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面临着被灭亡的风险！谁来拯救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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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老望：湖北景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历任宜昌生力旅游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曾因贡献突出被选编进入1996中国环境年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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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面临着被灭亡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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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面临着被灭亡的风险！关健现在中医的基础教育方针出了根本的问题，各大中医药大学毕业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其实不一定是个中医，按他们说：“本科上课基本是学不到什么的，在特别好的中医院校并且很幸运的碰到特别好的老师才能学到一点东西，然而老师还只是教完这一科就走了，大部分老师都是接近于念课本”。“学中医如果没有师父带，自己也不认真学，你就耽误五年，出来也是个中医黑。”听听如此结果，中医院校教育，真的如此糟糕。

现在的中医教育早已完全异化了，西式的教材、西式的课程、西医的思维、西式的学习、西式规范程序。五年学下来，只死记硬背了几个机械对应的病和药，却不知道西医的同一个病名，中医有很多病因，包括体质胖瘦高矮、天气冷热、体内外温湿、寒热等治法完全不同，拿机械对应的药去套，结果没有一点疗效，自然以后就没有人找他看病了，混不下去，只有向上爬考研考博，用西医来研究中医，用小白鼠来代替人实验，总结了一些机械对应的经验，毕业了就当官当教授。

现在的中医界都是由这些人来管理的，让他们这些不懂中医的人来制定中医政策，中医还有希望吗？可自从实行了医生科考制度，中医就分为了官科中医与民间中医，两者利益上的对立，使官科中医总是试图消灭民间中医，于是执业医师资格制度悄然而出，他们借口中医的制度化管理，借鉴西方管理西医的制度来管理民间中医，这是赤裸裸的消灭民间中医的制度，官科中医都有证，它所管的就是那些没有证的民间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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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院校教育为何取代不了传统的师承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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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师承教育，以家族传承和学徒教育为主，父传子，师传徒。师父会让你自己背诵：《医学三字经》、《药性赋》、《汤头歌诀》；那现在，学校里会教：《中医基础理论》、《中药学》、《方剂学》。

中医院校教育为何取代不了传统的师承教育模式?因为师承教育是以“个性化”为特征，院校教育以“标准化”为特征。师承教育主要强调临证技能、技艺训练，而院校教育则主要解决学术与知识的大量积累，两者各有侧重。中医药学的特点和中医药人才成长规律的特殊性，决定了师承教育在中医药人才培养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医药人才成长，必须坚持走“读书、从师、临证、再读书、再从师、再临证”的途径。

师承教育，让老中医药专家的学术思想与实践经验得到了总结、提炼和继承，甚至得到了抢救性挖掘。

名师出高徒，传统的“师带徒”培养模式离不开“名医”。全国中医药师承教育开展以来，2875名老中医药专家指导4716名继承人，其中790名老中医药专家建立了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30名首批国医大师中有26人多批次担任中医药师承教育指导老师，朱良春、李辅仁、张琪、张学文、周仲瑛、苏荣扎布、唐由之等国医大师均届耄耋之年，但目前仍坚持担任第五批师承工作指导老师;程莘农、陈可冀、张伯礼、石学敏等两院院士先后担任过师承工作指导老师。

中药炮制技术的传承，主要依靠师徒一代一代的口传心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龟龄集制作技艺的传承人杨巨奎认为，选徒最重要。龟龄集疗效显著，炮制方法更是奥妙无穷。制备工艺有煮、薰、爆、土埋、露夜等81道工序。83岁的杨巨奎将选徒总结为“人必精、心必诚、事必勤、断必果”。他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人必精，人是首要因素，既能掌握传统技艺，又要融汇现代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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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医给人印象深刻的第三大成就是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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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外科对于人体的骨胳、肌肉、神经、血管和各种器官的细微结构研究得更清楚了，然而，在人体观念上，仍然是19世纪尸体解剖学的观念，即把人体看成是一架静止的、结构复杂的机器，对于人体内部各种复杂的相互关系则完全缺乏了解。

打个比方说，人体是一条奇妙的不停运动的河流，外科医生甚至一次都不能踏进这条河流。非要踏进去，则河流必将发生改变。所以，外科技术的进步实际上只能解决骨折等瞬间性、局部性的疾病。有人可能以为，对于那些长期积累形成的器质性病变，外科也是挺有效的呀，比如心脏搭桥，比如肾脏移植。

但是，如果能够了解器质性病变的发生、发展机理，中断甚至逆转这一进程，为什么要开刀呢？要知道，开刀并不能消除导致器质性病变的原因。这部分胃切除了，可能下一部分的胃又出问题了。这个肾换了，另一个肾又坏了。

西医给人印象深刻的第三大成就是抗生素。现在通过肠镜、胃镜、CT、核磁共振，诊断结果出来了，在身体的某一个部位，例如，结肠部分发现了一处炎症。为什么会发炎呢？按照中医理论，炎症只是一个结果，是人体内外部环境发生某种失衡的结果。只要调节好平衡，即调节好阴阳、寒热、虚实等平衡，炎症自然就消失了。

怎么知道某种药物能够杀死某种细菌呢？化学合成药物，在小白鼠身上做动物实验。因为人和小白鼠都是由细胞构成的，能够杀死小白鼠身上的细菌，就能够杀死人身上的细菌。如果找不到某种特定的化学药物呢？病人就只好等待最新实验成果了。

如此幼稚的原子论、机械论的人体哲学，居然统治了全世界的医学界。西医把自己宣布为唯一的科学，扼杀其他各种整体论、运动论的人体哲学指导下的传统医学，特别是扼杀中医。如果在西医治疗下病人死了，这是病人该死；如果在中医治疗下病人死了，这是医疗事故。如果在西医治疗下病人好了，这是西医的科学性、必然性的结果；如果在中医的治疗下病人好了，这是偶然的、无科学根据的、不可重复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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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良医用药以变应变，出神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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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的SARS疫情在广州爆发时，广州普遍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疗效非常明显。在2003年非典时，国医大师邓铁涛被任命为中医专家组组长后，在他的努力下，当时他所在的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共收治了73例SARS病人，无一例死亡，平均退烧时间3天，且医护人员无一人感染。取得“零转院”“零死亡”“零感染”“零后遗症”的优异战绩。由此可见，中医药在防治瘟疫中有独特的优势。到2003年5月中旬，而钟南山院士所在的西医型医院治疗的117名病人，有10人死亡；其中有71名病人求救接受中医介入治疗，仅一例死亡。也就是说，在人称“抗击非典第一功臣”的钟南山领导下的医院里，接受纯西医治疗的46名病人中，有9人死亡。

张伯礼院士介绍，中医接管的武汉方舱医院后，病人情绪非常安定，医患关系非常好，398名新冠肺炎患者没有1例转为重症，对于新冠肺炎轻症患者，中医药完全可以把它拿下来。

同样值得提及的，接受中医治疗的病人没有后遗症，而接受西医治疗的病人则大量出现肺部纤维化和股骨头坏死症。治疗费用对比也极其明显。北京小汤山医院的西医治疗调集了亚洲地区各国的呼吸机，每台呼吸机用完后就被焚烧销毁，仅此一项每人花费即达上万元。本来，广州中医治SARS疗效明显，应该可以在北京推广。但是，由于SARS后来被定为传染病，按规定病人只能由传染病院收治，北京各中医院就不敢收治病人了。因为没有哪个中医院的的领导敢保证，中医治疗不死人。西医治死多少人都是允许的，中医治死一个人就是医疗事故。按照西医理论，治疗SARS，需要研制出特效抗生素。然而，在至今仍无特效抗生素的情况下，某些领导机关仍然只允许西医治疗SARS，这就是非常令人奇怪的事了。

真正的良医用药以变应变，出神入化。如1957年，北京流行乙型脑炎，名医蒲辅周先生治好了167例脑炎，用了98个不同的处方。然而，西医领导的卫生部居然认为，正因为每个处方解决了不到2个人的问题，所以蒲先生的医术没有统计意义！用西医的这种用一只小白鼠治愈案例，来指导成百上千万条生命作代价的机械论方法来领导、评价中医的辨证、阴阳、五行、个案对症整体论，真是可怜、可笑、可叹、可悲、可怨、可恨。

中医教育是发展中医事业的基础。中医临床疗效能否持续提高，中医基础理论研究能否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中医事业能否发展、壮大，都与下一代中医传承者的培养、教育休戚相关。但不容乐观的事实是，目前中医学院的中医教育太缺乏中医特色，培养的中医人员实在难以担当继承和发扬中医药事业的重任；模式单一，否定了中医应用几千年的成熟的传承教育和自学的人才培养方式；而且，硬是按照西医药的规律，造成医不懂药，药不懂医，违背了中医自身规律。虽然大家都在高喊“振兴中医”，但如中医走不出教育误区，失去中医事业的传承者和中流砥柱的话，中医将很有可能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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