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事件”的流行语与中国“十字架身份体系”的崩裂 ——从“万元户”用法的兴衰看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

流行语不仅是一种“语汇”，更是一种“述说”。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最重要的流行语是“万元户”，它“述说”了中国一个当代的全新的身份系统构建的开始，宣告了旧有的“敌我城乡”“十字架”式的、层级式的身份系统的垮塌。一种新的“真理”以整个社会几乎猝不及防的方式立刻现实地站立在全国所有人的面前。“思想解放运动”从一种理论口号立刻成为一种全社会可以触摸的社会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的话语转化为人们的日常生活现实。

流行语不仅是一种“语汇”，更是一种“述说”。

那么，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最重要的流行语是什么？何以认为其“最重要”？这是谁的“述说”？“述说”了什么？其意义何在？

一、从对于“流行语”的界定开始

何为“流行语”？

所谓“流行语”，最简单的定义就是“某一时期社会上广泛流行的语汇” （《现代汉语词典》），于是，一般都将之作为一个词汇学现象考察，无论是所谓社会语言学研究还是修辞学研究，大体都是考察每年有多少流行语，哪些流行语最后进入了词典，流行语的词汇结构如何描写，这些流行语的词汇意义发生什么变化等等。

我们认为，站在修辞学立场上，流行语不仅是一种“语汇”（形式），更是一种“述说”（行为）。

就根本意义而言，“语言即游戏”。所谓修辞，也就是“人们运用语言表达并努力实现自己的意图的过程”，也就是说是一种“述说事件”。历来以为这“表达并努力实现自己的意图”只是一个个人行为问题，传统修辞学关注的便是一个人说话写文章如何“形象生动”（积极修辞）、如何“准确流畅”（消极修辞）;当代修辞学则越来越多地注意到这也可以是一种“机构行为”，由此，出现了“国家和机构形象修辞学”。不过，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在某种意义上，“运用语言表达并努力实现自己的意图”更可以是一种“言语社群”集体实施的行为，即一个时代的某种语言的使用者共同反复使用某一言语行为、某一表达式，从而“有意或无意”中建构新的社会构架的事件。流行语可以说就是这样一种“事件”。

进一步说，首先，作为“语汇”意义上的“流行语”包含了两个基本要素，一是“语汇”，二是“流行”：就“语汇”而言，流行语不仅可以是“词”，也可以是“短语”，还可以是“句子”；就“流行”而言，流行语意味着一定是使用面广、使用频率高的；但同时又不是语言社群从以一开始就始终高频使用的，否则就成为了“语汇”中的基本词。但是，作为“事件”意义上的“流行语”，则不仅是“语汇”＋流行”，不仅是意味着标记了一个特定时期某个事物或问题，甚至也不仅仅是“作为社会一根敏感的神经，反映出社会的变化”，而是一种“集体的述说”。

也就是说，流行语就是一种语言生活中，其语言社团集体借助某个表达式的不断高频和广泛的转述而表达出特定时期焦虑、紧张、兴奋、无奈或需求的群体性述说，这直接构建了不同时期社会新现实的标记。

由此，流行语研究最大的意义不是“词汇学”的，而是“修辞学”的。

只是，在流行语的“述说”中，有两类不同的“言说主体”：一种是某人（更多地是某社会集团，或者是政治集团，或者是商业机构）有意使用某一表达式并不断“自我转述”或触发“群体性（主动或被动）转述”，形成流行，以建构某种新的社会现实；另外一种则是某人无意中使用了某种表达式，触发了社会的关注和群体性转述，形成流行从而建构出新的社会现实。

“流行语”包含“语汇”和“流行”两个要素，于是，最近十多年来，从国家语委的《中国语言生活报告》、《咬文嚼字》杂志到各大门户网站，专业的非专业的机构，几乎每年都会遴选出本年度“十大流行语”。年度流行语的发布，几乎成为语言学的“春晚”，一年一度，全国关注。只是在目前的“流行语”评选中，常常混淆了不同“言说主体”所构建的表达式的不同意蕴，从而给由“流行语”考察“新的社会现实”增加了许多干扰。

那么，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最重要的流行语是什么？何以认为其“最重要”？这是谁的“述说”？“述说”了什么？其意义何在？

二、“万元户”：一个语言事件的兴衰

在汉语词汇史上，改革开放40年是新词新语“创造主体”最为多元、词语数量最为丰富、词语形式最为多样的时期，早在1990年代初，已经有人专门搜集到数以千计的“新词新语”（熊忠武，1992）。那么，改革开放40年中，这一时代的最典型最重要最深刻的语言流行“事件”即“流行语”是什么？

毫无疑问，首先，这自然是“改革开放”这一表达式本身。

没有“改革开放”这一表达式的流行，也就没有“改革开放40年”这一命题。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意味着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空前深刻而又重大的转型，其标志性事件自然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其后，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轰轰烈烈地展开，砸碎精神枷锁的思想解放运动就此拉开序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观念的确立，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准备，“改革开放”从此成为40年来的最强音。不过，这应该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层这一“言语社团”“有意使用某一表达式并有计划地加以推广，触发群体性转述，以建构某种社会现实”的一个事件。对于这样一个言语事件，已经有极其丰富的文献做过论述。

如果就“某人无意中使用了某种表达式，触发了社会的关注和集体性转述，形成流行从而建构出新的社会现实”的视角看，改革开放40年中，这一时代“集体述说”的最重要最深刻的流行语言“事件”即“流行语”又是什么？

首先，就时间来说，这一“流行语”应当是从改革开放初期就开始流行的，是与“思想解放运动”互相呼应、互文见义的，由此而言，诸如“拨乱反正”“平反昭雪”“落实政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四个现代化”“对内搞活”“对外开放” “包产到户”“万元户”等等无疑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打破铁饭碗”“中外合资”“集资”“外向型经济”“股份制”“下岗”“就业”“农民工”“债券”“国库券”“股票”“股民”更多流行语的先声。

就分布来说，这一“流行语”又应当是在社会的各个群体中都普遍流行的。就此而言，“平反昭雪”“落实政策”最“有感”的群体是受到“冤屈”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转述者”最初集中在官员和知识分子，对于社会最大多数的底层触动并不那么生动真切；“端掉铁饭碗”、“打破大锅饭”，对于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来说基本无感；至于“包产到户”农村有感觉， 对于主导社会经济水平的城市来说又比较隔膜。

真正使得全社会各阶层、各群体从内心深处产生重大触动，“强烈有感”的，我们以为应该是“万元户”这一事件。

在1980年前，“万元户”最初不是一个单词，它的出现和事件化有着特别的社会条件。

“万元户”在当代汉语中成为流行语事件，最初出自1980年4月18日新华社播发的通讯《雁滩的春天》：

1979年末，兰州市雁滩公社滩尖子大队一队社员李德祥，家里有6个壮劳力，从队里分了1万元，社员们把他家叫“万元户”。

其实，这并不是大众媒体中的第一个“万元户”新闻事件。1979年2月，《人民日报》就曾经以《靠辛勤劳动过上富裕生活》为题报道：广东省中山县小榄公社埒西二大队小榄公社埒西二大队黄新文一家，1978年靠生产队集体劳动分红和自家养猪等副业，全年总收入达1.07万元，扣除家庭副业成本，纯收入为5900多元，成为新中国出现的第一个收入“过万”的农民。1979年11月17日，新华社又以图片的形式报道了山东临清八岔路镇赵汝兰一家种棉花纯收入10239元的新闻。

不过，从新闻事件到语言事件，“万元户”真正出现却还是从《雁滩的春天》开始，这尽管最初只是一个官方媒体的为追求形象化的词语，一旦出现，却立刻不但成为一个流行全国的词语，而且家喻户晓，几乎成为民间人人聊天必定会市场提及的话题，即使今天百度检索“万元户”，我们依然还能获得4,340,000个网页。

根据对于《人民日报》数据库的检索，作为“发财致富”符号的“万元户”，在1980年还是特例，只有短短三四年，到了1984年就迅速到达峰值，仅仅《人民日报》一年使用量就达113词\次，平均每三天就会有1词\次,是前一年的4倍。不过，随后就开始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到了2001年降到了10词\次以下，这时更多地只是作为一种历史事件的回顾。

《人民日报》数据库中“万元户”词频变化

“万元户”语言事件的兴衰与中国经济发展直接相关。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全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万元户”表达式出现的１９８０年分别为４７７.６元和１９１．２元，如果以１户４口计，分别为每户１９１０.４元和７６４．元；到了１９９３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２５７７．４元，户均过万；到了２００３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达到2622.2元，户均也已经过万。与此同时，随着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作为“发财致富”的符号标记，在1980年代末迅速变成年收入“十万元户”；1990年代初成为“杨百万”；而到了2000年代则开始使用“亿万富豪”，2010年代，按胡润财富榜资产过亿的有6万多人。昔日万元户今天特困户。“万元户”作为“发财致富”符号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

全国人均年收入变化（1978-2016）

不过，“万元户”的兴衰不只是“叙述”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最具改革开放标志性的“叙述”：这一流行语曾经诱发了极其巨大的社会想象，创造了巨大的社会动能，也遗留下巨大的社会问题。不过由于其的外在形式的如此普通和兴衰转换的如此迅速，思想界几乎对此从来没有专门加以分析。

三、“十字架身份体系”崩裂的标记及其意义

要真正认识“万元户”叙述的价值，就需要从对于“文化”的核心问题的重新考察开始。

什么是文化？文化有非常繁多的定义，“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们认为，所谓“文化”，就是“人类创造的、并且以非生物性方式传播与演化的、制约群体的行为与思维方式的信息结构”。在这样一种信息结构中，基本问题就是回答“我是谁”“从哪来”“到哪里去”。其中最核心的就是“我是谁”，也就是“我（你\他）的文化身份”文化身份问题。

身份是社会结构的最基本单位，身份的划分与流动直接标志了一个社会的基本形制和格局。整个40年来最大的变革是什么？有人说是“钱多了”，有人说是“开放了”等等，都有一定道理，但也都未必准确。我们认为，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改革开放带来的最大的变化是“身份系统”的彻底变革，因为“人”首先要回答“我是谁”，“我”所有的情景、所有的行动都要根据“我”的身份来决定。是改革开放才带来了被禁锢的身份系统文化身份的消解。

那么，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身份系统到底是怎么构建的？我们以为，中国人的身份系统是被紧紧的定在一个层级化的十字架上，是一种“十字架结构”。

之所以称之为“十字架结构”，是因为这一固定国人的身份系统是严格依据横轴、竖轴建构的。

这一身份系统的竖轴，是依据政治身份简单分为“左右”，形成不可逾越的“敌我对立”。从1949年一直到改革开放，中国人的身份系统在政治上就分为两个部分：左派和右派，也就是“自己人”和“非自己人”，“同志”和“敌人”。作为领袖的“最高指示”，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作为人民的行动，是“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雷锋日记）。其中，“我们”包括哪些？“工、农、兵”，勉强加上“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农民是同盟军。兵是工农的子弟兵，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叫“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一派。另一派很简单，“地富反坏右”。最初是四种人，“地富反坏”，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简称“四类分子”，后来又加上个“右派分子”，又叫“五类分子”。到“文革”开始，又变成“黑六类”，加上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此外还包括“资本家”；即使他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新一代”，也最多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依然打上深刻的既定身份烙印。

这一身份系统的横轴，是依据经济身份确定是否“农业户口”，由此形成“农业人口”“非农业人口”之间几乎不可逾越的“城乡对立”。城乡对立，城市高高在上。这一身份标记区分可以直观地分为有无“粮票”，国家向“非农业人口”发放每月定额的“粮票”，保证口粮供应；“农业人口”则不但所有的口粮由自己负责，还必须“缴公粮”，所有的收成在缴纳完“公粮”，留足“种子粮”以后才可以用作自己的“口粮”，只有遇到大灾荒，才可能获得国家的“返销粮”，“饥饿”几乎是当时所有“农业人口”的主题。进而言之，“非农业人口”有“劳保”（“劳动保护”，即生病有免费医疗、工作有假日、发生工伤事故有补偿、退休以后有“劳保工资”），而“农业人口”则几乎完全听天由命。即使所谓“国际劳动节”这一“劳动人民的节日”也与农民没有关系，农民尽管辛苦劳动，却无缘“劳动节”。要改变这种身份的路径只有两条：一是读书，考大学，考中专。考上了中专，户口就立刻迁到学校，变成学校的集体户口，毕业就可以在城市落户，转为“非农业户口”。第二个就是当兵。不过当兵必须“提干”，成为军官就可以享受“转业”，转业，就是可以转到别的职业去，承认你是有职业的人，可以转为城市户口。如果不能“提干”，那就是“复员军人”，“复员”其实就是“复原”，哪里来到哪里去，原来是什么身份还是什么身份，农民不是“职业”，不能选择，自然也不能转业。

就这样，“敌我城乡”构筑的十字架，竖轴是左右对立，两大块身份，不是自己人就是敌人；横轴是城乡对立，不是“农业人口”就是“非农业人口”。政治上绝对分成左右两块，经济上绝对分成上下两块。全体国民都被钉在了这一身份的“十字架”上。

这个身份十字架系统里面，就政治地位而言，是“N”结构，即依照左上角-左下角-右上角-右下角，从高到底排列：就经济身份而言，则呈”Z”序列，，即依照左上角-右上角-左下角-右下角，从高到底排列。对于“非农业人口”中“敌人”的最常见惩罚就是把他们个人或者全家“赶到农村去”，如果说农民处于社会的底层，那么，其中的“地主”“富农”则处于整个社会身份系统的最低层。

更加重要的是，这一身份都是先天设定的，是一种社会制度强制性的设计。在改革开放之前，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确定的身份标记，“家庭出身”＋“本人成分”的身份标记决定了你在整个社会中的现有地位和未来可能。这是很固化的一个制度设计，第一，过去所有的人事材料从小学开始，填所有的表格，“姓名”“性别”后就是“家庭出身”“本人成份”。所谓“家庭出身”就是你父亲的身份，如“革命干部”“工人”“小业主”“地主”“富农”“中农”“贫下中农”。而“本人成分”取决于成年之前在干什么？是在读书，就是“学生”，否则就是“工人”“农民”或者“社会青年”等。第二，如果你最初的“本人成分”是“学生”，那么，以后一辈子就是“学生”，如果不是打成“右派”“反革命”什么；第二，如果你“父亲”是“反革命”，那么，一辈子的“家庭出身”就是“反革命”。这身份确定以后，“档案”会带着你的“家庭出身”“本人成分”跟着你一辈子，直到死亡后还留给你的后代。

身份一旦确定，什么都受它影响，你的自我设定，你自我能做的事情，就被这个身份系统框进去了。如果你父母是工人，本人是学生，那么你肯定吃公粮的。读大学也同样如此，地主的孩子反革命子女几乎是不可能的，极其偶然的机会才能上大学，即使上大学绝大多数的专业是不让你读的。这是由先天的身份设定决定的。

身份认知是自我对于一切行动认知的基本依据，而这身份认知并不是简单地自我设定的过程，更可能是一种制度的内化，而显示出系统性的“主体间性”和“集体无意识”。“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就是这个社会的群体性认识的直接表征。

“家庭出身”“本人成份”是中国1949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个人生活的社会依据，简单地分为“敌我”两大阵营和城乡两大系统，在政治上“敌我”不可混淆，在生活上“城乡”不可混淆。

进而言之，在“非农业人口”，即“有工资有粮票”的人口中，还分为严格的层级。最典型的就是“8级技术工人”“12级高教教师”和“24级国家干部”序列。

第一个系统是“技术工人”序列，工人是从学徒工开始，“满师”以后分为8级。从1级工开始，最高8级，月收可达100多元人民币，相当于工程师待遇。但8级工极其罕见，许多上千人的工厂一个都没有。

第二个系统是“知识分子”序列。这一序列以高校为典型，分为12级。身份等级是一个互文结构：“官民对立”，“干部编制”（包括知识分子）系统的原则是数字越小地位越高；民间“工人编制”系统的原则是数字越小地位越低。1、2、3级是正教授，4、5、6级是副教授，7、8、9级是讲师，10、11、12是助教。大学本科刚毕业的助教60元人民币，相当于科员。如果是讲师，就基本相当于科长。1级教授最高360元人民币（具体因地区差而略有变化），相当于省长部长。

最精细的系统是“国家干部”序列。根据1955年发布的方案，中国在实行军衔制的同时，开始在全国实行行政级别工资制，行政级从1级到24级，月工资从594元到45元不等，各党政军系统都以此作为标准参照执行。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末。其后实际上虽然依据地区差别和时间变化而有所微调，如为基层特别是“公社干部”增加“下延级”，但基本格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依然如此。这是个非常鲜明的等级系统，也是一个严格的官吏管理系统，不少人一辈子都停留在最低的24级、23级。

表4国家干部薪级表

这是一个极其严格的等级系统，一个严格基于“十字架结构”的等级系统，不容撼动，即使“文革”结束以后，所谓“落实政策”，不过是把“曾经被打倒的”驱赶到其他身份地位“扇面”去的个人“复位”，如“为走资派平反”“为右派摘帽”等等。即使到农村插队落户后返城之后的知青，也不过只是恢复其城市身份，直到1980年，这一“十字架”等级制的身份系统本身几乎牢不可破。

而没有这一系统的真正破裂，就没有中国改革开放的真正展开。

那么，这一“十字架”等级制的身份系统是什么时候发生破裂的？回答：“万元户”语言事件的出现。

首先，这是因为“万元户”第一次超越了同时也就是破坏了这一“十字架”等级制的身份系统的“系统构成原则”。“万元户”的身份很难归于“十字架”中上下左右任何一个方位，理论上讲，农民可以成为万元户，工人也可以成为万元户，其他人群也可以成为万元户。它无所谓“左右城乡”，与现有的所有身份设定原则都不兼容。在它出现之前，落实政策，平反等，都是恢复原来的身份地位，身份系统没变，是你个人身份的变化。它的出现意味着既有的身份系统开始垮塌。

与此同时，“万元户”的出现第一次超越了同时也就是破坏了这一“十字架”等级制的身份的“个体生成方式”。身份不再是一种“家庭出身”先天性的继承和“本人成分”永恒性的规定，而是一种可以自主创造的过程，无论原先是什么社会地位，可以自己做主决定是否构建新的社会身份。

更重要的是，“身份的向上流动”不再是一种“层级式”缓慢爬楼过程，“身份的向上流动”不但是可以自己掌控的，更是可以立刻发生的，甚至可以是立刻“翻天覆地”的。整个身份系统和经济地位是密切相关的。但在原来身份系统中，全国八亿人民，最高的国家领导人年收入不过6000多元；最高的教授一级还不到4000元；最强的技术工人一年不超过一千多。与此同时，由于公私合营遗留的“资本股息”制度已经结束，稿酬制度又刚恢复（每千字一般3-8元）。这样，全国8亿人口年收入最高的几乎没有一个能够高于6000元。突然有人能够收入上万，这对于长期得益于城乡分裂的“非农业人口”，固守8级分层最高年收入1000多的“工人阶级”、12级分层最高年收4000的“知识分子”，24级分层最高年收6000多的“国家干部”各大群体的刺激都是可想而知的。

原本基本固化的社会结构突然发生崩塌，向上流动的可能几乎在瞬间变成为一个巨大现实，而且这一流动的幅度又是如此巨大，突破了所有人的思维惯性。“万元户”这一身份想象几乎同时与每一个人的自我身份设定和他人身份想象发生了强烈的碰撞。

也就是说，“万元户”带来新的身份系统信息，冲破了所有人对身份的身份系统的想象，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身份流动的可能性；“万元户”真正开始消解城市乡村的对立，也消解了“敌我”的对立：“万元户”构建了“发家致富”的具体样本，个人财富的创造和追求有了确实的标准；同时，“万元户”也预示了私营经济的合法性；甚至从消极意义上说，今天世人普遍只关注到赚钱本身，全社会“一切向钱看”，跟它也不无关系。

印度思想家阿马蒂亚·森曾经指出：身份源于一种想象，“想象出来的单一身份的一个显著的用途，就是成为‘文明的冲突’这个受人关注的主题的基本分类框架”，其实，依我们看，这种“单一身份”的“显著用途”还可以构成一个文明内部斗争的思想资源。“很多情况下，一种强烈的——也是排他性的——群体归属感往往可以造就对其他群体的疏远和背离。群体内的团结每每发展成群体间的不和。”以至于“身份认同可以杀人——甚至可以肆无忌惮地杀人。”由此而论，改革开放之前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建构了“十字架身份体系”，而“十字架的身份体系”的持续发展，更内化为全体国民的“阶级斗争”思想意识，二者互为因果。进而言之，单一的固化的身份系统与“个人迷行”“个人崇拜”的意识形态同样也互为因果。

出于同样的原因，“万元户”这个概念一旦诞生，经历了无数国民的不断“转述”和“默念”，也就直接推动了当时整个社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纲”的社会转型，推动了全社会从“个人迷信”向思想解放的意识形态转型。

四、从“万元户”到万种身份：“解放”与“继续解放”

时至今日，中国人的身份系统已经及其多元化，依据《当代汉语词语模研究》的考察（苏向红，2010），身份形式多达2000多条，并概括为几十种模型。如

老~老土、老司机

大~大款、大姐大

小~小皇帝、小三

~爺 款爷、倒爷

~哥 的哥、帅哥

~姐 的姐、迪姐

~一哥 跳水一哥、体坛一哥、网球一哥／

~一姐 影视一姐、公司一姐、电台一姐、国羽一姐／

~嫂 军嫂、月嫂、育婴嫂

~帝 影帝、视帝、预言帝

~客 背包客、游客、乘客、观光客

~友 网友、笔友

~男 猛男、丑男、凤凰男、妈宝男、猥琐男、经济适用男／

~女 美女、富家女、剩女、拜金女

~領 白领、蓝领、金领

~戶 个体户、万元户、大户、小户

~货  吃货、

~主婦 家庭主妇、全职主妇

~迷 歌迷、军迷、影迷、书迷／

~蟲 懒虫、馋虫、网虫

~控 游戏控、颜控、声控／

~模 脚模、手模

~花 交际花、校花

~星 智多星、球星、笑星

~手 国手、推手、黑手

~家 发明家、冒险家

~達人 宠物达人、居家达人、美妆达人、收纳达人、手工达人

~狀元 理科状元、文科状元、高考状元、省状元

~大使 形象大使、爱心大使、环保大使

~奴 房奴、猫奴、狗奴、女儿奴

~盲 脸盲、色盲、文盲、乐盲、法盲

~霸 学霸、麦霸、路霸

~友  驴友、路友、跑友

~人 圣人、爱人、先人、闲人、出家人、山人、俗人、乡下人、洋人／

~民 网民、股民、基民

~族 月光族、上班族

~一族 有车一族、有房一族、新婚一族、

而据金志军先生的调查，近年使用的身份形式更是已经超过10000种以上，仅仅以“族”为例，除了诸如“白族、藏族、朝族、傣族、掸族、回族、京族”等等以外，更有“跪族、柜族、卡族、蚁族、爱表族、爱车族、爱饿族、本本族、班班族、帮帮族、保安族、抱墙族、暴走族、备胎族、背包族、背车族、被迫族、奔奔族、毕房族、毕婚族、毕走族、标题族、飙车族、不婚族、布朗族、布依族、彩虹族、草莓族、蹭蹭族、蹭暖族、蹭睡族、抄号族、炒鸟族、车床族、车缝族、晨鸟族、春困族、唇盘族、打工族、单身族、低头族、地铁族、电脑族、短信族、剁手族、反宅族、工薪族、开车族、考碗族、啃老族、恐归族、恐婚族、恐聚族、恐流族、酷抠族、老皇族、老听族、乐活族、溜溜族、年清族、泡良族、陪跑族、拼瘦族、汽车族、抢包族、撒拉族、扫货族、上班族、拾惠族、食人族、食尸族、双租族、睡衣族、太阳族、土家族、囤货族、脱北族、卧槽族、乌孙族、无趣族、新贵族、炫食族、学生族、夜归族、夜猫族、夜淘族、仡佬族、仡佬族、隐婚族、有车族、御宅族、裕固族、月光族、月欠族、宅假族、整饰族、追星族、桌趴族”等等。

在这里，人们日益自觉地意识到自我“身份的多重性亦即它们具有的不同含义”，身份成为“人类生活丰富性的源泉”。

所以，“万元户”真正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40年第一流行语。标记了中国一个当代的全新的多元的身份系统构建的开始，宣告了旧有的、十字架式的、层级式的身份系统的垮塌。一种新的“真理”以整个社会几乎猝不及防的方式立刻现实地站立在全国所有人的面前。“思想解放运动”从一种理论口号立刻成为一种全社会可以触摸的社会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的话语转化为人们的日常生活现实。

不过，历史的脚步不断向前，历史的印迹却不会轻易消失。尽管作为“发财致富”符号标记的“万元户”早已被“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乃至“亿万富豪”所替代，但是，现代性的身份体系建构任务并没有完全实现。在目前的流行语中，“富二代”“官二代”“学二代”“负二代”“农二代”等等提示我们，经济地位的固化问题依然存在，甚至随着高房价等等因素的制约，还有日益加重的可能；而“五毛党”“带路党”“美粉”“米粉”“日杂”的流行，“敌我”身份的对立也在似乎重现江湖。沉重的“十字架身份体系”的阴影似乎又开始若隐若现。

“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依然任重道远。

本文作者：

胡范铸 胡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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