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重民先生（1903—1975），字有三，精通古籍、版本、目录以及敦煌、方志之学，学识渊博，成就斐然，是我国著名版本目录学家、图书馆学家和敦煌学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重民先生曾担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主任及中国图书馆学会编纂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在北平和平接管时期（即1949年2月3日至6月8日期间）[1]10，王重民先生作为国立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下文简称“平馆”）代理馆长，在古籍保存保护、配补修复以及公众服务、展陈阅览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使平馆在北平和平接管这一重要历史过渡阶段，各项业务平稳有序，文化事业蒸蒸日上，为国家图书馆114年的辉煌馆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1948年11月，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北平、天津、塘沽、张家口、新保安等地形成分割包围之势，平津战役的胜利指日可待，中国共产党面临工作重心向城市转移的新形势。12月13日，党中央任命彭真为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为市委副书记兼北平市长。12月18日，在河北涿县市委第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下文简称“北平军管会”），并于12月24日，在河北良乡召开了北平接管干部大会。1949年1月1日，北平军管会发布成立布告，任命叶剑英担任北平军管会主任[2]。在各级党、政、军干部的领导以及图书馆界、文化界、教育界、宗教界各爱国人士的鼎力配合下，平馆各项业务平稳过渡，《赵城金藏》等一批险遭帝国主义劫掠的珍贵典籍得以妥善保存，合为完帙，古籍保护事业在和平接管后获得新生。在此过程中，作为平馆代理馆长的王重民先生厥功至伟。近年来，学界对王重民先生的研究主要围绕版本目录学、敦煌学、图书馆学和图书馆学科教育等不同方向展开，在王重民先生的个人生涯、著作成就和学科建述等方面阐述颇多，但对王重民先生在北平和平接管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经历和贡献则鲜有论及。2023年，正值王重民先生120周年诞辰，笔者不揣浅陋，希望通过梳理这一时期的政府公函、机构档案、时人日记、信札和传记等文献资料，连缀增补，揭示王重民先生在图书馆业务转型发展以及古籍保护方面的重要贡献，以志纪念。早在1948年秋，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即对华北局做出重要指示，要求对北平接管工作要“原封原样，原封不动”，以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华北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1948年12月先后下发《对平津地下党在接管城市中应做工作的指示》《对北平党准备迎接我军入城工作意见》等，要求“必须在各方面有充分的准备，而且要能够顺利地发展和建设城市和工业区，使之成为全国最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之一”[3]。北平军管会成立后，下设文化接管委员会（下文简称“文管会”），负责接管一切属于国家的公共文化教育机构和一切文化古迹。1948年12月21日文管会成立时，委员包括钱俊瑞、陈微明（沙可夫）、马彦祥、李伯钊、艾青、光未然、尹达、徐迈进、张宗麟、范长江、侯俊岩11人，1949年2月4日，又增加了田汉、胡愈之、吴晗、楚图南、翦伯赞、周建人、安娥7人。叶剑英任命华北大学（今中国人民大学前身）党委书记兼教务长钱俊瑞为文管会主任，华北大学三部（文艺学院）主任陈微明为文管会副主任。文管会下设教育部、文艺部、文物部、新闻出版部四个部门，其中文物部下设博物馆处和图书处。文物部部长为华北大学教务处处长尹达，副部长为华北大学研究部研究员王冶秋（化名高山）。此外，文管会还抽调了华北大学政治研究室的研究生，如罗歌（原燕京大学学生）、于坚（原清华大学学生）、李枫（原名李玉润，原清华大学地下党）、于谷（原燕京大学地下党）等人，担任文物部的联络员，参加接管北平文物、博物馆、图书馆的工作。文物部计划接管的文博单位有四家，即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历史博物馆和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其他有待调查的单位还包括国史馆北平办事处、沈阳博物院北平办事处、松坡图书馆、木斋图书馆等八家[4]161。在1948年12月北平围城期间，华北局已未雨绸缪，指示平津地下党在城市接管工作中应与解放军实现“里应外合”，确保北平实现顺利的、完整的接管。在尚未进驻北平之前，文管会就已经与北平地下党取得联系，收集和调查被接管单位的历史、现状和存在问题，并对搜集到的大量资料进行缜密分析，尤其是摸清和熟悉被接管单位负责人的经历、成就与政治倾向，据此制定了科学周密的接管计划。据于坚回忆，当时文物部对平馆及王重民先生的调查情况如下：北京图书馆（北平图书馆）位于西城文津街，北海公园西岸。其前身为1912年成立的京师图书馆。藏书近百万册，为我国藏书最多、规模最大的图书馆，也是我国古代重要典籍的主要收藏中心。全部职工约百人，馆长袁同礼为我国著名图书馆学和目录学家，同时还兼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长，于北平围城期间，乘南京国民党政府派来接运在平高级官员和知名人士的末班飞机去了南京（没去台湾）。馆务交由王重民负责主持。馆内无地下党组织。王系图书馆学、文献版本学家，无党无派，受重托于危难之时，为全馆安全坚守岗位，尽职尽责，与全馆职工共同努力，保证了馆藏的安全。[1]8文管会调查后认为，所接管的四个单位，虽然地下党组织几乎空白，但单位领导人都是无党无派、坚守岗位、执着事业的著名学者；四个单位的职工大都热爱本职工作，能自觉维护文化遗产的安全[1]9。正如文物部调查情报所言，在国共激战、北平围城这样一个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时任平馆馆长的袁同礼先生为了守护寄存美国国会图书馆的102箱2954种20970册珍贵古籍，根据国民党教育部要求，于1948年12月20日乘南京国民党政府派来接运在平高级官员和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的末班飞机去了南京，并向教育部部长朱家骅述职。1949年1月28日，袁同礼先生从上海乘船赴美，寄身于美国国会图书馆，一方面守护运美善本，一方面编纂《西文汉学书目》、修订《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目》等，承担起繁重艰巨的古籍整理工作，为运美古籍善本的保护与传承做出贡献。1965年，袁同礼先生去世后，寄存美国的102箱珍贵古籍被运往我国台湾地区，现寄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1948年12月20日，袁同礼馆长飞赴南京前，将馆务委托给其最信赖的学生、时任参考部主任的王重民先生。王重民身不由己地被推上历史的潮头，正如他在1948年12月21日及1949年1月28日致全馆员工的公开信中所言：“我是一个‘书生’，没有经验，没有能力，那敢担任这个职务，但念现在正是‘同舟共济’的时候，我跑来参加，和大家一同拨桨，一同维护我们所寄托、所凭藉的‘舟’——北平图书馆，共患难，共甘苦，也是义不容辞的。”“我们当前的急务，一是保护我们的馆产和图书，一是共谋同仁的安全与福利。”（1948年12月21日和1949年1月28日王重民致全馆员工两封公开信，见国家图书馆档案：档概况2.24）王重民先生在信中流露出的报国使命与爱国精神，读来尤为感人肺腑。接任代理馆长后，王重民先生立即召开各部主任、各股股长商讨“共济”之法，提议由王访渔、顾子刚、赵万里等人组成“应变委员会”，要求全体员工坚守岗位，每天准时签到。在北平围城这段紧张动荡的特殊时期中，王重民先生不负重托，把全体员工紧密团结在一起，共克时艰，出色地完成了守护馆藏的崇高使命。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2月1日，北平军管会与傅作义将军方面立即宣布成立“北平联合办事处”，双方协商各项交接事宜。文管会采取慎重的、“原封不动”的接管原则，要求“维持原有机构人员，令其继续负责保管，安定其情绪、生活，以免损失古物图书，并使其早日开馆”[5]467。2月2日，文管会进驻办公地点北平北池子66号。据《马衡日记》载：“二月二日（星期三）。先阴后晴。履儿（马彦祥，马衡次子）十一时入城，来电话报告旋即来院，谓接收本院者为尹达、王冶秋。……有三（王重民）亦来报告已与尹达晤谈，日内当来接洽。”[6]43可知王重民先生在得知文管会入城消息后，立即主动与文物部部长尹达联系，见面晤谈和平接管事宜，并于2月2日当天前往故宫博物院，向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沟通接管情况。
图1 1949年2月9日《北平联合办事处函》（秘字第274号）
按照当时文管会的接管流程，一般都是先由联络员下到单位了解情况，然后部长出面向单位领导人宣布有关接管方针政策，共同商定接管具体事宜。重要的大单位，则由文管会主任亲自出马[1]12。2月9日，军管会主任兼北平联合办事处主任叶剑英委派文管会主任钱俊瑞、副主任陈微明赴平馆与王重民商讨接管事宜[7]1。2月13日，叶剑英签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令》（第112号），委派文物部部长尹达、副部长王冶秋及文管会委员马彦祥到馆接管，宣布正式接管平馆，并分别召开股长以上职员及全体职工大会。尹达与王冶秋宣读接管报告，说明接管政策，根据“原封不动”的接管原则，王重民仍为代理馆长，全馆职工一律原职原薪[8]。王冶秋在报告中强调：“我们对于文化教育事业采取保护与发展的方针。因之对于北图坚决保护并求其发展，今后各位是为人民而工作，最光荣，要安心工作，切实负责。”[4]164-165图2 1949年2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令》（第112号）
在此期间，王重民先生还积极联合图书馆界、文博界和考古界，商讨从业者未来发展问题。2月7日，王重民先生与马衡、金静盦、韩寿萱、唐兰修订《从事图书馆博物馆及考古工作者的意见》议案，并拟定于2月13日下午2时在平馆召开博物馆、图书馆两协会联席会议[6]45。该会议于2月13日军管会正式接管平馆当天下午便即召开，并顺利通过了该议案，对文管会的未来工作和规划提出恳切的建议[6]48。党中央妥善平稳的接管政策和积极稳健的接管方针，极大地安定了包括平馆在内的北平市各大文教机构普通职工和广大市民的情绪，为新中国文教事业指明了方向、注入了信心。王重民先生在此重要关头临危受命，不辱使命，在北平和平解放后短短十余天内，积极配合文管会开展各项接管事宜，把一个完完整整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妥善地交到了党和人民手中。根据文物部前期对平馆的周密调研以及党中央对新时期文化事业的要求，王冶秋在2月13日宣读的接管报告中，指出了平馆存在的三点不足：从本馆过去的业务看，是保守的而非进取的。今后要多购藏社会主义新文化著作才不致落伍。过去不借阅马列主义书籍制度一定要立即取消。过去你们认为普及的工作由市图书馆来做，这种分工有部分理由。但本馆是全国最大图书馆，今后要做示范性的、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要在全国图书馆事业上起模范领导作用。对于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及其他反动书刊一定要封存，决不容许这种违反真理、毒害群众的东西蔓延。[4]165报告突出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切中肯綮，明确要求平馆在业务上，一是要加大马列主义著作和社会主义新文化著作的入藏和阅览服务，同时，及时封存反动书刊，避免思想流毒；二是要求平馆在全国图书馆事业上起模范领导作用，在普及与提高方面发挥示范作用，这一点对日后乃至当今国家图书馆的职能定位及发展方向具有深远影响。针对以上问题，王重民先生带领全馆员工逐一调整改革，多措并举，使平馆的业务发展面貌一新：1.立即封存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及其他反动书刊，并于2月28日筹备成立了新文化阅览室，陈列“五四”以来新文化书籍；2.4月2日，开始在各大报刊刊登广告，征集“五四”以来新书；接受新华书店捐赠的一批新文化图书，并用专款购买了50万元的新文化图书[8]；3.“五四”期间举办“五四”史料展览会，在5月4—6日这三天时间内签名参观者多达850人；4.清查发现，国际问题研究室陈列不少英文反动图书，遂立即将该阅览室关闭[8]，并于5月21日开始着手筹备马列主义及苏联两个研究室；5.5月31日，向苏联列宁图书馆征求该馆组织大纲、编目法，并建议两馆交换图书，主动学习借鉴苏联经验。1.3月28日，在北海公园白塔山上的悦心殿开办阅览室，扩大阅览服务范围，这一举措成为最早的“文旅融合”范例；2.平馆原开放时间为朝九晚五，自5月2日开始，阅览时间调整为上午8：00至下午5：30，每天增加1.5小时的阅览服务时间；3.5月5日，经过周密调研，修订馆际互借章程，重新开展馆际互借服务，为业界提供服务[7]867-885。在边“接”边“管”，“维持原状，逐步改进”的方针下，王重民先生不仅带领全馆员工调整基础业务、扩大服务职能，还在广大员工中成立学习小组，广泛开展“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调动广大员工积极性。在王重民先生的领导下，平馆每周组织一到两次讲座，邀请军管会代表王冶秋或社会知名人士，如郭沫若、楚图南、韩寿萱等人前来讲演。为更好地开展政治与业务学习，后续还在原有学习小组的基础上成立学习会，制定章程，选举成立执委会，统一指导学习，每周一、四下午5：30政治学习，每周三、五下午5：30业务学习。广大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充分调动起来[7]867-885。北平和平接管时期，王重民先生按照党中央和文管会要求，积极调整基础业务，扩大服务范围，提高业务水平和馆员的思想觉悟，使平馆在接管后的新时期中，各项事业快速发展，整体面貌焕然一新，并为当今国家图书馆的职能和定位确定了长远的发展方向。出于深沉炽烈的爱国情怀和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王重民先生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及其对中国文物的劫夺异常痛恨。他曾在评价陈垣先生的《敦煌劫余录》和《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简目》时说：“这样的细致、渊博而又正确的目录工作不是任何人所能作的，也不是两个劫经录所能比拟的。阐述至此，就益使我们痛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帝国主义分子盗劫我国文物的罪行，因而造成科学研究上无法补偿的损失。”[9]因此，王重民先生在图书馆工作中，尤为关注对流散古籍的搜集、保存与保护。作为今国家图书馆四大专藏之一的《赵城金藏》，是中国共产党向平馆调拨的第一批珍贵古籍。1933年夏，影印宋版藏经会常务理事范成法师在寻找影印《碛砂藏》配补本的过程中，意外于山西赵城广胜寺发现一部罕见的古本卷轴装大藏经，即后来闻名于世的《赵城金藏》。抗日战争时期，《赵城金藏》险遭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破坏和掠夺，后幸赖八路军战士的流血牺牲才得以保存至今。北平和平接管时期，经王重民先生以及北平军管会、文化界、教育界、宗教界等各方人士的全力相助，《赵城金藏》才得以安全入藏平馆，并得到妥善修复。《赵城金藏》的调拨与入藏，可谓是党、政、军、民全力守护我国珍贵文化遗产的重要事例，在我国古籍保护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自发现《赵城金藏》的消息传出后，平馆便一直对其高度关注。1934年，平馆与三时学会共同委派版本学家徐森玉先生赴广胜寺调查，并积极参与筹备影印《宋藏遗珍》，举办《赵城金藏》展览，陆续征集入藏流散在外的经卷共192卷。1949年2月13日，北平军管会正式接管平馆时，平馆著名版本学家赵万里先生向文物部副部长王冶秋介绍平馆所藏的192卷《赵城金藏》时，称此藏极其珍贵，应立即抢救，且平馆有专门技术人员，可对《赵城金藏》进行修复。同时，王重民先生和赵万里先生还向王冶秋建议，将《赵城金藏》调拨平馆入藏，以便长久保存保护，得到王冶秋的支持。因此，在军管会正式接管平馆仅短短3天后，即2月16日，平馆便向文管会递交《函北平市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请将全部〈赵城藏〉拨归本馆》，从保护与利用的角度，请求调拨《赵城金藏》。
图3 1949年2月16日《函北平市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请将全部〈赵城藏〉拨归本馆》（国家图书馆档案：书第二案一卷）该函由赵万里先生起草，王重民先生做了认真的修改，如原稿中“截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存于赵城县之广胜寺，故世俗名之曰《赵城藏》”一句，因《赵城金藏》运离广胜寺的时间当为1942年春，当时占领赵城县的日军多次到广胜寺打探《赵城金藏》的消息，密谋劫掠，故八路军在广胜寺僧人和当地民众的配合下紧急抢救出《赵城金藏》，使这部珍贵典籍安全转移。因此，该句被王重民先生修改为“此藏因存于山西赵城县之广胜寺，故世俗名之曰《赵城藏》”，用词更为准确。文管会接到该函后，立即向军管会主任叶剑英汇报，叶剑英指示尽快将此事上报华北局。2月21日，文管会就此事请示华北局[10]，华北局当天即批准同意，并即刻电令太行行政公署将《赵城金藏》运至北平，拨交平馆。4月23日，太行行政公署委派正在太原军管会工作的张文教护送《赵城金藏》，并颁发护照。在张文教护送下，42箱《赵城金藏》从涉县用火车运到邯郸，再从邯郸用汽车运至北平，于1949年4月30日正式拨交平馆[7]873。
图4 1949年4月23日《太行行政公署（秘字第八号）护照》
（国家图书馆档案：1-053-1949）《赵城金藏》自忽必烈中统年间（1260—1264）广胜寺僧人请印运回赵城，传承近700年，虽经明清两代抄补，业已破损严重，再加上抗日战争期间曾长期存放在潮湿的煤窑中，导致经卷“多数潮烂断缺，或丢失签题”，严重的已粘成碳棒状，“十之三四可以打开，十之五六不敢打开”[11]。因此，修复和保护《赵城金藏》成为摆在平馆面前的首要任务。入藏之后，赵万里先生仅用半个月的时间，夜以继日地筹备了《赵城金藏》展览，王重民先生决定于5月14日下午，邀请文化界人士参观座谈，为修复与保藏提供意见。为此，王重民先生亲自拟定了邀请军管会和文化界的参会人员名单，包括北平军管会文物部原部长尹达、副部长王冶秋、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汤用彤、北京大学教授兼任图书馆馆长向觉明（向达）、北京大学博物馆专科主任兼北平历史博物馆馆长韩寿萱、华北大学副校长范文澜、中国佛学院院长周叔迦、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清华大学教授周一良等人，请文物部联络员李枫将拟定好的参会名单带给王冶秋征求意见。王冶秋在名单中，增加了华北局、华北人民政府相关领导董必武、周扬、于力、晁哲甫等人（见国家图书馆档案：1-053-1949）。据5月14日当日会议纪要，最终实际出席会议的共14人，包括于力、范文澜、王冶秋、马衡、向达、韩寿萱、周叔迦、巨赞、晁哲甫、季羡林、张文教、程德清、王重民、赵万里。图5 《〈赵城金藏〉展览座谈会参会人员名单（拟）》
（国家图书馆档案：1-053-1949）
《赵城金藏》展览座谈会的请柬也由王重民先生亲自拟定，他根据5月5日参加北平学术界纪念“五四”“五五”座谈会的请柬，拟定了《赵城金藏》展览座谈会的请柬，在报文审批时又进一步做了修订，使请柬更为简明扼要，后寄送给参会的领导和专家。
先生
谨订于五月十四日（星期六）下午三时半在本馆会议室展览《赵城金藏》，并希提供修整与保藏意见，敬请莅临为荷。专此顺致
敬礼
启 五月十一日
（国家图书馆档案：1-053-1949）
5月14日，王重民主持《赵城金藏》展览座谈会，据马衡先生当日日记载：“下午北平图书馆展览《赵城金藏》，赵斐云（赵万里）述其在佛藏中之重要性。张文教说明与日本人竞争及护持之经过。范仲云（范文澜）追述华北大学典守之情形，并承认从前对此之不认识。至六时半散会。”[6]88从《〈赵城金藏〉展览座谈会纪要》中可以看出，此次座谈会充分肯定了赵万里先生代表平馆提出的“整旧如旧”的修复原则，以及从易到难、分阶段修复的计划。此外，会议议定的修复方案还得到了政府和宗教界的经费支持。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长晁哲甫、华北人民监察院副院长于力表示，《赵城金藏》是国之重宝，政府愿意投入修复经费。在当时全国尚未解放，国家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文管会新任主任周扬批复拨出修复款项，从琉璃厂聘请有经验的古籍修复师，启动《赵城金藏》的修复工作，解决了修复人员的问题。刚从香港来到北平的爱国佛教领袖巨赞法师也在座谈会上表态，将在佛教界发动香港等地的佛教徒捐献修复装裱的广西纸。之后，他找到正在参与创建新中国的爱国民主人士李济深先生，请他帮忙募集。李济深先生致函虚云老和尚，利用他在海内外佛教界的巨大影响募款。虚云老和尚很快从香港佛教信众中募集3800多元港币，在广州采购广西沙纸二十把（合760刀），解决了修复用纸的问题[11]。此次座谈会取得极大成功，经过16年的努力，到1965年时，《赵城金藏》已全部整修一新。《赵城金藏》的调拨和修复是北平和平接管时期党、政、军、民一次众缘和合的盛举。在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下，经过王重民、赵万里等诸多前辈的共同努力，终使这部传承近700年之久、险遭帝国主义劫掠的珍贵典籍得到妥善保存和修复。宋刻宋元递修本《经典释文》，四函二十四册，元代入藏国子监，明代入藏文渊阁，清代入藏清宫天禄琳琅，数百年来一直深藏秘府，从未面世，是今唯一所存宋刻《经典释文》全本，价值连城。爱国藏书家周叔弢先生称之为“真人间瑰宝也”。1945年8月中旬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在日本投降前夕，伪满洲皇帝溥仪等人匆忙逃离长春，其贮藏于伪皇宫小白楼内的皇室历代珍贵典籍、书画散佚各处。《经典释文》也因此散为三批：第一批为首函前五册（卷一至六）。1946年，长春尚古斋古玩字画店将《经典释文》首函前五册卖给北平蜚英阁，蜚英阁转交同业藻玉堂王子霖代售。王子霖初要价500万元，经赵万里先生一再压价，最后以200万元成交，但由于当时平馆并无钱款，赵万里先生遂紧急求助时任北平图书史料管理处主任并代理北大校长的傅斯年先生，向北大借款200万元，购回此书，终使《经典释文》前五册归于平馆。第二批为首函第六册（卷七）。1948年，周叔弢先生以二两黄金价购得。据古籍界盛传，当时书商宣称，“北平图书馆就算出二两黄金，也绝不卖给北平图书馆”。实际上，平馆当时根本没有经费来购买，这种说法应该只是书商的一种炒作之举。之所以首函第六册与首函其余五册分开售卖并单独定价，且售价远较他册为高，盖因此册卷末镌校勘官衔名达廿八行之多，对考辨源流及版本判别大有裨益，故能够以二两黄金之高价售出。第三批为剩余三函十八册（卷八至三十），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东北文物管理处接收，先归沈阳博物院（以下简称“沈博”），后于1948年10月运至北平[12]。1949年2月13日，文管会接管平馆后，王重民、赵万里先生向王冶秋汇报了《经典释文》的流散状况，认为应及早将《经典释文》存留在沈博的三函十八册以及周叔弢所藏首函第六册设法收归平馆，使其延津剑合，复为完璧，认为这对收藏、对外服务都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13]。这一建议得到王冶秋的大力支持。2月26日，平馆致函文管会，提出收购周叔弢先生所藏第六册及调拨沈博三函十八册的建议：兹查是书既系天壤孤本，且为语文声韵学者必读之书，今幸无恙，而分存三处，日久终恐有残毁之虞。若及时合藏一处，俾其散而复聚，既可永垂不朽，亦复为书林佳话。兹拟恳贵会拨给相当黄金二两之人民券，俾能先行收购周叔弢先生所存之一册，然后再与沈阳博物院商洽移让办法，至为感幸。[5]388请示文管会后，王重民先生又以私人名义致信沈阳博物院院长金毓黻，提议用平馆所藏的金石甲骨，交换沈博所藏三函十八册《经典释文》。金毓黻收信后，认为这是互惠互利的好事，当即致电王重民允诺同意交换。因当时沈阳和北平都已解放，金毓黻希望尽快把沈博存平的图书文物运回沈阳，因此，王重民先生2月28日又向王冶秋写信汇报此事，请其收到金毓黻公函后速予批准，以便将沈博所藏三函十八册《经典释文》留在北平：购买宋刻《经典释文》一册事，自向贵会请示后，即用私人名义致沈阳博物院院长金毓黻先生一信。顷接其来电话说一定留与北平图书馆，唯其他古书日内要运回沈阳，应先得贵会指示，方能特别留下，稍后再商议交换品（北平图书馆有金石甲骨不少，正可作为交换品），令重民转告先生，即与该院去一指示，现在想到：此事应由金院长向贵会请求，故下午又致伊一信，请金院长速上一公函，望见该公函后，即速作指示，嘱其将《释文》留下，以便交换为祷！[5]389王冶秋得知金毓黻的意见后，即向文管会主任钱俊瑞汇报。钱俊瑞认为此事宜速办，遂于3月2日向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汇报，建议致函天津市军管会动员周叔弢先生捐赠所藏《经典释文》首函第六册，或以低价收购该册：除向沈阳博物院交涉移让外，并报请本会核办。查该书实为海内孤本，可否转请天津军管会动员周氏捐赠其所藏之一册，或以低廉价格收购，俾使该书散而复聚。[5]390叶剑英收到报告后，很快与天津市军管会联系关于收购周叔弢所藏首函第六册之事。天津市军管会主任黄克诚、副主任黄敬随即转请天津图书馆副馆长井守文与周叔弢沟通。3月15日上午，井守文拜会周叔弢先生，“据周君表示伊现在景况只好议售，或可按原价。若过一时，景况好转，亦可捐赠”“此书现存北平友人处”。井守文向天津军管会建议：“可转达北平图书馆，迳与周君接洽，交书手续即在北平办理。”[5]390-3923月29日，叶剑英指示文管会主任钱俊瑞，同意购买周叔弢所藏第六册《经典释文》，同时批准将沈博所藏三函十八册调拨平馆[5]392。4月4日，沈博将所藏《经典释文》三函十八册正式移交平馆。故宫了解到沈博存在北平的文物文献中还有90余种天禄琳琅旧藏，认为应该交由故宫统一收藏，得到文管会的批准。4月13日，故宫博物院按照文管会的指示，将“清内阁宋、元版书籍九十余种”从沈阳故宫博物院驻平办事处运回，“在故宫绛雪斋点交，约一日而毕”[14]。故宫博物院与文管会认为《经典释文》既是清宫天禄琳琅旧藏，亦应一并交由故宫庋藏。王重民先生亦向马衡院长表示愿意将所藏宋刻本《经典释文》交给故宫收藏[6]73。4月15日，平馆遵照文管会与故宫博物院的共同决议，“特将该书三函十八册连同本馆原藏之五册，共二十三册，随函送呈贵会验收并请转交故宫博物院庋藏为荷”[5]394。当日，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亲写收据[5]394，《经典释文》二十三册重新回归故宫。为此，马衡院长特地致函平馆：“今交还本院，俾天禄琳琅旧藏复还故宫，本院受此鸿惠，至深感谢！”[15]1949年6月25日，周叔弢先生将所藏首函第六册《经典释文》捐赠国家，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主任董必武向周叔弢致谢函并颁发褒奖状[16]，并将其拨交故宫收藏。原本分散于平馆、沈博和周叔弢先生的四函二十四册《经典释文》在叶剑英、黄克诚等军管会领导的协调下，经过四个月的时间，在故宫珠还合浦，结束了这部珍贵典籍分散流转于北平、天津、长春、沈阳的坎坷经历。《赵城金藏》和《经典释文》的调拨与合璧、修复与保护，书写了北平和平接管时期的书林佳话，是对反动派造谣“共产党不要文化”的最有力回击，也是共产党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丰功伟绩。这除有赖王重民、赵万里、周叔弢等先贤的多方护持外，更离不开军管会叶剑英、黄克诚、钱俊瑞、王冶秋等领导的高度重视，深刻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20世纪中期，故宫博物院报请将院中所藏图书中，除保留与宫廷历史及业务研究相关的书籍，其他重复本及“与业务无关”的书籍全部外拨给北京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北图”）。1958年12月，经北京市文化局批准，北图与故宫签订关于天禄琳琅等藏书交接协议书，将故宫所藏包括《经典释文》在内的23万余册古籍和雕版调拨北图。此部宋刻本《经典释文》也借此契机重回北图，至今仍在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库中，得到妥善的保存保护。据王重民先生遗孀刘修业女士回忆：北京之解放，有三的激动和兴奋是无法形容的。他觉得自己开始得到新生，虽然还是在北京图书馆和北京大学任职，却全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对他这个曾经信仰马列主义的旧知识分子来说，应如何更有效地建设新中国图书馆事业，这是摆在他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决心从此倾注全部精力，改革图书馆及教育中种种弊端，以表示对新中国的热爱[17]。在北平和平接管这四个月艰苦卓绝的工作中，王重民先生呕心沥血的敬业精神和深沉炙热的爱国情怀无不彰显在其日常工作、书信手稿和业务档案之中。王重民先生不愧为我国图书馆事业和古籍保护事业的重要开拓者和实践者，值得我们永久纪念。（林世田，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赵洪雅，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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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978-7-5013-80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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