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記，古稱“録”或“記”，起源於唐代，是我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文化現象。陳星庚、陳積澍父子皆爲民國初年北洋政府的中下層官員，也是寧波的鄉紳，他們的日記中透露出許多鮮爲人知的歷史細節。
陳氏父子日記爲編者劉濤於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五日在蘇州十方書屋購得，兩部日記共十八册，均爲稿本。其中陳星庚日記十二册，記事年份爲民國元年（一九一二）、民國七至八年（一九一八—一九一九）、民國十至十四年（一九二一—一九二五）、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民國十八至二十年（一九二九—一九三一）；陳積澍日記六册，記事年份爲民國六至八年（一九一七—一九一九）、民國十一至十三年（一九二二—一九二四）。
陳星庚是寧波著名鄉紳，早年曾在崇實書院跟隨清末大員薛福成學習，後隨薛福成出使歐洲，編譯了不少亞、歐國家的地理書籍。因長期在清廷户部、學部和北洋政府税務部門工作，他記録了這一時期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内容；回鄉居住期間，他十分關心寧波的市政及教育事業，日記中亦留下不少鄉土史料。陳積澍爲陳星庚長子，民國初年在北洋政府參議會工作，他的日記中更多的是基層公務人員的工作情况，乃是不可多得的民國政治史料。
陳星庚生平事略
寧波市海曙區境内的月湖號稱“浙東鄒魯”，自宋以來，月湖周邊即爲寧波大族聚居之地，尤以陳氏爲多，以月湖陳氏、倉基陳氏、鄮西陳氏三支爲大宗。月湖旁的青石街有一支青石橋陳氏，自明以來定居於此，繁衍生息，清末出現了中國近代早期外交、翻譯人才陳星庚。
寧波市天一閣博物院所藏鈔本《鄞城青石橋陳氏族譜》載，陳星庚世系始祖可追溯至明人陳誠。陳誠號文二府君，生卒年和事跡不詳。陳星庚高祖陳明煌，字耀宗，號炳齋，佾生。曾祖陳謨，譜名陳天錦，號筠溪，國子監生，後贈修職佐郎、國子監典籍銜富陽縣學訓導。祖父陳沅，譜名陳開源，字昆水，號芷穀，擅長詩賦，著有《卧雲樓詩賦》，現藏寧波市天一閣博物院。《卧雲樓詩賦》乃陳星庚硃卷中的題名。《寧波市天一閣博物館古籍普查登記目録》著録爲清芷穀撰《詩賦遺稿不分卷附卧雲樓賦草不分卷》，清鈔本。芷穀即陳沅。父陳文楨，字惠庭，一字緯庭，號翼生，寧波府學廪貢生，著有《一覽樓詩鈔》。陳星庚出生於清咸豐九年五月初八日（一八五九年六月八日），一説生於清同治三年五月初八日（一八六四年六月十一日），譜名陳運鴻，字翔生，號鈞侯，又號求爾草堂主人、諶墅老人。早年爲寧波府優行增廣生，曾師從董沛、劉鳳章等人，不過對他影響最大的老師應是薛福成。薛福成曾修建攬秀堂 攬秀堂及其改建之崇實書院部分藏書今存寧波圖書館。另據《申報》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八月二十四日《創設齋課示》載，孝廉堂（後改爲法政學堂）第一批開課學生計有十九人，陳星庚在列。，定期招攬寧波府學、鄞縣縣學的學子讀書、問學，内容不限於傳統的詩、賦、經、史，還有天文、算學、地理、語言及西方傳來的新學等，陳星庚常於此處求師問學。寧波圖書館藏《浙東課士録》收録了陳星庚等學子的策問文章。清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攬秀堂擴建爲崇實書院，陳星庚仍在書院策論問學，直至次年。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薛福成奉命出使歐洲，陳星庚隨行。薛福成爲陳星庚母王氏所寫《王太恭人六十壽序》有云：往余分巡浙東，頗調取續學敦行之士，課之於衛齋。嗣後創立書院以爲肄業之所，於是鄞縣陳生星庚與焉，生家世儒，素學有經法，閒亦講求洋務，喜言當世之事。去年夏，余奉簡命出使英法義比諸國，遂調之出洋，而是秋，生適舉於鄉，今年春請假北上試畢而歸，將於秋八月西征。見薛福成《王太恭人六十壽序》，（清）陳文楷：《鄞城青石橋陳氏族譜》，鈔本。同年十月，陳星庚中光緒己丑科浙江鄉試第二十八名舉人。由於會試，陳星庚没趕上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一月三十一日薛福成出洋航船，可能到第二年會試結束後，方出洋至歐洲。薛福成在《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光緒十六年庚寅（一八九〇）正月十一日中記：“學生、舉人陳星庚鈞侯，俟會試後出洋。”後整部日記及《續編》中均未提到陳星庚，因此無法知其確切赴歐時間。查《鄞縣通志》《鄞城青石橋陳氏族譜》及其子陳積澍《諶墅文集》，有“府君於光緒庚寅隨無錫薛公游泰西”之語，或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稍晚已赴歐，姑從薛福成日記。在歐期間，陳星庚作爲隨員，參與了不少外交事務，主要爲新疆劃界等事宜。《鄞縣通志》載：星庚在歐時，適英人圖侵我新疆喀什噶爾邊界，交涉方亟。薛知星庚擅圖繪之學，命悉心鉤稽舊圖經緯，窮一日夜之力，成喀什噶爾與阿富汗接界之圖三分，呈本國政府，諸當事據以力争，英人知不可蒙謀，乃寢。見《陳星庚傳》，鄞縣通志館編：《鄞縣通志·文獻志》，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五一年鉛印本。陳星庚在這一事件中被薛福成委任爲製圖師，一天一夜就繪成地圖，供清廷與英人談判。在歐期間，陳星庚還留下了《亞柏歲候佛篤環爾天文臺游記》《安巴里特游記》《拿破倫陵寢》等文章 以上文章俱收録於陳星庚撰、陳積澍編《諶墅文集》中，現藏於寧波市天一閣博物院。。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薛福成將《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在國内刊刻出版，陳星庚爲繕録員。此外，陳星庚致力於外國地理志書的編譯。《鄞縣通志·文獻志》載陳星庚著譯外國地理志書凡七種：《德國志》《緬甸志》《奥國志》《羅馬京城游記》等。《德國志》全稱《德意志國志略擬稿》，清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二）稿本，現藏寧波圖書館。陳星庚回國後又對此稿略做增訂，并由陳積澍重新編次。《緬甸志》則收録於《續瀛寰志略》中。《續瀛寰志略》，現有清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石印本，此書中另有陳星庚述、世增譯《緬甸國志》《中國印度圖説》《緬甸國志·緬甸諸城考》《撣人地志》等四種。《續瀛寰志略》存世較少，國家圖書館、浙江圖書館、天津圖書館等館有藏。《奥國志》和《羅馬京城游記》未見，或佚。清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陳星庚回國，同年被浙江巡撫廖壽豐聘爲撫署洋務總文案。次年，陳星庚參與了甲午戰争後杭州拱宸橋租界交涉事宜 參見陳善頤（陳星庚孫）：《杭州拱宸橋日本租界劃界交涉經過》，《浙江文史資料選輯·第八輯》，一九六四年内部編印本。。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陳星庚入京爲户部掌税務、户部河南司主事，參與了清政府處理三門灣租借事件。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意大利向清廷提出了無理要求，强行租借浙東三門灣爲意屬港口，還以武力相威脅。北洋艦隊即刻巡航，迫使意大利放棄了三門灣。此事令清廷不少官員認識到了三門灣的重要性，户部給事中張嘉禄請同鄉兼同事陳星庚繪製了三門灣地圖，上奏朝廷，請求開發三門灣。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陳星庚親歷了“庚子事變”，著有《庚子劫餘見聞》。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户部改爲度支部，陳星庚又先後任田賦司主事、筦榷司金銀庫員外郎、計學館幫辦、北檔房總辦記名，官至四品 《鄞縣通志·文獻志》中陳星庚傳記有“仕至户部員外郎，以憂歸，遂不復出”，此説恐不確。。後陳星庚丁憂，時寧波法政學堂已於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創辦，教授地方學生中外法律法學知識。陳星庚應邀於光緒三十四年至宣統元年（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出任監督（校長）。陳星庚提出寧波應設立公園的規劃，主張以薛福成後樂園爲公園 事見《申報》宣統元年（一九〇九）七月十日《甬紳創設公園之計畫》。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寧波市政府以後樂園爲基礎建設寧波中山公園。。宣統二年（一九一〇）陳星庚丁憂滿，出任貴州清理財政副監理官。在貴陽，陳星庚經歷了辛亥革命 參見陳善頤：《有關貴州辛亥革命補充資料》，《貴州文史資料選輯·第二輯》，貴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不久，陳星庚離開貴陽，前往長沙。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後，陳星庚長期寓居北京，在北洋政府的税務司任幫理、統計科主任 見陳善頤：《北京税務處始末》，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中國文史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版。。他曾提出《關於調查蘇皖兩省徵收貨厘情形》的呈案。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陳星庚獲四等嘉禾勳章。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陳星庚離開北京，返鄉居住，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去世。陳星庚妻王氏，其父爲清末天津知縣王炳燮。王氏育有一子一女，子陳積澍。陳星庚去世後，其子陳積澍整理其文集一部，未刊，即寧波市天一閣博物院藏《諶墅文集》，兩册，目次經馮孟顓整理，書前有張壽鏞民國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序，正文分十二卷：卷一爲賦；卷二至卷五爲古今詩；卷六爲書、序；卷七爲跋、考；卷八爲辯、論、義；卷九爲解説；卷十爲策問；卷十一爲頌、辭、紀念文、傳、記；卷十二爲碑、墓誌、事略和祭文。陳積澍亦曾整理其父遺稿《課餘集》《宿省集》《抱關集》等。《課餘集》收録陳星庚在家中、崇實書院、月湖書院等處所寫課藝文章，《宿省集》收録陳星庚出洋歸國後文稿，《抱關集》收録陳星庚在税務司所呈公文、尺牘和文章，惜三書皆未見。陳星庚佚作另有《入黔水陸紀程（附圖）》《中國海常關地址道里表》《先修職公年表》等。陳星庚在清末已有寫日記的習慣，其孫陳善頤在二十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撰有《有關貴州辛亥革命補充資料》，引用過陳星庚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十一月四日的日記，這部分日記情况不詳。陳星庚日記寫在商務印書館所印製六十四開大小的精裝袖珍日記本上，每頁分上下兩欄，分别標注公曆和農曆日期。日記正文後附有出入款目表、人名録、往來書信表和雜録。就内容而言，陳星庚日記大致以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爲界限。此前他居住於北京，記録内容多爲全國税務司和北京城内的大事、風土人情。此後陳星庚回到寧波，内容多以本地文人酬唱、家庭生活和自作詩文、楹聯爲主。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開始，陳星庚開始在日記中用藍色和紅色墨筆記録當日報紙或親歷親聞的大事。陳星庚日記中的政治史料
鴉片戰争後，清政府逐步喪失了關税自主權，清咸豐四年（一八五四），清廷開始任命外國人爲海關官員，同治二年（一八六三）英人赫德長期執掌中國海關總税務司，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清廷設立税務處，税務處獨立於度支部，名義上爲全國税收機關，實際上衹行文書之職，并無實權。民國元年（一九一二）袁世凱在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民國北京政府又被稱爲北洋政府。在北洋政府中，税務處仍獨立於財政部，直接對大總統負責，下設督辦（部長）、會辦（副部長）、正負幫調（辦公室主任、副主任）各一人，下設三股，每股内有股長、副股長、幫理、委員、辦事員數人。其職能除“負責徵收”海關税之外，還負責内地常關税收和鴉片禁運等事宜。由於海關事務由外國人控制，加之軍閥混戰，難以如數徵集，税務處的實際許可權并不大。陳星庚民國元年至十七年（一九一二—一九二八）在税務處工作，他的日記中保存了非常珍貴的第一手史料。陳星庚關於税務處工作每日記載最多的是處理函件、公文和編製統計表等内容。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一月十五日，他直接用一句“公事本清簡”來概述自己的工作，從側面反映了税務處作爲“有名無實”的税務機關，其職權的確十分有限。有時因時局動蕩，税務處工作量會受到不小的影響。如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第一次直奉戰争時，税務處就籠罩於戰争的陰霾中，當年四月二十一日直奉戰争已是一觸即發，吴佩孚聯合齊燮元等人發布了抨擊張作霖的全國通電，陳星庚在日記中直言：“望轉圜，係西人干涉也。”四月二十九日，直奉戰争爆發，北京時局驟緊，當日開始税務處文書數量大爲下降，一上午基本可以理畢。五月四日直奉戰争結束，張作霖戰敗，華北一帶局勢雖稍有緩和，但税務處的工作已經停頓，那幾日陳星庚均未到署工作，反倒是記述了大量北京近郊戰局的消息。六月二十二日，直奉戰争已結束一月有餘，税務處工作步上正軌，但工作量仍不多，他直言：“因時局多故，各署公文甚稀，本處來文不到十件或二十件，多辦存文，公事稀簡。”動蕩的時局深深地影響了北洋政府各部門的工作效率。北洋政府財政困局導致了税務處工作難以爲繼。因北洋政府缺乏關税自主權，其財政收入來源不足，加之軍閥割據、自然災害等因素，税務處經費拮据，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六月六日馮玉祥向税務處求借經費，陳星庚獲悉此事後，寫道：“馮軍督籌軍餉，月需三十九萬元，今按八成亦卅二萬，而各署奇窘，私向本署海關籌借，奈關税已抵債，賠各款及公債基金，分毫不能移動，由會辦婉告之。”北洋政府的十五年間，直系、皖系和奉系陸續上臺，政權的更迭同樣影響着税務處等機關工作。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六月張作霖在北京成立安國軍政府，自稱安國軍大元帥，税務處除在六月十八日祝賀“大元帥”張作霖外，竟無一事項，直到六月二十三日陳星庚纔回税務處工作，也衹是股主任一來，就宣告解散。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九月江浙戰争爆發，陳星庚作爲寧波人，尤其關注這場戰争局勢，每日瀏覽報紙，并在日記中鈔寫摘要。同年九月三日，記云：“報載本日下午一時，江浙軍於安亭、黄渡已入大戰。”受到江浙戰争影響，九月十四日顧維鈞代理内閣下臺，顔惠慶組閣，陳星庚記録了新一届内閣主要閣員名單。九月十八日第二次直奉戰争爆發，陳星庚感覺事態嚴重，特記吴佩孚任“討逆軍總司令”的消息。此後陳星庚開始記録北京城内關於戰争的民生消息，相比於戰争經過，這些文字更能反映當時北京市民的生活狀態。如九月二十二日其提到：“西院停工，爲運磚車恐被大兵强拉故也。”這説明市内存在兵員紀律涣散的現象。九月三十日，北洋政府强令職員購買災賑券，其時湖北遭受旱災，湖南等地遭受水災，陳星庚提到五角一張的災賑券可能是個别人中飽私囊的行爲，并對局勢有了初步的判斷。北京政變前夕，他記録了對民國成立十三年以來局勢的擔憂，次日補記了北京政變的細節及對百姓的影響：“今晨商民始行知覺，於見六言告示，始爲安静。”隨後寫到了北京城内特别是紫禁城附近的情形。十月十四日，他全文記述了“十月二十四日大總統令”，提到曹錕軟禁之事。其後數日，陳星庚幾乎每日都記録了馮玉祥軍在北京的動向，甚至在十一月一日他已有“昨日以民情惶惑，爲預防計，整理衣箱”的舉動，反映了亂局下寓居北京的外地官員的惶恐狀態。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後，陳星庚習慣用紅色墨筆和藍色墨筆在日記一側鈔録時政大事，這些大事的信息基本來源於報紙。如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二月十四日，陳星庚鈔録蔣介石致閻錫山電報一則：十四南京電：蔣中正表示負責，革答閻錫山禮讓爲國，相約下野。略言，革命非個人權利，自不必言禮讓……但不能以禮讓爲名，而棄黨國重任。自民元以至今日，重病即在推諉自全。此電載於《申報》同年二月十五日的《蔣抱完成革命决心》，乃蔣介石二月十四日關於閻錫山問題的談話。民國元年至十七年（一九一二—一九二八）陳星庚長居北京，他的日記中記録了不少老北京的風土人情和社會經濟史料。陳星庚的社交活動較多，常去參加社會名流的演講活動，如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十月二十三日去聽剛回國的梁啓超演講，他寫道：“曉起八鐘，至提調房，即到後偕同事齊、白二君，及張、李二友同出城，至湖廣館。少頃，徐元省、徐家舟、張寶爲、孫美伯諸君亦至……歡迎梁任公也。計到者千餘人。十一鐘任公至，由馬湘伯款接，任公遂演説，政黨一有公共之目的，奮鬥之决心，整肅之號令，公正之手段，犧牲之精神，寬洪之度量，尚有數條，因時間已促，不能多述。聽者拍掌如雷，馬湘伯後演説‘民主’二字，詼諧入妙。”十月三十日再至湖廣會館，聽梁啓超演説。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前，陳星庚長期居住於北京，關於寧波的記載相對較少。回鄉後，其日記主要内容都與寧波相關，其史料有兩類：一是他以黑色墨筆、藍色墨筆將寧波本埠報紙新聞載入日記中，如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寧波撤市復爲鄞縣、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靈橋（老江橋）修繕事等。第二是他喜將每日游歷記録下來，民國十八至二十年（一九二九—一九三一）日記中記載最多、最詳細者有江北青年會事宜及寧波中山公園、日新街、崔衙街等地所見所聞。如二月二十五日所記訪書和讀書事宜，他在大酉山房 大酉山房爲甬上知名舊書肆，老闆爲林集虛。鄭振鐸、馬廉等人在甬多從此訪書，頗有所得。購買目録一部、馮一梅著作及《宋書》一部，并詳細記録了買書價格、過程等。
陳積澍，陳星庚長子，生於清光緒十五年三月初八日（一八八九年四月七日），字時甫，小字定官，號雲汀。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陳積澍到文昌街陳家祠堂箭金學校讀書，師從叔父陳韶笙。讀書時，陳積澍結識了蔣介石 時蔣介石從奉化到文昌街陳祠箭金學校讀書，老師爲顧清廉。事見范學文《蔣介石家世及其它》，《寧波文史資料第四輯》，一九八六年内部編印本。辛亥革命後，寧波法政學堂改名爲四明專門學校，陳積澍即爲該校畢業生。畢業後，陳積澍負笈東洋，就讀於日本法政大學，并在法科畢業。歸國後，陳積澍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工作，民國五至六年（一九一六—一九一七）任參議院秘書。民國六至七年（一九一七—一九一八）任財政部官硝廠（天津）文牘科主任，民國八年（一九一九）被派到上海，出任財政部駐上海轉運處處長。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出任參議院庶務科科員，參與議事科和行政委員會事務，實際負責參議會日常會議的佈置工作。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初被調出參議院，任内務部秘書。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他擔任南京國民政府浙江省土地廳主任科員、浙江省政府秘書。據《申報》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十月十五日《浙省政府秘書處職員發表》。後蔣介石委派其至江蘇財政廳工作，不久調爲浙江裁厘委員會寧波洋廣税局局長，後又出任寧鎮船貨捐總局局長。據《申報》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七月十七日《浙財廳更换大批統捐局長》。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三月任浙江省第七區營業税局長，負責紹興、蕭山、諸暨等地的營業税納徵工作。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應當時蠶捐增設的需要，任新昌蠶捐總局局長。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辭去工作，回鄉閒居。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陳星庚去世後，陳積澍陸續整理其父遺作，編成《諶墅文集》等書。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六月十日陳積澍因病逝世。寧波《時事公報》於次日發訃告《本埠耆紳陳雲汀昨逝世》，訃告云：“本埠耆紳陳雲汀，今年六十歲。病患已久，突於昨日逝世，定明日下午大殮。聞者惜之。”六月十二日，陳積澍大殮。六月十三日寧波《時事公報》再發《陳雲汀病逝昨日大殮》的消息：“本縣耆紳陳雲汀，爲蔣總統早年知交。歷任海關秘書、洋廣税局局長等職，近年來息影家園。月前患心臟病，醫藥罔效，於本月十日晨病故迎鳳巷寓所。昨日下午二時大殮，各方友好前往弔唁者絡繹不絶，其公子現供職渝、青、台各地海關，聞耗後一時不及趕返奔喪。”陳積澍妻子林氏，寧波人，畢業於北京明倫女學校。其父林景綬，曾爲清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進士，歷任福建寧洋、壽寧知縣，陳林兩家爲世交。兩人育四子一女。長子陳善頤，又名陳員堂、陳艾堂，生於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三月二十七日，畢業於北京匯文大學校、全國税務專門學校，後爲浙海關税務司秘書。次子陳善豐，字芑堂，生於民國四年（一九一五），效實中學畢業生，一九四九年前在青島海關工作。三子陳善益，字菊生，生於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四子陳善同，字芾生，生於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女陳善媺。陳積澍日記寫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六十四開精裝袖珍日記本上。日記本每頁爲上下兩欄，分别標注公曆和農曆。日記正文後附有出入款目表、人名録、往來書信表和雜録。從時間看，民國六至十三年（一九一七—一九二四）是他在北京等地的任職日記。相比於其父，陳積澍日記内容有兩大特點：一是陳星庚每日記載以所見、所聞和報紙見聞爲主，但有時亦隨心所欲，規範性不强。陳積澍日記則非常規範，每日日記先必記一日天氣、温度或家中重要祭祀日、節日，再行記録每日事項；二是陳星庚日記内容相對零亂，家中事項、工作事項所記較爲瑣碎，有時不記，或有補記的現象，陳積澍日記更近工作筆記，以工作爲主，家中事項所記不多。作爲民國初年北洋參議院的一位秘書，他的工作内容及見聞付諸筆端，從中可以看到一位議會中下層工作人員對於時局的思考。議會名義上是國家最高立法機構，實際上由於軍閥政權的派系鬥争、議會内部的黨派鬥争，議會的有關法令效力大打折扣。至於法令的出臺更是一波三折，如衆所周知的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曹錕賄選事件，或稱賄選憲法事件。從陳積澍的日記中，可以看到當事的議會工作人員對於此事件和所謂議會立法權的考度。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六月曹錕逼迫黎元洪出走。陳積澍在六月十一日的日記中寫道：“上午去院，在科内與翰青談世事。張内閣既不能支持……乃設計軍警要餉，……逼黎出京去位，此計可謂狡矣。”隨後兩日他又記録了黎元洪至天津及將總統印璽交於國務院等事。自八月開始，曹錕一黨開始收買、脅迫議員，至九月十二日新一届大總統選舉預選會召開，陳積澍在場，他寫道：“至衆院門前，氣象森嚴，軍警夾道，因今日選舉大總統也。三時議長報告，人數計四百二十二人，距法定一百七十人未及，宣告延會。有議員……互相揮拳頭結果而散。”這場預備會議在相關史籍中記載不多，從中可見曹錕一黨恐已擾亂國會工作。十月五日，曹錕賄選爲大總統，陳積澍當日亦在會場工作，記云：“見象枋橋一帶軍警夾道，如臨大敵。衆院門前開有軍幕數座，除議員及重要職員外，不論中外男女均須檢查。……四時唱票，曹錕得四百八十票，孫文卅票，餘有得一二票。”陳積澍在回到參議院時，還發現院内尚有多名女偵探和便衣偵探，他没有明寫曹錕賄選之事，隱晦地説明了選舉氛圍的異樣。十日《中華民國憲法》通過，他寫道：“所謂十二年來糾紛之憲法，今日完全通過成立。但不知日後尚有糾紛否？不可前知也。”此時的陳積澍已經預感到這部賄選憲法一定會引發禍事，後此憲法引發了反對直系軍閥的全國性運動。除此之外，陳積澍對北洋政府内部利用國會鬥争的事件亦有着墨，如民國六年（一九一七）的府院之争。黎元洪與段祺瑞在是否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對德宣戰的問題上産生分歧。陳積澍在三月五日就預感到此次分歧，將會是一個危險的預兆：“聞段内閣於昨日因與黄陂爲外交事不合，意見去津，詢可危也。”段祺瑞以軍事壓力迫使黎元洪簽字妥協，在一定程度上達成了自己的目標，但是除總統同意外，還需要經過國會的討論表决纔能有法律效力。五月十日當參衆兩院就宣戰案展開討論時，陳積澍經過衆議院時觀察到：“請願宣戰公民團甚多，由象坊橋至順治門皆站立許多并發傳單，然窮民居其半，係雇來耳。”最終段祺瑞操弄國會事發宣告下臺，該届國會解散。他在五月三十一日記到：“因知倪（倪嗣冲）兵將來，國會將散，心甚不定。”六月五日又發生緩和：“邇來督團勢稍减，國會是否解散尚未可知。”這段時間内，他作爲國會參議院工作人員，格外焦灼。到了六月十二日，在督軍團命令下國會解散時，他反而“心甚定。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十四日又寫道：“江朝宗自諶違法之通電，今日見報章，可歎。”十九日寫道：“此種依法立論，對於現世成爲空談。”上述二事足見北洋政府的法制不過是一場空談。除了以參議院秘書身份親歷北洋政府重大政治事件外，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陳積澍擔任參議院庶務科科員，負責諸會場的組織等事宜，他對議會現場情形的記録非常詳細。如十月十一日國會第二届開會式上，他寫道：“十時開會，民八議員謝持等在場，不承認總統及總理，大聲拍桌，又指吴蓮伯非法，而在外之護議員，持參觀券進院，於議場拍照，外院演説，由警衛持出之。拍照時某議員不准總理拍入，胡鬧可鄙。”十月二十五日記載：“上午十一時院開選舉議長會，王、楊兩派主張選舉，民八派主張則否，因此在場大鬧，選票撕作粉碎，并張主席筆墨抛擲地下，又將票匣推反，致傷速記頭額，一鬧而散。”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一月八日寫道：“今日下午二時開議長决選會，楊永泰方面議員因人數不足，恐難勝選，遂故意爲難，以致秩序大亂，甚揮拳互打，極其危險，旋改談話會，即散。”衆議員各懷心思，争吵糾纏，甚至大打出手，以至斯文掃地。民國時期國會制度一方面確實不健全，另一方面則是北洋軍閥派系操弄國會的結果。陳積澍親身經歷了民初北京政府各派系争鬥，真實展現了北京戰亂頻仍的局面。張勳復辟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民國政壇的一場鬧劇，然而對於北京來説，幾日之内從民國到滿清再到民國，革命黨、軍閥、滿清遺老都從不同的身份、角度予以回憶。陳積澍日記則從政府工作人員角度描述了張勳復辟前後的北京城。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六月十五日他寫道：“張勳於昨日來京南河沿一帶，辮兵營帳約數十，望之可鄙，調停入京，率重兵同來，不知其用意也。天下恐懼甚不寧，小民何罪耶？”雖然他不知道張勳的計劃，可已經預感到張勳進京恐會破壞北京城内的治安局面，而他對辮子軍的厭惡，反映了其對封建制度的不滿。六月十七日他特意提到了北京城内“京城現時尚安清，然出京者亦不少，西城房屋一空，中票每日换錢一千〇二十，交票尤甚者，均督軍團所賜也。”這是當時北京城内狀態的第一手資料。張勳復辟後，北京民衆被要求家中懸掛黄龍旗，陳積澍頗爲驚异，甚至還打電話到衆議院問詢。段祺瑞在京城外向張勳開戰，城内遭受炮火轟擊，原先逃出城外的民衆亦遭其害。八日，陳積澍聽聞朝陽門有槍聲後，“急唤醒雙親及四姐，開門晤郭鄰，皆失色，遂急取便衣包裹二包，并取另錢，而槍聲尚未絶跡，請慈親及四姐先去教堂内暫住。”七月十三日他描寫了北京城内的凄慘景象：上午七時，同永福至東華門南河沿觀戰跡，東安門壘有沙袋以防槍彈，南河沿所有電綫均被炮彈所斷。余同永僕從橋過西岸，見辮兵在溝河内死者三人，西岸依巡警派出所，有辮兵死者二人，或頭部碎糊，或腰背洞穿，睹此慘狀令人不忘。而火如王候家之大帥府雖已焚如，餘火未盡，救火布帶尚向府施救。河沿一帶，機關槍彈之紙盒甚多，皇墻有洞穿者……今日嚴親從署茶役處取來炮彈之炸碎者一塊。張勳復辟給陳積澍造成了很大的陰影，他在第二年七月二日還提到：“去年今日，段護國軍破張勳兵於天壇及東華門，正危急之日也，今年得相安，亦未始非幸福也。”這些都反映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前後，北洋政府統治下政治、經濟、文化情形和民衆的生活，可謂是難得的第一手史料。此外，陳積澍長期在參議院和財政部官硝廠工作，因此他的日記中保留了不少行政制度運行的史料。他在參議院工作期間，主要工作内容有二：一是檔案收發，主要是公報。他負責將公報稿發往鉛印室，鉛印完畢後，將公報通過郵局寄出，如民國六年（一九一七）一月二十五日他就提到“寄外省各機關及駐外公使”。此外還要將公報交送議員，比如同年四月十六日“梁議員培來科取公報，發行報簽，即行檢交”。如果公報寄出遺失，陳積澍還要處理公報補發等事宜，同年三月十九日他就寫下了：“上午擬函稿一件致隴省議員，爲補公報事。”二是檔案管理。參議員每月月初立收發簿，陳積澍得將收來鉛印、油印檔案登記在册，月末歸結、整理、編輯該月收發報告清册，還要統一歸檔，將公報等裝訂，統一放入檔案櫃。有時，他還要整理檔案室，如民國六年（一九一七）三月二十四日他就“督令工人，搬運藏儲室二年殘公報於署東樓”，同年二月一日“同人群謂余好事，然余盡吾職，一經吾手，一草一木必有秩序，必可稽查，袖手閒談不如清理舊案。”陳積澍日記内容幾近工作筆記，因此對生活狀况着墨不多，但涉面却很廣，集中記録了近代北京市民社會和寧波祭祀風俗。萬牲園是農事實驗場附設的動物園，也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近代公共動物園。民國六年（一九一七）五月六日下午，他就寫道：“侍雙親，偕四姐、艾兒（陳善頤），至三貝子花園即萬牲園，又曰農事試驗場。雙親、四姐、艾兒先去，余於二時半到園。在標本室外遇雙親等，參觀暢歡樓形勝。在標本室外茶桌吃點、飲茶，母甚樂。今日天氣既佳，游興亦是足，雖往觀數次，而該園時加改良，因此不厭也。”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六月十日，陳積澍一家又前往萬牲園游覽，日記中描繪了園内的奇珍異景：“得見西藏牦牛，毛長五尺。又得見各種鸚鵡及冠冕鶴，象一以草飯投之，用鼻吸而吃之。極爲可觀……至東洋式屋，過橋之温室，觀各種花草。”真實再現了民國初年的市民生活。關於寧波的内容，陳積澍日記中出現最多的就是祭祀風俗。比如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六月二十三日寫道：“上午九時供粽，隨父叩祖畢，遂向雙親叩節禧，九時半在上房中間同吃粽……隨父叩端午祀，齋肉、三鮮、煙腸、鮝、雞、鮮力魚、白雞、烤夫、比巴、邊桃、烤筍乾、花生、瓜子供畢，同團聚，享餕。”這是寧波傳統的端午羹飯的場景。
陳氏父子書法風格的形成與時代背景有關。清末民國是社會變革的重要時期，陳氏父子是這場變革的見證者，其翰墨間記録的不僅是歷史的激變，更是其内心的迷茫與堅守。陳氏父子是這一時期典型的文人代表，游於西學，憂事國民，在政治的浪潮中沉浮，在動蕩的時局中立身。江浙、京畿、英法等國，父子二人的人生軌跡在宦旅的過程中，悄然發生着别樣的積澱，也構成了其書風的三大基本風格：江浙爲代表的南風，典雅娟美，承於二王，豐於書卷；京畿爲代表的多元碑派，書風厚樸；西學東漸途中對藝術自律的思考與爲新，自省求索。這既是陳氏父子的書風構成，亦是這一時期衆多文人的書法風格。
此外，需要説明的有兩點：第一，陳星庚光緒二十九至三十三年（一九〇三—一九〇七）的書信底稿册，共有一百二十通，有寄給其母親兄弟的，有寄給同事上級的，既有談家事的書信，也有談公事的書簡。寄出的書信多已散失，而書信底稿却保留了當時寫信的主要内容，特别是書信底稿册還附有這期間陳星庚收信、寄信、書信的記録，這些還原了陳星庚在此期間的生活與社會交往情况，作爲附録供學者參考。第二，陳星庚日記記事，民國元年（一九一二）依農曆，民國七年（一九一八）起依公曆，我們新編目録依日記原貌著録。爲了助益學林，我們將陳氏父子日記公之於衆，以期學術界能夠更多地關注民國初年社會史、江南鄉村社會史、浙江地方史、浙江書法史等。
供稿 | 苗文叶 编辑 | 邓旭欣监制 | 隋阳审核 | 弘文 点击"阅读原文"，到国图出版社官方微店购买；或联系发行部：010-88003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