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已逝，唯精神与风骨永存｜纪念丁石孙主席（一）

中国民主同盟的杰出领导人，中国民主同盟第七届、八届、九届中央委员会主席，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北京大学原校长丁石孙同志，因病于2019年10月12日14时3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在此，我们摘编两篇丁石孙主席为《群言》撰写的稿件及访谈，表达我们的哀思与怀念。

谈民盟

对于民盟我了解得比较晚，但关于一些民盟盟员我很早便已知晓

对于民盟我了解得比较晚，但关于一些民盟盟员我很早便已知晓。解放前，我在上海念大学，和当时许多年轻的大学生一样，积极参加反蒋反内战的活动。那时我经常看一本名为《观察》的杂志，上面经常刊登一些民主进步人士的文章，费孝通、张东荪这些老盟员的名字我就是从那时开始熟知的。尤其是通过阅读费孝通先生的文章，我开始知道了社会学，并逐渐了解到这是一门在国家的方方面面都起到重大作用的学科。这对我以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都影响颇深。1948年我转学到清华大学，听的第一堂课就是费孝通讲授的。许多年以后，我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还特地去参加了一次关于社会学的活动，并在会上专门强调了社会学的重要性。

其实，我加入民盟并成为北大民盟小组的组长纯属偶然。上世纪50年代初，大学中的党员并不多，而民盟在大学教授中还有一些影响力，为了使更多的知识分子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党组织便通过民盟来做工作。于是，在清华大学数学系党组织负责人的建议下，我加入了民盟。不久，院系调整，我调到北京大学。当时北大数学系的教授都是盟员，考虑到我在盟小组里年纪最小，做联络工作等比较方便，便被推举为小组长。那段时间，民盟组织在北大相当活跃，这其中民盟小组起了一定的作用，大家的思想觉悟也提高得比较快。可能因为我盟务工作干得还不错，当时民盟北京市委会的副主委关世雄还找我谈过几次话，让我在会上介绍工作经验。其实，我当时只是和民盟有了接触，并不算真正懂得民盟的盟务工作。

从政对于我是意料之外的事情，非己所长

1986年底，我担任民盟中央常委以后，我与盟组织的联系也日趋紧密起来。印象中，我实实在在为民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1987年下半年，受费老的委托，负责筹备民盟在次年全国政协会议上的大会发言，内容与教育问题有关。为了准备这个稿子，我专门成立了由张毓茂、黄景钧等民盟干部及另外两位北大博士生组成的写作班子。大家经过反复讨论和研究，花了两个月时间，最后成文。之后由钱伟长代表民盟中央做此次大会发言，反响不错。

1996年，我当选为民盟中央主席。坦率地讲，从政对于我是意料之外的事情，也非己所长。因为相较这些需要抛头露面的工作，我自认为还是更适合做个教员。但我认为，既然当了民盟中央主席，就要尽己之力把它当好。做一个民主党派的领导和过去当校长、教授有一个很大的区别，那就是一定要有极高的政治敏感度，在这方面，我深知自己需要花大力气学习、补课，也就是要“多走、多看、多听、多交流”。

丁石孙（右）与费孝通（左）、钱伟长（中）在考察工作

之后的日子，无论我到哪里，无论是开会还是调研，我都会与基层盟员进行座谈。通过这种形式，一方面可以不断充实和提高自己，更重要的是，从中我更多地了解了盟员的思想情况，掌握了全盟的思想动态。其实，这还是我做大学校长时候的经验。当时，我的校长办公室经常成为中青年教师们高谈阔论的讲坛，而我也从中汲取了不少治校良方。所以，后来到民盟中央机关工作，我也坚持这种做法，多和机关普通工作人员聊聊天，了解大家的想法。可能是我这个人比较随和，大家在我面前讲话从不拘束，至今很多同志还都习惯地称呼我“丁校长”，而不是“丁主席”。我经常说：“不要讲我说的话都是重要讲话。人一生能说几句重要的话，就很不错了。”这句话还被机关同志戏称为我的名言。其实，这是我的真实想法，我希望和大家平等地交流，不要我说什么话，大家都拿着本子在下面记录，这样交流互动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费老提出的这12个字朴实无华，坚持做下去却很难

对于民盟今后的工作，我认为，继承和发扬费老生前提出的“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继续关注民生是最重要的。费老提出的这12个字朴实无华，却准确抓住了民主党派的定位和作用，虽然听起来容易，做起来并坚持做下去却很难。但正是因为它非常适合中国的现实和民盟的状况，因此自费老提出这句话以来便逐渐被全盟所接受，并作为一个时期以来指导民盟工作的方针。过去二十几年来，我们按照费老的这12字精神开展工作，保持了民盟这支队伍的稳定，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今天回过头去看，我愈发意识到这12字的精辟和深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希望民盟的同志们在培养自身学习和思考习惯的同时，深刻领会费老的这一思想，并在日常工作中将其发扬光大，推动民盟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原载《群言》2011年2期

原文标题：往事萦怀六十年

谈教育

教育的主要对象

年轻的一代要学习前人的知识，但又不能局限在已有的知识之中。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教会他们在新情况与新问题面前自己去学习，去研究，去探索，去思考。一般说来，青年人有探索新问题的积极性，有不断追求真理的勇气，这是我们应加以培养，加以鼓励的。总之，我们在把一些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教给年轻人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教会他们自己去学习，去独立思考。通过自己的努力，经过成功与失败，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和能力。

我们还要考虑到受教育者在学习与成长过程中可能有不同的特点：有人学得快，有人则慢些，有人成熟得早，而有人成熟得迟，有人兴趣比较广泛，也有人兴趣比较专一，这些差别绝不能反映一个人今后的成就。因此，学校在作出统一规定的同时，一定要保持适当的灵活性，甚至可以对某些特殊情形作出特殊的安排。总之，我们要尽可能考虑到学生的差异，规定得太死不利于人才的培养。

蔡元培先生提出的“兼容并包”的原则，我认为不仅反映了学术自由的要求，同时也是一条重要的教育原则。人的知识总是有局限性，任何人都不能说他的判断是绝对正确的。因之，让年轻人去接触不同的观点与各种不同的理论，能够开阔眼界，启发他们去辨别、去思考、去探索。这样人类对事物的认识才能得到发展，得到深化，社会也才能向前发展。

教育与社会的关系

在一定意义上，社会的教育由于与生活密切联系，对人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我们的教育必须考虑到社会教育的实际，而不能与此脱离。我们的责任是帮助青年一代去认识社会的各种现象，采取正确的态度，作出正确判断。简言之，我们对年轻一代的教育既不能局限于社会的现实，更不能脱离社会的现实，而是适当地联系社会的现实问题。年轻人一般是关心社会问题的，他们热心于追求更美好更合理的社会，他们要问各种问题，也希望找出正确的答案。这是年轻人一个极其可贵的优点。在教育过程中应对这种激情与愿望给予鼓励，并加以引导。青年的追求是社会发展一个最活跃的因素，也可以说，这是我们社会的希望。

道德品质教育是教育中一个重要部分，这部分与社会教育的关系更为密切。教育绝对不能脱离社会的实际。我们不能忽视教育的作用，也不能看不到教育的局限性。对于青年人的思想状况要有正确的分析与判断，找出他们某些想法的根源，用正确的方法来引导他们，这样才能解决他们认识与行为上的问题。脱离社会实际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而空谈大道理，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造成逆反心理，甚至培养出说假话和空话的人，这就违背了教育的目的。

知识与能力   博与专

没有脱离知识的能力，也不可能没有能力而能掌握很多的知识，博与专也是不可分的，把任何一方绝对化都会出现荒谬的结论。

常常有人问，我们为什么要学这么多数学？首先数学是高度抽象的，数字本身就是很抽象的概念。其次，数学重视逻辑推理的严格性，特别是在得出一个结论的过程中，要分清什么是假定的前提，什么是要证明的结论。我认为，数学不只是一门非常有用的科学，重要的是它给人一种特殊的思维训练，通过学习数学学生可以学到一种重要的思维方法，即抽象的思维能力与逻辑推理能力，这是其他学科的学习几乎无法代替的。

总之，在教育中知识与能力，博与专既有区别也有联系，没有脱离知识的能力，不具备一定的能力也不可能学会所需要的知识。博与专也是有联系的，知识的广博与对某个专门方向的深入学习都跟能力的培养有关系，这些不能割裂开来，更不应该对立起来。

教师的作用与地位

我认为一个好教师不但要对所教的课程有深刻的理解，同时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此外还必须懂得教学法。这样才能既让学生学到真正的本领，又受到高尚人品的熏陶，真正达到教育的全面要求。

尊师重教是我们的优良传统，要很好地继承与发扬。尊师有物质与精神两方面，从物质方面看给教师较好的待遇和生活条件，这是完全必要的。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精神方面的待遇同样是重要的，他们应该受到尊重。

原载《群言》2006年1期

原文标题：我对教育问题的一些经验和感受

（本文转载自“群言杂志”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