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锋 | 手宣原大四色影印《宋本陶渊明集二种》序言

關於陶淵明集的歷代編纂、流傳情況，日本學者橋川時雄《陶集版本源流考》、郭紹虞《陶集考辨》有較爲系統的考察。據《陶集考辨》所列陶集統計，宋以前本有五種，宋代十六種，元代六種，明代三十八種，清代三十二種，現代三種；其中包括已經佚失的。實際上，流傳至今的宋本陶集不過五六種，且都是南宋時期的。而本次影印出版的兩種宋本陶集，即宋刻遞修本《陶淵明集》和宋湯漢注解并自序本《陶靖節先生詩注》，其特色、價值和遞藏等互相輝映，可謂陶集中緣分最爲奇特的“雙璧”。

宋刻遞修本《陶淵明集》十卷 

國家圖書館藏海内外孤本《陶淵明集》十卷，北京圖書館編《中國版刻圖録》《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等著録作“宋刻遞修本”，學界亦習稱之。因書末附録《曾紘説》一篇，頗似刊行時跋文，故有學者亦稱之爲曾紘本。該本二册，框高20.5厘米，寬14.8厘米；每半葉十行，行十六字；白口，左右雙邊。書外錦套題“宋版陶集”，清初孫延題簽；外封題“陶淵明集上（下）”，爲元代人所書，與卷端書名相合；内封題“陶靖節集”，題下注“宋刊”二小字，清初金俊明手書；卷前有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汪駿昌手書跋一篇。書中封面、卷首、卷末等鈐印，散如繁星，從元代人“桃源戴氏”“嘯庵”“商微子後，自亳之吴，再遷於鄞”（從《百宋一廛書録》説），到明清時期“文彭”“毛晋之印”“黄丕烈”“（汪）士鐘”，再到近現代“海源閣”“楊紹和”“周暹”（周叔弢）等，收藏有序，多見名家，相關軼事傳爲書林佳話。清人黄丕烈得之珍藏專室，書末特題“陶陶室藏靖節集第一本”。該書2008年收入國家首批珍貴古籍名録01014號，今有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的《中華再造善本》《宋本陶淵明集二種》等。

（一）該本陶集應稱“宋刻遞修本”該本陶集稱“宋刻遞修本”本於卷末所附《曾紘説》，其全文如下：余嘗評陶公詩，語造平澹，而寓意深遠。外若枯稿，中實敷腴。真詩人之冠冕也！平生酷愛此作，每以世無善本爲恨。因閲《讀山海經》詩，其間一篇云“刑夭無千歲，猛志固常在”，且疑上下文義不甚相貫，遂取《山海經》參校。《經》中有云：刑天，獸名也。口中好銜干戚而舞，乃知此句是“刑天舞干戚”，故與下句“猛志固長在”意旨相應。五字皆訛，蓋字畫相近，無足怪者。間以語友人岑穰彦休、晁咏之之道，二公撫掌驚嘆，亟取所藏本是正之。因思宋宣獻言：“校書如拂几上塵，旋拂旋生。”豈欺我哉！親友范元羲寄示義陽太守所開陶集，想見好古博雅之意，輒書以遺之。宣和六年七月中元，臨漢曾紘書刊。據《曾紘説》落款所署，毛氏汲古閣定此本爲北宋本。郭紹虞《陶集考辨·北宋本》在“宣和王氏刊本”條對此提出質疑：“謂宣和有曾氏刊本者，當誤。文末所謂‘臨漢曾紘書刊’，‘刊’字蓋出後人妄加，未可謂爲刊本之證。曾集本録此則，在《讀山海經》詩後，‘書’下無‘刊’字，益知所謂‘書以遺之’者 ，蓋書原本上耳，非别有刊本也 。”按，宋徽宗“宣和六年”，即公元1124年；曾集本爲宋紹熙三年（1192）曾集所輯刻《陶淵明詩》一卷《雜文》一卷。從大量異文及其標注位置的一致性來看，曾集本明顯爲宋刻遞修本的删减本，即主要删减了卷次標識和《集聖賢群輔録》等内容。曾集本《曾紘説》被移到《讀山海經十三首》詩後，僅有兩處不同，一是“平澹”寫作“平淡”，二是“‘書’下無‘刊’字”。宋刻遞修本“曾紘書刊”之“刊”，字畫略粗重，字形與前面氣象不類，因此“‘刊’字蓋出後人妄加”是可信的。即便“書”下有“刊”字，僅據《曾紘説》亦難推定宋刻遞修本爲曾紘所刊印。第一，文中明確説：“親友范元羲寄示義陽太守所開（刊印）陶集，想見好古博雅之意，輒書以遺之。”據此，《曾紘説》是曾紘讀了“義陽太守所開陶集”之後，將自己的感想和不同意見寫下來（未必“書原本上”）寄給“親友范元羲”的，而不是特爲宋刻遞修本寫的跋語。第二，我們再看宋刻遞修本《讀山海經十三首》之十正文仍作“形夭無千歲”，其後没有小字雙行的任何異文注解，而是在右側界綫外，對應詩句“形夭無千歲”添小字“刑天舞干戚”，這一格式在全書顯屬獨一無二的另類；又字形大小不均，筆劃纖細，字與字間隔空間寬窄不等，字體隨意，絶不類刊印小注，倒類讀者批注。若是曾紘刊刻不會草率如此。

第三，該本陶集采用缺筆避諱，涉及北宋的有玄、敬、殷、恒（有時漏避，如蕭統《陶淵明傳》“不能恒得”）、貞、桓、欽，涉及南宋的有構、遘，這是高宗趙構的避諱，至於孝宗趙眘（“慎”）以下諸諱則不避。因此，即便不以“宣和六年”爲刊刻依據，本書的成書年代也較他本陶集爲早，即在南宋初年趙構讓位、趙眘登基（1162）之前。    第四，從刻工活躍年代來看，該本陶集亦刊刻在南宋初年。《中國版刻圖録》圖版八十三《陶淵明集》條解題曰：“宋刻遞修本。杭州或寧波。……刻工施章、王伸、 洪茂、方成，皆南宋初年杭州地區良工，紹興十七年又刻明州本《徐鉉文集》。補版刻工與明州本《白氏六帖》《文選六臣注》多同，因疑此本亦當爲明州本。毛氏《汲古閣秘本書目》定爲北宋本，恐不確。”其説可信，該本陶集爲“紹興年間版刻”無疑。順帶一提的是，該本陶集絶多爲原版，補版甚少，僅有蕭統《陶淵明傳》結尾、《本朝宋丞相私記》後半部分、《曾紘説》前三分之二、《答龐參軍》等數處；對照曾集本，會發現其補刻内容不够精審，於異文注解多作捨棄。總之，該本陶集稱“宋刻遞修本”最爲得實，稱曾紘本或者曾紘刊本都不合適。所謂的曾紘本基本屬於子虚烏有，衹是《曾紘説》傳布開來嚴重影響了陶集對“形夭無千歲”的處理。（二）宋刻遞修本陶集當淵源於思悦本據北齊陽休之《陶潜集序録》，梁代之前“先有兩本行於世，一本八卷，無序；一本六卷，并序目；編比顛亂，兼復闕少”。梁代蕭統編了八卷本，“合序目、傳、誄，而少《五孝傳》及《四八目》（即《集聖賢群輔録》），然編録有體，次第可尋”。北齊陽休之以此三本爲基礎重編爲十卷本，“録（蕭）統所闕并序目等，合爲一帙”，即詩文之外，增補了“《五孝傳》及《四八目》”等，在内容、體例上趨於完備。然《隋書·經籍志》著録“《陶潜集》九卷”，注云“梁五卷，録一卷”。《兩唐志》著録爲五卷。北宋宋庠《私記》云：“有八卷者，即梁昭明太子所撰，合序、傳、誄等，在集前爲一卷，正集次之，亡其録。”這裏没有提到其中有“《五孝傳》及《四八目》”，則九卷本一般不會是陽休之十卷本，而更可能是蕭統所編八卷本；至於“梁五卷，録一卷”當即陽休之《陶潜集序録》所云“一本六卷，并序目”。同時，陽休之十卷本流傳到宋代。宋庠《私記》云：有十卷者，即楊（陽）僕射所撰。按，吴氏《西齋録》有宋彭澤令《陶潜集》 十卷，疑即此也。其序并昭明舊序、誄、傳等合爲一卷，或題曰第一，或題曰第十；或不署於集端，别分《四八目》，自《甄表狀》杜喬以下爲第十卷，然亦無録。余前後所得本，僅數十家，卒不知何者爲是。晚獲此本，云出於江左舊書，其次第最若倫貫。據此，陽休之的十卷本至少有兩種版式在宋代流傳。一種是把序、誄、傳等非陶淵明詩文材料編入十卷卷次之内，有的編入第一卷，有的編入第十卷；即“其序并昭明舊序、誄、傳等合爲一卷，或題曰第一，或題曰第十”。另一種是把序、誄、傳等非陶淵明詩文材料編入十卷卷次之外，不放在卷前，而放在第十卷内，很可能是卷末；即“或不署於集端，别分《四八目》，自《甄表狀》杜喬以下爲第十卷，然亦無録”。總之，北宋時期，蕭統本、陽休之本仍然流行，但編次已非原貌。因此，出現了重編陶集，其中對宋刻遞修本産生直接影響的至少有兩種，即宋庠在“江左舊書”基礎上編成的宋庠本和僧人思悦編成的思悦本。

之所以説宋庠本對宋刻遞修本産生了直接影響，最直接的證據就是後者在雙行小注中采用了“宋本”（“宋庠本”的簡稱）十四條異文、注解，依次見於《贈長沙公族祖》、《歸鳥》、《九日閑居》、《遊斜川》、《答龐參軍》、《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飲酒二十首》其十五、《述酒》題下注、《述酒》、《責子》、《雜詩十二首》其六、《感士不遇賦》、《閑情賦》、《桃花源詩》。鄧小軍據此認爲宋刻遞修本的底本是“宋庠本”，他統計前者“小字校注異文，書‘一本作某’及‘又作某’，則有七百五十三處”，并分析説：“對照曾紘本校語與正文可知，書‘宋本作某’者，是表示此處異文從他本，不從宋庠本； 反之，書‘一本作某’及‘又作某者’，則是表示此處異文從宋庠本，不從他本。”按，“此處異文”是指陶集文本正文采用的文字。這種解釋衹是一種邏輯路向。另一種邏輯路向正好相反，“一本作某”及“又作某者”是宋刻遞修本照鈔的某底本，而僅有注明 “宋本作某”的纔采用了宋庠本，即宋庠本僅僅是一個參校本。如基本照鈔宋刻遞修本的曾集本，原文、注解一併鈔襲，極少有變動，從没有注明宋刻遞修本（代指當時對該本的稱呼）作某。又即使是曾集本增加的宋刻遞修本没有的異文注解，注明“一作某”，如《答龐參軍一首》六處雙行小注就是這樣處理的，這似乎證明采用了“宋刻遞修本”以外的陶集異文作注，但聯繫其他絶大部分照鈔宋刻遞修本的注解，兩類注解形式相同，無法區分到底誰是宋刻遞修本，誰非宋刻遞修本。這表明無法通過小注形式判斷“一本作某”及“又作某者”論定宋刻遞修本采用了宋庠本以外的某本，很可能是連注也鈔了宋庠本或者某底本。如果是後一種可能，這個某底本是哪種陶集本呢？宋刻遞修本非宋庠本之外的底本有兩種可能。一種是《曾紘説》所提及的岑穰、晁咏之所藏本或者范元羲寄示的義陽太守所刊陶集，因爲藏書者獲取了被刻入宋刻遞修本的《曾紘説》；但資料闕失，無法論證。另一種可能是當時頗爲流行的思悦本（諸多陶集和《韵語陽秋》《苕溪漁隱叢話前集》《藝苑雌黄》《艇齋詩話》等都涉及該本），其最直接的證據是宋刻遞修本卷二開端引用了五臣注和思悦關於陶詩甲子繫年的意見，透露出受到思悦直接影響的痕迹。又思悦本與宋刻遞修本編排體例極爲相似，思悦在治平三年（1066）所作《書靖節先生集後》記述到思悦本的編排體例：愚嘗采拾衆本，以事讎校，詩賦傳記，贊述雜文，凡一百五十有一首，洎《四八目》上下二篇，重條理編次，爲一十卷。近永嘉周仲章太守，枉駕東嶺，示以宋朝宋丞相刊定之本，於疑闕處甚有所補。其楊（陽）僕射《序録》，宋丞相《私記》，存於正集外，以見前後記録之不同也。思悦本凡“一百五十有一首”之數與宋刻遞修本每卷卷首所注明詩文數量之和相等，且都不統計卷二的《歸園田居六首》之六“種苗在東皋”一首；按，該詩末注明“此篇江淹雜擬，非淵明所作”，故卷二目下標明的是三十首，不是三十一首，如果統計在内，總數就是一百五十二首。思悦本“洎《四八目》上下二篇，重條理編次，爲一十卷”，宋刻遞修本也是十卷，《四八目》分入第九卷、第十卷。思悦本將“楊僕射《序録》，宋丞相《私記》，存於正集外”，宋刻遞修本也是把兩種資料附録於卷十之後，衹是最後增加了《曾紘説》。思悦本初編“采拾衆本”，但從十卷本的規模和收録《四八目》來看，乃本於陽休之本；思悦重編本進一步參考了“宋丞相（宋庠）刊定之本”，或者這次參考的成果在陶淵明詩文異文中的表現就是小字雙行注明的“宋本作某”吧。准此，宋刻遞修本陶集祖於陽休之十卷本，宗法甚至照鈔了思悦本，間接或者直接參考了宋庠本。從而成爲其後曾集本的直接底本，并影響了其他宋本乃至明清諸本。 （三）宋刻遞修本陶集的異文及版本價值宋刻遞修本陶集爲現存最早的陶集刻本，保存異文七百多處。其最大的學術價值是校勘價值，可以説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異文都可以在該本陶集中找到根源。曾集本鈔録了這些異文，所增極爲有限，不過數處；此後的陶集幾乎不見新的異文。如：陶詩名句“欲辯已忘言”，該本陶集“辯”字没有異文注解，而今學人普遍使用的逯欽立等整理本誤作“欲辨已忘言”，准之宋刻遞修本及其他宋本陶集，顯然是錯誤的。又如：《桃花源記》劉子驥得知桃源事後“欣然規往”，不作“欣然親往”，更符合下文“未果，尋病終”的文意；《五柳先生傳贊》“黔婁”下注云“一有‘之妻’二字”，注文與《列女傳·黔婁妻傳》相合，爲後世陶集所采信。可以説，關乎陶集本文理解的絶大部分異文問題可以追源至此。

宋湯漢注《陶靖節先生詩注》四卷

《補注》一卷

國家圖書館藏《陶靖節先生詩注》四卷《補注》一卷，二册，宋湯漢注，宋淳祐元年（1241）湯漢自序、咸淳間（1265—1274）刻本。錦套外木匣有清黄丕烈時題刻，書題作“《宋刻湯注陶詩》”；外封有乾隆十九年（1754）甲戌孫延題簽，書題作“《湯注陶詩》上册（下册）”；每卷卷首書題作“《陶靖節先生詩》”。框高19.5厘米，寬13.8厘米；每半葉七行，行十五字；上下單邊，左右雙邊；白口，雙魚尾。保留異文一百七十多處，另有注文八十多處，故稱《陶靖節先生詩注》爲得其實。該本前附周春手書跋，内容主要爲陶淵明總評詩話；後附宋自修、黄丕烈手書跋，内容主要交代該本陶詩在清代的發現和遞藏公案。2008年入選國家首批珍貴古籍名録01016號。在明代及其以前，湯漢注《陶靖節先生詩注》僅見元代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三〇著録，明代失傳，一直到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纔被發現。此發現意義非常，被郭紹虞稱爲“陶集版本上一大史實”。該本湯漢注陶集先爲鮑廷博所得，後送張燕昌，二人并不知湯漢其人，未加重視。周春借觀，識其真相。原主屢索不還，後經人調停，轉歸周氏。周氏重加補綴裝訂，“分爲兩册，完好如新”，與所藏宋刻《禮》書并藏專室，室號“禮陶齋”；後被書賈騙去《禮》書，改室號爲“寶陶齋”；後又失《陶》書，痛改室號爲“夢陶齋”。清嘉慶十四年（1809）爲士禮居主人黄丕烈購得，與宋刻遞修本陶集專室珍藏，卷末特書“陶陶室藏靖節集第二本”。據書中鈐印有著名藏書家“汪士鐘印”“楊紹和讀過”“周暹”等。1931年，爲周叔弢重金購得，1952年捐贈給北京圖書館。湯漢注本《陶靖節先生詩注》是由編陶集到注陶集轉折的重要標志，是今存陶集中第一個陶詩注本。其自序云：陶公詩精深高妙，測之愈遠，不可漫觀也。不事異代之節，與子房五世相韓之義同。既不爲狙擊震動之舉，又時無漢祖者，可托以行其志，故每寄情於首陽、易水之間，又以《荆軻》繼《二疏》、《三良》而發咏，所謂“撫己有深懷，履運增慨然”，讀之亦可以深悲其志也已。平生危行孫言，至《述酒》之作，始直吐忠憤，然猶亂以庾詞。千載之下，讀者不省爲何語。是此翁所深致意者，迄不得白於後世，尤可以使人增欷而累嘆也。余偶窺見其旨，因加箋釋，以表暴其心事，及他篇有可以發明者并著之。其主旨在於突出陶淵明“忠憤”之志。此説源於南朝沈約《宋書·陶潜傳》稱陶淵明耻事異代之説。《文選》唐五臣注、顔真卿《咏陶淵明》等最早作了回應，如後者云：“張良思報韓，龔勝耻事新。狙擊不肯就，舍生悲縉紳。嗚呼陶淵明，奕葉爲晋臣。自以公相後，每懷宗國屯。題詩庚子歲，自謂羲皇人。”這便是湯漢序言“不事異代之節，與子房五世相韓之義同”所本。陶淵明在宋代受到蘇軾高度推尊之後，讀者多從超世平淡解讀之，但也有例外。尤其是到了風雨飄摇的南宋，讀者從陶淵明身上多見入世精神。黄庭堅、辛棄疾等比之爲諸葛亮。黄庭堅《宿舊彭澤懷陶令》云陶“淒其望諸葛，骯髒猶漢相” ，陳與義《題酒務壁》稱“當時彭澤令，定是英雄人”。把陶淵明比作諸葛亮與比作張良爲同一思路。朱熹雖然把陶淵明歸入老、莊，但提出陶淵明本來“豪放”，《咏荆軻》是“露出本相者”；真德秀不滿意朱熹之論，在《跋黄瀛甫擬陶詩》一一舉例論證“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指出：“或者徒知義熙以後，不著年號，爲耻事二姓之驗。而不知其眷眷王室 ，蓋有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爲，故肥遁以自絶。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顧讀者弗之察爾。”真德秀年長於湯漢，二人爲忘年交，曾招致湯漢爲賓客，寫詩贊湯“清芬襲芝蘭”。湯漢曾爲真德秀刻印過《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讀書記》，作《西山先生讀書記序》。湯漢注陶無疑受到真德秀等人的影響，所以在序言中提出陶淵明“每寄情於首陽、易水之間”，特别拈出《咏荆軻》等數詩以爲特證；又在《咏二疏》題下注云：“二疏取其歸，三良與主同死，荆卿爲主報仇，皆托古以自見云。”此與序言彼此呼應。

湯漢《陶靖節先生詩注》對後代影響最大的是對《述酒》詩的注解。宋刻遞修本、湯漢注本都引黄庭堅語解題云：“《述酒》一篇蓋闕，此篇似是讀異書所作。其中多不可解。”湯漢注本參考了今天已經佚失的韓子蒼（名駒）本陶集。《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引用韓子蒼語云：余反覆之,見“山陽舊國”之句,蓋用山陽公事,疑是義熙以後有感而作也,故有“流泪抱中嘆”“平王去舊京”之語,淵明忠義如此。今人或謂淵明所題甲子,不必皆義熙後,此亦豈足論淵明哉！唯其高舉遠蹈，不受世紛，而至於躬耕乞食,其忠義亦足見矣。這直接啓發了湯漢，在《述酒》解題中，他勾稽史事具體論證云：按晋元熙二年六月，劉裕廢恭帝爲零陵王。明年，以毒酒一罌授張偉，使酖王，偉自飲而卒。繼又令兵人逾垣進藥，王不肯飲，遂掩殺之。此詩所爲作，故以《述酒》名篇也，詩辭盡隱語，故觀者弗省，獨韓子蒼以“山陽下國”一語疑是義熙後有感而賦，予反覆詳考，而後知爲零陵哀詩也。不但序言中提到韓子蒼，注解中也提到，如注《述酒》“平王去舊京”不取宋刻遞修本的“平王去舊京”，注“王”字云“從韓子蒼本，舊作‘生’”。《述酒》有十二個注解（包括補注二個），在全書中最爲詳密，發前人所未發，豁人耳目。此外注《贈羊長史》、《飲酒二十首》之二十、《九日閑居》等也注意發掘忠憤之情。與强調陶淵明“冲淡和平”不同，宋末士人深會淵明亡國之悲。湯漢注陶即集中關注淵明“不仕異代之節”，對以“忠憤”爲主的“清言微旨，抉出無遺”。元代吴師道因此認爲湯漢此解“發千古之未發”。湯漢的注還涉及揭示詩句意藴、典故解釋、生平背景提示、異文恰當選擇等。如“田子泰”下注曰“田疇字子泰,北平無終人”，這是對宋刻遞修本“聞有田子春(一作泰)”辨證之後的精當取捨。也有欠當之處，如“悠然見南山”一句過於相信蘇軾判斷，不注“一作望”的異文；“刑天舞干戚”一句過於相信曾紘意見，不注“形夭無千歲”的異文。但瑕不掩瑜，作爲第一個極富特色的陶集注本，湯漢的基本觀點和注解體例不但影響了後世陶集和讀者，如李公焕《箋注陶淵明集》、陳仁子《文選補遺》、黄文焕《陶詩析義》、陶澍輯注《靖節先生集》等繼承和發揚了湯漢本箋注體例和忠憤觀點。注者湯漢（1202—1272），字伯紀，號東澗，南宋饒州安仁（今江西餘江東北）人。理宗淳祐四年（1244）進士，授上饒縣主簿，改信州教授兼任象山書院長。歷任國史實録院校勘、太學博士、秘書郎、提舉福建常平、禮部郎官兼太子侍讀、華文閣學士、提舉江西常平、太府少卿、秘書少監、福建安撫使。度宗即位後歷任太常少卿、華文閣待制、工部侍郎兼侍讀等職，以端明殿學士致仕。謚文清。著有文集六十卷，佚。《宋史》卷四三八《儒林傳》有傳。湯漢注本陶集當亦出思悦本、宋刻遞修本一系，而不出宋庠本。湯漢注本陶集正文選字多與前者同，而與後者異。如：1.南窗罕悴物（《五月旦作和戴主簿》）。湯注本、宋刻遞修本同，前者無注，後者注南窗“一作明兩”，注罕悴“一作萃時”。按：焦竑本陶集正文作“明兩萃時物”，注云“從宋本。一作南窗罕悴物”。2.“衣食當須紀”（《移居二首》之二）。湯注本、宋刻遞修本同，兩本皆注云“一作幾”。按：焦竑本陶集正文作“衣食當須幾”，注云“宋本作幾。一作紀，非”。3.“哀蟬無歸響”（《己酉歲九月九日》）。湯注本、宋刻遞修本同，皆注歸“一作留”。按：焦竑本陶集正文作“哀蟬無留響”，注云“宋本作留。一作歸，非”。4.“深得固窮節”（《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湯注本、宋刻遞修本同，前者深無注，後者注“一作謬”。按：焦竑本陶集正文作“謬得固窮節”，注云“宋本作謬。一作深，非”。5.諧氣冬輝（《贈長沙公》）。湯注本、宋刻遞修本同，前者輝無注，後者注“宋本作暄”。按：焦竑本陶集正文選用了“暄”，而注云“宋本作暄。一作輝，非”。6.“菊爲制頽齡”（《九日閑居》）。湯注本、宋刻遞修本同，前者爲無注，後者注“宋本作解”。按：焦竑本陶集正文選用了“解”，而注云“宋本作解。一作爲，非”。7.“歲月相催逼”（《飲酒二十首》其十五）。湯注本、宋刻遞修本同，前者催逼無注，後者注催逼“宋本作從過”。按：焦竑本陶集正文選用了“從過”，而注云“宋本作從過。一作催逼，非”。以上諸例，至少其中後四例，湯注本、宋刻遞修本都没有采用宋庠本。至於前四例，湯注本、宋刻遞修本小字注没有注明宋庠本而焦竑正文和小字注都采用和注明用“宋本”；又《飲酒二十首》其六“咄咄俗中惡”句、其十九“撫衣歸田里”句、《雜詩十二首》其三“日月有環周”句、《擬挽歌辭三首》其二“今但湛空觴”句等也屬於此種情況。如果焦竑本的“宋本”也是指“宋庠本”，則更説明湯注本、宋刻遞修本正文都没有遵從宋庠本。因此，湯注本、宋刻遞修本較之焦竑本更似屬於同一版本系列，而焦竑本則有意認同宋庠本。宋刻遞修本、湯漢注本陶集雖已有影印本，但因或改變了大小尺寸，或改變了紙張類型等，不能形神同傳。本次影印本嚴格按照原書尺寸和板框尺寸的標準，裝幀、設色等一仍其舊；遂使天下孤本幻中亂真而復焕然一新，化身千百，以慰讀者相思之情，可補藏家久闕之憾，功莫大焉，事莫美焉。是爲序。

李劍鋒

2023年3月19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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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古籍编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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