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迪：四海之内：《大荒经》地域考
四海之内：《大荒经》地域考
（原刊《文史哲》2018年第6期）
刘宗迪
摘要：《大荒经》描绘了一个四面环海的世界，前人基于“华夏一体观”和“中原中心观”看《大荒经》，因见其所记地理无法与华夏版图吻合，故多视之为无稽之谈。实际上，《大荒经》成书之时，华夏世界尚为分疆裂土的状态，不可能出现华夏一统的世界观和地理学，《大荒经》所描绘的只能是华夏域内某个局部地区的地理。上古时期，华夏域内确实存在着一个“四面环海”之地，这就是山东地区。《大荒经》所反映的即上古山东的地理，根据《大荒经》的记载，可以勾勒出山东半岛的海岸线，莱州湾、长山岛、琅邪台、海州湾，在其中皆有反映，整个《大荒经》世界不出山东范围。《山海经》这部保存了大量上古地理和历史讯息的古书一直蒙受误解，准确理解《山海经》，将使我们对于山东地区上古史乃至整个中国上古史的看法为之彻底改观。
关键词：山海经；大荒经；地理学；琅琊；古代山东
《山海经》一书，既记载了众多的山海川泽、异域方国等地理景观，又充斥着大量奇鸟异兽、神祇物怪之类的内容，内容杂驳，文体怪异，因此自古以来，关于此书的性质和归属，一直众说纷纭，宝之者视其为古地理书之遗编，鄙之者斥其为齐谐、志怪之杂俎，或升之于史部，或贬之于说部，双方各执一词，迄无定论。
《山海经》今本十八篇，按其篇目和内容，可以分为四个部分，即《山经》五篇、《海外经》四篇、《海内经》四篇、《大荒经》五篇，其中《大荒经》的内容最为驳杂，记述也最无头绪，尤多荒怪离奇之言，因此历来为注疏者所轻视，更为考地理者所鄙弃不道，今人则干脆视之为神话志怪大杂烩，留给神话学和民俗学去操心。
浏览《大荒经》全文，乍看起来，其内容确实驳杂多端，记述亦凌乱无绪，举凡天文、地理、古史、神话、方国、族姓、世系、丘墟、博物、风俗、物怪等等，无所不包，却漫无头绪，仿佛是由一些毫无关系的佚闻故志、散简短编胡乱拼凑而成，令人读来茫然不知所云。
其实，《大荒经》之所以显得杂乱无章，是因为它的成书与一般古书不同，一般古书是抽绎文思、斟词酌句而撰成的文章，因此自成一体，文理一以贯之，而《大荒经》则是依托之作，它所依托的是一幅图画，我们看到的《大荒经》文本，是对画面内容的记述，因为画面景观丰富多彩，所以述图之文自然显得驳杂多端，因为述图者徒见画中图像，而不明其义，不知其理，因此述图之文不得不支离凌乱，茫无头绪。
《大荒经》既然是缘图而作，那么，求其旨趣义理，就只能从其所依托的图画中求之，古图早已佚失，不可复见，因此又只能借《大荒经》的记述窥见“大荒经图”的真相。借经以窥图，复凭图以解经，如此方能勘破《大荒经》文本光怪陆离的表象背后所隐藏的真相。
一、大荒版图的内容与结构
我们可以通过对《大荒经》内容和行文的描述，对其所据图画的内容和结构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一、大荒版图的内容
《大荒经》的内容大致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1.山、川、海、泽、泉、林、星象等自然地理景观
《大荒经》五篇共记述了山（丘）138座，其中《大荒东经》22座，《大荒南经》36座，《大荒西经》36座，《大荒北经》28座，《海内经》16座。大多仅记山名，个别则说明山上所有之物或相关传说，如《大荒南经》“有宋山者，有赤蛇，名曰育蛇。有木生山上，名曰枫木。枫木，蚩尤所弃其桎梏，是谓枫木”[1]之类。
《大荒经》群山之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大荒东经》的七座日月所出之山和《大荒西经》的七座日月所入之山，以及分居四方的四座“四极之山”，它们实际上构成了一个以地平圈上的山峰为参照的天文坐标系，用以观测一年四时中太阳出入方位的变化，据之可以确定节气和月份。这些山峰表明了《大荒经》所据图画与原始天文学的关系。[2]
《大荒经》五篇共出现23条河流之名，其中，《大荒东经》3条，《大荒南经》11条，《大荒西经》1条，《大荒北经》8条，一般仅记述水之所出或所入，如《大荒南经》云：“有氾天之山，赤水穷焉”、“有荥山，荥水出焉”、“有成山，甘水穷焉”。
《大荒经》四方皆有海，称为“东海”、“东南海”、“南海”、“西南海”、“西海”、“西北海”、“北海”、“东北海”等，可见《大荒经》版图四面环海。《大荒经》往往只有在说明山、国等的方位时，才提到海，以海作为方位参照。如《大荒东经》云：“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东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 。
此外，《大荒经》中还有多处关于泽、渊、林的记载。泽为湖泽，仅见于北方与西方，北方有“大泽”，西方有“三泽水”。渊则为泉渊或积水而成之河渊，四方皆有，而南方独多。
这些自然地理景观分布于大荒经图各方，足以证明这幅图画的地理学价值。
2.方国、人物、世系以及帝王之丘台、墟墓等人文地理景观
《大荒经》五篇共记述了86个方国，其中《大荒东经》19国，《大荒南经》15国，《大荒西经》16国，《大荒北经》18国，《海内经》18国。《大荒经》关于方国的记述，详略不一，有些仅记其国名与所在，有些则详言其国人物样貌、族姓、世系乃至食物、动作等。有些国名为平淡无奇的专名，如蒍国、嬴土之国、夏州之国、盖余之国、季禺之国、盈民之国之类，似为实有之国；有些国名则为摹写形容之词，如大人之国、小人之国、白民之国、黑齿之国、三身之国、羽民之国、卵民之国之类，大多形象怪异，透露出浓厚的神异色彩。有些方国则具有强烈的神话意味，如女和月母之国“处东极隅以止日月，使无相间出没，司其短长”（《大荒东经》），羲和之国“生十日”（《大荒南经》）之类。诸如此类摹写形容之国名和具有神话色彩之国，皆非真实方国，实为述图者对于图画中特定场面和人物形象的误解。[3]
《大荒经》记载的众多方国族姓，表明这幅图画非常古老，为考证此图的历史文化渊源提供了线索。
《大荒经》中还记载了多处帝王的丘、台、墓葬。《大荒西经》有轩辕之台，《大荒北经》有共工之台、众帝之台，《海内经》有九丘，名曰陶唐之丘、叔得之丘等；大荒东北隅有颛顼及其九嫔之葬，东南隅有帝尧、帝喾之葬，南方有帝俊、叔均之葬，西南有后稷之葬。诸帝皆为神性人物，这些分布大荒四隅的帝王之丘、台、墓葬体现出大荒世界的宗教意味，也保存了珍贵的上古历史记忆。
3.神灵与神话
《大荒经》记述了众多神灵、帝王和神话。神灵有古史传说中常见的黄帝、炎帝、神农、颛顼、帝喾、帝尧、帝舜、重黎、蚩尤、共工、鲧、禹、后稷、后土、西王母、后羿等神，还有众多的自然之神，如四方之海神、四方之风神、日神羲和、月神常羲，以及众多名不见经传而唯见于《大荒经》的神，这些神大都形象怪异，野性未褪，如人面兽身的犁 之尸、八首人面虎身十尾的天吴、人面犬耳兽身的奢比尸、人面蛇身的烛龙、九首人面蛇身的相繇等。
《大荒经》记载了众多神话故事，如大禹治水、大禹杀相柳、黄帝蚩尤相争、后羿为民除害、夏启得九歌、夸父追日、应龙杀夸父、羲和生十日、常羲生十二月等等，大都言辞简略，仅具梗概。
值得注意的是，帝俊是《大荒经》中地位最高的天神，日母羲和、月母常羲，皆为帝俊之妻，帝俊除了是多位天神的配偶和祖先之外，还是众多地上方国的祖先，最后一篇《海内经》的末尾，记载一长段造物之神的世系，大都可以追溯到帝俊。可见，在《大荒经》的神话体系中，帝俊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反映了大荒世界独特的神灵崇拜体系和地域文化渊源。
这些神灵、帝王和神话散布于《大荒经》的各方，不仅说明大荒版图具有浓厚的神性色彩，而且也为考证《大荒经》的古史渊源提供了线索。
4.异鸟怪兽
《大荒经》记述了大量非世俗所常见的怪异鸟兽，如“有青丘之国，有狐，九尾”、“有五彩之鸟，相乡弃沙”、“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均见《大荒东经》）之类的记载，全经中此类怪异鸟兽记载数十处，分布于《大荒经》各篇之中，说明其所据图画中描绘了众多的鸟兽，其图兼载地理方物，实为后世职贡图之先声。
此外，《大荒经》中还有很多与天文星象和原始历法相关的内容，其中有些怪兽其实就是星象的写照，对此，拙著《失落的天书》已有详论，此不赘述。[4]
《大荒经》的内容大体可以归于上述几个方面。综观《大荒经》全文，一共记载了约一百四十座山、二十余条河、八十余个方国以及海、泽、林、泉等众多自然地理要素和天文星象、神灵帝王、神话故事、奇鸟异兽等自然、人文内容，这些大都是图画中所描绘的画面内容，可见这确是一幅体大思精、内容丰富的“版图”。这幅版图具有地图的性质，但它显然又不是纯粹的地图，而是一幅将天文星象、历法岁时、山海川泽、方国族姓、祭祀兆域、神话传说、风土博物等等内容囊括于一图的“图像宇宙志”或“大荒世界图”，体现了先民心目中和视野中天地相映、人神未分、万物纷然杂陈的原始世界观。
二、大荒版图的结构
乍看之下，《大荒经》的记述确实颇为错杂凌乱，它既不像《山经》那样以山为经循一定方向依次记述群山的道里方位、物产性状，也不像《海外经》那样按照东、南、西、北的走向按部就班地罗列海外方国人物，它不仅山川、薮泽、方国、世系、神话、物怪、鸟兽、草木、异闻，无所不载，名目繁多，而且文字参差，繁简不一，尤其是其载列山川方国，多不言其方位所在，显得漫无头绪，以至于郝懿行《笺疏》谓其“文多凌杂，漫无统纪，盖本诸家记录，非一手所成故也。”
其实，《大荒经》行文貌似错杂无序，不可方物，实则自居体例，头绪分明。其对山川方国的记载，皆有明确的方位可按。经中常见“大荒之中”、“大荒之隅”、“南海之外”、“南海之中”、“南海之外”、“北海之隅”、“流沙之西”、“流沙之东”、“流沙之外”、“流沙之内”之类说明方位的语句，其下则记述一系列方国、山川、神灵、异物，所谓“大荒之中”、“大荒之隅”云云即旨在说明其下文所述山川、方国、神灵、异物在图画中的方位。且看《大荒西经》开头两段：
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负子，有两黄兽守之。有水曰寒暑之水。水西有湿山，水东有幕山。有禹攻共工国山。有国名曰淑士，颛顼之子。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有人名曰石夷，来风曰韦，处西北隅，以司日月之长短。有五彩之鸟，有冠，名曰㹥鸟。有大泽之长山。有白民之国。
西北海之外，赤水之东，有长胫之国。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稷之弟曰台蠒，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有赤国妻氏。有双山。
这两段引文中，每段的首句“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西北海之外，赤水之东”，表示方位，旨在标明其下文所述地理单元中山川、方国、人物、神灵、鸟兽在整幅古图中所处位置。如第一段即有不周山、有寒暑之水、有湿山、有幕山、有禹攻共工国山、有国曰淑士、有神十人、有人名石夷、有五彩之鸟、有大泽之长山、有白氏之国等十余个对象，组成一个地理单元，此段首句“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说明这些山川方国、神怪名物，皆在“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即在大荒版图西北隅的海滨。
纵观《大荒经》全篇，此种记述法贯穿始终，据此我们不难推断大荒版图的整体结构，以及每一山川、方国、人物、神灵、鸟兽等在整个大荒版图中的地理位置。
我们可以将《大荒经》中所有标识方位的句子抽取出来，汇总排列，则整部《大荒经》的空间结构一目了然，为省篇幅，这里只以《大荒东经》为例：
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
大荒东南隅有山，名皮母地丘。
东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合虚，日月所出。
大荒中，有山名曰明星，日月所出。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鞠陵于天，东极离瞀，日月所出。
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䝞。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摇頵羝，上有扶木。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猗天苏门，日月所生。
东荒之中，有山名曰壑明俊疾，日月所出。
东北海外，又有三青马、三骓、甘华。
大荒东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丘。
综观各篇叙述的走向，作者对画面的叙述严格按照图画的结构，分四个方向，以四隅为起止，从头到尾依次叙述，《大荒东经》则从东南隅到东北隅，《大荒南经》则从西南隅到东南隅，《大荒西经》则从西北隅到西南隅，《大荒北经》则从东北隅到西北隅，首尾相继，严丝合缝，有条不紊地叙述了整幅大荒版图的画面内容，如下图所示：[5]
《大荒经》与大荒图关系图
《大荒经》作者对图画中标识方位的地理景观特别留意，如东、南、西、北四经中各有东极之山、南极之山、西极之山（天枢）、北极之山，标明四方之基准。与每一极山毗邻，又皆有四方之海神居于四海之渚，这些内容皆处于每一方经文的中间部分，表明其在图中也出于四方之中间位置，即卯酉线和子午线之两端，作图者旨在以其表明四方之正极。又如，《大荒东经》、《大荒西经》中的日月出入之山皆冠以“大荒之中”一语引出，这表明这些日月出入之山在图中一定具有显著之地位，或用日月图案加以标识，旨在表明这些山峰作为日月之行次的天文学意义。
总之，综观《大荒经》全篇，其对大荒经图的描述，分为数十个地理单元，每个单元皆以“海”、“水”或“山”等醒目的地理要素为标志，按照一定走向对大荒版图各个部位的画面一一进行记述，每一单元包括数个或十数个项目，内容涉及山、海、河流、原野、渊泉、方国、人物、神怪、鸟兽等。乍看之下，其记事颇为驳杂，头绪亦显凌乱，但细绎其文，实极有条理，其记事根据大荒版图的画面结构，原原本本，条分缕析，记载翔实，头绪分明，不难据以想见大荒版图的画面风貌。
这幅大荒版图，细致地描绘了众多的山水、方国、神怪、鸟兽等物象，兼具自然地理景观与人文地理风情的古老版图，必定是基于对现实大地的真实写照。那么，这幅大荒版图所呈现的世界究竟有多大呢？
二、大荒版图的空间尺度
《大荒经》所记多为中国罕见的方国人物和方外异物，因此，前人相信《大荒经》所记为“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地域超出中国九州之外，“逮人迹所希至，及舟舆之所罕到”[6]。
况且，《大荒经》以“荒”为题。“荒”，荒远、野蛮之谓也，古人称远离华夏文化中心的地域为“荒服”，《禹贡》以五服划分地域之远近和文明之高低，从内到外，依次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国语·周语》亦云：“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荒服是最外面一圈，是在空间上距离中国最为遥远、文明上最为落后、为蛮夷戎狄所居的世界边缘。大荒版图的四周既然描绘了众多奇形怪状、非我族类的绝域之国、殊类之人，视之为一幅描绘中国之外、荒服之域的“世界地图”可谓顺理成章。
《山海经》十八篇，依次为《五臧山经》、《海外经》、《海内经》、《大荒经》，如此编排的用意，盖因在《山海经》的编纂者看来，《山经》所记为中国山川，《海经》所记为中国之外的四海，《荒经》所记为四海之外的大荒，中国之外是大海，大海之外是大荒，正构成一个由内及外、由近及远、由文明及野蛮的世界格局，恰好成为先王五服制度的直观呈现。
刘向《说苑•辨物》云：“八荒之内有四海，四海之内有九州，天子处中州而制八方耳。”即将世界区分为九州、四海、八荒三个层次。《山海经》最早见录于《汉书·艺文志》，而《艺文志》则本自刘向《别录》，《山海经》最早的定本可能正是成于刘向领校群书，因此，刘向将天下划分为九州、四海、八荒三个层次的世界观，可能正是脱胎于《山海经》。
实际上，在先秦两汉学者的心目中，先王教化所及的“天下”概念，正是由《大荒经》所限定的，“大荒世界”就是天下的极限：
古者尧治天下，南抚交阯，北降幽都，东西至日所出入，莫不宾服。（《墨子·节用中》）
昔者尧有天下，饭于土簋，饮于土铏，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宾服。（《韩非子•十过》）
颛顼……乘龙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济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大戴礼记·五帝德》）
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东至旸谷，西至三危，莫不听从。（《淮南子•主术训》）
诸书极言先王教化之广被四表、疆域之寥廓广大，其所列举的天下四极地名，诸如交趾（交阯）、幽都（幽陵）、流沙、蟠木（扶木）、旸谷、三危等，全部出自《大荒经》，而所谓“东西日月所出入”，则无疑是指《大荒东经》和《大荒西经》的日月出入之山。
现代学者自然不会相信先秦时代的人们已经对域外甚至整个世界的地理拥有如此丰富的知识，后世域外交通也早已证明中国之外并不存在《大荒经》中所记载的那些绝域之国、殊类之人，因此现代学者不再相信《大荒经》是对天下地理的真实记录，在他们看来，《大荒经》以及《海外经》所反映的只是古人想象中的世界。[7]既然《山海经》所反映的只是古人的想象世界，想象的天地比真实的天地更辽阔，于是，现在一些学者谈论起《大荒经》世界的地域范围，更是海阔天空，漫无际涯。
《大荒经》确实被古人用为想象世界的依据，但是，《大荒经》和大荒经图所描绘的那些具体而微的地理景观，却不会是想象的产物，图中所描绘的140座山、20条水，还有一系列的海泽、渊泉、丘台、林野，必定是真实的写照。古代简册笨重，书写不易，著于简帛者都是在古人看来值得记载和流传的真知，他们没有理由也没有闲心纯凭想象杜撰一幅如此繁琐周密却无关实用的图画，因此，这幅图画一定是古人眼中真实世界的写照。
战国秦汉学者因见《大荒经》记有东、西方的日月出入之地，而相信其所呈现的世界已经达到了日、月升降出入的天地尽头。其实，位于大荒经图东、西方的七对“日月出入之山”，恰恰说明大荒世界的空间尺度不可能无限广大。这七对日月出入之山和四座四极之山，构成一个地平圈天文坐标系，古人据以观察日月出入之行次、判断节气和日期。古代没有超视距的观测手段，一切天文观测只能凭肉眼直观，这一系列山峰组成的天文坐标系，只有在能够被立于一地的观察者同时尽收眼底时才能有效发挥作用，因此，绘于“大荒图”边缘的这七对日月出入之山和四座四极之山，其所限定的空间，肯定不会超出古人肉眼视力之极限。这一系列山峰，构成了大荒世界的天文坐标，也因此成为我们判断大荒世界空间尺度的确切依据，它表明“大荒图”所呈现的仅仅是中国域内某个局部地区的地理景观，其范围远远小于华夏九州的范围，更不可能超出中国的疆域，前人关于《大荒经》地域的种种无限夸大之辞和煞有其事的考证，无疑痴人说梦。[8]
但是，我们不能把古人想象成纯粹的实证主义者，认为他在图中所描绘的只能是他“一目了然”的视野之内的景观，他跟后世的地图制作者一样，当然也会把他曾经游历、勘察但却并不出现于同一个中心视野之内的一些重要地理景观标识于图卷之上，他甚至会把那些渺茫难稽的有关远方地理的传闻标注在图幅的相应方位，正如后世的地图上，也常常描绘那些纯属传说的远方国度和异域怪兽一样。《春秋公羊传》将《春秋》关于史事的记载，分为所见、所闻、所传闻“三世”[9]。由于人的寿命有限，一个人不可能亲身经历和目睹全部历史，去己愈远，则其关于历史的知识愈渺茫失真。同样，由于人的活动范围有限，人们对去其乡土愈远的地方，了解的愈模糊，因此，地理的知识也可以区分为“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三个层次。就“大荒图”所呈现的地理景观而言，由四野群山构成的天际线及其所环绕的河流、渊泽，为中心视野之内的景观，为“所见世”，图中对这一部分地理知识的描绘和标注最为可靠；四野群山之外的海隅、大荒以及其中的某些方国，不可能皆为中心视野所及，但却可能为作者游历所及，或虽未身经其地却有可靠的信息来源，此为“所闻世”，图中对这一部分地理知识也必有明确的描绘和标注。“所见世”和“所闻世”构成了“大荒图”中全部可靠的地理知识，将是我们考证“大荒图”地域范围和方域所在的主要依据。至于过此以往，“大荒图”和《大荒经》中不可避免地羼杂了一些关于遥远世界的地理传闻，其中有些还是述图之人的误解和后世之人的增窜补缀，这些内容属于“传闻世”，无关乎“大荒图”地域范围之考定，但也正是这类内容最容易萤惑视听，干扰对大荒地域范围的考定，对于这类内容，在考证大荒地域范围时，应予以辨析，并置而不论。
三、大荒版图中的“四海”
古人称道大地之极限，好言“四海”，古书中所谓“四海”，有些只是泛泛而言，并无实指，谓荒晦邈远之边裔而已。但《大荒经》所记之四海，却与诸书泛泛而言不同，非泛指四方荒远之域，而为实际构成陆地边缘的海洋。
下面几条记载，足以表明《大荒经》所言之海为真实的海，表明大荒图中明确描绘了海岸线。
《大荒南经》云：“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天，海水南入焉。”又云：“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天台高山，海水入焉。”“海水入焉”云云，表明在大荒版图的南方，有弯曲的海岸线凸入陆地，所绘当为海湾或海岬的地貌。
《大荒北经》云：“大荒之中， 有山名曰先槛大逢之山，河、济所入，海北注焉。”河为河水，济为济水，河、济皆入渤海，此为中国地理的常识，此绘于大荒版图北方、为“河、济所入”之海，当然就是渤海，其文又云“海北注焉”，表明在图的北方，海岸线凸入陆地，呈现的是一个海湾地貌。《大荒北经》又云：“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北极天樻，海水北注焉。”“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句，海水入焉。”“海水北注焉”，“海水入焉”，皆为海岸线凸入陆地的海湾地貌。
根据《大荒经》四方经中关于各方之“海”的记述，不难勾勒出“大荒图”中海岸线的概貌：
1. 大荒图的四隅和四方皆绘有海域，说明大荒版图所呈现的是一片四方环“海”的陆地。
2. 大荒图南方和东南方有向陆地凸入的海岸线，表明其地为海湾或海岬。
3. 大荒图的北方海域有一长段海岸线向陆地弯曲凹进，表明在北方有一个广阔的海湾。
大荒图中的四方之海，勾勒出了大荒世界的边界，廓定了大荒版图之所在，那么，考证出这些海岸线之所在，也就揭晓了大荒版图的方域之所在。由如此这般的海岸线勾勒出来的版图，究竟位于九州域内中的什么地方呢？
其实，对于这个为四海所包的大荒版图之所在，《大荒经》已经提供了明显的线索，惟因古往今来考《山海经》地理者，囿于成见，对此明显的线索视而不见。
四、大荒版图的北方海岸线
1.北齐之国
《大荒北经》云：
有北齐之国，姜姓，使虎、豹、熊、罴。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先槛大逢之山，河、济所入，海北注焉。其西有山，名曰禹所积石。有阳山者。有顺山者，顺水出焉。有始州之国，有丹山。有大泽方千里，群鸟所解。……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北极天樻，海水北注焉。……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句，海水入焉。
此文自东而西，蝉联述及三处“海水北注”或“海水入焉”，表明在大荒版图的正北方（北极），有一长段向南方陆地明显凹进的海岸线，勾勒出了一个广阔的海湾。这个海湾的东南有北齐之国，这个姜姓的北齐之国，当然就是太公的齐国。[10]
这个在齐国之北的海湾，只能是位于渤海南岸、绵延整个鲁北海岸的莱州湾。
2.河、济所入
《大荒北经》云：“河、济所入，海北注焉”，河即河水，济即济水，上古四渎，斯为其二。这个为河水和济水所流注的海湾，也只能是莱州湾。
历史上，河水下游河道游徙不定，因此入海口亦不恒其处。但古济水一直在鲁北莱州湾西侧入海，济水虽久已断流，今小清河下游河道大致就是古济水所经，小清河在广饶东北注入莱州湾，仅凭“济水所入”这一条线索，就足以证明大荒版图北方的这一海湾为莱州湾，《大荒经》“北海”为渤海。
图：春秋时期的莱州湾[11]
3.先槛大逢之山
《大荒北经》云：“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先槛大逢之山，河、济所入，海北注焉。”这一记载表明，在河、济入海口附近，在北海之南，有一座山，名曰先槛大逢之山。
此山名称中有一“逢”字，有学者因此联系到曾见先秦文献记载的齐地古国逢国。[12]《左传·昭公二十年》载，齐景公打猎归来，与晏子饮酒遄台甚乐，但愿长生无死，晏子对曰：
古而无死，则古之乐也，君何得焉？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大公因之。古者无死，爽鸠氏之乐，非君所愿也。
按晏子所说，齐地往古曾先后为爽鸠氏、季萴、有逢伯陵、蒲姑氏所居。杜佑注谓：“逢伯陵，殷诸侯，姜姓。”以逢为殷商之国，伯陵则为其国君之名。
逢国于古书中颇有行迹可求。《国语·周语下》伶州鸠对周景王云：“我姬氏出自天鼋，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牵牛焉，则我皇妣大姜之侄伯陵之后，逄公之所冯神也。” “逄”为“逢”之异体字。韦昭注云：“太姜，太王之妃，王季之母，姜女也。伯陵，太姜之祖有逄伯陵也。逄公，伯陵之后，太姜之侄，殷之诸侯，封于齐地。齐地属天鼋，故祀天鼋，死而配食，为其神主，故云‘冯’。”据此，可知逢国为商代姜姓古国，曾与周通婚，王季之母为逢国之女，其侄伯陵曾为逢国国君，死后被祀为神，依凭于天鼋。天鼋为星次之名，即北方玄枵之次。[13]《左传·昭公十年》云：“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郑裨灶言于子产曰：七月，戊子，晋君将死，今兹岁在颛顼之虚，姜氏任氏，实守其地，居其维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晋之妣也。天以七纪。戊子，逢公以登。星斯于是乎出，吾是以讥之。”婺女，即北方女宿，属玄枵之次，则裨灶亦以逢公为姜姓，其所凭之星为玄枵或天鼋。裨灶之言，还透露出更多的信息，所谓“今兹岁在颛顼之虚，姜氏任氏，实守其地”，颛顼之虚亦即玄枵之次，颛顼为北方之神，故古人以北方之星次为其标志，而“姜氏任氏，实守其地”，则表明玄枵之次在地上的分野为姜氏、任氏二姓所封，《汉书·天文志下》云：“玄枵，齐分野也。”则裨灶亦以齐地为逢国所在。据裨灶之言，姜、任二姓皆居齐地，这在《大荒经》中亦有证据，《大荒经》记载了三个任姓之国，皆在《大荒北经》：
有儋耳之国，任姓，禺号子，食谷。
有无肠之国，是任姓，无继子，食鱼。
有继无民，继无民任姓，无骨子，食气、鱼。
其中儋耳之国和无肠之国皆与“海水北注焉”的北极天樻之山相近，在大荒版图中的位置与齐国相去不远，继无民则近西北海，则此三国在图中位置，皆在北海之滨，正与裨灶之说相呼应。
《左传》、《国语》皆云逢国之君伯陵死后成神升天，可见这个伯陵非一般人物。“伯陵”之名亦见《海内经》：
炎帝之孙伯陵，伯陵同吴权之妻阿女缘妇，缘妇孕三年，是生鼓、延、殳，始为侯，鼓、延是始为锺，为乐风。
伯陵为炎帝之孙，炎帝为姜姓，则伯陵亦当为姜姓，与《左传》、《国语》记载吻合。
殷墟卜辞也证明殷商末期鲁北有逢地。李学勤《有逢伯陵与齐国》[14]指出：殷末帝乙、帝辛时期的黄组卜辞，出现了一系列地名，可按在其地的时间先后，排列为：癸亥，在乐；癸酉，在寻；癸未，在逢；四月癸巳，在八桑。其中，“寻”即《左传》中记载的在今山东寿光的斟寻国，据此推断，“逢”亦为鲁北之地，当在齐都附近，盖即《左传》、《国语》所提到的殷末逢国。
考古发现证明西周时期鲁北确有逢国。在济南东北方济阳县姜集乡的刘台子遗址，自1979年之后多次发掘，发现多处商、周墓葬，其中M2、M3、M6三座墓中，都出土铭文中带有“逢”字的青铜器，考古学者据此断定此墓与逢国有关。这三座墓的年代，据出土器物估计为周康王或略晚时期，说明逢国在西周早期还存在。[15]
济阳之得名，以其在济水之北（今则在黄河之北），古济水在济阳以东百余里注入渤海。《大荒北经》谓先槛大逢之山为“河、济所入，海北注焉”，则先槛大逢之山当为济水入海口以西、与海相去不远的一座山峰，正当济阳之地。
先槛大逢之山为今之何山，且置而不论。《左传》、《国语》、殷墟卜辞的记载以及刘台子遗址的考古发现足以证明在鲁北莱州湾西岸有一个姜姓的逢国存在，则先槛大逢之山所临之海为莱州湾，当无疑义。
4.禹所积石之山
《大荒北经》云：“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先槛大逢之山，河、济所入，海北注焉。其西有山，名曰禹所积石。”这一记载表明，在大荒版图上，河、济入海处之西，在先槛大逢之山以西，有一座山，叫禹所积石。
积石在中国古代地理学上，可谓赫赫有名，其地位不亚于昆仑，围绕着积石山之纠葛，与昆仑山相比，也毫不逊色。这是因为它们都与河水的源头有关，都见于地理学经典《禹贡》。
《禹贡》两次提及积石，一为九州章，叙雍州贡道，云：“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一为导河章，叙河水之起点，云：“导河积石，至于龙门。”积石在雍州，导河始积石，则积石必处西北，为河水上游之大山，其地当在今甘、青之境。自古迄今的学者，尽管对积石究为何山，见仁见智，但以积石为西部之山，却从无异议。
据顾颉刚先生考证，《禹贡》成书在《山海经》之后，《禹贡》之“积石”即本自《山海经》“积石”[16]，但《禹贡》作者误解《山海经》，以《山海经》版图即大禹九州之版图，以《山海经》之西部即九州之西部，因见《大荒经》有 “禹所积石”，故想当然地以之为禹导河所起始，故著“积石”于雍州，竟将原本在河水下游去入海口不远的积石搬到了河水源头！可谓瞒天过海，颠倒乾坤。后人轻信《禹贡》，故将积石之山坐实于雍州以西河水上游河洲之境，从此以后，人们就只知道河源之积石，而不知道河水入海口之积石了。
积石《山海经》凡三言“禹所积石”，除《大荒北经》之外，《海外北经》、《海内西经》并有记载：
禹所积石之山在其东，河水所入。（《海外北经》）
河水出（昆仑）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海内西经》）
显然与《大荒北经》所言为同一山。而诸篇言积石，皆谓“河水所入”，不言“河水所出”，显然是以积石在河水下游。[17]
积石之所在，牵扯《山海经》与《禹贡》的关系问题，还牵扯昆仑与河源关系问题，围绕河源、昆仑、积石的位置，种种似是而非之论纷繁歧互，实则都因未读懂《山海经》并误解《山海经》与《禹贡》关系所至。积石之山，只是《山海经》地理学中的一个小问题，却是中国历史地理学中的一个大问题，请俟另文详论。
5.大泽方千里
《大荒北经》与“先槛大逢之山”同一地理单元中，提到一个大泽：
有大泽方千里，群鸟所解。
“方千里”自是夸张之辞[18]，但《大荒经》这一记述足以表明，在大荒版图北方，有一个水域辽阔的湖泊。
北海南岸、济水入海口附近的这个大泽当即汉代的钜定泊。《汉书·地理志》齐郡有钜定泊，《水经·巨洋水注》等谓之巨淀湖，其地滨北海，据《地理志》记载，古代钜定泊至少为时水、浊水、洋水、女水四条河流所灌注，水源充足，加之鲁北地势低平，此泽必定水面广阔，浩荡一片。《玉篇·水部》：“淀，浅水也。”水浅而广，故谓之“钜定”。钜者，大也，定者，泽也，则“钜定”亦即“大泽”。钜定在今广饶，北距故济水入海口甚近，可见《大荒北经》之“大泽”必为钜定无疑。
大泽为浅水广陂之泽，必定水草丰茂，故为众鸟所栖息，《大荒北经》称大泽为“群鸟所解”，盖谓其地多水鸟。鲁北渤海之滨，至今仍为大量候鸟迁徙的驻留之地。
至今鲁北广饶、寿光之间，仍有名为巨淀湖的天然湖泊，但水面已大为萎缩，几乎退化为湿地。
综上所述，由《大荒北经》所记 “北齐之国”、“河济所入”、“先槛大逢之山”、“大泽方千里”与“北海”之间的方位关系，足见大荒版图北方所绘的一片海域，即为绵延于鲁北的莱州湾，《大荒经》之“北海”即渤海，而《大荒北经》所记载的一系列山川方国，当在古齐国之域，今鲁北滨州、淄博、潍坊一代。
五、大荒版图的东南方海岸线
1.舜葬苍梧
《大荒南经》叙述是自西南至东南，其开头两条都涉及“南海”：
南海之外，赤水之西，流沙之东，有兽，左右有首，名曰䟣踢。
南海之中，有氾天之山，赤水穷焉。赤水之东，有苍梧之野，舜与叔均之所葬也。
其中提到苍梧之野，为舜和叔均之所葬。苍梧和舜葬，《海经》其他几篇亦有记载：
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海内南经》）
西胡白玉山在大夏东，苍梧在白玉山西南，皆在流沙西，昆仑虚东南。（《海内东经》）
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海内经》）
其中，《海内东经》一条，既无关于舜葬，又称苍梧在西北方、流沙西，当系另一苍梧，可以置而不论。《海内南经》与《海内经》两条，皆称苍梧之山（丘）在南方，又皆为舜之所葬，与《大荒南经》所记显然为同一苍梧。
古书多言舜葬南方苍梧。《礼记·檀弓上》云：“舜葬于苍梧之野。”《大戴礼记·五帝德》谓舜“五十乃死，葬于苍梧之野。”《淮南子·齐俗训》云：“昔舜葬苍梧，市不变其肆。”《修务训》称舜“南征三苗，道死苍梧。”但诸书皆未言苍梧之所在，至《史记》始明言苍梧所在，《五帝本纪》云：“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谓苍梧在零陵，与《大荒经》“在长沙零陵界中”之语相合，似证明《大荒经》之苍梧为今湖南、广西之地。
苍梧其地，《战国策·楚策一》载苏秦说楚王之语云：
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郇阳。
苏秦的这番话说明战国时南越已有苍梧其地，既如此，则岂非证明《大荒南经》版图已远及南越地界？实则，《楚策》苍梧之说，前人已辨其非。[19]《战国策》虽多记战国时事，但《战国策》原无定本，刘向校书时方为编定，其中混入不少秦汉时人伪托战国策士所作的纵横家言论，[20]依托之时，自不免颠倒历史、无视古今，把秦汉舆地强加到给战国，“苍梧”盖即其类。
楚南有“苍梧”其地，始于秦代。里耶秦简J1：16：5和J1：16：6皆出现“苍梧”郡名，文字大同小异：“廿七年二月丙子朔庚寅，洞庭守礼谓县啬夫、卒史嘉、叚卒史谷、属尉，令曰：传送委输，必先悉行城旦舂、隶臣妾，居赀赎债。事急不可留，乃兴徭。今洞庭兵输内史，及巴、南郡、苍梧输甲兵，当传者多。”[21]秦苍梧郡，未见史书，《汉书·武帝纪》云汉武帝元鼎六年定越地，以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等郡，汉苍梧郡，当为沿袭秦郡之名。《武帝纪》未言零陵，但《地理志》有零陵郡，亦当为秦始皇或汉武帝所立。至于《海内经》“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云云，“在长沙零陵界中”一语明显是后人注语窜入正文。值得注意的是，汉武帝元鼎六年所立南越诸郡名，“苍梧”、“郁林”、“儋耳”三者皆出自《海经》，可见秦始皇或汉武帝已认为《大荒经》所记为中国四裔地理，故据以命名其新开之地。其实，就算南越早有苍梧、零陵，其地远在岭南，秦汉方入版图，成书于战国早期的《大荒经》，安能寄舜葬于南越荒蛮之地？
先秦言舜葬，除《山海经》和上引大小戴记外，尚有如下诸书：
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己之市。（《墨子·节葬》）
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孟子·离娄下》）
五十载，陟方乃死。（《尚书·尧典》）
虞葬于纪市，不变其肆。（《吕氏春秋·安死》）
诸书或谓舜葬鸣条，或谓舜葬南己，均不言苍梧，可见，除了《山海经》，早期典籍中别无舜葬苍梧之说，《礼记·檀弓上》、《大戴礼记·五帝德》、《淮南子·齐俗训》和《修务训》诸篇舜葬苍梧之说，只能出自《山海经》。
《墨子》云舜葬南己之市，《吕氏春秋》云舜葬纪市，己、纪通，纪市即南己之市，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五引薛季宣之说以《吕氏春秋》舜葬所葬之纪市即莒之纪城，其地近海州苍梧山。[22]莒之纪，即春秋之纪鄣，《左传•昭公十九年》云：“秋，齐高发帅师伐莒，莒子奔纪鄣。”杜注：“纪鄣，莒邑也，东海赣榆县东北有纪城。”纪鄣，在今日照、赣榆之间的海州湾北岸，后北迁至今鲁北寿光，即《左传•隐公元年》“纪人伐夷”之纪，相对于北方之纪，南方之纪则为南纪，亦即《墨子》之“南己”。
古苍梧即今连云港。据王应麟引薛季宣说，海州有苍梧山，即舜葬之苍梧。海州苍梧山又见《水经·淮水注》，谓在海州朐县，其地海中有岛曰郁洲，郦道元认为即《山海经》“郁山在海中”者，郦氏所谓“郁山”，今本《山海经》作“郁州”，《海内东经》云：“都州在海中。一曰郁州。” “都”为“郁”之讹字，郭璞注：“今在东海朐县界”，说与郦氏同。古代郁州为一孤悬海州湾中的大岛，今则久已与陆地连成一片，为连云港市区所在地。据《水经·淮水注》又引汉人崔琰（季珪）《述初赋》，谓郁州岛即故苍梧之山所在。苍梧，《大荒南经》称为“苍梧之野”，《海内南经》称为“苍梧之山”，《海内东经》称为“郁州”，《海内经》又称为“苍梧之丘”，所指皆为同地，诸书称名不同，盖各举其一端。今连云港市东北部有一系列山峰，其最高峰名云台山，海拔625米，东临大海，山势峭拔，为江苏省域内的最高峰，盖即古苍梧山。
总之，（1）海州古称郁州，又名苍梧之野或苍梧之山；（2）海州湾北岸即为纪鄣，即《墨子》所谓南己（南纪）。然则《墨子》所谓舜葬南己，《大荒经》所谓舜葬苍梧，实皆指海州其地。
图：春秋时期的海州湾
2. 羲和之国、天台高山、盖犹之山
《大荒南经》末段，所述为大荒版图东南隅的海域景观：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天台高山，海水入焉。
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有盖犹之山者……
《大荒南经》叙述自西南至东南，《大荒东经》叙述则始东南终西南，两者首位相接，《大荒南经》末尾提到的甘水、甘渊，亦见于《大荒东经》开头，可见两者所述景观正相衔接，皆为大荒版图东南隅之海域，故应合并论述。《大荒东经》云：
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有甘山者，甘水出焉，生甘渊。
大荒东南隅有山，名皮母地丘。
东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国。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之堂。有一大人踆其上，张其两耳。有小人国，名靖人。有神，人面兽身，名曰犁𩵀之尸。
综合《大荒南经》和《大荒东经》的记述，可见在大荒版图这一区域，描绘了海边和海中一系列的山峰景观：“天台高山，海水入焉”，表明其为海畔之山，山下为海湾；“东南海之外，……有盖犹之山者”，则似为海中一岛屿；此外还有南类之山、甘山、皮母地丘、波谷山、潏山等山。
山东半岛东南海岸为东北-西南走向，上述海滨景观，既在大荒版图的东南隅，在“苍梧”之东，按之地理，必在今连云港东北方海滨。山东东南海岸线，西起海州湾，东至成山头，绵延数百公里，一直是山峰连绵，海湾列布，这一图景呈现的是其中何处山海呢？
（1）羲和之国
这一图景中，尤其引人注目者，为“羲和之国”和“大言”之山，两者皆与天文观测有关。羲和为日神，“生十日”，谓以太阳方位定晨昏、记时辰[23]，“浴日于甘渊”，谓海中日出之象；大言之山，“日月所出”，大言为《大荒东经》所记东方七座日月所出之山的最南端一座，为大荒版图的冬至点所在。冬至点为天文学中最重要的节点，因此古人观象授时、治历明时首重冬至。大荒图绘羲和浴日的场景于此山左近，即表明其地为天文观测之地。大言之山作为冬至点的标志，关乎天人之际，在大荒世界必定具有非同一般的地位。山川无数，大多都寂寂无闻，唯有因自然造化与人文教化的因缘际会而被赋予重要的文化意义、被纳入文化世界者，方得以载于史册，留驻记忆。明乎此，则“羲和之国”这一片为大荒世界中天人相会、神性所聚之区域，也必定会在历史上和史书中留下鲜明的印记。
从海州湾循海岸北行不远，即有一个屡见史册记载、具有重要历史文化意义的地点，即今胶南西南的琅琊台。琅琊台南北海岸线崎岖，南为琅琊台湾和棋子湾，北为古镇口湾和灵山湾。这一代属胶东丘陵，海畔低山连绵，自北而南，有大珠山、小珠山、琅琊台等山。琅琊台东南不远的海中，有小岛名斋堂岛，东北方向的远处海面上，有一座大岛，名灵山岛。
《海内东经》就有关于琅琊台的记载：
琅瑘台在渤海间，琅瑘之东，其北有山。一曰在海间。
“琅瑘”即琅琊，又作琅邪、瑯邪[24]。琅琊台载于《海内东经》，足见其在上古地理观中的重要性。琅琊台仅为海边一座海拔183米的小山，但在历史上却极为著名：勾践曾徙都琅琊，齐景公对琅琊心向往之，称“吾欲观于转附、朝儛，遵海而南，至于瑯邪”（《孟子·梁惠王下》），秦始皇、汉武帝巡守数至琅琊，秦始皇并筑琅琊台，皆属为人熟知的典故，在此毋庸烦述。然而，琅琊这座海畔培小山，何以引齐王、越王、秦皇、汉武竞折腰，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据《史记·封禅书》记载，琅琊为齐地八神之一四时主之所在。齐地八神即天主、地主、兵主、阴主、阳主、日主、月主、四时主，后五神皆在半岛，且皆滨海，其中又有四神皆在半岛北部，阴主在三山，今莱州市海畔，阳主在之罘，今烟台芝罘岛，月主在莱山，今龙口市东南，日主在成山，今荣成市成山头，唯琅琊四时主，在半岛东南，可见琅琊在半岛古代文化地理中的重要地位必定源远流长。半岛五神，曰阴主、阳主、月主、日主、四时主，所祀皆为天神，俱与天文历数有关，琅琊四时主，所祀盖为四时之神，且既曰“四时”，则必关乎观象授时的天文观测活动。
太阳之东西出入，关乎朝夕昼夜，太阳之南北流转，则关乎季节之寒暑推移，故治历明时，首重观日，《大荒经》“羲和浴日”，即象征对太阳出入方位的观测。羲和观日与四时之间的关系，《尚书·尧典》言之甚明。《尧典》谓尧命羲和四叔分赴四方，观象授时，定四时成岁。《尧典》羲和即源于《大荒经》羲和，《尧典》将之一分为四，虽失却神话本相，却道出了羲和与四时之关系。由《尧典》羲和四叔与四时之关系，知《大荒经》羲和即“四时之神”，亦即琅琊“四时主”。说到这里，《大荒经》“羲和之国”诸景观与琅琊台的关系可谓昭然若揭了。
（2）天台高山
《大荒南经》云：“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天台高山，海水入焉。”山称“天台”，暗示其与天文观测之间的关系。琅琊为四时主，为观象之地，则其地当有观象台，琅琊台之设，殆非始于勾践或秦始皇筑台于其上，《大荒南经》之“天台高山”，盖即琅琊台，因其为观天之台，故名“天台”。
天台高山“海水入焉”，表明其位于海湾之畔，琅琊台位于古镇口湾与琅琊台海湾之间的海岬之上，正与“海水入焉”的画面相合。琅琊台位于海岬之上，面向东方渺渺沧海，天空海阔，视野开敞，且山峰不高，易于登临，用来作为观沧海日出的观台和祭祀太阳神的祭坛，可谓适得其所。
琅琊台仅海拔186米，无论如何算不上“高山”，谓之“高山”，当因其在天文学上的重要性，而于图中特意突出之，故所绘山形高大，其旨原在强调其意义，述图者昧于其义，故以“高山”视之了。
（3）大言之山
《大荒东经》云： “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如上所述，大言之山为大荒版图东方七座日出之山中最南端的一座，实为大荒世界的冬至点之所在。《封禅书》解释祀“四时主”于琅琊的缘故，谓“琅邪在齐东方，盖岁之所始”，[25]冬至之日，日穷于次，星回于天，旧岁所终，新岁所始，所谓“岁之所始”，实质上即指冬至。大言之山为大荒版图中的冬至点，琅琊台则被齐地先民视为“岁之所始”，可见两者具有相同的天文-地理学意义，大言之山必在瑯邪台附近。
（4）大人之堂与犁灵之尸
《大荒东经》又云：“有大人之国，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之堂。有一大人踆其上，张其两耳。有小人国，名靖人。有神，人面兽身，名曰犁𩵀之尸。”这一场景紧邻“大言之山”，亦与天文观测和“岁之所始”有关。
《史记·天官书》云：“大角者，天王帝廷。其两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摄提。” 大角和角宿作为苍龙七宿前端的两个星宿，在中国传统星图的四象布局中，位置正好位于东南方。大荒图中大人之堂的场景可能就是对大角星“天王帝廷”的形象写照。
大角星和角宿是北方星空屈指可数的亮星之一。上古时期，大角和角宿都在初春时节的黄昏从东方地平线上率先升起，因此被视为春天到来的标志，所以古人对之十分关注，每年春天，在它们升起之际，祭祀农神，准备春耕。《后汉书·祭祀志下》云：“汉兴八年，有言周兴而邑立后稷之祀，于是高帝令天下立灵星祠。……旧说，星谓天田星也。一曰，龙左角为天田官，主谷。祀用壬辰位祠之。壬为水，辰为龙，就其类也。牲用太牢，县邑令长侍祠。舞者用童男十六人。舞者象教田，初为芟除，次耕种、芸耨、驱爵及获刈、舂簸之形，象其功也。”灵星祠，祀灵星，又名天田星，即青龙左角，亦即角宿中靠近大角的那颗星。角宿为东方苍龙第一宿，角宿含两星，即左角和右角，左角在上，所以是整个东方苍龙中最早出现之星，古人以东方苍龙象征东方和春天，因此也就以青龙左角的崭露头角作为春天到来的消息，于其出现之际祭祀农神后稷，并因此名此星为天田。大角星紧邻角宿而在角宿之上，因此，当天田星升起之时，明亮的大角星也必定已经闪耀于东方地平线上同一片夜空。
《大荒东经》“大人之堂-小人国-犁𩵀之尸”这一画面，呈现的当即春天祭祀大角星和天田星时的星空景观和祭祀场景：
“大人之堂，有一大人踆其上，张其两耳。”“大人”盖象大角星，“张其两耳”，则为大角两边的摄提星。《史记·天官书》云：“大角者，天王帝廷。其两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摄提。”大角为“天王帝廷”，故在古图上被描述为“大人之堂”，踆于其上的“大人”，即为天帝之象。摄提在大角星左右，各三颗，其形勾曲，因此被想象成大人的双耳。
“有神，人面兽身，名曰犁𩵀之尸。” “ ”即“灵”，犁灵之尸，盖即祭祀灵星或天田星时装扮为灵星之神的神尸，因其为天田之神，故谓之犁灵，即农耕之神。
“有小人国，名靖人。”此小人形象当为灵星祭上的表演农事舞蹈的童子，据《后汉书》，祭祀灵星时有童子模仿农耕动作而舞，“舞者用童男十六人。舞者象教田，初为芟除，次耕种、芸耨、驱爵及获刈、舂簸之形，象其功也。” 大荒版图中将童子描绘为体形较小的人物形象，因为相比威仪堂堂的“大人”体形渺小，故述图者称之为“小人国”。
汉代灵星祠位于壬辰位，即都城的东南方，因苍龙升起于东南，而《大荒经》“大人之国”也正位于《大荒经》版图的东南隅，两者恰好相合。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大荒经》“大人之市”的场景，在各个方面都与大角星象和灵星祀场景如合符节，这一场景就是对灵星祀这一古老的春季农事祭祀仪式的写照。这一场景所呈现的既为初春的星象和农事仪式，与作为岁始标志的“大言之山”出现于同一画面，孰曰不宜？大荒版图中这一场景所呈现的，盖即上古时期初春之际在琅琊台上所举行的观星活动与农神祭祀景象。
（5）盖犹之山
《大荒经》“羲和之国”诸景观与琅琊台的关系，还可以进一步在地名上得以落实。
唐代学者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八有《二朱山》一条，考胶州东南沿海地理：
密州之东，临海有二山，南曰大朱，北曰小朱，相传云仙人朱仲所居也。……大朱东南海中，有句游岛，去岸三十里，俗云句践曾游此岛，故以名焉。《述初赋》又云：朝发兮楼台，回盼兮句榆，顿食兮岛山，暮宿兮郁州。郁州，今海州东海县，在海中。《晋书》石勒使季龙讨青州刺史曹嶷，嶷欲死保根余山。然则句榆、根余，皆是一山，亦声之讹变耳。[26]
大朱、小朱，即今青岛黄岛区的大珠山、小珠山，大珠、小珠分居灵山湾南北，大珠山海拔486米，小珠山海拔724米（小珠反比大珠高），小珠山之南为古镇口湾，湾南则为琅琊台。封演所说大朱东南海中、去岸三十里的句游岛，显然即今之灵山岛。灵山岛海拔513米，为北方沿海第一高岛，耸立于万顷海波之上，为航海者重要的航标。
《海内东经》云：“琅琊台在渤海间，琅琊之东，其北有山。”琅琊台北之山，盖即大珠山。
封演称古灵山岛名“句游岛”，俗云得名于勾践曾游此岛，此说跟很多民间地名传说一样，自属根据地名发音而附会，不足为训，汉人崔琰《述初赋》称之为“句榆”、《晋书》谓之“根余”，即可证明此说之无稽。 “句游”、“句榆”、“根余”，一岛三名，音近而通。地名传于土著之口，往往有音而无字，不同时代的人们用同音异字记之，故地名沿革，往往只能求诸其音，至于其义，则大多渺茫难稽。
《大荒东经》谓东南海之外有“盖犹之山”， “盖犹”与“句游”、“句榆”、“根余”，声亦相近，则此海中“盖犹之山”，当即唐人封演笔下的“句游”之岛，亦即灵山岛。
《海外东经》与《大荒东经》所记，往往相通，《海外东经》东南隅有大人国，亦即《大荒东经》之大人之国，《海外东经》大人国之北，与之相邻，有“奢比之尸”，又名“肝榆之尸”， “肝榆”与“盖犹”声音相通，方位相合，“肝榆”盖即“盖犹”。赣榆之尸“兽身人面大耳，珥4）“大人之堂”和“犁灵之尸”，所呈现的为新岁之始大角星和天田星初升之时在琅邪台上所举行的观星活动与农神祭祀景象。（5）“盖犹之山”，为天台高山之外海中的一个海岛，与琅琊台相去不远，“盖犹”之名与“句游”、“句榆”、“根余”相近，皆为灵山岛古名。
六、大荒版图东北方的海岸线
《大荒东经》云：
东北海外，又有三青马、三骓、甘华。爰有遗玉、三青鸟、三骓、视肉、甘华、甘柤、百谷所在。有女和月母之国。有人名曰䳃，北方曰䳃，来之风曰𤟇，是处东北隅以止日月，[27]使无相间出没，司其短长。
大荒东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丘。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
这一段见于《大荒东经》末尾，《大荒东经》记述顺序自东南至东北，其末尾是对大荒版图东北隅场景的记述。
《大荒北经》记述顺序从东北至西北，其开头一段所记述的也是大荒版图东北隅场景：
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水之间，附禺之山，帝颛顼与九嫔葬焉。爰有𩿨久、文贝、离俞、鸾鸟、凰鸟、大物、小物，有青鸟、琅鸟、玄鸟、黄鸟、虎豹、熊罴、黄蛇、视肉、璇瑰、瑶碧，皆出卫于山。丘方圆三百里，丘南帝俊竹林在焉，大可为舟。竹南有赤泽水，名曰封渊。有三桑无枝。丘西有沉渊，颛顼所浴。有胡不与之国，烈姓，黍食。
大荒之中，有山名不咸。有肃慎氏之国。有蜚蛭，四翼。有虫，兽首蛇身，名曰琴虫。有人名曰大人，有大人之国，釐姓，黍食。有大青蛇，黄头，食麈。有榆山，有鲧攻程州之山。（《大荒北经》）
《大荒东经》“东北海外，又有三青马、三骓、甘华。爰有遗玉、三青鸟、三骓、视肉、甘华、甘柤、百谷所在”云云与《大荒北经》“爰有𩿨久、文贝、离俞、鸾鸟、凰鸟、大物、小物，有青鸟、琅鸟、玄鸟、黄鸟、虎豹、熊罴、黄蛇、视肉、璇瑰、瑶碧，皆出卫于山”云云，所描绘的都是图画中各种珍禽异兽、奇物宝货肆列的祭祀场景，可见两者所记确实首尾相接，所呈现的为同一场景。
《海外经》与《大荒经》所述往往相合，《海外北经》末尾所述亦为版图的东北隅场景，其中也记述了颛顼、九嫔所葬：
务隅之山，帝颛顼葬于阳，九嫔葬于阴。一曰爰有熊罴、文虎、离朱、𩿨久、视肉。平丘在三桑东，爰有遗玉、青鸟、视肉、杨柳、甘柤、甘华，百果所生，在两山夹上谷，二大丘居中，名曰平丘。
其所描述的珍奇异兽、奇物宝货的祭祀场景与《大荒北经》大同小异。至于颛顼所葬之地，《大荒北经》名为“附禺之山”，《海外北经》则名为“务隅之山”，“务”、“附”音近，“禺”、“隅”音形皆通，“附禺之山”亦即“务隅之山”。有鉴于此，在考证大荒版图东北隅海岸线时，不妨将荒、海二经中关于东北方的记载相互参证。
1.大人之国
《大荒北经》中，与“附禺之山”的场景相邻，有“大人之国”：
有人名曰大人，有大人之国，釐姓，黍食。
《山海经》中，“大人”凡四见，除《大荒北经》之外，还见于《海外东经》、《海内北经》、《大荒东经》诸篇：
大人国在其北，为人大，坐而削舡。（《海外东经》）
大人之市在海中。（《海内北经》）
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国。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之堂。有一大人踆其上，张其两耳。（《大荒东经》）
《海外东经》“大人国”与《大荒东经》“大人之国”皆在东南隅，当为一事。上文指出，《大荒东经》“大人之国”、“犁灵之尸”、“小人之国”一组场景，所呈现的为图画中所描绘的大角星、天田星升起之时农事祭祀的场景。《大荒北经》这一“大人之国”则应区别对待。《海内北经》 “大人之市”也在北海，其所述当与《大荒北经》为同一“大人”。
《海内北经》“大人之市”所在之段落，所记多为东北之地名：
盖国在巨燕南，倭北。倭属燕。
朝鲜在列阳东，海北山南。列阳属燕。
列姑射在海、河洲中。
姑射国在海中，属列姑射，西南，山环之。
大蟹在海中。
陵鱼人面，手足，鱼身，在海中。
大鯾居海中。
明组邑居海中。
蓬莱山在海中。
大人之市在海中。
此文地名大多可考，皆在胶东半岛以北。“燕”或“钜燕”自然即是战国时期的燕。“朝鲜”，郭璞注：“朝鲜今乐浪县，箕子所封也。”“列阳”，郭璞注：“列亦水名也，今在带方，带方有列口县。”皆为今朝鲜半岛之地。“倭”，自然就是日本的古称，郭璞注：“倭国在带方东大海内。” “盖国”，或认为系指朝鲜半岛的盖马高原[28]。“列姑射在海、河洲中”，郭璞注：“山名也。山有神人。河州在海中，河水所经者。”“海、河州”，“河”谓河水，“海”当指渤海，河水在渤海入海，所谓“海、河州”，当指河水入海口之外、渤海之中的海岛，则“列姑射”实为渤海中的岛屿。“列”，排列成行之谓也，今蓬莱以北、旅顺以南的渤海口，有庙岛群岛，十几座岛屿自南而北，一字排开，“列姑射在海、河州中”，非庙岛群岛莫属（详见下述）。“蓬莱山在海中”，自然是今蓬莱海外的岛屿，亦即燕齐方士传说中的神仙之居。“明组邑”不可考，据上下文，亦当为蓬莱附近海中之地名。大蟹、陵鱼、大鯾等记载，当表示渤海、黄海之中有大鱼、人鱼之类，《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即有秦始皇巡守之时于蓬莱海外射杀大鱼的记载。
《海内北经》所记载的这一系列地名，既然都在山东半岛以北、由朝鲜经辽东半岛至蓬莱的海上交通线上，其记述自北而南，则在这一系列地名末尾的“大人之市”必定是蓬莱附近的海岛或沿海之地。
实际上，史书中确有关于蓬莱附近海中“古大人城”的记载。唐《元和郡县志》卷十三云：“大人故城，在（黄）县北二十里，司马宣王伐辽东，造此城，运粮船从此入，今新罗百济往还常由于此。蓬莱镇在县东北五十里。”[29·]《册府元龟》卷四九八载，唐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发兵征辽东，令太仆少卿萧锐于河南道诸州转粮入海，萧锐奏称：“渤海中有古大人城，西去黄县二十三里，北去高丽四百七十里，地多甜水，山岛相连”[30]，所指自然就是庙岛列岛，这些记载足证唐代蓬莱以北的海中有“大人古城”的地名。此唐代“大人古城”，既然地处蓬莱以北的庙岛群岛中，与《海内北经》“大人之市”地望、名称皆相吻合，则必即“大人之市”，据此可以断定，上古时期蓬莱海外、庙岛群岛南端，确有以“大人”为名的海岛，其地当为古代渤海口南北商舶来往停泊市贸之地，故以“市”名。
由“大人之市”或“大人古城”在蓬莱海外，则知《大荒北经》“大人之国”所在的东北海外场景，所呈现的为山东半岛东北部海域。
2.附禺之国
“大人之国”既然在半岛以北的渤海口，则与之相邻的“附禺之国”或“务隅之国”必亦相去不远。
作为与华夏族类不同的、身形格外高大的“大人”一族，在上古历史中实有其族类。《春秋》文公十一年，“冬，十月甲午，叔孙得臣败狄于咸。”《左传·文公十一年》记述此事，并追述鄋瞒侵凌诸夏，最后被诸夏逐灭的历史：
初，宋武公之世，鄋瞒伐宋，司徒皇父帅师御之，耏班御皇父充石，公子谷甥为右，司寇牛父驷乘，以败狄于长丘，获长狄缘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于是以门赏耏班，使食其征，谓之耏门。晋之灭潞也，获侨如之弟焚如。齐襄公之二年，鄋瞒伐齐，齐王子成父获其弟荣如，埋其首于周首之北门。卫人获其季弟简如，鄋瞒由是遂亡。
宋武公公元前765年—748年在位，鲁文公十一年为公元前616年，根据《左传》的记载，鄋瞒与诸夏交征，前后长达一个半世纪，长期为诸夏大患，宋、晋、齐、卫、鲁都曾受其侵犯。鄋瞒一族的典型特点是身材高大，故谓之“长狄”。鲁文公十一年叔孙得臣败狄之战，公羊、谷梁二传亦载其事，二传皆谓之“长狄”，夸言其身材高大。《国语·鲁语下》亦载其事：
吴伐越，堕会稽，获骨焉，节专车。吴子使来好聘，且问之仲尼。……客执骨而问曰：“敢问骨何为大？”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客曰：“敢问谁守为神？”仲尼曰：“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社稷之守者，为公侯。皆属于王者。”客曰：“防风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为漆姓。在虞、夏、商为汪芒氏，于周为长狄，今为大人。”
吴人问巨人骨于孔子之说，或系小说家言，但这段记载却表明，在战国时期，人们还保存对于身材高大的长狄一族的深刻记忆，盖因大人并没有从华夏土地上绝迹，《鲁语》作者托孔子之口，将当时的大人族与历史上的汪芒氏、长狄联系起来。杜预注《左传》“鄋瞒侵齐”，即据《鲁语》为说：“鄋瞒，狄国名，防风之后，漆姓。”以《国语》之汪芒氏为长狄或鄋瞒的前身。
《史记·孔子世家》、刘向《说苑·辨物》皆引《鲁语》“大人”之说，《史记》“汪芒氏”作“汪罔氏”，“漆姓”，两书皆作“釐姓”，《大荒北经》云：“有大人之國，釐姓，黍食。”大人之国正作“釐姓”。李零指出：“莱夷之莱，金文正作釐，与长狄之姓同。”并认为“鄋瞒与莱夷有关。我怀疑，长狄南下，很可能是从辽东半岛，经长岛岛链，从蓬莱登陆，一路奔莱州，一路奔烟台、威海，主要分布在胶东半岛的北岸。”李零推断，身材高大的长狄、鄋瞒、大人，当为来自渤海以北的东北亚人种，他注意到《海内东经》“大人之市”的记载。[31]蓬莱海外“大人之市”或唐代“大人古城”的说法，证明在当地存在一个东北亚人种进行贸易的居点，北方大人由此进入半岛，莱夷即其族类，直到今天，胶东地区人的平均身高还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鲁语》谓汪芒氏之君“守封隅之山”，“封隅之山”当然就是《大荒北经》的“附禺之山”、《海外北经》的“务隅之山”，《鲁语》、《山海经》两书关于“大人之国”的地域和姓氏的记载不谋而合，足证“附禺之山”为山东半岛北部之山，釐姓之“大人”即莱夷，《大荒北经》、《大荒东经》所记述的大荒版图东北海景观，即蓬莱沿海的地理。
3.列姑射之山
前面提到，《海内北经》记载，在朝鲜、燕与大人之市、蓬莱之间的海中，有“列姑射”，“列姑射”当即渤海口旅顺与蓬莱之间南北排列的庙岛群岛。《东次二经》中，亦有以“姑射”为名的诸山，“姑射之山”、“北姑射之山”、“南姑射之山”自北而南，依次排列，相去各三百里，而且由“姑射之山”至“北姑射之山”为“水行三百里，流沙百里”，所行为水路，《东山经》所述皆为山东半岛诸山，这三座姑射之山由北而南一字摆开，且在水中，很容易被认为就是《海内东经》的“列姑射”，不过，根据《东次二经》的记载，更细致地推敲这三座姑射山在《东次二经》中的方位，可以看出，这三座山并不在海中。
《东山经》共分四次，其首次、二次、四次的经文皆谈及“食水”，且皆载于诸次之首条：
1.东山经之首，曰樕𧑤之山，北临乾昧。食水出焉，而东北流注于海。……又南三百里，曰藟山，其上有玉，其下有金。湖水出焉，东流注于食水。
2.东次二经之首，曰空桑之山，北临食水。
3.东次四经之首，曰北号之山，临于北海。……食水出焉，而东北流注于海。
诸次记山，皆自北而南，以北方之海（渤海）为起点，食水在诸次之首，且东北流注于海，显然应为渤海北岸的河流，盖即《水经·淄水注》所记载的源于临淄西北，北流至博昌（古薄姑，今博兴）后，东北流入海的“时水”，《周礼·夏官司马·职方氏》幽州“其浸菑、时”，《汉书·地理志》千乘郡博昌“时水东北至巨定入马车渎”是也。《东次二经》首山空桑之山，“北临食水”，则无疑是在渤海南岸，根据《东次二经》记载，空桑之山以南，经过曹夕之山、峄皋之山、葛山之尾、葛山之首、余峨之山、杜父之山、耿山、卢其之山凡八山，才是三座“姑射之山”，姑射之山显然已去渤海甚远，不可能是《海内东经》所记载的“在海河洲中”的“列姑射”。
倒是《东次三经》所记载的一系列水中之山，更像是海中的“列姑射”。《东次三经》共记九山，自北而南排列：
《东次三经》之首，曰尸胡之山，北望𦍙山。
又南水行八百里，曰岐山。
又南水行五百里，曰诸钩之山。
又南水行七百里，曰中父之山。
又东水行千里，曰胡射之山。
又南水行七百里，曰孟子之山。
又南水行五百里，曰流沙，行五百里，有山焉，曰跂踵之山。
又南水行九百里，曰踇隅之山。
又南水行五百里，流沙三百里，至于无皋之山，南望幼海，东望榑木。
九山之间皆为水路，里程在五百里至千里之间，可见诸山必为海中之山，自非渤海口的庙岛群岛莫属。[32]
图：渤海口中的庙岛群岛
庙岛群岛大小岛渚三十余座，岛上多山，面积较大者为有十座，《东次三经》九山，必当在十岛之中。
《东次三经》九山与今日庙岛诸岛之名，大相径庭，其所指各为今之何岛，难以由其名义考见，虽然，据《东次三经》所记诸山之走向和地貌，仍大致可考见其为何岛。
庙岛群岛的中、北段诸岛地势高陡，多岩岸，多沙石滩，南段诸岛则地势平缓，多广阔平坦的沙洲。《东次三经》九山，由南到北，第三山诸钩之山 “多沙石”，第四山中父之山“多沙”，第五山胡射之山“多沙石”，正合乎庙岛列岛北端诸岛多砂石滩的地貌。第六山孟子之山与第七山跂踵之山之间、第八山踇隅之山与第九山无皋之山之间，皆有数百里“流沙”，则反映了庙岛列岛南端诸岛沿岸多广阔沙洲的地貌。宋代刺配罪人之沙门岛，即在今长山岛附近，盖以其多沙滩而得名。
《东次三经》最后一山为无皋之山，为航线的终点，其北有流沙三百里，当为从北长山岛绵延至南长山岛的曼长沙洲，则无皋之山必已在陆地。蓬莱属胶东丘陵地带（庙岛群岛即为这一山脉在海中的延伸），其地多山，今蓬莱港周边有田横山、黑烽山、泰山等山峰，无皋之山当在其中。在无皋之山可以“南望幼海”，郭璞注曰：“即少海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云：“齐景公游少海，传骑从中来谒。”《外储说右上》云：“景公与晏子游于少海，登柏寝之台而还望其国。” “幼海”或“少海”盖即齐国北部的莱州湾，在蓬莱西南，登山即可望见。
《东次三经》九山之名无“姑射”，但其第五山曰“胡射之山”，“胡”、“姑”音近，“胡射”亦即“姑射”。
郭璞注《海内北经》“列姑射”，引《庄子·逍遥游》篇“藐姑射之山”，《庄子•逍遥游》云：“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庄子》书多寓言，其中人物、地名多虚托，因此，对此“藐姑射之山”之所在，历来学者多未加留意。实则，《庄子》书虽空灵，其中的故事却可能大有来历，而非纯为庄子杜撰。《逍遥游》多引《齐谐》中的故事，此藐姑射神女的神话或即齐谐之言。姑射神女不食人间烟火，“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且“乘云气，御飞龙，游乎四海之外”，与《史记•封禅书》中燕齐方士所称道的蓬莱神仙传说声气相通，极有可能就是早期流传的蓬莱仙岛神话。《列子•黄帝》云：“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风饮露，不食五谷。”即径以《庄子》的“藐姑射”等同为《海内东经》的“在海河州中”的“列姑射”。同一山也，谓之“列姑射”，因众岛排列成行；谓之“藐姑射”，则因其浮沉于千里烟波之中藐不可及。
此外，《东次三经》有“跂踵之山”，而《海外北经》云：“跂踵国在拘缨东，其为人大，两足亦大，一曰大踵。”“跂踵国”在《海外经》版图中近东北隅，与“务隅之山”相去不远，当即《东次三经》“跂踵之山”。
《东次三经》又有“踇隅之山”。“踇”，郭璞注云“音亩字”，“踇”与“附”、“务”皆音近字，则“踇隅之山”亦即《大荒北经》“附禺之山”、《海外北经》“务隅之山”。《东次三经》中，“踇隅之山”为倒数第二山，当即庙岛岛群中最南也是最大的岛屿——长山岛，今长山县署所在地。
古长山岛为附禺之山，为颛顼及其九嫔所葬之地，为莱夷“大人之市”贸易之所，长山岛在上古历史、地理、宗教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4.女和月母之国
《大荒北经》云：“有女和月母之国。有人名曰䳃，北方曰䳃，来之风曰𤟇，是处东极隅以止日月，使无相间出没，司其短长。”此条在《大荒北经》开头，位于大荒版图东北隅，文中“东极隅”显系“东北隅”之讹。“女和月母”为月神，[33]与“附禺之山”相邻，“附禺之山”为釐姓的“大人之国”所居，釐姓即莱夷，很容易由之联想到《封禅书》齐地八神之一“月主”：月主在莱山，在今龙口市东南，“莱山”即得名于莱夷。则“女和月母之国”作为月神，当即莱山月主之前身，原为莱夷“大人之国”所崇拜之神。
总之，综合《大荒北经》、《海外北经》、《海内北经》、《东次三经》之记载，对照山东半岛北部渤海湾列岛地理，足以证明，《大荒北经》、《海外北经》和《海内北经》所记东北海诸景观，即为蓬莱周边海岸线的地理，《东次三经》所记诸山，即为渤海口的庙岛群岛。这些记载也证明，早在《山海经》成书的时代，自蓬莱至朝鲜半岛的东北亚海上交通已甚发达，华夏世界对于这一航线上的诸岛的地理和物产已经有了极为丰富和准确的知识，并将之付诸记载，这些记载还证明，山东半岛北部的上古先民，即体形高大的莱夷，系从东北亚迁徙而来，其体质与华夏民族有着鲜明的差异，因此在春秋历史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记。
结论：《大荒经》与山东上古地理
《大荒经》所反映的世界，四面皆环海，中国东、南有海，北方虽无海，渤海相对于中原，勉强可视为北海，唯西方为广袤的内陆，无海可言。前人基于“中国一体观”和“中原中心观”揣度《大荒经》地理，为了中原西方无海可以与《大荒经》“西海”相对应，因此不得不将《大荒经》的西部地理想象的非常辽阔，甚至远远超出中国之外，远达中亚乃至西亚，《大荒经》中的西海被指为中国西部青海、甘肃、新疆一带的湖泊，如青海湖、居延海、盐泽之类，甚至被指为中亚、西亚的咸海、波斯湾、地中海。而较务实的学者，有见于《山海经》时代中国人的地理知识还无从远及青海、新疆，遑论中亚、西亚，因此只好将《山海经》中的“海”全部视为想象，而非对实有之海域的记载，以至于视《海外经》、《大荒经》关于“海外”的记载皆为无稽之谈，将其地理学意义一笔勾销，置而不论。
中国版图当然不是四面环海，《山海经》时代中国人的地理知识也不可能远及西垂的青海、新疆，更不用说遥远的波斯湾、地中海，同时，《大荒经》关于海外、大荒众多自然地理景观的记载也不会是想象，而必定是以现实大地作依据。其实，中国版图虽非四周环海，但是，在上古时期，中国境内却自有四周环海之地，这个地方就是山东，上古时期的山东，不仅北、东、南三方有海，其西部也有“海”。
由于山东特定地势所决定，在上古时期，山东确是四面环海之地。山东半岛北有渤海，东和东南有黄海，三面临大海，而其西部亦有可被视为“海”的广阔的水域。山东中部，鲁中群山高高隆起，山区西北为泰山及其余脉，山区西南为尼山、峄山诸山，这些山恰如鲁中山区伸出的两翼，横亘于河水、济水东下之途，一旦黄河溃决，浩荡东下的洪水东泄无路，只能在山区以西，与自泰山之阳发源西流的泗水、汶水相汇，瀦集为大面积的湖泊沼泽，然后由泰山以北的鲁西北平原和峄山以南的苏北平原夺路入海，以此造成山东西部湖泊相连、大泽广布的地理环境，形成鲁中山区四面环海的地理格局。上古时期，山东西部、西北部平原地势较现在更为低洼，河水更常泛滥，这一代一直存在大面积的湖泊，见于文献记载者即有巨野泽、菏泽、阿泽、雷泽等。至今，鲁西还有微山湖、东平湖等在华北地区罕见的大面积湖泊水域。正是这一特殊的地理形势，使上古山东地区之成为一个以鲁中山区为中心，四面环水，对外相对独立、对内自成一体的地理单元。[34]
本文证明，四面环海、群山列峙的“大荒世界”，反映的就是上古山东地区这一自成一体的地理景观。大荒版图北方的“河、济所入”，以及河、济入海处的“北齐之国”，确凿无疑地证明这一版图与山东的关系。大荒版图之北海即莱州湾，东北海即蓬莱外海的渤海口一带，东南海即胶南-琅琊台外海，南海则是海州湾，也就是说，整个大荒版图的北、东、南三方，地域不出山东半岛的北、东、南海岸线，以此类推，《大荒西经》中所记载的“西北海”、“西海”、“西南海”必为泰山以西的湖泊沼泽。
由于《大荒西经》中出现了昆仑、流沙、黑水、弱水等地名，这些地名在《禹贡》中都属于西部的雍州，此外，《大荒西经》中还出现了“西周之国”和“西王母”这些无疑属于西北的地名，因此，前人都相信《大荒西经》已及于雍州甚至西域。实际上，根据顾颉刚先生的分析，《禹贡》雍州中出现的这些地名，正是《禹贡》作者为了填补其对大西北地理知识的欠缺而从《山海经》中搬到《禹贡》中去的，因此不能反过来依据《禹贡》衡量《山海经》地域。[35]至于《大荒西经》的“西周之国”和“西王母”，“西周之国”纯属《大荒经》的作者误解古图的结果，[36]而“西王母”最早正是出自《山海经》，后人因为误以为《山海经》的西部即中国西部，因此把西王母也搬到了西极之地。[37]自古以来，由于误解《山海经》，因此围绕着昆仑、流沙、黑水、弱水、西王母之所在，生出种种纠葛，要一一董理，颇费口舌，请容另文详论。
《山海经》这本书，是流传至今的最古老的一部上古地理书，其中保存了大量的上古地理、历史、宗教、神话的史料，其内容远比《禹贡》丰富，价值远比《禹贡》更高，曾对战国秦汉之际的地理学和世界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禹贡》本身也对《山海经》多有沿袭。但由于《禹贡》载于《尚书》，列于五经，自太史公以降，言地理者独尊《禹贡》而鄙薄《山海经》，[38]致使此书的价值被严重低估，内容被长期误解，以至于被视为荒诞不经的小说家言，导致其中所蕴含的大量上古地理、历史讯息长期遭到埋没。一旦千百年来笼罩于此书之上的雾霾得到澄清，此书的真实意蕴得以呈现，我们对于中国上古史以及山东上古史的看法将为之彻底改观。中国学术界是时候认真面对《山海经》这本“怪书”了。
注释：
[1] 本书引《山海经》，均据“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宋淳熙七年池阳郡斋刻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
[2] 参见拙著《失落的天书：山海经与古代华夏世界观》（增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9-26页。
[3] 参见拙著《失落的天书：山海经与古代华夏世界观》（增订版），第312-372页。
[4]参见拙著《失落的天书：山海经与古代华夏世界观》（增订版），第177-252页
[5] 由此可以推断《大荒经》作者的看图顺序：1. 先看东方，置东方为上方，自右向左看，即从东南到东北叙述，是为《大荒东经》；2. 次看南方，将南方转到上方，自右向左看，即从西南到东南叙述，是为《大荒南经》；3. 次看西方，将西方转到上方，自右向左看，即从西北到西南叙述，是为《大荒西经》；4. 次看北方，将北方转到上方，自右向左看，即从东北到西北叙述，是为《大荒北经》。即自始至终按逆时针转动图画，依次阅读东、南、西、北四方画面，并自始至终按自右向左的阅读顺序叙述每一方的画面内容。
[6] 刘歆：《上山海经表》，见宋淳熙七年池阳郡斋刻本《山海经》卷首。
[7] 顾颉刚：《古代地理研究讲义》，载《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五，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6-17页。
[8] 详见拙著《失落的天书：山海经与古代华夏世界观》（增订版），第383页
[9]《公羊传·隐公元年》：“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何休注云：“所见者，谓昭、定、哀，已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所见世为己所亲身经历和见闻，故其记载最为可靠；所闻世，为祖父辈所及经历和见闻，史事已经转述，与事实隔了一层；所传闻世，为高祖曾祖辈所经历和见闻，史事数度辗转，历史久已成为渺茫难稽的传说。
[10]据《史记•齐太公世家》，齐始都营丘，胡公徙薄姑，献公治临菑，钱穆云：“赵一清曰：‘太公始封营邱，宜在北海营陵。迨献公徙临淄，取营丘旧名，犹晋称新田为绛，楚称鄀为郢耳。’北海营陵，今昌乐县东南。” （《史记地名考》，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404页）
[11]本文所用地图均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第一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
[12] 朱继平：《金文所见商周逢国相关史实研究》，载《考古》2012年第1期。
[13] 《国语·周语》：“武王伐纣，星在天鼋。”韦昭注：“天鼋，次名。一曰玄枵。”
[14] 李学勤：《古文献丛论》，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103-110页。
[15] 李学勤：《古文献丛论》，第103-110页。关于逢国的历史，参见张富祥：《逢国考》，载《管子学刊》2010年第4期。
[16] 顾颉刚：《禹贡》导语，载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5页。又，顾颉刚：《昆仑传说与羌戎文化》，载《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六，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95页。
[17] 《西次三经》又有“积石之山”，亦为河水所经，但与此“禹所积石”非同一山。郭璞以《禹贡》雍州积石解《山海经》积石，故于《西次三经》“积石之山”下注曰：“积石山，今在金城河门关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东入塞内。”因见《海内西经》有河水出昆仑，“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之语，故于《海外北经》“禹所积石之山”下注曰：“河出昆仑，而潜行地下，至葱岭复出，注盐泽，从盐泽复行，南出于此山，而为中国河，遂注海也。《书》曰：导河积石。”复牵扯《史记•大宛列传》所记的、汉武帝误指为河水源头的于阗河（今塔里木河）为河水上游，以于阗河所入之盐泽（今罗布泊）为《海内西经》河水所入之渤海，以调停《禹贡》与《山海经》记载之参差，全然不顾地理学之事实。若《山海经》之渤海果如郭璞所说，为渤海为盐泽，积石在盐泽南，则《大荒北经》中与禹所积石之山相望之济水入海处、姜齐之国将置于何地？
[18] 《山海经》的里距单位可能很小，不能想当然地以古书中通用的“三百步为里”计之，作者有另文专门讨论这一问题。
[19]钱穆：《苍梧九疑零陵地望考》，载《古史地理论丛》，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281页。
[20] 杨宽：《战国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页。
[21] 陈伟：《秦苍梧、洞庭二郡刍议论》，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
[22] 王应麟撰，孙通海校点：《困学纪闻》，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13页。
[23] 刘宗迪：《失落的天书》（增订版），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96-114页。
[24] 除引用古书保留原文写法外，本文从今称，通作“琅琊”。
[25] 《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史公赞云：“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可见司马迁曾亲至琅琊，即使未至琅琊台，他在齐地必对八神的来历有所访闻，《封禅书》谓琅琊为“岁之所始”的说法，必非空穴来风，应是齐人相传之说。
[26] 封演撰，李成甲校点：《封氏闻见记》，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0-41页。
[27] “东北隅”，今本作“东极隅”，“极”谓四正，“隅”谓四维，“东极隅”不通，且此文在大荒图东北隅，“东极隅”当为“东北隅”之讹。
[28] 刘凤鸣：《山东半岛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6页。
[29]李吉甫撰，贺次君校点：《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一《河南道七·登州》，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13页。
[30] 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四九八《邦计部·漕运》，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5966页。
[31]李零：《西周族姓考》，载《芒芒禹迹》，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第114页。
[32]不能以古书中通行的古里（100里相当于今70里）衡量《山经》的里距单位，并据以认为《东次三经》所记诸岛果真相间数百乃至上千里。实际上，根据《东次三经》关于这几座岛屿之间距离的记载，与今天实测所得庙岛群岛之间距离相对比，正可推知《山经》里距的大小，这为我们了解《山经》的地域范围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依据，对此，笔者将有另文论述。
[33] 刘宗迪：《失落的天书》（增订版），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58-59页。
[34]上古时期山东这种四面环水、相对封闭的地理格局，可以由大汶口文化遗址、龙山文化遗址的分布和古地理学研究得到证明，参见王青：《试论史前黄河下游的改道和古文化的发展》，载《中原文物》1993年第4期。
[35] 顾颉刚：《五藏山经案语》，载《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八，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又，顾颉刚：《禹贡》导语，载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年；《昆仑传说与羌戎文化》，载《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六，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顾颉刚先生尽管认识到《禹贡》晚于《山海经》成书，并多取材于《山海经》，但他仍相信《山海经》的昆仑、积石、流沙、黑水、弱水、西王母等为大西北之地。
[36]刘宗迪：《失落的天书：山海经与古代华夏世界观》（增订版），第398-407页。
[37]刘宗迪：《失落的天书：山海经与古代华夏世界观》（增订版），第536-580页。
[38] 《淮南子·地形训》言地理，几乎全取之《山海经》，而不及《禹贡》，汉武帝名张骞探得的“河源”之山为“昆仑”，秦始皇、汉武帝名南方诸郡为苍梧、郁林、交趾、儋耳，地名皆出《山海经》，可见《山海经》在秦、汉早期地理学中本来很有地位。《史记·大宛列传》云：“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自从太史公给《山海经》打上怪物之书的印记，《山海经》的地位才一落千丈。详见拙文《山海经是如何成为怪物之书的？》（《读书》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