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11日，新华社以电稿形式公布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强调“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提出“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和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等工作原则，并阐述了完善古籍工作体系、提升古籍工作质量、加快古籍资源转化利用、强化古籍工作保障等具体要求。《古籍保护研究》第十一辑就是在这令古籍保护研究者和工作者振奋不已的背景下完成编辑的。本辑共刊出稿件23篇，分别纳入10个专栏。“特稿”专栏系为复旦大学杨玉良院士和吴格教授所设。二位先生今年同值古稀之年，而且均为古籍保护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秦颖、刘鹏、袁玉红、杨光辉特撰《擎古籍保护科技之旗，扬中华文化发展之帆——杨玉良院士与中华古籍保护事业》一文，记述杨玉良院士创办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文物保护创新研究院，创设古籍保护二级学科博士点，开启古籍保护的多学科融合研究，参与古籍保护社会服务，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古籍保护，开拓古籍保护国际合作等事迹，既有史志之效，亦含贺寿之意。吴格先生为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中心主任，学识渊博，功力深湛，温柔敦厚，业界景仰。其在古籍整理方面硕果累累，中华书局今年执意为其出版文集，更是对其道德文章的充分肯定。该文集名为《文献形役录》，也恰是吴格先生于文献领域孜孜矻矻、长久努力的真实写照。本辑特此刊发该文集作者自序，以向吴格先生致敬、致意。“名家谈古籍”专栏刊文3篇。李致忠《中国书籍的起源与文明探源》指出，只要产生了书籍，世界便进入人类文明的新阶段，中国典籍产生的时代可锁定在距今4300年至2500年这段历史跨度内。文章对汉代孔安国古文《尚书序》的表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进行了深入辨析，同时以其他古代文献记载和当代考古发现进行印证，认为5000年来产生、演化、发展、形成的文字，构成了书籍产生的前提性要素，根据典籍产生的时间节点可以毫不迟疑地说，中华民族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沈津《宏烨斋学古笔记》从本辑开始连载。所谓“不动笔墨不读书”，前贤如顾廷龙、冀淑英先生者，阅读时皆有随时笔记之习惯。《宏烨斋学古笔记》源自沈津先生数十年的学术积累，内容均基于古籍实践工作与研究心得，旨在搜集整理稀见的文献学资料，以供学界同仁参考利用。许海燕译《一位西方图书馆管理员对〈永乐大典〉的思考》是英国汉学名家何大伟四篇文章的中译版。何氏供职于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中文部，2014—2021年在博客上发表四篇关于《永乐大典》的文章——《我为什么要研究〈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签佚书单考》《影印版〈永乐大典〉》《存世〈永乐大典〉残卷的收藏情况》。文章多角度记录了何氏求索《永乐大典》的印迹，对相关研究具有一定参考意义。“古籍保护综述”专栏刊文3篇。杨照坤《〈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医学古籍综述》指出，中医古籍作为中华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世纪50年代首次联合编目算起，普查整理和开发利用工作已持续六十余年。文章结合《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评审，概述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展以来中医古籍保护工作的新情况与新进展，系统分析了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中医古籍，同时分类列举了入选医书的重点和亮点，展望了未来中医古籍保护工作的方向。2022年6月29日，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古籍编目专业委员会宣告成立，这是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和中国古籍保护协会落实《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的一项具体行动。董桂存《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古籍编目专业委员会成立会议综述》，记述了该专委会成立会议的实况。该专委会是中国古籍保护协会下设的第十个分支机构，在全国范围内聘请权威古籍编目专家等，意在通过组织开展相关活动，促进古籍编目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推动古籍编目的社会协作和国际合作，提高古籍收藏单位古籍编目水平，使古籍编目和研究全面向纵深发展。陈小青《无锡市图书馆古籍保护工作综述——写在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复核之际》针对2022年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复核工作实际，从管理机构、人才建设、规章制度、书库改造、古籍普查、整理出版、数字资源、课题服务、宣传推广等角度，梳理了无锡市图书馆古籍保护进展情况，展示了地市级公共图书馆在古籍保护方面的坚守。“普查与编目”专栏刊文2篇。樊长远《小议〈春秋公羊疏〉著者的著录》，针对当代古籍目录将《春秋公羊疏》著者题为“唐徐彦”提出不同看法。指出元明清各种版本《春秋公羊疏》都无徐彦之名，而隋唐迄南宋官私藏目也未题著者，仅有著者为徐彦之传闻。学者对该书有大量考证，但相关问题聚讼纷纭无有定论，故古籍编目中径题“唐徐彦”缺乏科学依据。包菊香《〈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所收徐积〈节孝先生文集〉版本著录辨析》认为，名录所收8部《节孝先生文集》版本著录有欠妥当。文章通过考辨厘清：清康熙六十年（1721）王邦采刻本为清雍正锡山王邦采刻本，底本乃宋淳祐十年（1250）王夬亨刻本；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刘祐刻本为元刻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刘祜重修本。文章对刘祜生平事迹及所修之版刊刻情况也进行了钩沉。“修复与装潢”专栏刊文4篇。黄正仪、张毕佳《〈古籍特藏破损定级标准〉与古籍破损定级实践》通过《古籍特藏破损定级标准》与《馆藏纸质文物病害分类与图示》《破损等级的划分》（《纸质档案抢救与修复规范第1部分》）的细节对比和实验分析，提出在破损古籍甄定过程中运用“坐标系”来标示破损位置与破损面积测算的方法，在实践中具有重要推广价值，同时也契合破损古籍档案数字化要求。孔杰旦、黄艳燕《纸质文献表面微生物的检测初探——以清屯溪同文堂刻本〈幼学须知直解〉为例》，通过对纸表及破损处的微生物进行采样、实验室初步分离和数据鉴定，探究纸表以及纸质文物破损处微生物的存在情况，了解和分析文献流传过程中微生物侵害结果及保存环境，为纸质文献的修复及保存提供了科学数据。汪帆、刘华、刘晓立《图书馆古籍数字化过程中的保护与应急修复》指出，在图书馆古籍数字化实践过程中，常常会出现如断线、纸钉断裂等突发情况，如果处理不好会影响古籍安全。为规避这种“人为”损坏，在图书馆古籍数字化工作中，古籍修复人员应提前介入并全程参与，对突发问题进行针对性的应急修复。田婷婷《明内府刻本〈资治通鉴纲目〉瓷青色绢质书衣的修复》认为，绢质书衣破损虽有以纸补绢的先例，但重要藏品仍以寻找近似补绢为佳。《资治通鉴纲目》为国家图书馆“天禄琳琅”藏书，其卷十六的书衣大面积残损，修复中即采取以绢补绢之法，注重修补材料的选择与染色加工，取得理想效果。文章在细述瓷青绢质书衣修复材料选配、染色与具体修补做法的基础上，对如何解决修复材料不足与匹配度等问题也提出建议。“保藏与利用”专栏刊文3篇。胡艳杰、李国庆《天津图书馆藏国家珍贵古籍综述》以天津图书馆入选第一至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古籍为例，讨论了馆藏国家珍贵古籍之来源、入选《名录》古籍之概况、馆藏国家珍贵古籍之特色和价值、申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之意义等，还特别分析了申报工作中的教训，对今后之申报尤有警示意义。彭福英《国家图书馆藏穆麟德藏书珍本举要》指出，德国著名东方学家、汉学家和外交官穆麟德在华三十余年，熟悉汉语文化并收藏大批书籍。其语言才能十分突出，藏书语种多样且内容丰富。在这批涉及七十余种语言的藏书中，有关汉语及其方言的文献为汉语语言学研究、清末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珍贵史料。胡海帆《孟宪章先生妙鉴斋碑帖的新披露——兼论孟氏旧藏的研究价值和对碑帖整理工作的启示》介绍了2022年中国书店海王村拍卖公司“孟宪章妙鉴斋旧藏碑帖专场”拍品概况，对明拓《狄梁公碑》《“袁刻”淳化阁帖》《泉州本淳化阁帖》及初拓《式古堂法书》等重要碑帖展现的版本特征和现象做了梳理研究，强调建立碑帖鉴定参照系和积累参考数据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文章还以国子监刻本系列《淳化阁帖》卷三《家弊帖》、卷九《阮新妇帖》的石花与“银锭纹”为案例，考察了确立《阁帖》考据点对《淳化阁帖》版本鉴别的助益。“再生与传播”专栏刊文2篇。付明易《古籍抢救性出版的规范程式——以〈影印宋碛砂藏经〉及〈宋藏遗珍〉为例》认为，《影印宋碛砂藏经》和《宋藏遗珍》是20世纪30年代古籍影印出版的典范之作，具有鲜明的版本特点和突出的文献价值。两书分别由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北平三时学会倡导组织，在出版过程中形成完备的组织形式、规范的出版流程、高效的营销策略，最终输出了优质的影印成果，为抢救与传播珍贵佛教文献做出贡献。黄春《博物馆利用古籍策划展览探析》认为，博物馆作为古籍存藏机构如何发挥特长，利用古籍进行展览策划以达到知识普及等目的，是值得探讨的课题。文章通过分析古籍展览与器物展览的区别与融合、古籍在展览中的利用方式、博物馆利用古籍策划展览的策略和路径等，提出了博物馆如何更好地利用古籍资源打造专业化展览的思路。“版本与鉴赏”专栏刊文2篇。周莎《清宫旧藏〈清文翻译全藏经〉经版研究》，介绍了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清宫刊刻和收藏的《清文翻译全藏经》经版。文章对这批乾隆时期刊刻的清宫旧藏经版的形状、造型、纹饰等进行了精准描述，客观呈现出所见经版文物的基本信息，分享工作过程中的记录和发现，为进一步的讨论研究奠定了基础。毕晓乐《清道光刻本〈汉四皓石刻题跋〉考论》针对山东省图书馆藏清道光刻本《汉四皓石刻题跋》进行个案研究，通过名家题记揭示了该递藏过程，还原了尘封已久的藏书故实。文章认为书中双钩摹本留存了拓本原貌，同时征引四皓石刻相关文献加以注释考证，对于确定四皓成员名称及石刻行政区划变迁具有重要史料价值。“书评与书话”专栏刊文1篇。凌一鸣《敢从沧海问津涯——评〈问津〉的稀见宝坻文献整理与印行》认为，由于特殊的历史、地理、文化条件，天津地区产生了数量庞大、特点鲜明的历史文献。2020年，天津问津书院编辑的《问津》丛刊，以“稀见宝坻文献”为主题引介了宝坻文献挖掘整理系列成果。问津书院长期关注天津郊区尤其是远郊地方文献发掘，以此整合组织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团队，从实践角度对地方文献的寻访、整理和研究模式展开了系统探索与创新。“研究生论坛”专栏刊文1篇。周晶晶《拓展古籍保护专业研究生生源之我见——以天津师范大学为例》指出，学界关于古籍保护人才培养的研究多是由上至下，而对古籍保护专业研究生生源的探讨较少。但古籍保护专业研究生是古籍保护人才的重要来源，应对研究生生源进行主动挖掘和研究。文章从拓展古籍保护专业研究生生源的必要性、如何拓展古籍保护专业研究生生源、拓展古籍保护专业研究生生源后的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了较深入分析，以期为古籍保护人才培养提供新的思路。从第十一辑开始，《古籍保护研究》将由大象出版社移至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前十辑与大象出版社的合作可称圆满，对今后与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合作我们也充满期待，美好再出发！王振良
（王振良，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古籍保护研究》编辑部主任。）古籍保护这十年：让古籍“活”起来传下去
■ 文章来源：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综合编辑室供稿 | 许海燕 编辑 | 杨洋监制｜高爽 审核 | 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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