允许仿佛经过自身的媒介强化的纯语言更为充分地照耀原作”（Benjamin: 79-80）。我认为，这就是生态翻译学所具有的双重解构性：对翻译过程中“译者中心意识”的解构和对“原文至上”意识的解构。这也是生态翻译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也即它本身所要追求的就是那种革命性和解构性。

02

解构中的建构

在当今时代，任何一种学术思潮或理论尽管具有鲜明的解构倾向，但它在解构旧的中心意识的同时也在进行某种形式的建构，所谓“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constructive postmodernism）的出现就是一例。它也不可避免地在消解一切霸权和中心意识的同时，建构了一些具有后现代倾向的价值伦理和规范，使得那些被早先的激进后现代主义消解了的合理的秩序和道德伦理价值规范得以在新的语境下重建。同样，当我们说，生态翻译学具有对“人本中心主义”的解构性，这也只是相对而言的，另一方面，也诚如雅克·德里达的理论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进行解构的尝试那样，生态翻译学在消解传统的“译者中心”的思维模式的同时，也建构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根据这种范式或原则，它对拟翻译文本的选择并非根据译者自身的好恶，而更应该根据所选文本自身内涵的可译性，也即根据内在于原文深层的生态结构来在目标语中再现原文。这应该是确保翻译学作为一门科学学科的基本前提。

在今天的中外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我们更强调的是翻译应当对中国文化和文学在全世界的传播作出应有的贡献。但是，我们的翻译工作者在这方面究竟有何建树呢？我对此实在不敢恭维。当然我们的译者也有自己难言的苦衷：我们辛辛苦苦生产出的译文并不被西方主流图书市场所接受。那么我们如何努力去改变这一现状呢？作为译者，我们经常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既然我们都承认，唐诗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最高水平，即使是那些西方汉学家也并不否认，中国的唐诗至少可算作世界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那么它为什么很少为主流的比较文学学者和批评家所讨论呢？这当然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翻译的乏力所致，因为在相当一部分人眼里，唐诗是不可译的，任何尝试着翻译唐诗的译者都难免背上“背叛者”的骂名。既然如此，同时属于世界文学史上的丰碑的荷马史诗也应该被认为是不可译的了？但事实上，即使在今天的西方读者中，包括希腊的读者在内，能够通过古希腊原文来阅读荷马史诗者实在是廖若星辰，而另一方面，荷马史诗又通过翻译的中介在不同的国家和语境中广为流传，不断地为各个时代的读者所阅读和欣赏。试问，又有多少学者在对照原文对这些不同的译文一一进行批评性讨论呢？因此可以设想，没有翻译的中介，荷马史诗将永远留在早已死亡了的古希腊语言中忍受寂寞。正是翻译才使其具有了“持续的生命”和“来世生命”。因此，从绝对的内容意义上说，荷马史诗应该是可译的，唐诗也同样是可译的。但是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关注诗歌韵律和节奏的学者而言，荷马史诗又是不可译的，因为任何译者都不可能忠实地再现原文的独特韵律和节奏，对唐诗的翻译也是如此。它的可译性是绝对的，而不可译性则是相对的。这就要我们寻找高水平的译者对之进行“创造性改写”式的翻译。这样，对于那些通过译文来阅读唐诗的读者，他们所了解的基本内容出自原作者，而所欣赏的韵律和节奏则在很大程度上出自译者之手笔。这就要求我们的译者在选择拟翻译文本时充分考虑到原文内在的“可译性”和译者本身对原文的适应性和驾驭性。

实际上，作为翻译学的一个子学科，生态翻译学本身也有自己的特征：既要对所译文本进行细读以发掘其可译性，同时在翻译的过程中又要尽可能地保存原文本在目标语中的生态平衡。因此它同时要兼顾主体（译者）和客体（文本）之间的平衡，任意强调某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都会对译文有所破坏。这一点又使我们想起了文学的生态批评中对自然生态的皈依。

与当代其他基于形式或意识形态的各种批评模式所不同的是，生态批评试图通过对以人与自然为主题的文学作品的阅读引领人们返回到自然的原生态中，让人们尽情地享受大自然的原始和素朴。因此生态批评首先发难的就是人类中心主义，其鲜明的解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仔细考察一下生态批评的一些批评原则和理论主张，我们便不难发现，生态批评家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那里挪用了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武器，将其转化为反人类中心主义的目的。在生态批评家看来，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观与一种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截然对立的，它把人从自然中抽取出来并把自然视为可征服的对象，这样人与自然对立的观念便造成了割裂整体、以偏概全、用人类社会取代整个生态世界的现象，产生了目前的这种生态危机之后果。作为以关注自然和人类生存环境为己任的生态批评家则试图将自己的研究视野投向一直以来被传统的批评忽略的自然生态环境，让在很大程度上取自自然的文学再回归到大自然的整体世界中，以便借助文学的力量来呼唤人们的自然生态意识的觉醒。但在解构人类中心主义的同时，不少生态批评家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也即重新建构了一种类似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中心主义”或“地球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一切以自然环境的需要为旨归，这便在很大程度上抹杀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一点恰恰说明，生态批评在解构人类中心主义的同时又建构了一种新的中心意识。但是这并非意味着所有的建构都是不好的，而倒是相反，在消解那种非此即彼的现代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意识的过程中，建构一种“亦此亦彼”的后现代伦理学倒是十分适时的。对此，我已在其他场合讨论过，此处无需赘言（Wang, 2009）。这里只想反思，生态翻译学在解构了译者中心意识之后将作何建构？是否仍要回归“原文”进而一味强调对原文的“忠实”呢？事实上这又是不可能的。因为正如德里达所言，翻译是不可能的，但同时又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众所周知，在翻译实践中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是对原文一味屈尊的“文本中心主义”，所谓“信、达、雅”的核心就是强调完美地、忠实地表达原文的要旨，在这里，译者的主体性被全然抹去了，因此它遭到广大译者的抵制就是在所难免的了。译者们问道：具有本真性的原文（authentic original）真的可以在另一种语言中重复地再现吗？甚至连提出“信、达、雅”的翻译原则的严复本人在翻译实践中也违背了自己追求忠实的初衷，从而使他的翻译所带有的启蒙和阐释功能大大多于工具的功能。严复本人所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若按照传统的文字翻译的标准来逐字逐句地考察，那么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有违译者的“忠实”之初衷的：赫胥黎的原著题为 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照英文直译应为《进化、伦理学及其他论文》，因此就其字面而言，严复的译文是欠忠实的，但是若从原作者的核心观念来看，译者严复恰恰抓住了原作者的核心思想，并发挥了中文表达的简洁凝练之特征，因而具有超越字面意义的忠实性，或者说，是另一种创造性的忠实：它所忠实的是原文的内容和核心理念，而非词句。再者，若从当时严复翻译这本书的时代背景来看，它对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在中国的文学界和知识界的传播也是十分适时的。此外，由一位具有复古倾向的思想家来翻译具有现代进化倾向的理论著作倒是不无反讽意义的。这也说明作为一位优秀翻译家的严复严格恪守的是译者的道德伦理观。

事实上，严复对《天演论》的翻译，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能算是纯粹的翻译，而是带有主观理解和批评性讨论的译述和发挥。他将《天演论》导论分为 18 篇、正文分为 17 篇，分别冠以篇名，并对其中 28 篇加了按语。他在按语中指出，植物、动物中都不乏生存竞争、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例子，人类也是如此。人类竞争其胜负不在人数之多寡，而在其种其力之强弱。面对当时中国的民族危机，严复尖锐地指出，中国再也不能一味地妄自尊大，大弹“夷夏轩轾”的老调，弄得不好会亡国灭种。因此经过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试图告诉人们亡国灭种的威胁，但又不是那种无所作为的悲观主义，它启示人们，中国目前虽弱，但仍有挽救的办法，这就是强力竞争，通过努力，改变弱者的地位，进而变为强者。所以，严复实际上在阐述进化论的同时，联系了中国的实际，向人们提出了不振作自强就会亡国灭种的警告。这应该说是严复对于现代性在中国的引进和变形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

不无讽刺意味的恰恰是，最早在中国倡导生态翻译学的胡庚申也是受了达尔文进化论的启发，之后才逐渐转向生态翻译学建构的。①我们说，生态翻译学除了解构的特征外，它还具有建构性，那么它的建构性又体现在何处呢？这正是我们要试图发现并加以概括的。

首先，生态翻译学在解构人类中心主义的既定思维模式后并不企图返回文本中心主义，而是在承认原文内在生态结构是决定该文本是否具有可译性的同时，充分发挥译者的能动性理解及创造性再现和阐释作用。应该说，这绝不是后结构主义所鼓吹的那种“过度阐释”，而是基于原文的生态结构的一种创造性再现。在这里，译者的主观能动作用与原文的内在可译性达成了默契，最终产生出了尽可能完美的译文。它不是原文的仿制品，而是源于原文、高于原文的“第二原文”（second original）。就如同那些对自然顶礼膜拜的浪漫主义诗人那样，一方面鼓吹返回自然，另一方面又在自己的作品中创造出了一个“第二自然”：它既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应该说是一种“人化的自然”或与环境浑然一体的“自然”。因此，在美国的生态批评界，学者们经常将生态与环境交替使用，或者干脆放在一起使用，因为在当今时代，不经过“人化”的纯粹的自然已经尚存无几了。同样，生态翻译产生出的原文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它既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原文的基本特征，同时又把原文的内在可译性发挥到了极致，甚至还有可能使得原文的“持续的生命”和“来世生命”胜于其在源语中的地位。这样的例子在中外文学史上不胜枚举。

其次，正如我在建构一种后现代生态环境伦理学时所指出的，我们应当具有自觉的环境保护意识，“爱护自然界的一草一木和每一种动物物种，平等地善待它们，使它们得以和人类共同生存下去”（王宁，2010）。因为“人类只有在自然界的巨大生物链的进化过程中才得以生存和繁衍，消灭任何一种动物，都不利于人类自身的生存和繁衍。尽管有些动物对人类确实有害，并被视为人类的敌人，例如狼，但只要我们建立人类自身的保护机制，我们就能够有效地‘与狼共存’，甚至‘与狼共舞’。反之，消灭了狼群，也就破坏了生物链的平衡，所导致的灾难将是不堪设想的”（同上）。同样，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将原文当做先在于译文的自然存在物，只可以根据它本来的内在结构特征使它变得更加美好，而不可从根本上改造它，那样一来我们就不是在翻译，而是在创作了。只有尊重原作者及其产品原文，我们的译文才能在目标语和文化中获得持久的“来世生命”，反之，即使创造性成分过多的译文可以风靡一时，但久而久之也照样会被新一代读者所超越。这样的教训在翻译史上并不难窥见。 

因此就这个意义而言，按照我的理解，生态翻译学的崛起也许对过分强调译者主体性的尝试是一个反拨。它也像当年出现在翻译研究领域内的文化转向一样，标志着当代翻译学中的又一次转向。我们应该欢呼它的到来，并且帮助它从幼稚逐渐走向成熟进而真正成为翻译学的一门子学科。

03

生态翻译学向何处去？

十多年前，蜚声世界文坛的理论刊物《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②推出了一个生态批评专辑，在当时的英美文学批评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这个专辑还获得现代语言协会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主持的优秀期刊专辑大奖。尽管这个专辑对于促使生态批评进入理论批评的主流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但应邀为该专辑撰写评论的哈佛大学鲍威尔·M·凯博特英文讲座教授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仍然对生态批评的未来忧心忡忡。他这样写道：

正如它们的不平衡发展所证明的，当代文学环境研究实际上可以恰当地称作“一场运动”（a movement），因为就这一点而言，它并不像新批评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以及新历史主义，而更像女权主义和种族修正主义或同性恋研究；因为它在总体上与其说是方法论驱动，倒不如说更是问题驱动的（more issue-driven than methodology-driven）。生态批评迄今仍缺乏那种可用从方法论上发难的界定研究领域的声明，比如说它缺乏韦勒克和沃伦为新批评而写的《文学理论》，也缺乏爱德华·赛义德为殖民话语研究所写的《东方主义》那样的奠基性著作。(Buell: 700)

我们上述这段话如果用于描述当今的生态翻译学现状倒不失几分合适。③但是，对于生态批评在当时的发展状况，布伊尔的担心至少不无道理，但并非一种悲观主义的担心，而是一种奋进之前的沉思：一旦决心已下就不可后退地勇往直前。确实，就在这之后的不到十年间，美国的生态批评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迅速地通过翻译和学者们的学术活动“旅行”到世界各地，一些生态批评家最终在新近崛起的现代化经济大国中国和印度找到了知音。布伊尔本人也著书立说，辛勤笔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2001 年，他出版了《为濒危的世界书写》（Writing for an Endangered World:  Literature,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Beyond），2003 年出版了《爱默生》（Emerson），2005 年出版了《环境批评的未来》（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Criticism:  Environmental Crisis  and  Literary Imagination）等专著。此外，他还于 2006 年和 2007 年出版了《美国超验主义》（The American  Transcendentalists:  Essential Writings）、《星球的多种色度》（Shades of the Planet: American Literature  as  World Literature）等多种编著和文集。这些著述的出版无疑对生态批评在北美的长足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因而布伊尔本人也由于其在生态批评领域内的卓越成就，于 2008 年被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的生态批评终于有了自己的重量级领军人物，其学科地位也牢牢地确立了。这一历史的经验足资我们今天提倡生态翻译学的人们所借鉴。

中国的生态翻译学可以说刚刚起步，其声势还远远不及十年前美国生态批评的声势，因此其发展必然是“路漫漫其修远兮”。但是，中国的生态资源是十分丰富的，有着成熟的“天人合一”的理念等哲学基础和伦理观念；此外，中国作为一个翻译大国，其翻译的数量堪称世界第一。这无疑是我们可以建立自己的生态翻译学派的基础；再者，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人文学者已经不甘一味引进西方理论了，他们试图改变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现状，努力使中国从一个“理论消费大国”（theory consuming country）转变为“理论生产大国”（theory producing country），在这方面，生态翻译学能否先行一步，充当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排头兵之一呢？这还有待于热心这一研究的生态翻译学者来回答。

注释

①  2002 年和 2003 年间，胡庚申在香港浸会大学攻读翻译学博士学位时，曾就此和我讨论过，我当时便看出其中的新意，建议他用英文从生态学的视角写一篇论文，并推荐到《视角》杂志上发表。

②  参阅Ecocriticism, a special issue in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 30, No. 3 (1999).

③  确实，在胡庚申等人的推动下，生态翻译学也开始有了一些声势：2010 年在成立了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紧接着于 11 月 8 日 -10 日在澳门理工学院举行了首届生态翻译学国际研讨会。但是至少在我看来，生态翻译学还任重道远，它距离一个成熟的翻译学子学科还有着相当漫长的路要走。在这方面，美国生态批评发展的成功经验足资参考借鉴。

参考文献

[1] Benjamin, Walter.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A].  in Rainer Schulte and John Biguenet (eds.).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An Anthology of Essays from Dryden to Derrida.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71-82.

[2] Buell, Lawrence. The Ecocritical Insurgency[J]. New Literary History, 1999 (3): 699-712.

[3] Glotfelty, Cheryll and Harold Fromm (eds.). The Ecocriticism Reader[C].  Athens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

[4] Hu Gengshen.  Translation as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 [J].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2003(4): 283-291.

[5] Hu Gengshen.  Adaptation in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J].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2006 (1):  3-12.

[6] Spivak, Gayatri.  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 [M].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3.

[7] Wang Ning.  Toward  a Literary  Environmental  Ethics: A Reflection on Ecocriticism [J].Neohelicon, 2009(2): 289-298.

[8] Wang Ning.  Translated Modernities:  Literary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ization and China [M]. Ottawa & New York: Legas, 2010.

[9]  胡庚申 .  翻译适应选择论  [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10]  王宁 . 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 [M]. 北京：中华书局，2006.

[11]  王宁 .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12]  王宁 . 生态文明与生态批评：现状与未来前景 [J]. 东方丛刊，2010 (2):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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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吉林大学 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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