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忠 | 韩愈及其别开生面的诗文——读孙昌武解读《韩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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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孙昌武先生应该是1996年中国古代散文学会在首都师大成立并召开第一届研讨会以后的事，但我知道他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我在湖北咸宁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跟随曹善春先生学讲先秦两汉文学，心里惦记唐宋文学，也就自然知道了主治隋唐五代文学的孙先生，读过先生的《唐代古文运动通论》，随后又读到先生的《韩愈散文通论》。先生在中国古代散文学会和韩愈研究会担任副会长时，我都是会员，有机会聆听孙先生的高见。
说来和孙先生最近距离的接触是2011年9月4日，那天我和海师的单兄正平教授为一点公干一道去南开大学。单兄虽在海南工作，但本、硕、博都是南开的，用坊间不见文字的话来说，他根在南开。难得他为我做向导，在南开校园好好地蹓跶了一圈，饱览南开秀美、宁静、朴实的风光。公事完后，单兄说：“去看看孙昌武老师。”孙先生是单兄的班导师，一向器重单兄，交谊颇深。在孙先生家里，和七十多岁精神䦆铄的先生面对面，听他平和地聊着家常，说着自己在多地、多国穿梭讲学的故事。他说除此之外，就是宅在家里静静地读书、写作，不乐俗务。这时他的主要精力已不在唐五代文学，而在佛学、道教、古代文化，文学，后来陆续出版了《佛教文学十讲》《道教文学十讲》《佛教与中国文学》等著作。午餐，孙先生请我俩在南开后门旁边的“百饺馆”请我们吃饺子，几盘饺子，几听啤酒，边吃边聊，依然是家常与学问。那以后，我再没有见过孙先生，倒是常听单兄说，孙先生的身体康健，做学问的劲头依旧，实在让晚生钦佩不已。
2021年9月底，收到华东师大洪兄本健教授寄赠的解读《欧阳修集》，方知孙先生有一本解读《韩愈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版），亦为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之一，承蒙国图出版社于春媚博士把孙先生解读的《韩愈集》寄我，于是有了我对孙先生解读的解读。
从孙先生20世纪八十年代的韩愈研究，中经《韩愈诗文选评》，到21世纪二十年代的《韩愈集》解读，前后三十多年，先生的韩愈情结不解，不能不令人感慨系之。孙先生的韩愈及相关的研究最先问世的著作是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柳宗元传论》、1984年百花出版社的《唐代古文运动通论》。他后来在1986年出版《韩愈散文艺术论》时，特意在“后记”里说：“这本书在写法上，私意是想补前两书的不足的。当初，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同志在审阅《柳宗元传论》原稿时曾提出意见，以为其中对柳宗元创作的艺术方面谈得太粗略，这对于论述一个文学家的成就来说显然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后来在修订中虽有所补充，但仍然很不够。这本书论韩愈，主要讲他的散文艺术，希望能与《柳宗元传论》互相补充。”（253页）这番话所说的事且不论，它让人感受到孙先生学无止境、研无止境的竞进精神，他一直在不同学问领域做着，成果的丰硕有今天14卷本的《孙昌武文集》可证。因此，孙先生解读的《韩愈集》也就特别值得关注。
依循丛书体例，主要由选诗与选文构成的《韩愈集》前有“导读”，说韩愈其人、弘扬儒学、倡古文运动推动文体革新以及“以文为诗”为诗歌别开生面。这些关于韩愈的最基本问题，每一点说起来都有特别的意义。韩愈身后，历代评价其人其文者甚多，唯以苏轼《韩文公庙碑》的评价最为经典。苏轼曾在《跋退之送李愿序》即为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写的跋文中说：“欧阳文忠公尝谓：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一篇而已，余亦以谓唐无文章，唯韩退之《送李愿归谷序》一篇而已。平生愿效此作一篇，每执笔辄罢，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独步。’”欧阳修主持过苏轼的进士考，苏轼终生以师事之。但两人这话都说得有点大，崇此抑彼，见仁见智，终归是个人趣味，倒也无妨。苏轼这一赞誉，孙先生说“可谓达于极致”（226页）。但就韩愈的总体论，还是要归于《韩文公庙碑》里的“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没人想到韩愈能够如此，韩愈竟然就能如此。如他受命只身去镇州宣抚王廷凑兵乱时，宰相元稹认定他有去无回，上书说韩愈可惜；德宗皇帝担心他的安危，为他去而难返捏一把汗，派使者劝他慢行。韩愈凛然说“安有受君命而滞留自顾”，竟驱马疾驰，以晓以利害，义正辞严的游说止乱而归，故得了“勇夺三军之帅”的美誉。
韩愈这人既简单又复杂，他的品性、作派都写进了诗文，要了解这个被誉为“一代文宗”的文学大家，除史载传述之外，最好的途径就是读他的诗文。他的诗文，有的文章令人不忍卒读，如祭嫂郑夫人之文、祭女儿挐之文，祭侄十二郎文、祭柳子厚文都是如此。如《女挐圹铭》说四女挐聪慧早死，当时他被贬潮州，那情景只有寥寥数语：“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师，迫遣之。女挐年十二，病在席，既惊痛与其父诀，又舆致走道撼顿，失食饮节，死于商南层峰驿，即瘗道南山下。”铭文三句：“汝宗葬于是。汝安归之。惟永宁！”读来真感韩愈丧女的彻心之痛。又如《祭十二郎文》。韩愈少孤苦，与侄儿十二郎即韩老成相依为命。没想到小他十余岁的十二郎先他而去，文中“吾”“汝”对举，孙先生说：“‘吾’‘汝’相称，对亡人倾诉，事事可哀，字字血泪。”（243页）可不是吗？韩愈在祭文中悲鸣：“‘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念诸父与诸兄，皆康强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来，恐旦暮死，而汝抱无涯之戚也！’孰谓少者殁而长者存，强者夭而病者全乎！”又说“吾自今年来，苍苍者或化而为白矣，动摇者或脱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气日益微，几何不从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几何离；其无知，悲不几时，而不悲者无穷期矣。”如是悲戚，故明人茅坤说：“通篇情意刺骨，无限凄切，祭文中千古绝调。”（《唐宋八大家文钞·韩文》）但读他的《落齿》诗，同样是身体不够康强下的齿牙脱落，当不再面临丧亲之痛时，看韩愈说的：
孙先生说这诗将“身边琐事，絮絮写来，实抒写人生至理”（73页）。韩愈这诗写得平实浅近，说齿落任其落就是，最终的理念则在齿落命短，但以一句生而有涯，长短俱死，人在死亡面前绝对平等，让人感到他说起死来如此旷达，仿佛死大可无所谓。所以他在弥留之际自言与哥哥韩会相较，为官至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又比只活了42岁的哥哥多活了15年，还有幸得了善终，心满意足。他的弟子张籍在《祭退之》诗里说了韩愈生命的最后时刻：“公有旷达识，生死为一纲。及当临终晨，意色亦不荒。赠我珍重言，傲然委衾裳。”这一幕有多少人面临死亡时可以重现？
韩愈又是一个很坚执、很激烈的人。他“生平企仁义，所学皆孔周”（《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视宗儒排佛老为使命。他在《原道》里数说儒学道统，激烈到要将佛老“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一介书生，怒发冲冠时会是如此。他与佛老相抗，甚至不顾及个人生死。当唐宪宗要迎佛骨到宫中供奉的时候，他上了《论佛骨表》，说佞佛，国运不久，人命不长，弄得唐宪宗大为光火，恨不得取了韩愈的性命。一时众人相劝，杀不得，就把他贬到潮州做了刺史，让韩愈受些活罪，反躬自省。孙先生说，《论佛骨表》确立了韩愈在文化史上重要的历史地位，因为它是中唐反佛的一个标竿，没有谁能够像他这样奋不顾身，“论辩中表现出的旺盛斗志和强烈的道义感，造成一种大气磅礴的气概，给读者以很大感动”（《唐代古文运动通论》，第120页）。贬潮州是韩愈第二次大贬，第一次大贬阳山与排佛老无关，是因天旱人饥，他上了《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指责群臣导致百姓“寒馁道途，毙踣沟壑”，得罪了群臣，殊不知他那时历经多年求官，好不容易从藩镇幕僚做了监察御史，不管不顾，毫不留情地提了一回意见，就轻而易举地把官帽丢掉了。有人说他被贬阳山与反宫市有关，我看不是。韩愈在《顺宗实录》里有对宫市的批评是真，但那已是很晚的事，并非他初为京官之时。
韩愈排佛与宪宗唱对台戏，也是与时俗唱对台戏，这台戏唱得太大，关乎性命之忧。另外还有两个典型反时俗的例子，一是愤然而为人师，二是为李贺避讳辩，公开以一己之力与强大的时俗力量抗争。
时俗不好为人师，韩愈写了《师说》要为人师。这让韩愈的挚友、年轻时俊杰廉悍的柳宗元自愧不如。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又在《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中说韩愈自以为蜀之日，我不可为越之雪，蜀少日、越少雪，蜀日之出与越雪之落，都会因怪异而遭致犬吠。况且我平日遭人非议无数，只缺为人师了，故师不足为，也不可为。当时，他被贬永州已有九年，“永贞革新”前的锐气消减，不想再招人非议。《师说》最能表现出韩愈的人生格局，他把孔子的人非生而知之演化为人皆有惑，“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而这“师”既是别人，又是自己，“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这把孔子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说得更通透了，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他还反唇相讥那些嘲笑为师的士大夫之族，说他们会变得更加愚昧。为师以传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师道是合一的。孙先生很称道韩愈，说他“好为人师”又“不耻相师”，“此为德日进、学而修的保证”（250页），诚然。韩愈为学养根俟实，加膏希光，提要钩玄，旁搜远绍以及“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进学解》），都可谓是读书人的榜样。
韩愈为李贺辩，李贺要考进士，与李贺争名的人站出来说不行，当避其父“晋肃”的讳。李贺好诗，后人把他和王维、李白、杜甫相提并论，王维为“诗佛”、李白为“诗仙”、杜甫为“诗圣”、李贺为“诗鬼”。李贺不中进士难入仕途，想考进士却有避讳这道坎。韩愈作《讳辩》，引经据典，说二名不偏讳，不讳嫌名，意为李贺父亲名“晋肃”，两字只避一字即可，“晋”与“进”同音是无须避讳的。孙先生点评《讳辩》，说韩愈爱护后进不遗余力，“师资道合，于本文见之”（314页）。清人沈德潜则说韩愈之论：“先引律，次引经，次引国家之典，层层诘辨。一结笔墨夭矫，如神龙舒卷于绛霄。”（《唐宋八家古文读本》）他说韩愈的文章写得好，有层次，有力道，用笔自如。这是韩愈的本事，但他终不是时俗的对手，好为人师固然掀起了古文热潮，有张籍、皇甫湜、李翱等人相随，但那个时代并不是纯粹的古文时代，骈文与辞赋同样流行，韩愈的老师陆贽就以浅近的骈文名世，他在《送孟东野序》提到古文家李观，没有提及老师陆贽。而辞赋则有李程、王起擅名一时。孙先生曾在《唐代古文运动通论》里说，韩愈提倡新文体，有理论也有实践；他为领袖，又有群众基础，俨然倡古文成为一个“运动”。尽管如此，韩愈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唐文坛的风习。
这样刚直敢言的韩愈，却受不得艰难。他在中进士后，三上宰相书，即写于贞元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的《上宰相书》，二月十六日的《后十九日复上书》，三月十六日的《后二十九日复上书》，他在一个多月内连上三书，诉穷求官是主题。如第一书说自己“遑遑乎四海无所归，恤恤乎饥不得食，寒不得衣，滨于死而益固，得其所者争笑之”。诉穷只为求用，第三书说：“愈之待命四十余日矣，书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门而阍人辞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复有周公之说焉，阁下其亦察之。”他表白自己困穷而有才华，甚至自比周公，可当朝宰相赵憬、贾耽、卢迈等人都不搭理他，韩愈郁郁寡欢，先后去了汴州、徐州给董晋、张建封做幕僚。这时，韩愈诉穷尚可理解，一个家境贫寒的新晋进士，想改变生活处境，以诉穷博人同情，以便求得一官半职，进入仕途。
韩愈因《论佛骨表》被贬为潮州刺史，抵达潮州后写了《潮州刺史谢上表》。他上表时的浩然正气这时消解为孱弱的说病诉苦：“臣少多疾病，年才五十，发白齿落，理不久长。加以罪犯至重，所处又极远恶，忧惶惭悸，死亡无日。单立一身，朝无亲党，居蛮夷之地，与魑魅为群，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谁肯为臣言者。”他被贬后写了《左迁蓝关示侄孙湘》，诗的最后说侄孙韩湘远来有意，“好收吾骨漳江边”，是心怀死志的。可到了潮州本能还是求生。故为自己求情，也没忘记说自己的文才冠于一时，论述陛下功德，可与《诗》《书》相表里。唐宪宗看了这封谢表之后，十分感动，心生悔意，对身边的大臣说：“昨得韩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谏佛骨事，大是爱我，我岂不知？然愈为人臣，不当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我以是恶其容易。”这“容易”是放肆之意，宪宗说韩愈过于放肆激怒了他。他想重新启用韩愈，遭讨厌韩愈性情狷直的皇甫鎛反对，只得作罢。第二年即元和十五年（820），征召韩愈为国子祭酒，韩愈又回到长安。
韩愈的潮州谢上所为，二百多年后可谓是韩愈私淑弟子的欧阳修都看不过去，他被贬夷陵时，对朋友尹师鲁说：“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戚无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戚戚之文。”（《与尹师鲁第一书》）这里提到的“安道”是韶州曲江余靖（1000—1064）的字，他当时也因为范仲淹辩护，坐贬监筠州酒税，徙泰州。欧阳修是重名节的人，流贬就流贬，男人的骨气还是要的。不过，后来也有人为韩愈潮州乞归辩护，金人王若虚说：“韩退之不善处穷，哀号之语，见于文字，世多讥之。然此亦人之至情，未足深怪。”（《滹南遗老集·臣事实辨》）孙先生则从韩愈的悔过乞怜中，看到了他字里行间透出的立身正直、行政才具和恃才自负。还很欣赏这篇文章的“音情顿挫，雄肆酣畅”（409页）。
韩愈有一首《利剑》写道：“利剑光耿耿，佩之使我无邪心。故人念我寡徒侣，持用赠我比知音。我心如冰剑如雪，不能刺谗夫，使我心腐剑锋折，决云中断开青天，噫！剑与我俱变化归黄泉。”诗咏物言志，孙先生说：“诗用象征手法，剑与人的精神合一，述情慷慨激烈。”（50页）韩愈心性刚直与生俱来，并不因他潮州谢上表的乞怜受到影响。有意思的是，苏轼晚年流贬海南，想起平生遭遇说了一句很可玩味的话：“吾平生遭口语无数，盖生时与韩退之相似。”
从韩愈诗文看韩愈其人，可说的太多，对集中所选诗文，孙先生自己有一个期待：“力求做到选篇适当，注释详明，评骘得当。”（37页），这评骘关乎韩愈其人和诗文的创作风格，二者在《韩愈集》中有同等重要地位。就像韩愈其人，这里不能尽说孙先生所说，而孙先生对韩愈诗文创作风格的评骘也难尽说。
韩愈的诗，向来与孟郊并称，甚至有“韩孟诗派”的说法；韩愈的文，向来与柳宗元并称，人们说他们共倡古文，习道“韩柳”而有“古文运动”之说。韩诗无孟诗的苦涩，韩文无柳文的闲散。只因为韩愈的人生比孟郊、柳宗元都要幸运。孟郊46岁中进士时，那得意劲化成了“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登科后》），可50岁才得溧阳县尉，郁郁寡欢，最终穷愁而死。柳宗元在“永贞革新”失败后，先贬永州司马，再贬柳州刺史，47岁死在柳州任上。韩愈有短暂的阳山、潮州之贬，贬后重获升迁，到底还是命运不同。
韩愈是一个追求词必己出的人，为诗为文皆然。他生在中唐，没赶上盛唐的好时光，又处在李白、杜甫之后，多少有些难以超越的郁闷。他的诗并非没有盛唐诗的意象、意境，如《盆池》其五：“池光天影共青青，拍岸才添水数瓶。且待夜深明月去，试看涵泳几多星。”孙先生说它“描写得壮阔宏大、生机蓬勃，得尺幅千里之势”（153页）。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孙先生说它温润朦胧，深得人情物理。韩愈这些小诗为人称道，还是诗中的意象、意境造就的美感。
人们说韩愈诗歌时，多好说他以文为诗和以奇崛为诗。这是韩愈诗法、诗味、诗风的两极，他为文讲究文从字顺，与孔子的“辞达”说一脉相承。既然如此，诗何奇崛之有？前面提到他的《落齿》诗是一例，又如他的《醉留东野》写道“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吾与东野生并世，如何复蹑二人踪”；《寄卢仝》的“玉川先生洛城里，破屋数间而已矣。一奴长须不裹头，一婢赤脚老无齿。辛勤奉养十余人，上有慈亲下妻子”，韩愈用白描手法叙事，难怪宋人沈括说他的诗是“押韵之文”。他在诗里吐露出了不能与李、杜相从的遗憾，还在给《酬司门卢四兄云夫院长望秋作》的诗中表白了要“远追甫白感至諴”。只是诗到他这儿，要出新也难。探寻的结果是清人赵翼说的，他从杜甫诗的奇险处辟山开道，自成一家。韩愈《上宰相书》说自己“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好奇，于是有了韩诗之奇，既与同时的元稹、白居易的诗之俗区分开来，也与自己诗的平易区分开来。如他的《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说在衡山雾尽而见群峰，韩愈写道“须臾静扫众峰出，仰见突兀撑清空。紫盖连延接天柱，石廪腾掷堆祝融”，以想象见山高却因云的飘拂而有飞动之感。孙先生说它“意象奇纵，不落凡响”（90页）。又如《岣嵝山》，孙先生说它用“科斗拳身薤倒披，鸾飘凤泊拏虎螭”形容岣嵝山上神禹碑的文字书写风格，是以奇辞述奇事，不同凡俗。还有上面提到的《酬司门卢四兄云夫院长望秋作》，孙先生说它“全篇意新语奇，真正做到了‘横空盘硬语，妥贴力排奡’”（148页）。这本是韩愈对孟郊诗风的评价，孙先生用来评价韩愈的诗。诸如此类，总是一个“奇”字，或说“奇崛”。以文为诗的平易和追寻险峭的奇崛，二者都用诗之“赋”法出之，故在不同中有了相同点。其中的奇崛在中唐别开生面是人所共认，而他诗的平易本是中唐诗常见的现象，但引入了以文为诗的笔法，即使他诗的平易与同时人又有差异。
韩愈之文，少不了坐而论道，他的“原”体五篇，《韩愈集》中选的《原道》《原毁》可谓典范；他学孟而性直，气盛言宜之下，上面提及的《师说》《讳辩》《论佛骨表》无不以气势、明辩见长。这样一个正统的儒学士大夫，却生就了幽默的根性，他作《毛颖传》引来文坛的喧然大波，有好文者视之为大逆不道。《毛颖传》为毛笔作传，戏说它在秦时封于管城，号管城子，拜中书令，好文而不喜武，当用时人宠，老秃后人弃，终于管城。张籍说他的驳杂无实之说，有累令德；裴度说他不以为制，而以文为戏，有悖于文学教化。唯柳宗元作《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说“始持其书,索而读之，若捕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韩子之怪于文也。”读罢，他为之感动，以之狠批世之为文模拟窜窃者，取青媲白者，肥皮厚肉者，柔筋脆骨者，说他们读了《毛颖传》大笑不足为奇。这样的辩解还不够，他又说前圣亦不罪俳，何以世人要罪韩愈？
韩愈不乐做史官，但《毛颖传》全学司马迁的史笔，写实的《张中丞传后叙》亦然。孙先生说《毛颖传》“运笔奇正相生，亦庄亦谐；叙事状人，极其真切”（344页）。在这亦庄亦谐中，韩愈化庄入谐，对毛笔的调侃，影射的是当下文人命运。与《毛颖传》相类的还有《送穷文》，拟“穷”为“五鬼”，那智穷、学穷、文穷、命穷、交穷无一不是韩愈自己的写照，或说他以此“五鬼”代己诉穷。《送穷文》源渊有自，前有扬雄的《逐贫赋》、班固的《答宾戏》，孙先生说它“以戏谑的笔法来表达‘君子固穷’的正大主题，也是作者典型的‘以文为戏’文字”（349页）。韩愈“以文为戏”这两篇文章最为显见，但读《韩愈集》，何止是它们，又如他的《答吕毉山人书》，孙先生说它“以戏谑之笔，明正大之意，体现‘以文为戏’的真正精神”（432页）。而韩愈的《进学解》也被视为《送穷文》的变体。韩愈固然心有忧苦，却不失为一个很有趣味的人，并非呆板的冬烘先生。所以他为文还会翻空作奇，从无中生出有来。
韩愈《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开篇写道：“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夫冀北马多天下。伯乐虽善知马，安能空其郡邪？解之者曰：“吾所谓空，非无马也，无良马也。伯乐知马，遇其良辄取之，群无留良焉。苟无良，虽谓无马，不为虚语矣。”孙先生点评：“杜撰事典领起，突兀雄肆，立说新异，构想奇僻。”（323页）这“杜撰”的想象是西晋陆机论文的“精鹜八极，心游万仞”，南梁刘勰论文的“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所致。韩愈这笔法从孟子那儿来。孟子说理，好为假设前提，著名的“王顾左右而言他”，就是假设推论下的结果。翻空出奇，这里是虚拟的功夫。乌公重胤得温处士造，被喻为伯乐得良马，如此双誉的落点却是故人远行的隐忧。韩愈为文的纡曲深婉可见一斑。他“凭空斡旋，翻空出奇”（326页）又如《应科目时与人书》，这是他中进士后写的干谒求用之文，说江海里的龙，不是凡鳞常介可比：“其得水，变化风雨，上下于天，不难也；其不及水，盖寻常尺寸之间耳，无高山大陵、旷途绝险为之关隔也。然其穷涸不能自致乎水，为獱獭之笑者，盖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穷而运转之，盖一举手一投足之劳也。然是物也，负其异于众也，且曰：‘烂死于沙泥，吾宁乐之；若俯首贴耳，摇尾而乞怜者，非我之志也。’” 孙先生说它是以龙为喻，在空处斡旋。这与诗歌起兴的先言他物，以便引起所咏之词的做法相似。
翻空出奇的手法很多人用，如苏轼。他在应科考时写的《刑赏忠厚之至论》里说，“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宋人叶梦得《石林燕语》有这样的记载：欧阳修不解此说出自何处，朋友梅尧臣问苏轼：“子瞻徐曰：‘想当然耳，何必须要有出处？’圣俞大骇，然人已无不服其雄俊。”欧阳修也问过苏轼，苏轼说见于《三国志·孔融传注》，“曹操灭袁绍，以袁熙妻赐其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何所见，融曰：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尧、皋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欧阳修听罢也惊讶不已，感叹道：“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如是说颇有传奇的味道，说明苏轼也善翻空出奇，文章之妙，常见于此。
话说回来，韩愈的以文为戏，言此意彼，何尚不是翻空出奇呢？即使是看似平常的文字也给人这种感觉，如他在阳山写的《燕喜亭记》，张裕钊说他“叙山水多用排比，后借贬秩翻出意义，摩空取势，使人不一览而尽。”（《古文辞类纂诸家评议》）还有他的《送董邵南序》，明送暗留；《送孟东野序》说了不平则鸣，但希望孟郊不鸣个人不平，而鸣国家之盛。连他写的《圬者王承福传》也是寄托之文，平实中别有讥世的寓意。韩愈曾说他为文，人笑之则以为喜，人好之则以为忧，词必己出，不为不新之文，令人赞赏。
孙先生多从文学创作方法和风格来评说韩愈诗文，这构成他解读《韩愈集》的重要特色。他在《韩愈散文艺术论》《唐代古文运动》里，对韩愈文章的写作技巧和文学语言有全面的评说，而在《韩愈集》的解读中，以一诗一解、一文一解，己解与他人之解，让人看到韩诗、韩文不同的文学风貌，好诗者不能不读韩诗，好文者不能不读韩文，正因为韩愈诗文呈现出的绚烂世界。只是韩愈的文名远胜于诗名，尽管他的诗与文同样在中唐别开生面。
读孙昌武先生解读《韩愈集》，又见了说不尽的韩愈，说不尽的韩诗韩文，而孙先生的容貌也一次次地在脑海浮现。
本文作者：阮忠，湖北黄陂人，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古代散文学会副会长、海南苏学研究会会长。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韩愈集
（唐）韩愈著 孙昌武解读
¥88.00（精装）/¥58.00（平装）
978-7-5013-6880-8（精装）/978-7-5013-6881-5（平装）
2019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