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食安法》：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

作为一名基层食药监管人员，身处偏隅乡镇，完全没有大城市的繁华与喧哗，也没有大城市那样鳞次栉比的餐饮店，以及各种新奇百怪的蔬菜瓜果，更不会像大城市那样动辄发生食品药品违规事件。但是守土有责，作为行政监管人员的我们，依旧不停地奔波在确保老百姓饮食用药安全的道路上，因为这既是神圣使命，也是法律赋予的职责。

没踏入食药监管这个行业之前，我简单地认为小地方嘛，看着那些业主一张张淳朴的脸，再看看他们朴实的穿着，很难把他们跟道德败坏、违背法规的奸商联系在一起。然而，想想总是美好的，自律的作用在中国当下还十分有限，一些乘虚而入的食品摊贩以及违法经营户仍需法律惩治。因此，便有了严厉的监管，有了《食品安全法》的再次修订实施。

作为行政监管人员，总希望有法可依，监管有据！但新修订《食品安全法》带来的不是希望，而是工作的囧态。史上最严，行政处罚5万元起步，不仅在我们这个处江湖之远的小县城难以实施，而且极易引发冲突，破坏法律及乡土中国下的人情世故。

可能大家会认为制定法律和执行法律是两回事，但立法的目的就是为了执行到位，发挥实效，否则就是一纸空文。那些居庙堂之高的立法者肯定想不到：靠食杂店维持生计的一个小店，因一包过期辣条被处罚五万元，而人家的年收入才两三万元。也许立法者会说，我的目的就是要让它倾家荡产，退出食品市场。但谁又想过：在当下国情下，如此大规模的人员，其生计和就业如何解决？以及带来的其他社会问题如何解决？

而作为监管人员，如果发现食品违法问题，不去解决不去处理就会有渎职的风险；如果积极解决且力度过大，又容易与十里八村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食品经营者产生矛盾，甚至将人家逼得以“拼命”来解决。此时，谁来替基层监管人员着想呢？

行政相对人常说这样一句话：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你们不会高抬贵手呀！可是，谁来将我们头顶那柄渎职的利刃踢开，替我们高抬贵手呢？

一次去学校进行营养餐的检查，是一所民办学校，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年过半百的老校长。他脚蹬一双解放鞋，身穿一身洗得快要烂掉的衣服，还兼职了小学生的伙老大职务。我在想，如果真有食品安全问题，我们要来处罚他吗？对于这个偏僻的乡村，教育条件、生活条件都没有得到最基本的改善，他们又哪来的资金去好好整治学校食堂的硬件设施呢？说到底，新《食品安全法》还是缺少赋予监管人员自由裁量的条款，或者说对5万元罚款应该限定一定的条件。

农村家宴也是与食品安全息息相关的一个方面。在农村乡镇，婚丧嫁娶，乔迁新居，都离不开摆酒席，而且都是村民自己搭建场地宴请来客。摆酒席就得请农村厨师，这就要涉及到集体聚餐，而集体聚餐有很多的要求，比如说厨师要有健康证；再比如说，对摆宴席的环境场地有一定要求。众所周知，这些硬性要求在农村很难达到。对千百年来形成吃酒席风俗的村民来说，总觉得的监管部门多此一举。呵呵，更有趣的是，根据农村的风俗，有时候基层人员在食品监管的同时，还得随个份子钱！因为谁也不好意思在人家摆酒席时坐下来白吃一顿，除非乞丐。

再来看看《食品安全法》罚则的内容，通篇都是力度之大、史上最严，但基层监管之难、任务之重谁看到了？作为一名基层的食药监管人员，我想对那些居庙堂之高的立法者说一句：一味地严惩并不能解决当下食品安全问题，提高每一个国人的食品安全意识才是根本。对于我们这种处江湖之远的小县城，面对落后的监管条件和设备，不接地气的法律是很难行得通的。如若不信，请来一次换位实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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