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奋斗榜样人物事迹|张国藩：孜孜以求科学梦 拳拳报国赤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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孜孜以求科学梦 拳拳报国赤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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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藩，教育家、力学家和物理学家，曾任天津大学校长，天津市副市长，市科协和市政协副主席，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中央常委和天津市委会主委。

主要事迹

他在分子物理和原子物理以及湍流理论方面有独特的见解。他是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特别是工科院校教育事业的先驱者之一；也是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发起人之一。他一生热爱祖国，追求真理，治学严谨，生活俭朴，是一位人民爱戴的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

      1905年12月16日，张国藩出生于湖北省安陆县北大乡大花店张家湾的一个中农家庭。战乱年代灾害不断的乡村，温饱不定的家庭经济环境，使他从小就养成了独立、自强、勤奋、刻苦的个性。

一、睿雅聪慧，苦读勤学，立志学成报国

      1914年，他入莲花庵私塾小学读书。1917年，进入安陆县城英国教会办的崇文小学读书。在学校里，他早起晚睡，艰苦攻读。毕业时考试成绩最优，被减费升入了该教会办的武昌博文中学。1925年毕业后，被留校任中学教师。1926年，张国藩得到时任博文中学校长丁克生(英国人)的资助，去上海沪江大学学习。1930年大学毕业后，张国藩返回博文中学教书。1931年，张国藩考取了湖北省官费赴美留学。当时正值日本侵略者强占东北、家乡遭水灾之际，可谓国难家愁双至。张国藩满怀忧国救民的激愤心情，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水利，同时兼学物理，从事分子物理学和原子物理学的研究，于1933年获理科硕士学位。同年转入衣阿华大学，学习水利兼攻流体力学、空气动力学及航空力学，并致力于流体力学的湍流理论及应用方面的研究，1935年获工程博士学位。

       张国藩不仅在校学习成绩优秀，课余时还大量阅读诸如农学、心理学、伦理学、哲学和社会主义等方面的书籍。因此，他追求进步，报国救民的理想逐渐孕育于胸。

       在留学美国期间，张国藩切身体会了中国人备受歧视、饱受欺侮的滋味。他痛恨国民党反动派的贪腐和无能，祈盼祖国早日强大。当时他就倡导并拒绝美援救济，立志回国后科学救国，为祖国争一口气。

张国藩（左）在美国爱阿华大学攻读水利、流体力学、空气动力学、航空学专业并获工程博士学位

二、不断探索，孜孜以求，一代学术大家

      1935年回国后，张国藩先后到北洋工学院、沪江大学和岭南大学任教。当时北洋工学院设立了我国第一个航空工程学专业。张国藩主持制定了航空工程专业的教学计划、本科教育培养目标和教学大纲，为我国航空工业的起步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沙尘暴是我国西北地区和华北北部地区出现的强灾害性天气，不仅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对城市生活、农牧业生产、交通、通信、国防等带来灾难，亦会加速沙漠的扩展，致使土地荒漠化。

      1942年，张国藩教授在西北工学院任教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流体力学的基本原理，分析了在我国西北、华北地区的气候、降雨量、风向、风速、风季、土地、农田、戈壁、沙漠等环境和条件下，狂风夹沙的运动现象和规律，写出了国内最早研究沙尘灾害、沙漠迁移的著名论文：《我国北部沙漠之南移问题》，他预测了我国北部沙漠在风力作用下，向南推移的输沙量，为我国的沙尘灾害、沙漠运动规律的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后来，张国藩教授在兰州召开的中国工程师学会上，正式推出这项重要的研究成果，博得与会专家学者的肯定与赞赏，该论文荣获“中国工程师学会论文奖”。F.A.Zenz在1956年评价这一工作时认为：“这是最早对气体或液体输送颗粒这一问题，所做的基础性研究。”

      1946年，张国藩赴天津，任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物理系主任兼航空系主任，发表有关流体力学论文多篇。他认为流体力学传统的斯托克斯方程（Navier-stokes简称N-S方程）不能用于湍流，而必须先把湍流的物理机制搞清楚，按新的物理模型建立基本方程。1947年以后，他更多地集中到湍流的基本理论的研究。

　　在发展湍流应用研究方面，张国藩是很有远见的。1964年，我国制定了十年科技规划，其中力学部分的中心问题之一是《湍流理论的研究》，张国藩担任了此项目的学术带头人和项目负责人。他很重视应用的研究，多次讲到加强实验工作的重要性，曾说，湍流之所以研究不出结果，是因为对湍流的物理机制没有搞清楚，应该在这方面下功夫。国际上湍流应用研究方面的蓬勃发展，证明了张国藩的主张是有远见卓识的。 

张国藩校长（左一）深入教学一线听课

 三、热爱祖国，追求进步，献身高教事业

       张国藩追求进步，热爱祖国，是知识分子的楷模。抗日战争期间，1944年，张国藩与他人共同发起了“全国科学协会”，进行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宣传活动。他还担任西北工学院科协小组长，以科学精神鼓励和支持抗战，拯救民族危亡。解放战争期间，1947年，张国藩参加了北洋大学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在上街游行的队伍中，他和进步同学一起走在前列。他还同北洋大学师生共同发起拒绝接受美援救济品的运动，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大义凛然、不食嗟来之食的民族气节。

      天津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到北洋大学搜捕进步学生时，张国藩接受中共地下党的委托，通过校长张含英出面交涉，使包围学校的军警撤退。得知航空系地下党员李锋成为国民党特务的目标后，张国藩冒着生命危险，留他住在自己家里，并协助李锋同几十名进步学生一起去往解放区。当天津临近解放，国民党政府胁迫北洋大学南迁时，张国藩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坚持留守。在地下党领导下，终于挫败了国民党胁迫北洋大学南迁之阴谋。在解放军围困天津城的时候，张国藩对同学们演讲《民主与科学》，给大家描绘了未来美好的前景。

      天津解放后，北洋大学一时无人负责，情况混乱。张国藩追求进步，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高度信任和认可，在当时情况下，勇于担责，任北洋大学航空系主任兼任教务长，并承担了主持全校工作的重担。在张国藩的努力和影响下，北洋大学教学秩序迅速恢复。

      1950年，张国藩兼任市教育局长。1951年3月，当选市人民政府委员。1951年12月，张国藩任津沽大学校长。1952年院系调整后，改任天津大学副校长，1957年任天津大学校长，此外还先后兼任天津市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市科协主席。

       天津大学原党委书记李曙森回忆说，“ 50年代初期和中期，大学实行的是校长负责制，而不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吴德同志是校长（实际只是名义），张国藩同志是第一副校长，我是党委书记、副校长。当时凡是工作中较重大的问题，张国藩同志总是亲自找我商量，详细询问了解党委对这样一些问题的意见”，“我和张国藩一块工作了20多年，合作很好。张国藩同志十分尊重党的领导。”

      当时为支持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和天津大学发展，教育部会同天津市政府，划拨2270亩建设用地，在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地区开始筹备建设天津大学新校区。张国藩校长带领全校员工和学生，从规划到基础，从结构到装修，夜以继日，精工细作。为了早日高质量建成天津大学卫津路新校区，全校师生鼓足干劲，开渠运料，淘洗河砂。清洗后的砂石用白手套检验无土石无泥，方可拌制混凝土或砂浆。辛勤的劳作和智慧的创造，不仅使新建的天津大学校园规划合理适用，建筑风格新颖，且建筑质量优良，建筑结构坚固耐久。这些融入张国藩心血和全校师生汗水的校园建筑，经历唐山大地震的检验，岿然不动，毫发无损。卫津路校区整体规划及第九教学楼、学三食堂、体育馆等建筑，成为日后全国高校建设的样板和考察参观的范例。

      从1952年到1975年，张国藩先后担任天津大学副校长、校长，在此期间，他兢兢业业，为学校建设发展呕心沥血、无私忘我。在主持建校工作时，张国藩考虑到国家经济困难，采取了先教学后生活的方针，主要先把教学楼、实验室、图书馆等教学迫切需要的设施建设好。他提出：作为工科院校，一定要把实验室建设搞好。在张国藩的积极倡导和参与下，由天津大学和有关单位合作，在天津大学校内建立了内燃机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既是学生的实习基地，又是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基地。张国藩作为流体力学专家，也曾计划建立一个流体力学实验室，但因那时学校经费较为紧张，这一计划被搁置。张国藩逝世后，在他的思想指导下，这个愿望由他的助手舒伟教授完成，后来又由后任校长史绍熙教授领导进一步扩建，成为国内一流的流体力学实验室。

      卫津路校区建成之初，教职员工的宿舍建设得也比较简陋，教授住的都是没有暖气的平房，冬天靠烧煤炉取暖。作为一校之长，张国藩处处以身作则，严于律己。他和一般教职员一样住平房，一样自己烧煤取暖。他家里的陈设也很简单，除了睡觉的床、吃饭的桌椅、书桌、书架、衣橱外，没有像样的沙发、写字台和书柜。曾有位副校长提出要为校领导盖几栋高级住宅，张国藩认为这样做会脱离群众，是搞特殊化，因此这个提议被他否决了。当时红旗轿车是国内最高级的轿车，学校已经为张国藩购买配备了一辆，但也被他责令退回。张国藩认为，当时国家的经济还很困难，学校的经费也很紧张，应尽量节省，少花钱多办事。在他的这种思想指导下，天津大学的基建项目是在教育部部属院校中花钱最少、效果最好的工程，因此曾受到高教部的表彰和党中央国务院的肯定。

       1957年4月10日，周恩来总理陪同波兰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茨到天津大学视察访问，张国藩作了工作汇报。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主席到天津大学视察，张国藩向毛主席全面汇报了天津大学的工作。毛主席同他作了长时间的亲切交谈，向他讲述了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重要意义，还对他说过：“干劲足是好的，但也要有节奏”，给他以很大的启发和鼓励。毛主席称赞校办工厂办得好，还邀他合影留念并同桌就餐，还请张国藩坐上座。毛主席视察后，张国藩写了一本小册子《伟大领袖来到我们中间》，并经天津新华书店出版发行。毛主席从天津大学回到北京后不久，就根据他自己早已成熟的构想和深入天津大学实地考察的结论，提出了著名的中国高等院校办学指导方针。

       张国藩在天津大学工作了二十多年，对天津大学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张国藩在各所大学执教，前后达四十年之久，他治学严谨认真，授课讲究方法、趣味和实效。他的治学格言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要求做学问要穷根究底，学生要有悟性，能触类旁通，自成一派，并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他亲自编写的《流体力学》《振动力学》作为经典著作，早就是我国该领域的优秀教材，被许多高校采用。

张国藩（二排左二）与天津大学毕业生合影

四、善建诤言，矢志不渝，赤诚之心报国

      1951年2月，张国藩加入民盟。1951年11月4日，民盟天津市支部正式成立，大会选举产生了民盟天津市第一届支部委员会，张国藩被选为副主委，后历任民盟天津市第二届支部委员会主委、民盟天津市第三届委员会主委；民盟河北省天津市第四、第五届委员会主委。在此期间，还担任民盟第二届中央委员，民盟第三届中央常委以及民盟河北省第一届、第二届委员会副主委。

      张国藩还先后担任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人大代表，天津市副市长，政协天津市第一届委员会常委以及政协河北省天津市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

      张国藩对所担负的党派工作尽职尽责，积极主动开展工作，思想周密，多有创见。他把党的统战政策和民盟成员的实际相结合，提出了知识分子易于理解、易于接受的论点。如1962年，他提出了“民盟要有‘儒党’之风，思想要不断进步，科学、技术、文艺也要很擅长”。他还提出：“民盟的组织生活要培养‘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风气。文，就是业务；仁，就是思想。通过业务交成朋友，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张国藩当年曾提出，人民公社发展太快，应该通过试验，积累经验、总结经验、持续发展。他根据我国千百年来农业经济国体的具体状况，赞成大集体小自由，提议计划经济不要包得太多等等。这些都成了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他的罪状，而遭到批判。但真理不会被阴云永远遮挡，，这些颇有远见的看法，既体现了张国藩对中国社会的深刻了解，也反映了他作为一个科学家对祖国对人民的一片赤诚。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张国藩的身心遭受到了巨大的伤害和磨难，不停的批斗和迫害使他无法再进行工作、科研和教学。他被迫离开了为之呕心沥血的校长岗位、离开了他亲爱的师生员工、离开了他心爱的课堂和实验室。他无比愤懑，希望这场噩梦快些结束、大学教学科研尽早得到回复、科学的春天尽早到来。即使在那段最艰难的日子里，他仍不忘天津大学，不忘教学科研。他偷偷告诫他的学生、弟子和助手，要把学问做好，要把教学做精，要把科研成果做成一流，并且不断在思索天津大学未来的建设和发展……

     1974年，张国藩带病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75年12月5日，病逝于天津，享年七十岁。

     张国藩品德高尚、才思敏捷、谈吐儒雅、幽默风趣。他曾在1932年写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智者乐、仁者寿。欣赏自己的创作、欣赏自己的工作、欣赏自己的所得。“池鱼入深渊, 要回头, 没了时候。原非胆怯, 不是怕愁，只恐添了愁，忘了‘方舟’。饥鸽无人渡；宁任心灵怦碎，还是莫添愁！”他的品德、风格、学识、贡献，无私、乐观的精神，永远激励我们追求科学，崇尚民主，奉献教育，努力前行。

（本文根据民盟市委会理论研究会2016年民盟参政党理论研究课题整理。执笔人李志国，为民盟市委会理论研究会副主任、天津大学建工学院土木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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