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常喜：洛陽西朱村曹魏墓出土石牌銘文零札（五則）

洛陽西朱村曹魏墓出土石牌銘文零札（五則）*

范常喜（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廣州，510275）

引    言

2015年8月至2016年12月，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搶救性發掘了洛陽寇店鎮西朱村M1號曹魏大墓[1]。根據其宏大的墓室結構以及高規格陪葬物品推測，該墓應當是曹魏時期的皇室成員墓。墓中出土刻銘石牌200餘枚，其内容多是隨葬品的名稱、數量等的記録。李零、曹錦炎等先生在《博物院》2019年第5期發表文章，刊佈了這批石牌銘文中的絕大部分，并作了相應的研究[2]。雷海龍先生也對此提出了很好的補充意見[3]。李零先生文刊佈石牌銘文最多，共計138件，分類考釋也最爲全面。本文擬在李零先生考釋基礎上同時參考其他諸家研究，著重對五處石牌銘文的訓釋略作補充。

一

甑   覆

石牌M1：465：“甑一，覆自副。”李零先生謂：“覆：疑指甑冪。”[4]“冪”一般多指巾類覆蓋物，字亦作“幂”，如《禮記·禮運》：“疏布以冪。”鄭玄注：“冪，覆尊也。”《周禮·天官·幂人》：“掌共巾幂。”出土漢代之甑罕見設冪，但其上有覆蓋或盆者。洛陽曹魏正始八年墓出土陶灶（M35：7），後端釜上放有帶蓋的敞口盆形甑[1]。貴州清鎮12號漢墓、廣西平樂銀山嶺165號東漢墓出土陶甑（165：5）（圖1），以及廣州東郊先烈路東漢墓出土陶灶所置陶甑上都覆有隆起的甑蓋，形如覆盆（圖2）[1]。

圖1：貴州清鎮12號漢墓、廣西平樂銀山嶺165號東漢墓出土覆蓋陶甑

圖2：廣州東郊先烈路東漢墓出土陶灶及其上覆蓋陶甑

出土實物中亦多次見到甑上覆盆者，而且所覆之盆自銘爲“盆”。滿城1號漢墓出土了一套銅甗，包含釜、甑、盆，三者相扣合（圖3）[7]。其中，銅釜刻銘作“御銅金㢕甗一容十斗盆備”；銅甑刻銘作“御銅金㢕甗甑一具盆備卅七年十月趙獻”；銅盆刻銘作“御銅金㢕甗盆容十斗卅七年十月趙獻”，墨書作“御銅金㢕甗盆容十斗”。陝西茂陵一號無名冢亦出土了一套銅甗，釜、甑、盆三者相扣合[8]。其中釜肩刻銘“陽信家鏖復（鍑）容一斗并重三斤六兩五年奉主買邯鄲弟二”；甑口沿刻銘“陽信家鏖甗容一斗并重三斤六兩五年奉主買邯鄲弟二”；盆口沿刻銘“陽信家鏖盆容一斗并重三斤六兩五年奉主買邯鄲弟二”。

圖3：滿城漢墓M1出土覆盆銅甗漢墓出土遣册多將“甗”“㼜”記在一起，如鳳凰山九號墓遣册簡42：“甗、㼜（盎）各一。”[9]《説文》皿部：“盎，盆也。从皿，央聲。㼜，盎或从瓦。”《方言》第五：“罃甈謂之盎。自關而西或謂之盆，或謂之盎，其小者謂之升甌。”鳳凰山九號墓所出陶釜、陶甑即簡文所記之“甗”，陶缽即簡文所記之“㼜”，也就是甑蓋。雷海龍先生已正確指出了這一對應關係[10]。因此，M1：465號石牌銘文“甑一，覆自副”中的“覆”可能即蓋在甑上的盆蓋類東西。

二

㯀  覆  槃

石牌M1：307：“二升墨漆畫椀一具，㯀覆槃自副。”李零先生謂：“㯀覆槃：圓形大承盤，也叫承旋或檈。”[7]我們懷疑該石牌銘文當斷讀作“二升墨漆畫椀一具，㯀、覆槃自副”。“㯀”和“覆槃”可能是兩件東西。李零先生已經指出，“㯀”即承槃，至確。湖南永州鷂子嶺二號西漢墓出土一件夾紵胎漆盤自銘爲旋（圖4）。該盤平折沿，銅扣塗金，淺盤，平底下有三乳狀鎏金銅足，盤底及器壁錐畫幾何紋飾。外沿下部錐刻銘文“建平五年，廣漢郡工官造乘輿髹潦畫紵黄釦旋，徑九寸”等63字[7]。南京南郊郎家山4號六朝墓出土兩件附有銅托的銅碗（圖5）[8]，此處的銅托似即石牌銘文所記承碗之㯀。“覆槃”應該是指覆蓋在椀上作蓋之用的盤。西安市西郊楊家圍牆唐墓出土一件白瓷蓋碗（M1：9），蓋爲子母口，環形蓋鈕。另外同出兩件大小不同的白瓷三足盤（M1：30、M1：5），盤呈敞口，口沿微折，淺腹，平底露胎，底有三個椎狀短足[14]（圖6）。石牌銘文所記“覆槃”可能與此唐墓所出白瓷蓋碗之蓋相彷彿。

圖4：湖南永州鷂子嶺二號西漢墓出土自名“旋”的漆盤（M2：66）

圖5：南京南郊郎家山4號六朝墓出土附銅托銅碗

圖6：西安西郊楊家圍牆唐墓出土白瓷蓋碗、白瓷三足盤及其组合

三

辟  方

石牌M1：289：“墨漆畫辟方七寸机（几）一，高五寸。”李零先生謂：“辟方七寸，疑指長寬各七寸。”[15]“辟方”應指周長面積。晉陸翽《鄴中記》：“石虎御牀，辟方三丈，其餘牀皆局腳，高下六寸。”《晉書》列傳第六十五：“以硃書手腕横文後三寸作田字，辟方一寸二分，使露手以臥。”《太平御覽》卷九六三引南朝宋鄭輯之《永嘉郡記》：“陽興去安固江口六十五里，有仙石，山頂上有平石，辟方十餘丈，名爲仙壇。”《藝文類聚》卷七引《神異經》：“昆侖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圓周如削，銅柱下有回屋焉，辟方百丈。”“辟方”較早見於佛典，字或作“壁方”“闢方”等。真大成先生指出，此詞當由兩個原本表“旁側”“邊側”義的語素複合而成，表示事物的周長，引申又可指面積[16]。
曹操高陵出土M2：104號石牌銘文“木墨斂二合，八寸机一”[17]，其中的“八寸机”應當也是指周長爲八寸的几。根據漢魏時期1尺約合23釐米計算，七寸、八寸約16、17釐米。由此可知，此机（几）邊長約4—5釐米，比實用几小得多。即便按“辟方”爲面積算，八平方寸的几顯然也太小，這應當與兩處石牌所記之几均爲冥器有關。

四

“竹簁箱”與“子”

石牌M1：333：“墨漆畫十二子杯簁箱一，丹縑衣自副。”李零先生謂：“杯簁箱：盛成套耳杯的箱籠，也叫杯笿或杯落。簁箱：簁同篩，有氣孔。”[16]李零先生釋作“杯”的字原形作，同墓出土M1：510號石牌上另有“杯”字作，對比可知，此字顯非“杯”字。與M1：413號石牌上的（竹）字相較可知，該字當釋“竹”，故“杯簁箱”當改釋作“竹簁箱”。M1：413號石牌銘文作“墨漆畫廿四子竹箱一，丹縑衣自副”，其中的“竹箱”與此處“竹簁箱”相類似。李零先生認爲“廿四子竹箱”是指器分二十四格[17]。此外，石牌M1：238：“象牙錐畫十四子箱一。”趙超先生謂：“其他還有多件稱作某某子箱的器物，應該都是在大箱中套裝有多個各種形狀的小箱、盒、盂等，組成一套。”[18]同時趙先生還舉了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的九子奩爲例以説明這一點。我們認爲，無論是將“子”理解爲小格還是小箱盒，都有一定道理。正如趙超先生所説，漢代多用“子”表示大奩盒內之小盒。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遣册簡230所記“九子曾（繒）檢（奩）一合”，簡231“五子檢（奩）一合”，分别對應墓中出土的443號雙層九子奩（圖7），和441號單層五子奩。雙層九子奩內含小奩盒九個，單層五子奩內含小奩盒五個[19]。長沙咸家湖西漢曹墓出土的長方形奩中則有小奩盒11個[20]。魏晉時期，多格食盒稱作“樏”或“槅”。《廣韻·紙韻》：“樏，似盤，中有隔也。”故樏也稱槅。江西南昌東湖區西晉吴應墓出土了一件漆樏（M1：5），內分七個方格，底部朱漆書“吴氏槅”（圖8）[21]。“樏”內小格亦稱作“子”[22]。《太平御覽》卷七五九引晉張敞《東宫舊事》：“漆三十五子方樏二沓，蓋二枚。”又引晉曹毗《杜蘭香傳》：“蘭香降張碩，賫方九子樏、七子樏。”因此，李零先生的觀點亦不可忽視。由上可知，石牌銘文所記“十二子竹簁箱”“廿四子竹箱”可能是指內含12、24個小箱盒或小格的竹箱。

圖7：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雙層九子奩及其下層內小奩盒

圖8：江西南昌東湖區西晉吴應墓出土七子格“吴氏槅”

五

杵  臼

石牌M1：281：“銀小杵臼一，具杵，丹縑衣自副。”李零先生謂：“小杵臼：藥臼。”[25]劉連香先生釋文作“银小杵臼一具，杵、丹缣衣自副”[26]。此石牌銘文第一個“杵”字後有重文號，原形作，故整段銘文當改釋作“銀小杵、杵臼一具，杵、丹縑衣自副”，大意是：銀製小杵和杵臼一套，杵和包裹用的丹縑衣囊都有配備。可能因爲當時“杵臼”已多指臼，爲了説明陪葬的是杵與臼一整套器具，所以才特意在“杵”後加了重文符號[25]。此處的銀小杵和杵臼應當都是藥具[26]。曹操《上器物表》：“臣祖騰，有順帝賜器。今上四石銅鋗四枚，五石銅鋗一枚，御物有純粉銚一枚，藥杵臼一具。”[27]其中的“藥杵臼一具”可與此石牌所記相參看。此外，廣州西漢南越王墓西耳室出土銅鐵杵臼兩套（C168、C169）（圖9）。出土時兩銅臼套疊在一起，兩杵并排放置，附近有五色药石。杵與臼均通體裹以絲絹[28]。從南越王墓出土杵與臼各自放置并通體包裹絲絹來看，M1：281號石牌後半部分所記“杵、丹縑衣自副”應該也是指這種情形。

圖9：廣州西漢南越王墓西耳室出土銅鐵杵臼

附記：本文原載西南大學出土文獻綜合研究中心、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主辦《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第11輯，成都：巴蜀書社，2020年6月。本稿在第五則札記中補充了一處按語。

注释：

[1] 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洛陽市西朱村曹魏墓葬》，《考古》2017年第7期，第71—81頁。

[2] 李零：《洛陽曹魏大墓出土石牌銘文分類考釋》；曹錦炎：《洛陽西朱村曹魏大墓墓主身份淺析——兼談石牌銘文所記來自一帶一路的珍品》；趙超：《洛陽西朱村曹魏大墓出土石牌定名與墓主身份補證》；劉連香：《洛陽西朱村曹魏墓墓主探討》；霍宏偉：《洛陽西朱村曹魏墓石牌銘文中的鏡鑒考》。以上諸文均載《博物院》2019年第5期。

[3] 雷海龍：《西朱村曹魏墓M1石楬文字補説》，簡帛網，2019年11月23日。

[4] 李零：《洛陽曹魏大墓出土石牌銘文分類考釋》，《博物院》2019年第5期，第8頁。

[1]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曹魏正始八年墓發掘報告》，《考古》1989年第４期，第316頁。

[1] 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86頁。貴州省博物馆：《贵州清鎮平壩漢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59年第1期，第91、92頁。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平樂銀山嶺漢墓》，《考古學報》1978年第4期，第475、478頁。徐衛民：《大風起兮：圖説秦漢》，商務印書館，2016年，第167頁。

[7] 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處：《滿城漢墓發掘報告》上册，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52—55頁。河北博物院：《大漢絶唱：滿城漢墓》，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245頁。

[8] 咸陽地區文管會、茂陵博物館：《陝西茂陵一號無名冢一號從葬坑的發掘》，《文物》1982年第9期，第4頁。

[9]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鳳凰山西漢簡牘》，中華書局，2012年，第71頁。

[10] 雷海龍：《漢代遣册名物考釋二則》，簡帛網，2018年7月1日。

[7] 李零：《洛陽曹魏大墓出土石牌銘文分類考釋》，《博物院》2019年第5期，第8頁。

[7]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州市芝山區文物管理所：《湖南永州市鷂子嶺二號西漢墓》，《考古》2001年第4期，第52—53頁。

[8] 江蘇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南京南郊郎家山第4號六朝墓清理簡報》，《文物參考資料》1956年第4期，第10頁。

[14]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西安市西郊楊家圍牆唐墓M1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13年第2期，第14頁。

[15] 李零：《洛陽曹魏大墓出土石牌銘文分類考釋》，《博物院》2019年第5期，第12頁。

[16] 真大成：《释“辟方”》，《辭書研究》2006年第2期，第209—211頁。陳偉武師審閲小稿時指出，“辟方”義同“開方”，猶方圓。潮汕方言用“闊方”指面積，闊亦開也。

[17]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曹操高陵》，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彩版八二·2。

[16] 李零：《洛陽曹魏大墓出土石牌銘文分類考釋》，《博物院》2019年第5期，第8頁。

[17] 李零：《洛陽曹魏大墓出土石牌銘文分類考釋》，《博物院》2019年第5期，第12頁。

[18] 趙超：《洛陽西朱村曹魏大墓出土石牌定名與墓主身份補證》，《博物院》2019年第5期，第34頁。

[19] 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陆册，中華書局，2014年，第207頁。湖南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上集，文物出版社，1973年，第88頁。

[20] 長沙市文化局文物組：《長沙咸家湖西漢曹���墓》，《文物》1979年第3期，第5頁。

[21] 江西省博物館：《江西南昌晉墓》，《考古》1974年第6期，第375頁。黄迪杞、戴光品：《中國漆器精華》，福建美術出版社，2003年，第146號。

[22] 陸錫興：《從樏到攢盒》，《中國典籍與文化》2003年第3期，第102—108頁。郭曉蘭：《魏晉南北朝時期“槅”考論》，《南方文物》2019年第1期，第184—190頁。

[25] 李零：《洛陽曹魏大墓出土石牌銘文分類考釋》，《博物院》2019年第5期，第13頁。

[26] 劉連香：《洛陽西朱村曹魏墓墓主探討》，《博物院》2019年第5期，第47頁。

[25] 補按：此處的重文號亦可能是誤衍，亦或拓本致誤，故本條札記存疑。

[26] 劉連香先生也已指出這一點。參見劉連香：《洛陽西朱村曹魏墓墓主探討》，《博物院》2019年第5期，第47頁。

[27] 〔魏〕曹操：《曹操集》，中華書局，1974年，第39頁。

[28] 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等：《西漢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75、82、1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