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毫无保留地支持教育部的减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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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岳锟

最近网上一篇阅读量过7万的热门文章，谈论教育部的减负政策，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单从文字层面上来看，文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网上发声的都是打着普通阶层旗号的中产阶级，这些曾经一定程度上享受过应试教育成果的人有着固化自己阶级的执念，将教育的责任都推给国家。 

2、国家减负政策的本质就是为了更广大的普通家庭享受公平的教育，为社会培养大量不需要很多技能的普通工薪劳动者，避免教育引起的阶层固化，促进社会流动。 

3、国家政策不是为了你们这些能够网上发声的人服务的，真正的有钱人什么都能买到，没钱的人不奢望能够买到，靠自己努力跨越阶层的这些人抱怨国家的政策还不如老老实实地赚钱，向真正的有钱人看齐，否则就不要BB。

潜台词：国家不是为你服务的，你网上谈论这么多都没有用，有这个功夫不如放在赚钱上面，拿钱砸，参与“国际教育游戏”。倘若孩子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只能怪你自己不够有钱。

有趣的是，作者这种隐晦的表达，很多人并没有看懂，对仅有几个看懂的人，作者也是亲自下场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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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样的观点表达，真的好吗？“减负”与“教育”这两个词的结合，又与已经种植在这个民族血脉中的“命运”、“阶层”这些敏感的词汇结合，无论何时出现，都是重磅炸弹。事实上，从2018年开始，这个自带热搜体质的话题已经被屡屡提起，不同行业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发表过自己的观点。“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孰优孰劣，学校“减负”与家庭“增负”的度量权衡，“资源”短缺与“需求”巨大的矛盾纠结，再加上这么多年来已经成熟的校外培训机构的利益链、学校的升学体系等，这其中复杂的矛盾交织与利益博弈，最后只能归结到一句“你不够有钱”上面，岂不是荒唐？

我们不妨再进一步，深入探讨一下这几个问题：

1、网上发声的都是某些既得利益又抱持阴暗目的中产阶级？

作者抛出这个假设是极其致命的，直接把发声主体塑造成为了一群跳梁小丑，因此这个群体的所有发声也就不值得被倾听。

按照作者的观点，社会阶层可以简单的划分为普通人家（负担不起教育总想让孩子辍学的人群）、中产阶级（有点钱和资源占据互联网高地的人群）、有钱人家（默默用钱摆平一切的人群）三类。那么，这种简单粗暴的划分和定义方式科学吗？

一直以来，对中国中产阶级划分标准莫衷一是，从中产到新中产，各个评估机构的评估标准也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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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各个评估机构的数据，中国中产阶级的占比约在14%-34%之间。

那么留学的人数有多少呢？根据《2020中国留学生白皮书》，2019年海外留学总人数约大于89万人次，假定是一个三口之家的结构，那么留学的家庭总人数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不到0.2%，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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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按照作者的观点，我们可以简单地推出一个结论，中国普通人家占比约在66%-86%之间，网上能够发声的人群不会超过35%。

但是，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今年4月28日发布的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网民规模为9.0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4.5%，那么这30% 的差额到底去了哪里？

事实上，能够在网上发声的群体恰恰是代表了中国最大部分的群体，这些人最关心也最重视孩子的教育，将国家的政策解读为忽视和打压这部分人群，确定不是舍本逐末吗？

2、减负有助于教育公平？

按照作者的观点，国家可以通过减负（比如减轻课业负担、减少在学校的时间、禁止课外的培训和竞赛等）实现资源更公平合理的分配，培养更多只需要初中教育水平的“合格劳动力”，减轻的作业、要求、时间如何能够使得九年义务教育扩大到“十二年义务教育”。两者的因果关系究竟在哪里？这个作者并没有给出回答，也看不到任何清晰的路径。

其次，作者一方面说课业太难会导致“普通家庭的孩子厌学和失学只能出卖劳动力为生”，一方面又说国家的减负政策服务和培养的就是大量富士康生产线工人、餐厅服务员、快递员等“合格劳动力”，各位仔细看一下，难道这个对合格劳动力的定义就不是以“出卖劳动力为生”吗？减负的目的和不减负的后果竟然惊人地达成了一致，实在是让人啼笑皆非。

按照原文中的逻辑，为了公平分配教育资源，既不能让国家和学校承担太多的教育义务和教育责任，也不允许有资源有意愿的家长通过校外的资源进行教育，这样才能保证教育公平，因为国家只需要大量初中教育水平的合格劳动力。

3、减负有助于阶层流动？

恰恰相反，这会进一步地导致阶层固化。文中作者反复地说，现在已经不是可以通过学习改变和越迁阶层的时代了，努力学习亦没有太大意义，然而高考和社会的遴选标准并没有任何根本性的改变，985/211、学历层次越高在大量的普通人求职中依然受到青睐，求职差距直接导致的往往就是人生差距。一个海洋生态中不同深度的水域尚且生存着各异的生物，难道一个社会只能简单地划分为高低两层？

进一步说，既然被定义为普通人家本来都不愿意送孩子上学，甚至想要孩子辍学，那么减负后孩子能够获得的学习机会是增多还是减少呢？可想而知，这部分人会更加沉到社会的底层。

顶层的遥不可及，底层的不能跳升到中层，反而中层的大量沉到底层，这样是更有助于阶层的流动还是阶层的固化，显而易见。

4、中产阶级后代的唯一出路是拼爹？

2019年关于素质教育的讨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中国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唐毅南发表了他的观点：玩了这么多年的“快乐教育”，美国的人口素质大俯冲，今天美国的研发工作，大多都交给国外技术移民了，而这些移民恰恰是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历史经验从没证明过“快乐教育”能成功。日本从1982年开始实施的将近二十年的“宽松教育”改革的失败经验，这样浩大的社会实验宣判失败让我们意识到：素质教育固然重要，但对学生的基础知识的培养更应当是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再一次说明应试教育才能培养现代人才的基本知识素养，应试教育才是最好的通识教育。

如果减负的做法可以使国家短期内获得合格劳动力（当然其中的因果关系仍然值得探讨），长远看呢？按照作者最后的结论，有钱人的默认选择、中产阶级的反抗路径都是让孩子去参与“国际教育游戏”，将大量高端的人才输入到国外，那么极有可能对他们来说很多选择是去做“技术移民”，为发达国家的“快乐教育”买单；留在国内的人才中，绝大部分又是合格劳动力，显而易见的人口素质大俯冲，那么国家又怎么去保证未来大学教育以及科研人才的培养体系是在重点领域实现教育和科研的突破，全球经济调整与产业变革中充分应对挑战和把握机遇，以实现民族和国家崛起?

减负，尤其是违背市场资源和意愿的“减负”，在更长一段时间内对国家人才整体素质和总体发展的影响，是不是更应该被纳入考量。

更进一步地说，只要考核标准和社会遴选标准没有根本地改变，单纯地谈论减负，其意义又有多大呢，这一切仅仅只能归咎到家长的焦虑和虚荣作祟吗？要知道目的才决定了手段，就像我们常说的“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不能源头上改变而寄希冀于形式上的一刀切和理论上的强行合理化，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除了上文提到的几点，原文中不合逻辑和看似诡辩的地方还有很多，作者洋洋洒洒却没办法逻辑自洽，看似幽默诙谐观点却表达得自相矛盾，很多读者只能在这种隐晦与矛盾的表达间断章取义，这种对大众的误导竟然是作为教育行业老兵的深度思考和观点，实在是让人难以接受。

讨论一个政策的正确与否，还是交给大众和现实，不要一边堵着大众的嘴一边说你有原罪该你挨打。不谈目的，手段上的“减负”，既捆住了市场资源自由分配的手脚，又撤回了托举底层的力量，更有可能抽干民族发展进步的血液，但究其效果，可能顶多只是把残酷的竞争人为推迟了几年而已。

笔者很认同知性女作家艾小羊写过的一篇文章，关于如何看待北京文科高考状元熊轩昂的言论：

越是拼搏过的父母，越知道教育的重要。他们明白奋斗的艰难，人生的不容易，能将自己受过的苦，换成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优良的学习、思考习惯，传承给孩子。

而从没有拼搏过的成年人，嘴上说教育很重要，心里想的却是人生全靠命，投机又取巧。他们只看到成功，看不到成功后面的艰辛，只看到有钱人吃肉，看不到有钱人失眠。他们身上有一种反智的天真：我的所有梦想，只要生个孩子，就能帮我实现。

六神磊磊写过一篇文章，说真正可怕的不是阶层固化，而是智商固化。有很多成年人，智商永远停留在初中水平。

参考文献：

1、作者：黄斌，个人微信公众号，《必须毫无保留地支持教育部的减负政策》；

2、《2020中国留学生白皮书》，埔思学院、北美留学生、120个海外名校CSSA共同发布；

3、《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20年4月28日；

4、作者：斑马，每日财经网，《中国有多少新兴中产阶层？中国新中产定义及数量划分标准》，2018年9月25日；

5、《误入歧途的素质教育》，唐毅南，一勺教育，观视频。

6、作者：艾小羊，清唱微信公众号，《寒门难出贵子，是对奋斗者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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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岳锟，系天道教育董事总经理。本文经作者授权转载，版权归属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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