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病”思想家艾因·兰德

“一个社会如果掠夺个人通过努力而获得的财产，或者奴役他，限制他进行思想的自由，强迫他去做违背理性的行动，那么，这个社会一定引发了社会法令与人的自然需要之间的冲突。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不是一个社会，而是一个通过帮规组织起来的暴民集团。” 

这是美国著名的哲学家、小说家艾因·兰德(Any Rand,1905-1982，又译为安·兰德)的观点。这么严正的表达，在一些国家和社会里，显然是一个难以被容忍和接受的家伙。

事实上，她的极端个人主义的伦理观甚至在具有强调个人价值和尊严的西方文化中也显得激进了一些，被人称之为神经病患者，终生与谩骂和谣言相伴。但，美国终于容忍了她，成就了她。

在美国，没有人主张给出版界下令不允许出版她的著作，没有人给任何一家单位下通知说不允许为艾因·兰德安排进行演讲，没有人给新闻媒体下达内部指示，不允许进行关于艾因·兰德行踪和思想的任何报道，没有人试图删去她在媒体上大里的专栏，更没有人试图把她抓起来并将她投进班房，没有人试图想用一把普通的刀子割断艾因·兰德的喉管，没有人真的惧怕她在。因为这个社会相信：思想的正常流动归根结底有利于这个社会的发展，即使是错误的思想，仍然要给它呼吸的权利！

刘军宁在他的博客文字中写道：“兰德精神不是美国的全部，但是她是美国这个精神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她一生褒扬英雄主义的伟大道德精神、不倦向上的创造精神。这位女先知用她的作品证明，她是美国的独立精神和创造精神、自由精神的标杆。她的作品激励着无数美国人乃至世界各地的青年人。”

毫无疑问，艾因·兰德是20世纪美国最为知名、小说和论著卖出册数最多的作家、思想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也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畅销的作家之一。

安兰德原名为阿丽萨·济诺维耶芙娜·罗森鲍姆。1905年出生于俄国圣彼得堡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中，犹太人，是四个女儿中的长女。她的父亲开药店，生意很好。在经历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由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政党的统治、俄国红军与白军的内战等一系列历史事件后，兰德一家饥寒交迫、颠沛流离，药房的生意也被政府没收充公。不过感谢俄国革命，大学开始向女性开放。兰德成为了第一批女大学生，主修哲学与历史。在大学中她接受了关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尤其是尼采等诸多哲学家的影响。不久，兰德因为资产阶级成分问题被清洗出校园，但在俄国的访问学者的压力下，这些被清洗的大学生得以重回校园完成学业。 1925年秋，安兰德得到了签证允许前往美国探访亲戚。当她看到美国曼哈顿高楼大厦的天际线，她对资本主义的美好社会喜极而泣。她与亲戚生活在芝加哥，自己致力于成为好莱坞的一名编剧。1931年安兰德通过婚姻的结合成为美国公民，为了避免在俄国的家人受到牵连，自己更名改姓为安兰德。（材料来源：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302217/）

极权主义的社会制度留给艾因·兰德的精神创伤促使她终生反对极权主义、官僚主义，成为她学说的一大特点。她的主要作品是三部戏剧作品：《1月16日之夜》（1933年）、《理想》（1934年）和《再思考一次》（1939年），40年代到50年代创作的小说《根源》（即《源泉》，编者注）、《巨神的无奈》（即《阿特拉斯耸耸肩》，编者注）、《赞美诗》和《我们，活着的人》，哲学著作主要有《资本主义：不为人知的楷模》、《谁需要它》等等。艾因·兰德作品流传最广的是《根源》和《巨神的无奈》，这两本书以前无古人的形式对人生问题给出了独特的回答。

她的小说《源泉》（The Fountainhead）1943年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并为她赢得了巨大的声誉，该书至今仍以每年超过10万册的数量再版。

有人说不了解安·兰德就无法真正理解美国精神，就连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甲骨文CEO埃里森都是安·兰德的忠实拥护者，格林斯潘读了兰德的书，最终确立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原美国内政部长盖尔·安·诺顿说：“正是兰德1943年的小说《源泉》把我从一个反战的集团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

国内诗人王晓渔认为，“安·兰德在美国的名声，丝毫不亚于王小波在中国的知名度。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她一直是校园偶像。全球大概有1200家报刊转载她的专栏，因此她堪值是‘专栏作家里的女劳模’”。

据报道，她的主要著作目前仍然每年有13万-15万册的销售量。1987年，美国成立了艾因·兰德协会，意图推进对艾因·兰德哲学思想的研究工作。迈克尔·帕克斯顿制作的《艾因·兰德：一种生活感》曾经获得1997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提名。

在纪念艾因·兰德百年诞辰之际，美国“客观主义者中心”组织召开了纪念交流会，讨论的主题是：“伟大的思想：兰德批判性的哲学观”以及“政治自由：兰德对资本主义的道德辩护”。

兰德著作译成中文出版的已有十本，分别是《新个体主义伦理观--爱因·兰德文选》（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通往明天的唯一道路--安·兰德专栏集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致新知识分子--安o兰德哲学》（新星出版社，2005年），《理性的声音--客观主义思想文集》（新星出版社，2005年），《源泉》（重庆出版社，2005年），《商人为什么需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7年），《客观主义认识论导论》（华夏出版社，2007年），《一个人》（华夏出版社，2007年），《自私的德性》（华夏出版社，2007年），《阿特拉斯耸耸肩》（重庆出版社，2007年）。

兰德的代表作是那本最具有哲学挑战意义的哲理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 ）。该书英文版首次出版于1957年，被评为“继《圣经》之后对当代美国人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因为《阿特拉斯耸耸肩》是美国历史上销售数量仅次于《圣经》的超级畅销书，被誉为对美国影响最大的10本书之一，累计销售超过8000万册。

网上有一段关于这本小说很棒的简介，特转引于此：

Rearden一家四口人：他与妻子、母亲，和正在读书的弟弟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全家人锦衣玉食的生活全部依赖他一人供养，他是一家钢铁公司的资本家。而这三位所谓的“亲亲”家人的日常工作，就是千方百计地让Rearden受困于子女尽孝、家庭责任、社会义务的负罪感中，从而受制于他们。Rearden的母亲总是摆出一副高高在上“如果我没有把你生出来你就没有今天这样的成就”的姿态，要求Rearden服从自己虚无的权威；Rearden的妻子则是没落的贵族后裔，在Rearden仍是一位默默无闻地打拼者的时候正确地选择了“不齿下嫁”，她时刻讨好Rearden，拉拢自己的婆婆，并摆出自己为Rearden作出了巨大牺牲的姿态：“我只要贤良淑德下得了厨房上得了厅堂在外人面前给你带来面子你就要满足我任何的欲望”；Rearden的弟弟因为生活在“人生的赢家”这样一个哥哥的阴影之下，心理自卑而又不自在，在广大人民群众发起了类似今天占领华尔街的运动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倒戈相向，讨伐他哥哥作为一个资本家的罪恶。不过鉴于这个美国还是有最低的人权保障，没有发展成为类似文化大革命一样的人身攻击与肉体伤害。这个虚伪的中产阶级家庭的状态一直持续到Rearden遇见了他的女神Dagny Taggart。他与女神的个人至上的哲学观产生了激烈的共鸣，并斩掉了一切社会道德的羁绊——The Chain。他不再假装孝顺母亲，听妈妈的话。他抛弃妻子并与Dagny出轨，他的妻子明知他的外遇行为仍为了保持自己当前养尊处优的社会地位而保持沉默，直到Rearden定下决心要和她离婚。而她想出来的唯一一个报复方法，就是和Dagny的兄弟发生关系，结果导致了灰姑娘Cheryl发现她所爱着的和尊敬的男人是个不折不扣的流氓而走向了自杀的道路。Rearden最终赶走了自己吃白食的兄弟、断掉了他的经济来源，使他必须依靠乞讨母亲的部分生活费来维生。（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302217/）

《阿特拉斯耸耸肩》表达的主题是理性的利己主义的道德性问题。小说展示了如果人类的思想开始罢工——如果每一行业具有创造能力的人都停止工作，消失不见——世界将会怎样的图景。这次罢工的发起者和领导者约翰·高尔特的话说就是：“人类历史上只有一种人从未罢过工，借此向世界提出要求，彰显其不可缺少的必要性——除了将这个世界扛在肩上、使其生存下去，而得到的惟一报酬是痛苦和折磨但从未抛弃人类的那些人。不过，也该轮到他们了。让这个世界认识到他们是些什么人、他们的作用以及他们一旦拒绝工作会有什么后果吧。这就是思想者的罢工。”

本书的主人公名为 Dagny Taggart，是西方文学史上唯一一位形象高大上的女性形象：为人正直勇敢、个人能力卓越不凡。Dagny与她的兄弟经营全美最大的州际铁路运营公司，事实上她本人才是公司真正的经营者，因为兄弟无能。一如既往的惯例，兰德笔下的女主角是绝对不会为任何一个生命中出现的男人牺牲自己的智慧、自己的利益、或者自己的原则，更不用说做出任何在传统看来理所当然、在女权看来天理难容的妥协。这个名叫Dagny Taggart的女主角是人类文明进化史上很不可思议的一个虚构人物的存在。

批评家对兰德的《阿特拉斯耸耸肩》最猛烈的批评之一是全书的伦理道德问题：她的价值观太过极端、太过激进、太过智慧以至于违背了美国保守的、传统的、具有宗教意识的主流思想。有网友评论说，“在兰德的理想国里，这些打造诺亚方舟的‘正常人’（其实是非人，有一种自虐倾向）是可怜的，他们没有自觉丑陋的自负，貌似升华，实则堕落，堕落到不真实的乌托邦里，然后自欺欺人。”

兰德一如既往地继承了《源泉》中的理念先行的独特手法，论述了“金钱的意义”、“工业家的牺牲”、“资本主义的道德意义”、“性之意义”、“被公费医疗制度遗忘的人”等重要命题，以及关于客观主义哲学的内容。

艾因·兰德认为，如果人们试图生活在一个和谐的、有理性的社会中，他们就要接受这个社会的基本准则，这个基本准则就是对个人权利的强调和主张。承认个体的权利，意味着承认并接受人类为了有尊严地生活而得到其本性所需要的条件。文明社会的先决条件是禁止在社会关系中使用强力。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够为它的人民提供保卫自己权利的武器，那么，就将使每一个公民都武装起来，把自己的家庭变为堡垒，并且向每一个经过家门的陌生人开枪，这样，社会就会处在巨大的危险之中。

除非法律所禁止，个体有权利做任何他想做的事；对于政府官员来说，除了法律允许的之外，他不能做任何其他的事。这就是把权力置于权利之下的原则，这也是美国关于“政府是法律的政府，而不是人的政府”的理念基础。由于保护个体权利是政府的唯一目的，所以政府立法必须遵循的准则就应当是：所有的法律都必须基于个体权利之上，都必须为了保证这种个体权利的正当实现。人的权利绝对不能够被另一个人或另一个集团单方面所控制。

任何团体都是无数个体的集合，除了个体权利之外，团体没有其他的权利，或者说，团体的任何权利都是从个体的权利引伸出来的，是个体自愿的选择和在契约条件下的让度，是个体在特殊情况下的权利运用。个人在团体之中既不可能获得新的权利，也不可能失去他所本来就拥有的权利。个体权利的原则是一切团体存在的道德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团体就不是一种合乎人类理性的联合体，而是一帮人或者一群人组成的暴民集团。换一句话说，团体的活动如果不从个体的权利出发，它就仅仅是暴民的统治，是法律的私刑。

艾因·兰德认为，政府是人类权利的最大威胁，它具有使用强力对付手无寸铁的公民的法律垄断权。如果对政府不能进行有效限制，政府就是人类最危险的敌人。 

艾因·兰德在《政府的性质》一文中具体描述了一种社会状况：“政府不再是人们权利的保护者，而是成为最危险的侵犯者；不再是自由的保护者，而是建立一种奴役的体制；不再使人们免受武力的威胁，而是首先使用武力对付人民；不再是人们之间关系的协调者和基于社会准则的服务者，而是成为用威吓和恐怖手段控制人民的工具；它不倚仗法律，对社会的支配来源于官僚机构的任意决断……我们发现了一种奇怪的颠倒：政府可以做任何它想做的事，而公民只能在得到政府同意的情况下才可以做。”艾因·兰德据此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由野蛮力量控制的最黑暗的时代。”

什么是艾因·兰德眼中的道德社会呢？

这个社会由独立的个人组成，每一个体都互相尊重彼此的自然权利，包括生活的权利、自由的权利和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权利。他们互相交换彼此的价值，这一价值可能是物质上的价值也可能是精神上产生共鸣的价值。所有人奉行的都是“等价交换”原则（the trader principle）。作为理性的、独立的个人，每一个人为“proper survival”思考而行动。最重要的是每个人为了个人也就是自己的目标、而不是为了他人的目标而存在。

安妮·C·海勒写有一本介绍兰德的书《安·兰德和她创造的世界》，在这本书中，作者海勒以绵密的洞察推论，相互引证找疑点，不断发掘新资料（亲友采访、未公开录音及信件档案），以高度的原创性、研究性写作，透视了兰德个人的奋斗史、兰德崇拜热的发生与退潮。

在这本书中，兰德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狂热的拥护者、极权主义愤怒的攻击者形象，同时，兰德独断专横中的魅力，冷峻无情里的智识，让人们为她着迷，产生依恋。作者透过兰德的重童年经验、家庭环境、政治时局对兰德心理类型、观念意志和人生选择的奠基意义。

兰德说，我在故我思。兰德强调“这个世界上除了我自己的思想其他都是不可知，不可证明的”。所以她兰德说，我的信仰只有两条，存在是存在的，和活着，其余都由此而来。她说，我只为自己而活，我的自豪是来自于我明白对于我来说价值最高的东西就是我自己。

刘军宁曾评价说，兰德的贡献在于阐发了一种新时代的新道德理想。这就是，通过理性与自由，个人充分实现自己无尽的潜能，从而获得幸福，获得人生的意义。兰德曾这样总结自己的哲学：我的哲学在本质上是视人为英雄，视个人的幸福为个体生命的道德目的，视生产为最高贵活动，视理性为绝对存在的哲学。兰德通过作品传播时代的道德密码并逐步为社会所接受。这一过程就是观念革命。中国正需要新时代的道德密码，需要新时代的英雄，需要一场观念革命！

参考文献：

1、艾因·兰德：《新个体主义伦理观——艾因·兰德文选》，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

2、陈行之： 艾因·兰德为什么会成为艾因·兰德？，http://www.jiuding.org/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826

3、刘军宁：探寻时代英雄的道德密码，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2d06fb01008ze7.html

附录：安兰德传

Biography of Ayn Rand

Ayn Rand was born in St. Petersburg, Russia, on February 2, 1905. At age six she taught herself to read and two years later discovered her first fictional hero in a French magazine for children, thus capturing the heroic vision which sustained her throughout her life. At the age of nine she decided to make fiction writing her career. Thoroughly opposed to the mysticism and collectivism of Russian culture, she thought of herself as a European writer, especially after encountering Victor Hugo, the writer she most admired.

During her high school years, she was eyewitness to both the Kerensky Revolution, which she supported, and—in 1917—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which she denounced from the outset. In order to escape the fighting, her family went to the Crimea, where she finished high school. The final Communist victory brought the confiscation of her father’s pharmacy and periods of near-starvation. When introduced to American history in her last year of high school, she immediately took America as her model of what a nation of free men could be.

When her family returned from the Crimea, she entered the University of Petrograd to study philosophy and history. Graduating in 1924, she experienced the disintegration of free inquiry and the takeover of the university by communist thugs. Amidst the increasingly gray life, her one great pleasure was Western films and plays. Long an admirer of cinema, she entered the State Institute for Cinema Arts in 1924 to study screenwriting.

In late 1925 she obtained permission to leave Soviet Russia for a visit to relativ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lthough she told Soviet authorities that her visit would be short, she was determined never to return to Russia. She arrived in New York City in February 1926. She spent the next six months with her relatives in Chicago, obtained an extension to her visa, and then left for Hollywood to pursue a career as a screenwriter.

On Ayn Rand’s second day in Hollywood, Cecil B. DeMille saw her standing at the gate of his studio, offered her a ride to the set of his movie The King of Kings, and gave her a job, first as an extra, then as a script reader. During the next week at the studio, she met an actor, Frank O’Connor, whom she married in 1929; they were married until his death fifty years later.

After struggling for several years at various nonwriting jobs, including one in the wardrobe department at the RKO Radio Pictures, Inc., she sold her first screenplay, “Red Pawn,” to Universal Pictures in 1932 and saw her first stage play, Night of January 16th, produced in Hollywood and then on Broadway. Her first novel, We the Living, was completed in 1934 but was rejected by numerous publishers, until The Macmillan Compan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ssells and Company in England published the book in 1936. The most autobiographical of her novels, it was based on her years under Soviet tyranny.

She began writing The Fountainhead in 1935. In the character of the architect Howard Roark, she presented for the first time the kind of hero whose depiction was the chief goal of her writing: the ideal man, man as “he could be and ought to be.” The Fountainhead was rejected by twelve publishers but finally accepted by the Bobbs-Merrill Company. When published in 1943, it made history by becoming a best seller through word of mouth two years later, and gained for its author lasting recognition as a champion of individualism.

Ayn Rand returned to Hollywood in late 1943 to write the screenplay for The Fountainhead, but wartime restrictions delayed production until 1948. Working part time as a screenwriter for Hal Wallis Productions, she began her major novel, Atlas Shrugged, in 1946. In 1951 she moved back to New York City and devoted herself full time to the completion of Atlas Shrugged.

Published in 1957, Atlas Shrugged was her greatest achievement and last work of fiction. In this novel she dramatized her unique philosophy in an intellectual mystery story that integrated ethics, metaphysics, epistemology,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ex. Although she considered herself primarily a fiction writer, she realized that in order to create heroic fictional characters, she had to identify the philosophic principles which make such individuals possible.

Thereafter, Ayn Rand wrote and lectured on her philosophy—Objectivism, which she characterized as “a philosophy for living on earth.” She published and edited her own periodicals from 1962 to 1976, her essays providing much of the material for six books on Objectivism and its application to the culture. Ayn Rand died on March 6, 1982, in her New York City apartment.

Every book by Ayn Rand published in her lifetime is still in print, and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copies are sold each year, so far totalling more than twenty five million. Several new volumes have been published posthumously. Her vision of man and her philosophy for living on earth have changed the lives of thousands of readers and launched a philosophic movement with a growing impact on American cul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