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郭伟涛：肩水金关汉简研究
郭偉濤
本書是在筆者博士論文的基礎上，加以增刪修訂而成的。博論完成于2017年，原本還包括三章內容討論通關證件與程序，此次暫未收入。原來附有的肩水金關關吏與東部候長繫年的內容，今亦刪去，增加對73EJD部分簡牘出土地的討論，及籾山明、佐藤信所編兩本論文集的評介。作爲學術生涯的第一本專著，儘管筆者盡力排查，但一定還遺留不少問題，敬請讀者指正批評。
這裏要特別感謝侯旭東、初世賓、鷹取祐司和許名瑲等師長。我本科階段學習工科，且在2013年讀博之前從未正式接觸過簡牘研究，可以說基礎薄弱資質駑鈍，侯老師作爲我的博士導師，不僅開示研究門徑，指導具體的寫作，花費心力無算，而且無形中深刻影響到我的學術態度。如果說我日後能在學術研究方面有一點收穫的話，基礎也是由侯老師奠定的。從未謀面的初先生，多次電話告知金關遺址的發掘信息，十分寶貴。鷹取祐司和許名瑲先生，亦從未謀面，但在我寄上博士論文或書稿後，均返回數十頁的修改意見，對後進的關愛與對學術的熱忱令人動容。
小書的寫作，還得到很多師長和友朋的指導幫助。李均明、張德芳、劉樂賢、趙平安、劉國忠、汪桂海、鄔文玲、黃振萍、方誠峰、馬楠等師長在博士論文開題、預答辯、答辯和外審時曾給於各方面的意見和提示，使我少走許多彎路，避免了許多錯誤。邢義田、宋少華、籾山明、張春龍、陳文豪、角谷常子、張榮強、張俊民、宮宅潔、黃樸華、李迎春、馬智全、肖從禮、森谷一樹、青木俊介、凌文超、田天、鈴木直美、伊強、野口優、劉釗（樂遊）、胡永鵬、金智恩、蘇俊林、王彬、姚磊、謝坤、畑野吉則、小林文治、馬力、孫梓辛、屈濤、祁萌、宋超、黃浩波、趙爾陽、陳韻青、曹天江、王濤等師友亦給予很多幫助，或提示問題，或分享資料。筆者剛走上學術研究之路，能得到如此之多與如此珍貴的幫助，實在深爲感動。博士論文寫作期間，清華文科圖書館破例將五冊金關簡借我長期使用，我所住的五號宿舍樓管理員亦允我日夜待在研讀間里，客觀上加速了寫作進度。這一切，皆十分感激！
筆者博士畢業後，隨即進入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做博士後。在站期間，受到李守奎老師的多方提攜和指導，擴展了讀書視野，也受到李均明先生的指導和關懷，中心其他老師更給予支持和關愛。這本小書就是趙平安老師推薦給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在此衷心感謝中心全體老師和同仁！
但誠先生作爲小書的編輯，認真敬業工作高效，付出很多心血，在此表示感謝！
一路走來，最不容易的是父母、親人與妻兒，感謝父母親人的支持、妻子的包容和小女的陪伴。
今天（2019年5月6日）微信裏傳來消息，國家文物局召開“考古中國”重要進展工作會，會上公佈了4項重要成果，其中2項湖北荆州墓葬考古成果，在一座戰國墓和一座西漢墓中分别出土了324枚楚簡和4546枚西漢簡牘，内容頗爲豐富。地不愛寶，自1901年以來，長城内外、大江南北，中國各地出土的戰國到魏晉時期的簡牘，粗略統計，將近28萬枚。尤其是近二十年，更如雨後春筍，應接不暇。近幾十年來戰國秦漢史的快速發展離不開這些簡牘。
這則新聞在刷屏的同時，也引發了一些學者的擔憂。一位老友在轉發新聞的同時，不無憂慮地寫道：“近年簡牘的不斷發現和迅速刊佈，在數量和信息量上遠超過早期發現的出土文獻，是秦漢史研究者的幸事。我卻有一種莫名的恐慌：我們是否能真正完全瞭解這些信息？我們通過邏輯分析絞盡腦汁得出的結論，是否轉眼就被一條新材料給否定掉？大家爲這些材料狂喜的時候，我卻有些懷疑我們的工作是否有意義？”情緒有點悲觀。有這種擔心的，恐怕不會只有一位。回顧簡牘研究的學術史，從羅振玉、王國維《流沙墜簡》篳路藍縷，開創基業，只是到了1998年湖北荆州郭店楚簡以及2001年張家山漢簡的公佈，才點燃了學界的熱情，普遍重視與利用簡牘，簡牘研究躍升爲國内國際學界的“顯學”。資料發現如井噴，研究成果似潮湧，場面驚人，形勢喜人。
喜中有憂。不止是材料的關注度上有差别：典籍簡頗受青睞，文書簡關注有限，方法上的思考卻頗爲少見。百餘年來，簡牘研究成果雖多，但方法上有啓發性的論著卻不多見。需要不斷返回這些有引領性的著作，汲取營養與靈感，結合新資料，探索與發明更爲適用的方法，讓沉睡數千年的遺物吐露更多的信息。
簡牘研究史上，除了津津樂道的《流沙墜簡》，最值得注意的是陳夢家的《漢簡綴述》。他在三四年間完成的十幾篇論文，達到了時代的巔峰，此前他卻從未接觸過漢簡。只因1960年被夏鼐所長安排去整理武威漢簡，興趣因此陡然轉向了漢簡。一發不可收拾，始於新月派的詩人，終於邊塞將士的斷爛簿籍文書。隨志趣轉换，不斷開辟新天地。陳夢家的成功，得益於他繼承並超越了“二重證據法”。文獻之外，更注意結合考古學、文書學治簡，以歷史學的視野，自最基本問題入手，循序漸進，重建歷史現場，成就了居延漢簡研究的一座豐碑。
看來悖論的是，陳夢家能取得如此成績，恰在於他不是研究秦漢史出身，没有《史記》《漢書》的包袱，不執著於傳世文獻與簡牘的對應。他在秦漢史研究上的成就，無法與勞榦比肩，漢簡研究所達到的深度與提出的問題，遠超勞榦。陳夢家學法律出身，涉足歷史後，宗教、神話、文字而甲骨、青銅器，没有多少傳世文獻可依憑，以文獻爲中心的思維慣性影響有限，只有注重探索資料内在的關係。接觸漢簡時，一般認爲的劣勢反而成爲了優勢，是“失”亦是“得”，將精力放在重建簡牘内在的關聯上，構建出成片的新天地。换言之，不能祈求一把鑰匙開一萬把鎖，需要針對資料與問題，開發適當的方法。
日本方面，這方面的代表莫過於漢簡研究的開創者森鹿三。他留下的漢簡研究論文不過17篇，收在《東洋學研究：居延漢簡篇》（同朋舍，1975年）中，幾乎篇篇都充滿了啓發。1953年發表的《關嗇夫王光》，短短二頁。1955年發表《令史弘に關する文書》稍長些，兩篇以某個人物爲中心的研究，成爲後來按照人物集成研究的濫觴。後來還發表過關於“馬”的研究、關於王莽簡書寫特點的分析，以及簿書的集成研究。他雖然没有做過册書復原，但對居延舊簡中57.1這由三枚簡構成的册書做過十分詳細的分析（《居延出土の一册書について》），從一開始接觸居延，就高度重視形制與材質，與中國學者的旨趣頗有異樣（見《居延漢簡研究序説》），大庭脩、永田英正與魯惟一等第二代學者的成果，幾乎都是位於森鹿三的延長綫上。目前研究中國簡牘日的本學者已經進入了第四代，年輕學者的研究中森鹿三的影子還依稀可見。
去年9月，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召開的“第三届簡帛學的理論與實踐學術研討會”上，曾提交一份發言提綱，談簡牘研究的五個層次。指出簡牘研究至少需分爲考古學、文字學、文書學、歷史學與社會科學五個層次，各層次之間大致先後遞進，前面的問題没有解決好，後面的研究難以扎實推進。中國簡牘研究的問題在於，立基傳世文獻開展史學研究的傳統悠久深厚，利用出土資料偏愛二重證據法，習慣性地兩相比對，尋求解決史學問題。兩類資料産生、流傳與留存的背景差别甚大，難以匆忙對應，不然的確會産生“輕易立説”之弊，“疲簡牘，煩後生”。對出土資料進行前三個層面的研究必不可少。不過，那時感覺看法還很粗糙，當場報告的則是另外一篇實證研究。現在借給偉濤大作寫序之機，贅述幾句，求教於學界。
郭偉濤君2013年秋入清華歷史系攻讀博士學位，2017年夏畢業，旋入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跟隨李守奎與李均明先生從事博士後研究，前後近六年。偉濤本科學習生物工程，碩士階段轉入秦漢史，不過重在思想史。入清華後，因上課而開始接觸簡牘，逐漸深入堂奥，最終以金關簡作爲研究對象，完成了畢業論文。恐怕是金關簡公佈後全面研究的首部博士論文，答辯時得到專家的肯定。論文通過後，又經修改完善，由趙平安老師推薦，得以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可喜可賀。
短短數年，偉濤能夠走到金關簡研究的前沿，首先要感謝張德芳先生領導的整理團隊，幾年間將全部資料公佈，奠定了研究的基礎。其次，方法得當亦是重要保障。除了上課，偉濤積極參加清華以及北京多所高校舉辦的讀簡班，並認真學習了《流沙墜簡》以來有方法論意義的簡牘研究論著，得以快速攀到前沿。偉濤自己肯下功夫，善於學習，轉益多師，積極求教，高效地完成了論文。未來要想取得更大的成績，從根基入手，方法上不斷思考依然是必不可少的。
目前，偉濤的研究側重基於文書學考察漢代張掖郡屯戍制度，“風物長宜放眼量”，期待他能繼續努力，由簡牘到制度，再到人——卷入邊地生活的吏卒百姓，邁向更爲豐富的史學研究。進而將漢簡由研究對象發展爲觀察漢帝國的視角，長安之外，提供透視西漢王朝的新基點。更希望他加强文字學訓練，彌補文字釋讀上的短板，同時放眼世界，從西漢的邊陲到羅馬帝國的邊陲，中外比較中加深對漢朝的認識。出色的學者，既需要不斷推出嚴謹扎實的成果，也需要不斷超越自己，發現更廣闊的世界，祝願偉濤在學術道路上勇猛精進，再攀高峰。是爲序。
侯旭東
2019年5月6-7日於京北安寧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