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源:从韩伯豐鼎铭文看西周贵族政体运作机制
从韩伯豐鼎铭文看西周贵族政体运作机制
刘源
摘要:近出韩伯豐鼎铭文,其时代约在西周昭王之世或昭穆之际,记述地方史官接受中央王朝卿事司、内史之命,传达于地方,为韩伯、
关键词:西周;金文;韩伯豐鼎;贵族政体
吴镇烽先生《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五册2426号,著录了一件私人所藏的西周早期小方鼎——韩伯豐鼎。作器者
韩伯豐鼎铭文不长,是研究西周贵族社会的难得标本。李学勤先生已从西周土地制度的角度,对其铭文做了很好的研究,[2]此外陈剑、沈培先生也深入探讨铭文的释文、句读、训读等问题,[3]董珊先生撰写了《韩伯豐方鼎铭文新论》,[4]单育辰先生撰写了《倝伯豐鼎考》。[5]本文欲从西周贵族政体运作的视角,再对该铭所涉及的历史问题,再做一些讨论,供同好批评。
01
器形与时代
韩伯豐鼎是一件典型的西周小方鼎,这类小方鼎基本出现在西周早期,只有个别可归入西周中期偏早。[6]
该鼎与西周时代其他小方鼎相比,器形较矮,通高只有18厘米,鼎足亦较短粗,不像西周早期前段之方鼎(如德方鼎,《铭图》2266)之足部较细长。考虑该鼎器形整体风格与静方鼎较近,归为昭王世,或昭穆之际较为合适,似不能再晚至穆王世的中、晚期。
该鼎纹饰特殊,为阴线之抽象兽面纹,较为粗放,也不类西周早期前段方鼎上铸造精美的典型兽面纹。即使与昭王世的静方鼎纹饰相比,亦显得较为简洁,但也并非咸方鼎(丰大母方鼎,《铭图》1714,约西周早期偏晚,或西周中期早段)那种纯素无纹的风格。[7]
该鼎铭文,从鼎内壁上铸起,折向鼎内底部,这种铸铭的做法,和鼎身较小、铭文篇幅相对较长有关,并不罕见,如现藏旅顺博物馆的吕方鼎(《铭图》2400,穆王),铭文也是从鼎内壁折向内底的。该鼎铭文,章法较为整齐,横排文字基本可对齐,也反映其时代不会太早,故其字体没有明显的肥笔、波磔特征,如“王”作
02
铭文大意
韩伯豐鼎铭文,共6行51字,本身并无太多难字,但因有转述之语,出现4个“曰”字,且涉及人物较多,故句读、理解遂成疑难。现综合诸家意见,参以个人看法,对铭文大意略作阐释。
1.释文(宽式)可句读如下:
唯十月既生霸甲辰,在
成周,
“内史曰:‘告韩伯、
宕。’卿事司曰:‘论。’今我
既即命曰:‘先王命尚(当)付。’”
韩伯豐作宝
“以兹命曰”之後,“内史曰”至“先王命当付”一段文字,诸家多视为
2.铭文大意,以李学勤先生意见较为合理,即韩伯作器是纪念
十月既生霸甲辰日,(王)在成周,
3.这篇铭文涉及至少六人以上,辨析各人所说的话,及其出现的原因和场合,是理解这篇铭文之关键。
1)
李学勤先生认为
2)内史,王朝之史,起草、宣读王朝命书。内史与大史(太史)不同(参见《铭图》5679),并非史官之长,但其在王朝政体运作中的作用不可低估,据相关铭文来看,天子册命内服王官、职事时,多由内史担任颁发命书之职。对此,需另外撰文详细论述。这里仅举一二例说明:如楚簋甲、乙、丙、丁四器(《铭图》5284-5287,西周中期後段)铭文记载,内史尹氏册命楚,命楚司
3)韩伯豐,为作器者。他之所以作此铭文,是因为他与
4)
器铭中,“
5)卿事司,似不能理解为“卿事、(有)司”,系指卿事寮诸有司,即王朝三有司等执政大臣,具体为,公以下之司马、司土、司工等大臣,可能也包括大师。结合大家熟知的师永盂、五祀卫鼎、裘卫盉铭文等有关西周土地交换的材料来看,王朝三有司对内服贵族易田事件,有决策与监督执行之权;当然具体的执行办理还是由相关地方的三有司、师氏、史官等三系职官的基层人员去做。[14]
6)先王,诸家据此指出,韩伯、
03
关键问题
1.“宕”字之理解。
“宕”字的理解,关系到铭文所述事件的性质,以及铭文所述王朝史官、三有司此次处理政事的来龙去脉,结合下文“先王命当付”来看,此字应与内服贵族度量土田、析分土地之事有关,李学勤先生将“宕”读为“度”,训为度量,可从。诸家讨论宕字释读问题时,多联系到五年琱生簋、琱生尊等铭文中以下相关材料。
以君氏命曰:余老止,公仆庸土田多扰,弋伯氏从许,公宕其叁,汝则宕其贰;公宕其贰,汝则宕其一。……(五年琱生簋,《集成》4292,《铭图》5340,约宣王)
……以君氏命曰:余老止,我仆庸土田多扰,弋许,勿使散亡。余宕其叁,汝宕其贰。……(五年琱生尊,《铭图》11816-11817,约宣王)
李学勤、陈剑、沈培等先生均认为其中的宕,读为度,较为妥当。度土,或度田,实际上涉及至少两方,这也是我们将“
2.今我既即命
铭文中的“我”,是王朝内史,还是
3.先王命尚付
尚,读为当。先王命当付,是指经过内史呈告,王朝卿事僚三有司裁定後,先王命付韩伯土田。实际上,先王此命,应由内史下令
04
器铭反映之西周贵族政治运作机制
1.地方官制采取与王朝中央官制相同的司、师、史架构,便于地方与中央职官的交流与联系
韩伯豐鼎,铭文简短、难解,诸家之解读不尽一致,但学者的共识是,该材料反映了地方之史,与王朝之史,二者之间的统属与合作关系。
学者以前已经指出,西周职官分为司、史、师三系,[15]西周政府的中央王朝职官,在地方也会同样设置,有扩大与分层现象。[16]裘卫盉(《铭图》14800)、五祀卫鼎(《铭图》2497)、师永盂(《铭图》6230)等西周中期金文材料均记录,内服基层地区亦设有低级的三有司、师氏和史官,在贵族交换土地时,天子发布政令,先由公传达给中央三有司、师氏等执政大臣和内史(尹氏),再下达基层司、师、史官员具体执行。如师永盂(约懿王世)铭文记载,天子赐师永“阴阳洛”暨师俗父田,益公传命给井伯、荣伯、尹氏、师俗父、遣仲等王朝三有司、内史、师氏等大臣,再由酉司徒
基层官员执行王朝政令,完毕之后,理应向中央司、师、史等上级大臣返命,然后王朝司、师、史再向公汇报,最终呈告于天子。但目前金文材料还缺乏相关记载,所幸韩伯豐鼎铭文保存了基层史官向王朝返命的珍贵史料,使我们具体了解内服之地方史官,与王朝内史、三有司交流、合作情况,加深对西周王朝史官系统运作之认识,这对今后西周贵族政体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2、中央王朝对地方贵族之管理和约束机制
西周王朝是贵族社会繁荣期的模板,贵族社会之所以能够维系,在于天子、中央王朝能有效地约束和控制内、外服区域内相对独立的贵族家族。近年公布的晋侯苏钟(《铭图》15298-15313)、引簋(《铭图》5299-5300)等材料均可说明周天子对外服诸侯的控制机制。晋侯苏钟铭文记载,周王(厉王)命晋侯苏伐夙夷,亲至其军中指挥,命苏攻城、追敌,返回成周后,又通过册命、赏赐的手段,嘉奖晋侯,使之更加忠诚效力于天子。引簋铭文记载,周王命引承继其祖之职,统率齐师,按诸侯的规格,赏赐给他彤弓一、彤矢百,马四匹,反映了天子册命大臣直接掌控诸侯军队的外服管理、约束机制。
韩伯豐鼎铭文则进一步说明,西周王朝对内服贵族的管理,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中央司、师、史三系大臣,向地方上的司、师、史基层职官传达政令,从而达到对基层土地、庶人的控制。可见,西周中央王朝利用简洁、层次化的职官体系,有效管理着内服贵族的土田、以及依附在土地上的庶人等劳动者;在土地交换过程中,中央史官与地方史官的命书传递与反馈,又作为基层官员实际执行政令之依据。
上文已指出,韩伯与
基层司、师、史的设置,也保证天子和中央王朝对各地庶人的了解和掌控,以实现所谓“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蓝图。近出山西绛县倗伯墓地所出肃卣(《铭图》30882),即反映西周王朝对贵族的土田、民人有较多控制,贵族如对其土地上的庶人管理不善,天子会进行干涉。肃卣铭文记载,肃的宗子伯氏让他在庶人中挑选六家为奴仆,周王认为“非令”、“害义”,最终肃佑王东征,王还是付给肃了奴仆。可见当时贵族不能随意将土田上的庶人,降为奴隶,[18]否则会惊动有关基层司、师、史等官员,最终上达于天子。
综上,韩伯豐鼎铭文虽然简短,但结合著名的师永盂、裘卫器以及近出肃卣等材料,基本可恢复西周中央王朝与地方政令传达与合作互动的体制,揭示了贵族社会繁盛时期,最高统治者管理基层土地、庶人的方式。至春秋之世,天子的军政实力衰弱,人力、物力、财力日渐穷蹙,这一机制逐渐废驰,内外服贵族拥有的土地、民人已基本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交换土田,已逐渐脱离天子和中央王朝的控制,如鲁郑易祊、许田,各从所便,“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成为空话,诸侯、大夫乃至大夫家臣依次成为掌控社会资源的主角,促进着战国时代新兴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诞生,然对于以天子为核心的旧的宗法贵族秩序而言,就呈现出所谓“礼崩乐坏”的历史面貌。
韩伯豐鼎铭,虽无难字,句读标点及解读,着实不易,我们在学习诸家意见后,从西周贵族政体运作机制之视角,提出以上一种理解方案,不一定正确,希望得到专家批评指正,以促进研究,加深认识。
注释:
[1] 谢明文:《释西周金文中的“垣”字》,黄德宽编:《中国文字学报》第六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69-72页。后收入谢明文:《商周文字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265-270页。
[2] 李学勤:《一篇记述土地转让的西周金文论》,《故宫博物院院刊》,2015年第5期,第29-30页。
[3] 沈培:《西周金文“宕”字释义重探》,李宗焜主编:《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出土材料与新视野》,台湾中研院史语所2013年版,第381-417页。陈剑先生关于该鼎铭文的释读,见该文的“补记”。
[4] 董珊:《韩伯豐方鼎铭文新论》,杨荣祥、胡敕瑞主编:《源远流长:汉字国际学术研讨会暨AEARU第三届汉字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6-64页。
[5] 单育辰:《倝伯豐鼎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历史语言学研究》编辑部编:《历史语言学研究》第十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17-220页。
[6] 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6页。
[7] 咸鼎1986年出土于张家坡M284,亦较矮,通高18厘米。《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一书将其定为西周中期偏早时器,参见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第16页。但该器之时代,仍可进一步研究。
[8] 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杨坤认为“在成周”的主语是“周王”,本文从之。杨坤:《韩伯豐鼎铭剩义拾零》(待刊)。
[9] 单育辰先生将
[10] 郑杰祥:《商代地理概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
[11] 孙亚冰、林欢:《商代地理与方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5页。
[12] 陈絜:《〈
[13] 孙亚冰、林欢:《商代地理与方国》,第91页。
[14] 刘源:《从
[15] [日]白川静著,温天河、蔡哲茂译:《金文的世界——殷周社会史》,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18-119页。
[16] 李峰著,吴敏娜等译:《西周的政体》,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00页。另外参看该书图6、图10“西周政府组织结构图”。
[17] 刘源:《从
[18] 董珊先生最近撰文,也认为诸侯贵族对其领地的庶人只有治理权,没有人身所有权。董珊:《山西绛县横水M2出土肃卣铭文初探》,《文物》,2014年第1期,第50-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