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力 | 《中华再造善本底本印章考释》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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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流传至今的典籍十分丰富，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图书馆系统收藏古籍约2750万册之多，其中有善本250万余册。这些善本分藏于不同的机构，由于其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文物价值，为保护起见，收藏机构难以让人自由翻阅和借阅，由此产生了利用和保护之间的矛盾，而影印出版是解决这种矛盾的主要方式。其实前人早已意识到古籍的文物属性，现代影印技术发明以前，唯有影刻最能保存古书之原貌，可惜那种技术成本高昂，古书能以影刻方式化身千百者是极少数。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产生了影印技术，这种技术的便利性以及保持原貌的准确性，都远在影刻之上。
《中华再造善本》书影
为了能够让更多人接触到存世的孤本和善本古籍，2002年，《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启动，这项工程的指导思想就是“继绝存真，传本扬学”。该工程分批进行，总计分为五编：唐宋编、金元编、明代编、清代编和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编，每编下以经、史、子、集、丛编次。这项工程的出版工作即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承担，为最大限度地保持底本原貌，该项目大多采取线装影印形式，并以套色印刷方式影印出版。而钤盖于各底本上的印章则为套色，以此凸显对典籍递传的重视。
在传统观念中，藏书印始于唐代，唐代诗人王建在《宫词》中说：“集贤殿里图书满，点勘头边御印同。”集贤殿是唐代官方藏书机构，王建诗句可以说明唐代官方藏书已经使用藏书印记。有观点认为河南偃师杏园唐墓中出土的一方铜质“渤海图书”印章为私人藏书印今日所见最早实物。而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写本《杂阿毗昙心论》，钤盖有“永兴郡印”——永兴郡公元5世纪设于古代瓜州，由此说明了早在1400多年前，中国就已经在典籍文献中钤盖印记。
藏书印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物权的确定，还能体现藏书人的志趣所在。古代藏书印的印文内容十分丰富，除了名章外，还有大量的闲章，每方闲章都代表了藏书人的个性，又或寄托其志向。比如清初藏书家朱彝尊的藏书处为“曝书亭”，他的藏书印中自然会有这样一方“暴书亭珍臧”印，但他还有“秀水朱氏潜采堂图书”和“某会里朱氏潜采堂藏书”，正是这两方藏书印，让后世明确知道他还拥有其他藏书处。至于这些藏书在哪里，朱彝尊的一方闲章给出了明确地点：“别业在小长芦之南，殳史两山之东，东西硖石大小横山之北。”据传朱彝尊还有一方闲章，印文曰“七品官耳”，对于这方印文的来由，朱彝尊作过解释，原来是他中年时酷爱抄书，在朝为官时，看到宫内藏有许多孤本善本，于是私自带了一位书胥进宫抄录，为此受到弹劾而罢官。因此，“七品官耳”这枚印记表达了他重书轻官的人生态度。由这些例子可以看出，一枚小小的藏书印，背后往往关涉着许多的故事与史实。遗憾的是，在传统概念中，早期藏书者大多重内容而轻递传，直到明末清初时才略有改观，如徐的《红雨楼书目》有简单的版本记录，而钱曾所著《读书敏求记》开始著录版本特征及考订版本源流，毛扆的《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也开始有这方面的内容，直到清乾隆年间内府编纂的《天禄琳琅书目》，才开始对每部书著录书名、卷数、著者、内容大要、序言、题记、跋语、版本以及每一部书上钤盖的藏书印，这种做法可谓开风气之先。
“天禄琳琅”旧藏宋淳熙八年（1181）刻本《扬子法言》 今藏辽宁省图书馆
从《天禄琳琅书目》开始，藏书目录凸显出重在鉴藏的编纂理念，其于每种所著录之书中，都会把钤盖印章标识出来，并用不同的边框摹绘形状。自此之后，著录藏书印几乎成为了书目编纂的“标配”，不仅如此，于敏中等人奉旨编纂内府藏书目录《天禄琳琅书目》时，还会考证原书中藏书印的真伪。比如卷六著录的《河南程氏遗书》中写道：“书中有‘赵氏子昂’‘龙门子图书记’‘进士郡李县令’三印。考《元史》，孟頫以英宗至治二年六月卒，而邹次陈序作于至治二年七月，谭善心识语作于至治三年九月，是孟頫殁时书尚未经刊行，安得其收藏印记？‘进士郡李县令’一印，文义亦不可解。观三印，篆法俱极粗劣，其为书贾伪造无疑。”书商在书中钤上伪印，恰恰表明名家藏书印可以使古书增值，也说明了买书人对于名家递藏之本的重视。
藏书界有句俗语曰“人死章不烂”，藏书家身故后，其生前所用藏书印大多流传后世，有些书商得到这些藏书印后，会擅自钤盖在一些书上，以此谋求高利。但古代书商大多知识有限，甚至出现前述有时搞不清某部书的出版时间可能晚于原藏书印主人卒年的情况，以这种方式钤盖的藏书印往往容易辨识。但毕竟能得到名家藏书印的书商是少数，更多人采取的办法是伪刻伪造，比如《天禄琳琅书目》卷八“明版史部”著录的《资治通鉴纲目》中写道：“书中有‘项氏家藏’‘汪氏象家’二印，篆文杜撰，昧于古法，又二印字画模糊，不可辨识，均出书贾伪造之手，不足存也。”书商缺乏相关的知识，再加上治印者不是篆刻高手，这样的印章经行家过眼，自然容易辨认出来。
宋临安府陈宅书籍铺刻本《唐女郎鱼玄机诗》 今藏国家图书馆
清嘉庆初年紫禁城昭仁殿失火，致使“天禄琳琅”藏书几乎全部焚毁，转年宫内又搜集了一些善本，或许是急于恢复旧观，此后所编的《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中出现了不少伪本。当然，在此之前的《天禄琳琅书目》著录是否准确，因为原书的焚毁，已经无法印证，但是通过印章来考证版本，由此而形成了一种风气。
尽管在《天禄琳琅书目》之后，书目的编纂开始注重印章著录，然可能是限于篇幅，直至现在有些公共图书馆在著录馆藏古籍善本时，仍然仅注明几方重要的名家藏书印，余外则多以“等”字涵盖，这种方式对于看不到原书的使用者来说，等于缺失了很多重要信息。《中华再造善本》虽然注重保留原底本中的印章，但是这部大书发行量很小，除个别品种外，大多数的印量不超过300部，致使得到该书的公共图书馆将这些书也放入善本特藏室，大多数读者仍然难以随时一睹真容。
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靳诺女士在参加《中华再造善本》编辑工作时，萌生了将书中的藏书印提取出来，编纂为独立一书的想法。这个工作貌似容易，其实操作起来有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而此后该社的青年编辑王若舟先生也参与了本书的编纂，他们两人通力合作，尽心搜求考索，加之不忘虚心征求名家意见，前后历时近六年，终于有了此书之成。
印章之学乃是独立的一门学问，篆刻大家邓散木在《篆刻学》中将古人刻章之法总结为十四种：“临古、疏密、轻重、增损、屈伸、挪让、承应、巧拙、宜忌、变化、盘错、离合、界画、边缘。”具体到印章的篆刻，古人还会用到合文法、重文法等“字省”方式，尤其印章中还会出现大量的异体字、俗字等，有些印章甚至会以符号的形式出现，这就需要具备多方面知识才能正确的释读印文，而由此也能窥得两位编纂者学养之深。
三年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资深编辑王燕来先生命我编纂《国图日历——古书之美》一书的部分章节，在编纂过程中我结识了王若舟先生，此后方得知，《国图日历》中的部分章节乃至后记，以及该书的统稿均出自若舟之手，他做事之认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因此当我看到这本《中华再造善本底本印章考释》书稿时，更加感佩两位作者为此所付出的努力。
本文为《中华再造善本底本印章考释》序言，发表于《藏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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