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媒发声：基层干部是人不是神！不能在“抠脚”上小题大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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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关于基层干部的不易，无需多说。今日推荐三篇官方文章，供大家品鉴，欢迎留言理性评价。文章综合编辑自媒体半月谈、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廉政瞭望》杂志。

半月谈：监督干部，不能在“抠脚”等动作上小题大做

近日，河南商丘一女干部在开会时抠脚的照片被议论，为此当地镇政府作出回应：该女干部因崴脚，敷有膏药，再加上会场有蚊子，导致脚部不适，忍不住挠了一下。后来在得知舆情后，该女干部称十分后悔，向镇党委作出检讨，镇党委、政府非常感谢媒体和网民的监督和关注，就此事专门召开会议，决定以此为鉴，举一反三，在全镇开展干部素质提升专题教育，重申会议纪律，强化作风建设。

表面看来，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在这次抠脚事件上的互动上很完美，整改还能“举一反三”，似乎是一次成功的监督。实际上，由于抠脚只是一个偶尔的动作，企图找出作风问题的监督已经“翻车”，镇政府的回应也经不起推敲，难道下次干部被蚊子咬了不去管?可见，监督双方的表现一是小题大做，一是息事宁人，距离严肃的监督相去甚远。

此类事件近期在网络和在基层并不少见。对干部的监督，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已经形成一种“表情”监督、“动作”监督的风气，往往依据照片、视频上干部的一个所谓不合时宜的微笑，一个不恰当的动作，企图指向干部的腐败和作风问题。或许此类监督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实际效果不佳，“翻车”事例不少，结果发现只是干部正常的、偶发的一个动作和表情而已。

在互联网时代，反腐倡廉不应该有死角，干部必须面对全方位的“放大镜式”监督，这些都是监督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监督应体现严肃性和依法依纪的边界，不能“无限上纲”，不能对作为普通人都可能发生的动作、表情也煞有介事地进行监督。

干部毕竟是人不是神，也不是机器人，在动作表情上出现几秒钟的“问题”很正常，如果监督一味在动作表情上打转转，一是容易偏离事实，二是有损于反腐倡廉的严肃性。比如在此次抠脚事件中，小题大做的监督，“模板化”形式主义的回应，不仅不能起到整顿干部队伍作风的效果，只会让严肃的监督娱乐化，让群众阅读此事及其通报时犹如看娱乐新闻一般，严重损害党政纪检部门的形象。应该吸取教训！

解放日报：基层干部是人，不是机器不是神！

高层住宅楼落下的墙砖，砸中谁的概率最大？

可能是车顶，可能是路人，但百分之百会“砸”到街镇干部的脑袋上。街镇当然需要为属地安全负责。而因为墙体老化造成的坠物风险，无疑也需要即刻的维修。于是问题来了——如果一处房屋的开发商早就不知所终，维修基金“余额不足”，又未到法定大修年限，谁来出这笔数额不菲的维修款？

根据人们下意识的反应，当然是街镇。于是问题又来了——既未在预算中列支，又难言法定责任，街镇拿出这笔钱，通得过年底的审计吗？

这不是“沙盘推演”，而是不少街镇社区入夏以来正在遭遇的烦恼。现实、民意、法律、规章等，每一条都要求基层干部作出正确选择，但所有“正确选择”加在一起，未必都能让人全身而退。

有时候，来自不同出发点的不同选项，本身就有着错位甚至对冲，越是想求全，越是难保不出问题。一旦责任全压到基层，“正确选择”，常常就会变成“两害相权取其轻”。

前些年就有基层干部反映，小区车满为患，民意沸腾，社区干部想尽办法“螺蛳壳里做道场”，前脚刚辟出了车位，居民满意了，后脚就接到了有关部门厉声问责——因为调整涉及绿化，尽管已经设法让绿化面积保持“动态平衡”，却仍难抵“毁绿”的批评。也有地方，既要整顿沿街商业，又要创造“活力经济”，也要照顾居民需求，还要确保井然有序，自上而下的“两全”指令，往往让基层陷入两难。

外地还有干部亲历，上级有关部门要求每个乡镇必须建立污水处理站，不按时建要被问责，建则涉及土地报批。有不少位于基本农田附近的地，审批程序复杂、颇为耗时，如果按进度要求“未批先建”呢？也要问责。这类让基层“吃力不讨好”的事，各地都不少见。论其动因，无外乎某种“既要……又要……”乃至“也要……还要……”的要求，一种严格的“辩证法”。

其实，“既要……又要……也要……还要……”本身不仅没有错，还是追求科学发展、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应有思路，是做成许多大事、难事颇为重要的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者最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些道理，基层干部都懂。但缘何谈起“既要……又要……”，不少人就面露难色，甚至提前做好“因公负伤”的心理建设，准备好“伸头一刀，缩头一刀”？

显然，正确的方法在执行中被异化、误用，“追求全面”成了“求全责备”，“辩证思维”也简化为“刀切豆腐两面光”，这与各自初衷大相径庭。再究其背后，有制度设计的问题，有权责划分的问题，也有根深蒂固的观念问题。

基层干部常常抱怨，自己总是在当“三夹板”。有时候，制度供给跟不上社会变化，基层一线不得不直面问题和压力，也难免要当一下“三夹板”，这也是对干部担当作为能力的考验，大多数人并不会怨声载道——要解决问题，制度上多动脑筋，各方协力进行突破就是了。

也有时候，“三夹板”是上下权责不清、关系不顺所致。比如“既要……又要……”，本是强调要平衡有道，到了一些地方的基层干部这里，却成了“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基层干部是人，不是机器不是神。他们没有三头六臂，没有特异功能。当他们没有被充分赋权，更没有被充分赋能，却要承担本不应由其承担的责任、义务，求那些并不存在的“完美解”时，理想中的“左右逢源”，只能变成“左右为难”。

有人说，“左右为难”也是干部的“宝贵经历”，是很能锻炼人的。这话看似境界高，其实经不起推敲。“为难”里有多少事出有因，又有多少纯属折腾，还有多少是因为“责任甩锅”“问责过度”，基层干部心里都有一本账。

这些年各地流行签“责任状”，还流行“一票否决”，有基层干部一人就签了几十张“责任状”，头顶十几个“一票否决”项目，俨然成了“高危人群”。而背后呢，本应提供支持帮助、甚至本就是责任主体的上级部门，却成了“指挥官”，当起了“评议员”。

有些自上而下“评议员”，要的还不只是下面交上的“答卷”，还是一种“感觉”，于是在就事论事的“求全责备”之外，基层又遭遇更多考题——“上午发通知下午要反馈”“今天布置明天出成效”“既要活干得多还要材料写得好”……

这背后被误读的，又岂止是一句“既要……又要……”？

廉政瞭望：基层干部最“怕”哪四种人？

基层乡镇作为一级政府，近年来被提到十分重要的位置。然而，笔者调研发现，有时从乡镇党委书记到工作人员都感觉有点“窝囊”。在具体工作中常常受到委屈。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欺负”乡镇干部的，有时不只是比他们地位更高的人。

1、手握“把柄”的乡村混混

人们通常认为，混混怕政府，在我看来其实不然。这些混混们大错不犯、小错不断，放火烧别人的麦秸，砍别人的树，偷别人家的羊，都做得极其隐蔽。就是明知道是他干的，苦于无证据，最后都偃旗息鼓。

有的乡镇政府为了招商引资，需要修路，一些混混会出来阻挠，向乡镇多要补偿，有的还要求在路上干点活，有的不干活，却要施工公司开份工资，甚至有的明确提出来，这条路修好了必须给我多少钱。

您就要问了，这不是明摆着敲诈吗？为何乡镇不通过公安渠道收拾他呢？因为修路占的地是基本农田，并且“以租代征”，混混会说乡镇违反国家规定。要是不答应上述要求，就检举出来。学者洪振快的《亚财政》上说，乡村“地痞、绅士”分享“漕规”的陋规，道理与之类似。

2、被“小事”激怒的上访者

上访人员“欺负”基层乡镇很常见，各种报道多如牛毛。不仅有缠访户、闹访护，个人普通事件引发的上访也折腾的够呛。

我了解几起真实事件。一次是一名跑长途运输的丈夫半夜回家，发现妻子和邻居男在床上，丈夫与邻居男扭打在一起，妻子跑出去了，被碾压死在路边。岳父母不承认女儿与人通奸，要求公安部门找到凶手，公安部门暂未找到，岳父母就开始了上访。

再如孙女士因儿子出交通事故死亡未找到凶手上访，交警队以照顾方式给了其10万元，但是孙的丈夫不承认，以“家里的事我做主，签字的不是我”为由，开始了上访。上访后，乡镇付出的维稳成本巨大。基层人员清楚，村民上访是基层政府公信力缺失带来的隐痛，但这个代价，却是作为个体的基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所承受不起的。

3、“上面有人”的强势村支书

强势村支书一般有两类：一是村里出了大官，县级领导过年过节还得来家里看看，若是村支书会充分利用这些关系，便会混得风声水起。二是村支书本身就是个乡村“能人”，自身活动能力强，与方方面面关系处得好，也就强势起来了。

遇到这样的村支书，乡镇领导会很给面子，自然会利益倾斜。如果乡镇不给，他们可能直接通过上级来压制乡镇。有时包村副职按照乡里的工作标准要求村里完成，支书们不买账，闹到乡镇书记那里，一般只会批评乡镇干部。

我有一个朋友到乡上任职，到村里开展工作，中午吃饭，我朋友自掏腰包。第二天，村支书到乡里找书记理论，说你那干部不行，这样在村里大吃大喝，影响太坏。

乡书记找我朋友一问，是自己掏的钱。村支书还是不依不饶，那也不行，你在村里吃饭，群众怎会知道是你自费？这些坏影响，还得我们村“两委”担。

乡书记只好说了他几句，以后多注意工作方法，多和村支书学习。为什么那个村支书这么牛，因为他村里出了个市级干部。乡书记以后调动还得找他帮忙。

而对于第二类“能人村支书”，则多与上级“权力”有关系。

一处省道旁有个村办砂石厂，为治理雾霾，县里要求关停，乡镇多次沟通，砂石厂就是不关，据说有县里官员参与经营。有关部门还表态，我们不查。乡上将其顶住压力关停后，不久就又开工，搞的乡镇“里外不是人”，既让村民怨声载道，也被上级批评工作没有力度，连个小厂子都关不了。

4、少数“吃里扒外”的乡镇干部

在当下的政治环境中，个别基层干部认为前途无望，既升不了职，也挣不到钱，看着别人升官发财，心里不平衡。久而久之，乡镇里便有少数干部推诿怠工，有的还把小问题激化成大问题，让乡镇工作无法完成。如个别人与一些村干部、上访人员、乡村混混等相结合，有给书记贴大字报的，有给上访户通风报信的，有散布各种谣言的，不一而足。

诚然，这种现象的出现，有职务晋升“天花板”的客观原因。如我们这里乡镇的副科级以上干部一般包括乡党委书记、乡长、人大主席、副书记、2名副乡长等13人，但由本乡基层干部提升的仅2到4名不等，大部分是从县里下来的干部。但根本的，还是缺乏“为官当有为”的奉献精神。

从上文中不难发现，基层乡镇“对上负责”多于“对人民负责”的思想，以及因种种原因造成的违法违规行政现象，重大决策、财务、人事等制度的不透明，官方在社会公众中的公信力缺失，是造成上述情况的客观原因。基层乡镇在整个政府序列中，处于最底层，也最弱势，这也成了基层干部产生“四怕”感慨的由头。

来源：半月谈、解放日报、廉政瞭望、纪法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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