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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力:罗鹭与私藏稀见清人别集

藏书报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24-09-14



 罗鹭与私藏稀见清人别集 

◈ 韦 力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藏书风气再度兴起,就整体而言,可分为古书、旧书、新书三大收藏群体,当然古书中还包括碑帖、手札等等,而后两类收藏群体也会关注到现当代人的手札。如果以人数多寡论,显然这三个门类的排列顺序完全可以倒过来,但若以市场影响力以及历史价值而言,古籍线装书更加受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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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做时代上的细分,古书收藏能够延展出许多专题,就传统藏书而言,宋元本乃是所有藏家追求的目标,而这样的追求并非情绪上的佞古。版刻艺术发明于唐代,但到了宋代得到普及与成熟。宋以前的著作,今日能够见到的祖本,基本上都是宋刻本。然而宋元刻本经过几百年的孜孜以求,尚能在市面流通者稀若星凤,虽然晚清民国间还有一些大藏书家能够收到数量不少的宋元本,但随着历史的变迁,这些大藏书家的架上之物基本都归了如今的公共图书馆,尘埃落定后,若某位大力者欲以宋元本为唯一追求目标,其情可感,其志可嘉,但能够达到一定的质与量,显然是难以完成的梦想。



鉴于此,近三十年来的古籍收藏者,基本上是以明清刻本为收藏主体,当然这只是以时代论。就专题而言,又可细分为明白绵纸本、明嘉靖本、明闵凌刻本、清三代精刻本、红蓝印本、影刻本等多个专题。就目前情况来看,如今的藏书界在每个专题的收藏上,都已经有人做出了不小的成就。面对这种局面,想要在收藏古籍方面有自己的特色,显然很不容易。然而,翻阅罗鹭主编的《采山楼藏稀见清人别集丛刊》,却令人耳目一新。



   


采山楼乃是罗鹭先生的堂号,故本书中所收录的稀见清人别集均为他个人的珍藏。清人别集也属近百年来的藏书热门,以数量论,有著录的清人诗文集有四万余种,若将此囊括,当然会蔚为大观,但就我有限的所知,虽然收集清人别集者不乏大藏书家,但无一人能超过万种。清代是封建社会距今最近的一个朝代,清人别集收藏尚且如此之难,若向前追溯,则更加困难。而即便以清人别集为主要收藏目标,同样难与海量的公藏相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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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状况下,是否清人别集已经很难作为一个专题来进行系统收藏了呢?在民国年间,大总统徐世昌所藏清人别集二千七百余种,此有《晚晴簃所藏清人别集目录》为证。而罗鹭在本书的前言中提到,上海图书馆藏有伦明的《东莞伦氏续书楼藏书目录》残本,虽然是残本,该书却著录清人别集近五千种之多,此为已知收藏清人别集最多的藏书家。时至今日,若以此为奋斗目标,估计能藏一千种已是极难之事,但即便有这样的量,跟清人别集的存世量比起来,亦属沧海一粟。


显然,以数量为目标的清人别集收藏,不符当前的现实,但这并不等于说,清人别集收藏已属明日黄花,如果能深挖下去,仍然能有意想不到的成果,如《采山楼藏稀见清人别集丛刊》所收数量虽仅二十种,然而每一种都有其独特的价值,而这样的收藏正好能够完整地展现书楼主人的藏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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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该书《前言》中得知,罗鹭曾在南京求学六年,在此期间他常到南京图书馆和南京大学图书馆查阅古籍,后来在北京访学期间,也常到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去翻阅他所感兴趣的古籍。博士毕业后,他前往四川大学工作,恰好赶上四川省图书馆因搬迁新馆,而将线装书打包,使得有嗜古之好的罗鹭颇难解饥,也正因为如此,他决定量力而行地靠个人收入来购买古书。因为偶然的机会,他买得一册稀见的明人别集,经过查阅公共图书馆所藏,让他了解到明清别集亦有很高的收藏价值,故其决定以此为收藏专题。


因为罗鹭对公共图书馆比较熟悉,所以他能够确认所见之本究竟是否罕觏;又因为网络交易的兴起,罗鹭能够通过网络来竞买欲得之本。经过十余年的努力,他收藏到了一些公共图书馆未见著录的清人别集,即便有些清人别集已于他处著录,然而罗鹭所得之本必在内容上与公藏之本有所区别。由此可知,他为了得到一部书,不止是查证哪家公藏机构有藏,他还会用自己的办法做逐字核对,以此来确认欲得之本超于公藏的妙处,而后再将其拿下,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收藏。


对于“稀见”二字,罗鹭在参考很多同类丛刊的基础上作出界定,认为能够荣膺此词者,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不见于《清人别集总目》《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和《中国古籍总目》著录;二是在广泛调查后,发现同一版本的存世量在三部以内;三是在此前未经任何出版社影印出版。


   



从以上三点来看,罗鹭的悬格可谓不低。但他在《前言》中也讲到,公私藏书还有未经编目者。以公共图书馆为例,北京大学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分别还有几十万册古籍未曾编目,也就是说,如此数量众多的古籍中,一旦编目公布,很可能会使一些孤本不孤,而一些稀见本的数量也会超过三部,更何况私人藏书大多未编目,故其所得是否符合上述三个稀见条件,确实是个未知数。然而就目前情况来说,能够做到上述三点已然不容易。


而罗鹭的难得之处,在于他能够与众乐,他整理出二十种稀见清人别集,而后编成该丛刊影印出版,以供相应学者研究,这种与众乐的做法当然值得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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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二十种典籍,罗鹭写出了二十篇相应的跋文,从这些跋文可以看出,罗鹭试图将黄丕烈跋语的书写风格以及现代版本目录著录方法融会在一起。喜藏新文学版本者,大多喜欢唐弢的一句话:“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然以我的愚见,唐弢的这句名言不过就是将黄丕烈跋语作了提纲挈领式的总结,这种写法使得书跋突破了繁琐考证的藩篱,成为一篇篇隽永的散文,而这种写法正为黄裳先生所尊崇,只是黄裳的书跋突破了抒情味道,同时也几乎脱离了考证。


   


与之相反,黄永年先生的书跋则以考证为主、掌故为辅,这种写法应当是学者式书跋的典范。黄永年藏书关注的是版本的代表性,而黄裳藏书更注重珍稀性。从罗鹭所藏这二十种清人别集的情况看,他的藏书路数应当接近于黄裳,而黄裳藏书偏重珍稀而又不弃残丛,这一点也被罗鹭所秉持。但罗鹭在写书跋时,则有着黄永年式的谨严,他不但要考证出该书的难得之处,更重要者,他将所藏一一与公藏相核对,以此来确认自己所得之本的妙处。虽然如此,但罗鹭同样也喜爱刊刻精妙之本。比如他在谈到《厄中况诗集》时,认为“此本字体清隽,刻印俱佳,允为乾隆家刻本中之白眉”,颇具黄裳跋语之风,然而他接下来又说:“然遍检《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总目》《清人别集总目》《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山西文献总目提要》等书,皆不见著录,亦为罕见流传之秘籍。”而这些话是黄裳跋语中绝不可见者。


可见,罗鹭的书跋有着融合黄裳和黄永年两家风格之势,他似乎是想将有趣的书跋学术化,而这样左右采之的写法,料想会受到读者的喜爱。同时我也期待着罗鹭能够将他这个爱好继续下去,以便让世人看到更多的稀见清人别集。说不定哪天,某部书所公布的内容就会改变以往学界的定论,而这也正是我的期待所在。



转自:藏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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