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大伟 | 一位西方图书馆员对《永乐大典》的思考

一、我为什么要研究《永乐大典》

我对汉学唯一的原创性贡献是发现了一册未被著录的《永乐大典》，而《永乐大典》是中国著名的百科全书。
1997年4月，阿伯丁大学召开了一个纪念理雅各（James Legge）逝世100周年的会议。理雅各来自阿伯丁哈德利镇（Huntley，Aberdeen），曾在中国传教多年，后来成为著名汉学家及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会议期间的一次晚会上，我问默特尔·安德森·史密斯（Myrtle Anderson Smith）女士，她所负责的特藏部有没有中文藏书。她唯一能想起来的就是一册黄色丝绸封面的大书，正文是朱、墨两色，这可能是某册《永乐大典》。第二天对这本书的鉴定证实了我的判断——《永乐大典》的封面和版式都与众不同，尺寸也远远大于其他中文图书，这些特点使人印象深刻并很容易回忆起来。所谓容易，是指如果你曾经看见过或者触摸过。从此以后，我就被当作《永乐大典》研究领域的专家。2002年，北京要举办一个纪念《永乐大典》编纂600周年的研讨会，我受邀参会并在会上介绍英国所藏《永乐大典》。为了准备这次发言，我开始尽可能多地收集关于《永乐大典》的各种资料，主要是1900年夏“使馆之围”以后，《永乐大典》残卷的下落情况。后来，我又对这篇论文进行了扩充，涵盖了欧洲图书馆所藏《永乐大典》残卷，直到10月份我前往爱尔兰都柏林拜访切斯特·比蒂图书馆（Chester Beatty Library），这篇论文才最终完成。文章非常枯燥，内含大量脚注和一个详细的表格。内容基本上就是我在北京参会时的发言。2009年3月，阿伯丁大学中文学习小组邀请我去介绍阿伯丁大学藏《永乐大典》。借此机会，我写下了自己对中国百科全书的理解，以及《永乐大典》是如何编纂的。最近，英国国家博物馆举办了明代文物展（Ming Exhibition），展品之一就是来自大英图书馆的一册《永乐大典》。《亚洲艺术》杂志刊登了一系列关于这个展览的文章，我的论文也是其中一篇［Arts of Asia，2014，44（6）82-89］。应杂志要求，我对自己的论文进行了修订。见过《永乐大典》残卷的人少之又少，更不用说触摸过了。因为我们所说的这部书从来没有印刷过，而且残卷散藏在世界各地的少数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最多，但是，即使代表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前去拜访中国国家图书馆，我也不会要求他们展示《永乐大典》。因为那就好像一位中国同行拜访博德利图书馆，要求我们展示一件《古腾堡圣经》（Gutenberg Bible），或《第一对开本》（First Folio，即莎士比亚剧作合集本）一样。无论如何，仿真复制品就可以较好地体现原书的风貌。1773年开始修《四库全书》时，《永乐大典》就被用于辑佚佚书。因此，《永乐大典》的内容已经被研究得非常透彻了。我现在还记得，2002年的北京研讨会上，当一位参会者谈到这个话题时，听众反应冷淡。我打算写三篇（或许更多）博客，来阐述《永乐大典》吸引我的地方。首先是编纂方式，独特而新颖。以下是我为博德利图书馆藏19册中一册所编的目录：永乐大典  残一卷（19735）/（明）永乐中解缙等奉敕编明嘉靖隆庆间内府重写本包背装1册；51公分

MS.Backhouse 1j=Arch.O.a.6/17

一册的封面曾经修复过，不过两个题签都保留下来了。有的残卷上，其中一个或者两个题签都不见了。左侧题签简单明了，是书名及卷数。这册只有一卷，不过大多数《永乐大典》包含两卷或者三卷。卷数连续编排，根据卷数无法判断内容，内容是由右上侧的题签体现的。

《永乐大典》问世之前，中国规模最大的书是《太平御览》（1000卷，公元983年完成）及《册府元龟》（也是1000卷，公元1013年完成）。这是“宋四大书” 中的两种（另外两种是《太平广记》和《文苑英华》，分别于公元981年和公元982年完成）。这些书都按主题编排。但是《永乐大典》的规模超出“四大书”的2000倍。据《明实录》记载，皇帝本人要求条目按韵编排，这样查找起来“便如探囊取物”^①(《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十一，叶九)。据我所知，这是中国百科全书第一次不按主题而按韵目编排——类似英文中的按字母排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做法有点儿随心所欲。《永乐大典》据《洪武正韵》编排。当时《洪武正韵》刚刚编成不久，已被确定为标准。它是遵照明朝第一个皇帝明太祖的旨意编纂的，公元1375年编成，本意是将中原正音作为标准，实则反映了编纂者的南方口音。博德利图书馆有两部明版《洪武正韵》，借此机会介绍一下：洪武正韵 十六卷/（明）洪武八年［1375］乐韶凤等奉敕撰 明嘉靖四十年［1561］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刘以节刊本线装5册；31公分Backhouse 406洪武正韵 十六卷/（明）洪武八年［1375］乐韶凤等奉敕撰 明刊本线装5册；30公分

Sinica 539 

这两个版本的版式相同，由此可以看出，这两个版本显然属于同一个系统。与CALIS数据库里查到的其他版本一样，这两个版本一定是根据初刻本刊刻的，而初刻本很可能是明初官刻本（imperial edition），尽管我在任何目录里都没有找到这样著录的版本。数据库里唯一的例外是一个明朝末期的版本，即明崇祯四年（1631）刻本。

《洪武正韵》首先根据四声（与现代汉语的四声不同）编排，每一个声调之下再按韵目编排。博德利所藏版本保留了原书的封面及题签（略受损，不过我会安排修复的），因此我们能看出检索如何方便，的确，如探囊取物。

回到上述《永乐大典》，由封面题签可以看出，这册是“屋”字韵第76册（一共251册），“屋”字在入声里排在第一位。不过，至少对我来说，找到这个字并非便如探囊取物。
《永乐大典》目录，如果曾经有的话，久已失传。但是，袁同礼在1932年的《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Bulletin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上影印了该馆新入藏的抄本《永乐大典》目录，目录上钤有翰林院印章，而《永乐大典》之前正是藏在翰林院［《永乐大典存目》，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2，6（1）：93-133］。袁同礼（1895—1965）毕业于北京大学，后来成为卓越的图书馆学家。他痴迷《永乐大典》，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来调查《永乐大典》残卷的下落，正如我在《欧洲图书馆藏〈永乐大典〉》一文里介绍的那样。（写于2014年12月3日）

二、《四库全书》签佚书单考

在我博客的其他文章里^②，我已经介绍了中国百科全书的性质，以及他们在辑佚书方面的重要性。

众所周知，《四库全书》是乾隆时期纂修的，其中385种书（超过收书总数的十分之一）已经失传，是从《永乐大典》里辑出来的。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辑佚的方式是非常严谨的。这也是《永乐大典》多年来一直吸引我的第二个特点，即粘贴在原书内封的《四库全书》签佚书单。博德利图书馆所藏19册《永乐大典》中，4册有书单；其中3张是刻印的，另一张是手写的。

这些书单极为珍贵，因为我们可以借此一窥《四库全书》编纂者们如何利用《永乐大典》进行辑佚。如果没有这些书单，这一过程就没有任何记录——那个时代的中国学者（如果不是所有时代的所有学者）对这种单调乏味的俗务没有兴趣。因此，在研究欧洲图书馆藏《永乐大典》的时候，我对有无书单的情况做了详细记录，并归纳如下：欧洲所藏59册中，12册有书单，16册有书单留下的痕迹，31册没有书单。

欧洲所藏《永乐大典》仅占原书的0.5%，而有书单或者书单痕迹的还不到一半。不但样本数量太少，而且我们也不知道那些没有书单的残卷是压根就没有，还是在修复过程中消失了。起初我以为没人研究这些书单，因为能接触到原书的机会实在是太少了，而中华书局1960/1984年影印版（我的论文中引用过）仅收录了正文，未收录封面、封底及相关内容。所以，尽管欧洲图书馆的样本数量不多，但我以为研究的大门是敞开的，要么我自己为汉学研究做出第二个原创性贡献，要么一个聪明的学生就这个题目写一篇学位论文。但是昨天，我的希望破灭了：在“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里检索之后，我发现了一篇这个专题的文章，作者是北京师范大学明清文献学教授张升［《〈四库〉馆签佚书单考》，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6（3）：61-66］，四库学是其研究方向之一。

张升先介绍了签佚书单的结构。这是显而易见的，接下来我会用博德利图书馆藏《永乐大典》所含书单进行展示。然后他根据书单对参与各卷辑佚工作的30位学者进行考证。根据所看到的书单（主要收藏在中国和日本）， 他考证出20位学者的姓氏，以及每位学者分别使用了哪些卷《永乐大典》。奇怪的是，他使用了博德利图书馆一册《永乐大典》（卷5244—5245）的书单，却没有提及另外两册（卷15073— 15075和卷16217— 16218），而后者能够帮他填补空白，考证出另外两位学者的姓氏，即来自广东的闵和陈。他也没有利用美国及欧洲其他机构所藏《永乐大典》。接下来，他考证了辑佚的过程，最后确定了辑佚的确切时间。在上述四个方面的考证中，书单即使不是唯一依据，也是主要依据。

这就是博德利图书馆一册《永乐大典》所含书单，各项内容分别做了标记：

博德利图书馆《四库全书》签佚书单

A.签出该册的纂修官的姓氏

B.该册所含卷序号

C.所辑佚书的书名，以及辑出内容的条数

D.所辑佚书的种数，以及辑出内容的总条数(一种书辑出的内容可能不止一条)

E.签出该册的日期

F.指派誉录佚书学者的姓氏

所有的书单都是用同一块版刻印的，上面的时间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只有月份和日期需要手写（E），据此可知辑佚的确切时间。不知道为什么，所有残存的书单都没有填写誉录者的姓氏（F）。

由上面的书单可知，乾隆三十八年八月十二日（公历1773年9月27日），一位闵姓纂修官签出卷15073—15075，并从里面的17种书中誉录20条佚文。

还有一种考证辑佚书数量的方法张升没有提到。下面这两个例子就验证了这一方法。2003年，江苏古籍出版社仿真影印出版了《永乐大典》卷7889—7890（非常逼真，像真的一样），其中包含一张书单；博德利图书馆藏《永乐大典》卷1036—1037则包含了一张手写书单。

在这里，佚书的书名并无二致，但是签出的条数则以圆圈而不是数字来表示，纂修官一定是一边翻阅，一边画圈，以免遗漏。因此我们能够得知他们当时是怎样工作的，跟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方法并没有什么区别。

我在博德利图书馆藏卷13872—13873里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证据，这册的内封有书单的痕迹，还有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此本无签”。这个纸条肯定不止字面意思这么简单，那么，还有什么含义呢?

回到上面那张完整的书单上，可以看到从《古今黈》中辑出两段佚文，在《四库全书》及之后的刻本中，书名著录为《敬斋古今黈》。“敬斋”是作者李冶（1192 — 1279）的号，李冶是元代著名数学家。辑出的内容包含他的笔记：

辑出两段佚文中的第一段在这里：

从《古今黈》中辑出的第一段佚文

从在线版《四库全书》卷二中可以查到辑出的这些佚文是怎么结束的：

至于如何根据这些辑出的佚文恢复原书，也就是说，根据什么顺序把这些片段缀合起来，以及如何分卷，我完全没有头绪。

时至今日，每当浏览这些《永乐大典》残卷，看到某些失传的古书能够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以及精确记录辑佚过程的这些证据，我依然无法抑制自己的激动之情。这些卷的顺序是否合适是另一回事，我会继续研究。（写于2014年12月9日）

三、影印版《永乐大典》

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版收录了绝大多数存世的《永乐大典》，共计730卷，分为20函202册。1984年，中华书局进行了重印，重印版增加了67卷，分为2函20册。下面是我所编的目录：

永乐大典/（明）永乐中解缙等奉敕撰 

北京：中华书局，1960—1984

线装222册；20公分

影印嘉靖隆庆间内府重写本残卷

内容：

第1—20函 永乐大典 残七百三十卷.-1960.-202册

第21—22函 永乐大典 残六十七卷.-1984.-20册

之后，《永乐大典》残卷在世界各地时有发现，并不时被单独或汇集起来影印出版。最近，博德利图书馆已经完成了所藏19册《永乐大典》的数字化工作。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所藏一册也已经数字化，并可以在线阅览。

2002年北京研讨会之后， 一批新发现的《永乐大典》被影印出版：

海外新发现永乐大典十七卷/胡道静撰序；许仲毅，余岚责任编辑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精装1册；30公分

ISBN：7-5326-1285-6

不得不承认，这让我很郁闷，因为其中3册在爱尔兰，而我还以为自己了解欧洲所藏的所有《永乐大典》。这下可好，我还得继续调查。

令人恼火的是，影印本仅注明所在国家，没有提及详细的收藏机构。不过在我看来，这比中华书局影印本稍好一点，因为后者没有提供任何细节。新发现的17卷中，美国和日本各2卷、英国5卷、爱尔兰8卷。

英国所藏的5卷在英国国家图书馆，分为两册，同事告诉我爱尔兰的8卷藏在切斯特 · 比蒂图书馆。不久之后，我就从网上查到了美国和日本的收藏情况。详情如下，一共7册：

1.卷803—806   爱尔兰切斯特 · 比蒂图书馆

2.卷8569—8570   日本黑川古文化研究所

3.卷10110—10112  爱尔兰切斯特 · 比蒂图书馆

4.卷13201—13203  英国国家图书馆

5.卷14219—14220  英国国家图书馆

6.卷15957—15958 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

7.卷19866 爱尔兰切斯特 · 比蒂图书馆

实际上，最后这一册，即卷19866，中华书局1984年已影印，但是缺第八页上半页，也许是1931年拍照复制的时候漏掉了。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时候把这页补上了。

不过，跟中华书局的影印版一样，上海辞书出版社也仅仅影印了正文，没有收录封面、封底等。因此，影印版里没有《四库全书》签佚书单（见前），也没有任何能够表明其来源的文字或者细节。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些《永乐大典》的流传轨迹都被清除了。

1900年的“使馆之围”中，因为有火灾，后又救火，因此有些《永乐大典》残卷上有大片水渍，切斯特 · 比蒂图书馆藏其中一册的最后一页尤为明显——我从马啸鸿（Shane McCausland）的Copying and transmitting，knowledge and nonsense（《复制与传播、知识与无意义》）［载Original intentions：essays on production，reproduction，and interpretation in the arts of China（《原意：中国艺术的生产、复制和诠释论文集》），佛罗里达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里复制了这一页，同时也复制了上海辞书出版社影印版的这一页。

影印出版过程中，对书影进行了很多的加工。比如，并没有按原书的形式去影印，而是把黑色文字提取出来，然后整齐划一地加上红色框线。可能是因为编者用的是黑白或者灰度图片，但是又想做得跟原书一样。但是，在切斯特 · 比蒂图书馆藏的某一册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插图也被印上了红色的栏线。

最近，中国国家图书馆计划原大仿真影印出版所有存世的《永乐大典》。为此，上周我们向他们赠送了博德利图书馆所藏19册《永乐大典》的高清电子文件。如前所述，这些文件已经全部发布在网络上，并已被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版所收录。博德利图书馆也有一套中华书局所使用的缩微胶卷。这是20世纪50年代牛津大学出版社为我们复制的，很可能是因为当时博德利图书馆没有拍摄缩微胶卷的设备。

中国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仿真影印版会是什么样子呢?我拭目以待。我尤其关注修图问题，因为卷14607-14709（MS.Chin.b.9）卷端有一段话，毫无疑问记录了这一册的来源：

北京，1900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从翰林院的废墟中抢救出的一册······T.Biggin (写于2015年5月29日)

附记：

2014年10月17日，星期五，机缘巧合之下，我得知美国洛杉矶汉庭顿图书馆新发现一册《永乐大典》。当时我正在位于都柏林的切斯特 · 比蒂图书馆查阅该馆收藏的《永乐大典》，那几册就放在我的电脑旁边。休息的间隙，我用电脑查收电子邮件，博德利图书馆同事发来的一个信息引起了我的注意，于是我看到了《洛杉矶时报》（L.A.Times） 的报道。

我记得当时很恼火，因为报道里提到“让我们回到19世纪中叶，当时英法联军侵略中国。在劫掠过程中，不少《永乐大典》失踪或被损毁”。这种说法没有根据。事实是，1900年“使馆之围”期间，我们偷窃/抢救（随便你们用哪个词）了一些《永乐大典》。还好，汉庭顿的报道没有重复这个错误。我打算在第四篇博客里对此进行反驳。

四、存世《永乐大典》残卷的收藏情况

2014年12月至2015年5月，我写了三篇关于《永乐大典》的博客。我一直想写第四篇，关于存世《永乐大典》残卷的收藏情况。1900年6月23日，星期六，“使馆之围”期间，翰林院失火，仅有约一半《永乐大典》得以幸存。在此期间，去年巴黎新发现的两册《永乐大典》为我提供了新的线索，借此机会一并写出来。

巴黎新发现的两册分别是卷2268—2269和卷7391—7392，翁连溪（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研究馆员、中国殿版古籍研究专家）和高树伟（北京大学在读古典文献专业博士，硕士论文主题即关于《永乐大典》）已经分别撰文进行了详细介绍^③。

巴黎当地时间2020年7月7日，星期二下午2时，巴黎知名博桑—勒费福尔拍卖行（Beaussant Lefèvre）举行亚洲艺术品拍卖会（Archéologie-Art d’Asie），两册《永乐大典》是拍品Lot231，单册预估价为5000—8000欧元。

很难找到有关拍卖细节的英文介绍。尽管这一消息对中国人的重要性远超西方，但是我当时在网上收藏的一些中文报道已经找不到了。因此，我要感谢中国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许海燕女士，她目前负责存世《永乐大典》的仿真影印工作。这篇文章里的很多信息都是她帮我收集的。我已经把这些信息复制了下来，以便长期保存。

下午4时47分，两册《永乐大典》以1万欧元起拍，瞬间突破50万欧元，1分半钟之后，竞拍价已经突破拍卖公司显示屏的极限，竞拍价无法显示。当天竞拍成功的那位中国女士从200万欧元时开始竞价，最终以640万欧元拍得。据悉，拍卖行的拍卖佣金为27%。因此，两册《永乐大典》的最终成交价为812.8万欧元。换言之，超出预估价1000倍以上。

那位中国女士的身份我还不清楚，她代表一位名叫金亮的中国商人前来竞拍，而金亮是被翁连溪告知拍卖一事并参与竞拍的。金亮是浙江人，上海春竹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奥特莱斯广场有限公司董事长。他资金雄厚且对古籍爱，又乐于公事，曾捐宋版书于浙江图书馆、敦煌卷子于栖霞寺。对中国人来说，这两册《永乐大典》能够回归中国当然是天大的好事，希望有朝一日它们能够归于公藏。

这件事使我重新思考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即存世《永乐大典》残卷的收藏情况。对中国人来说，其中大约一半藏在国外是一件非常敏感的事情。2002年4月，中国国家图书馆举办了纪念《永乐大典》编纂600周年的国际研讨会，我在会上宣读了英国图书馆藏《永乐大典》的论文。我后来对那篇论文进行了扩充，涵盖了欧洲图书馆所藏《永乐大典》，收录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所有欧洲图书馆藏《永乐大典》里。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我认识到了中国人对《永乐大典》的这份敏感。

在研讨会的招待会上，一群年轻而愤怒的记者包围了我，他们指责我是贼，要求我立刻把《永乐大典》还给中国。我个人是无辜的，但是这一辩解无济于事；我也没有资格把《永乐大典》还给中国，同样无济于事。一直到现在，我的博客下面还不时有这种愤怒的留言。

他们把《永乐大典》的散失与圆明园浩劫等同起来。但是，这两件事情完全不能相提并论。1860年圆明园惨遭破坏，完全是英法联军所作所为，这件事情我越想越难过。而“使馆之围”的情况并不相同^④。

据估算，失火之前翰林院藏有大约800册《永乐大典》；其中约400册毁于大火，400册幸免于难。幸存的《永乐大典》，大约一半在中国，其余的在“使馆之围"后，很快就被外国人带走了。但是，很多中国人认为，翰林院跟圆明园同时遭到劫掠，互联网上能搜到很多这样的说法。但是，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亲自翻阅了欧洲所藏的每一册《永乐大典》，并在论文所附的表格里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他们的来源无一例外指向“使馆之围”。没有证据表明，其中任何一册在此之前来到欧洲，更没有此前偷来并隐藏于公众视线之外的情况发生。

但是，巴黎新发现两册《永乐大典》的来源则不同。《永乐大典》对我而言早已不再神秘，现在我唯一感兴趣的就是他们的来源。非常不幸，人们对此知之甚少——或者，披露的信息太少——好似雾里看花。在文章最后，翁连溪说，据卖家介绍，这两册《永乐大典》乃家传，他们祖上有一位法国海军军人，19世纪70年代在中国与一些官员相交颇深，获赠了很多东西，其中便包括这两册《永乐大典》，基本确定来源有一定可信度。

如果这一说法属实，这两册《永乐大典》就是唯一在“使馆之围”之前来到欧洲的，而不是外国人从翰林院带走的。

之所以写下这篇博客，并不是为了证明《永乐大典》残卷流传至国外并被收藏是合理的，而是为了廓清被情感以及缺乏理智所遮盖的事实。(写于2021年3月18日，完)

注：① 原文为“庶几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译注。

②文章链接为https://serica.blog/category/encyclopaedias/.

③ 这两篇文章分别是翁连溪《新出现的两册〈永乐大典〉趣闻》和高树伟《读巴黎新见两册〈永乐大典〉记》。

④ 关于“使馆之围”的情况，本人已在《欧洲图书馆所藏〈永乐大典〉综述》(载2016年5月第3期《文献》)一文中介绍，此处不再赘述。

(【英】何大伟 撰，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中文部主任；

许海燕 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编审)

古籍保护研究（第十一辑）

编著者：《古籍保护研究》编委会 编

ISBN：978-7-5013-7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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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综合编辑室

编辑 | 王自晨

监制 | 高爽   

  审核 | 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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