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四新：早期《老子》文本及其思想变化
早期《老子》文本及其思想变化
丁四新
我今天汇报的内容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关于《老子》的分章，另一方面是关于《老子》文本变化所引起的文义及其思想变化。在方式上，我会举出一些例子来作具体说明和阐述。
一
《老子》文本的分章
先看《老子》的分章观念问题。《老子》文本的分章观念，大概萌芽于元人吴澄的《道德真经注》，正式形成于清人姚鼐的《老子章义》。姚鼐对于《老子》的分章观念做了非常深入、具体的检讨，并作了重新划分的工作。后来的海外汉学家，也对于《老子》分章背后的指导观念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得出一个基本相同的结论，即《老子》分章的最理想状态正如姚鼐所说，每一章都必须建立在单一的文义基础上。在文本中的文义，西方汉学家叫作“思想单位”。“文本单位”与“思想单位”是一对概念。从理想状态来看，文本单位与思想单位应该是完全对应的，即一个文本单位对应一个思想单位，一个思想单位确定一个文本单位。在研究早期《老子》文本的语境中，这种文本与其文义呈现单一对应而不可再分的“章”，我称之为“原子分章”。原子分章的文本是不可再分的，而其不可再分的特性是由其单一的文义所决定的。不过，早期《老子》文本的分章情况比较复杂，它并非总是以“原子分章”的形态出现。促使《老子》文本形成和变化的因素也比较复杂，有多个。大体上说来，郭店本属于“原子分章”，但进入汉代以后，《老子》文本就进入了经典化时代，成章观念即受到多方面的影响。首先是《老子》“成书”观念的影响，其次是“成篇”观念的影响，而“成书”和“成篇”观念是《老子》文本“成章”观念的前提。再次，历时性的老学思想变化也会对《老子》分章造成影响。此外，《老子》分章还受到了人为因素的影响。即使在具体的文本裁划过程中，人为的偶然因素是难以避免的。[1]
我最近发表了几篇文章，特别讨论了古代宇宙观，特别是汉人的天道观对当时正处于经典化过程中的《老子》分章的影响。比如，发表在《道家文化研究》第30辑上的一篇论文[2]，就讨论了汉简本《老子》为什么分成了七十七章（上篇四十四、下篇三十三）的问题。其最主要的结论是：汉简本是按照盖天说“圆出于方”的数理——“天三地四”来分章的，而三加四等于七，“七”代表北斗七星。顺便指出，在汉人的称数法中，数字“4”“3”“7”可以与数字“44”“33”“77”两两相对应。另外一篇论文发表在在2014年《哲学研究》第12期上[3]，这篇论文讨论了通行本为何分为八十一章及上篇三十七章、下篇四十四章的原因。这个原因或根据，我考察了和分析了刘向、刘歆的相关文献，发现通行本其实源于刘向定著本，于是依此解决了通行本的分章问题。我的基本结论是：与汉简本分章的天道观不同，刘向定著本（通行本）的分章是以浑天说的宇宙论为背景的；《太初历》和《三统历》以黄钟一龠之数为一天的时长，即将一天八十一分，这就是刘向将《老子》总章数设计为八十一章的根据；至于下篇四十四章、上篇三十七章，则是根据中数五、六之比（5：6）来裁划的。这两个关键数字都见于《汉书·律历志》，它们是刘向的儿子刘歆建构《三统历》的两个基础数字。
关于《老子》分章的问题，我举几个例子来作说明。第一个例子，是通行本第五十二章。我们现在有足够的文献证明它在古本中并不是一章。帛书甲本中即有两个分章符，明确地将它分成两章。同时，郭店本乙组只有此章的后半部分，且在郭店本中这后半部分是单独成章的。第二个例子，是通行本第六十四章。此章在郭店本和汉简本中都是分为两章的，说明今本此章是由旧本的两章拼合而成的。第三个例子，是通行本第七十二章。帛书甲本有一个分章符号将此章文本分开，据此，“民之不畏威，则大威将至矣”两句应当单独为章。这种一句、两句在《老子》中可构成一章的情况还有，如通行本第六十章中的“治大国若烹小鲜”一句，即和其后的文本在文义上根本不相连属。可能在原始文本中，这一句是独立的一章；之后，在文本发展的过程中，它突然被加进了第六十章中。第四个例子，是通行本第五章。从郭店本和帛书本来看，此章应该是由古本的三章构成的，郭店本甲组只有此章的中间部分，即“天地之间，其犹橐管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四句。顺便指出，通行本的“橐籥”，我们以前都理解成风箱，从郭店本作“橐管”来看，以往的理解其实是不对的。“橐”和“管”都是中空之物，且“管”和“间”押元部韵[4]。第五个例子，是通行本第十六章。此章在郭店本甲组中只有前面一段，并且我们在帛书本中可以看到明显的拼接痕迹。帛书本“各复归于其根”之后紧接着的是“曰静”二字，而通行本作“归根曰静”，据上文补充了“归根”两字。从帛书两本及汉简本都作“曰静”而非“归根曰静”来看，“归根”二字应当不是抄脱了，而“曰静”以下文本则是由后人拼合上来的。
以上只是列举了几个例子，我想说明的问题是，研究《老子》一定要深入到它的原子分章中去，然后才能准确地引用和解释这些文本。否则，如果我们仅单纯依据通行本，则难免混杂引用，造成理解或解释的错误。因为今本的一章未必就是古本的一章，而如果今本的一章不是古本的一章（原子分章），那么这一章其实是经过古人拼合和重构的结果，它的章义就不是单一的。所以，我主张，今人引用《老子》文本和研究老子思想，应当以出土简帛四古本为基础，而对今本作严格的审查。
二
早期《老子》文本变化及其思想变化
早期《老子》文本处于变化之中。变化的原因很多，根据我以往的研究，可以大致归纳为五个方面：（1）早期《老子》文本演变的大势影响其文本的具体变化。（2）分章活动影响文本单位的构成，并由此影响其文义和思想的内涵。（3）早期老学和道家思想的发展影响了《老子》文本和思想的变化。（4）传经者个人因素影响了《老子》文本。（5）语言表达和修辞因素（比如偶句、顶针、四字句等）影响了《老子》文本[5]。其中，前三者在改变《老子》文本的同时改变了其文义和思想内涵。下面，我重点谈谈《老子》文本变化引起其文义和思想变化的情况。
第一个例子，是通行本第四十章。此章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以前，人们一般把这个“反”字读为“对反”之“反”，理解成辩证法的对立统一。现在看来，这是不对的。从郭店本，我们获得新的文本证据，该本作“返”字。“返”是回返、复返的意思。通行本第十六章说“吾以观复”和“各复归其根”，其中的“复”就是“返”，复、返同义。“反者，道之动”的意思是说，“返”是“道”运动的方式或规律。
第二个例子，是通行本第五十章。此章说：“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我们将通行本与简帛本对照，会发现通行本难懂，而简帛本明白晓畅。这几句，汉简本作：“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而民生生焉，动皆之死地之十有三。夫何故也？以其生生也。”第一句“出生入死”是概括，说明凡人都会出生入死，都有生死，具体的情况是“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接着竹简说“而民生生焉”，这是说老百姓生生相续，连绵不绝，在生命的延续中“动皆之死地十又三”。而通行本“人之生，动之死地亦十有三”所表达的语意和语境就不一样了。至于通行本后两句“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其错误就更为明显了。在前文，老子完全没有提到“厚”这个概念，故添加“厚”字，扭曲了《老子》文意。汉简本作“夫何故？以其生生也”，在文本和文意上是自洽的。
第三个例子，是通行本第五十五章。此章说：“知和曰常，知常曰明。”其思想要点似乎是“知和”，又似乎是“知常”，表达并不清晰。对照古本，可以发现，原来是通行本的文字有误。郭店本甲组作：“和曰常，知和曰明。”帛书本和汉简本均相同。四古本的文意非常清晰、明白，这两句话的思想重心其实落实在“知和”上。相比之下，通行本有难以理解之处。
第四个例子，是通行本第六十一章。这一章，通行本的错误更严重。通行本说：“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汉简本则作：“大国者，下流也，天下之牝也。天下之交也，牝恒以静胜牡。”（引文从宽式）帛书两本基本相同。“大国者，下流也”和“天下之牝也”都是比喻，“牝恒以静胜牡”是在“天下之交也”的语境下才能发生的。通行本将“天下之交”一句提前，置于“天下之牝”前，这改变了句序，致使叙述紊乱，文义不可解，而后人也只好乱解释乱注释一通。
第五个例子，是通行本第六十五章。此章说：“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汉简本作：“故以智知国，国之贼也；以不智知国，国之德也。”帛书本基本相同。出土古本作“知国”和“以不智”，这两点与通行本是不同的。“知”是知掌、主宰的意思，而古本所谓“不智”，其实是一种大智。通行本说“不以智”，这就太绝对了，不符合老子的思想，也没有体现老子思想的深度。
第六个例子，是通行本第一章。此章说：“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汉简本作：“此两者同出，异名同谓。玄之又玄之，众妙之门。”帛书本基本相同。出土古本与通行本最大的不同是，它没有将“玄”作为一个独立概念来使用，而通行本则突出了“玄”这个概念。其实，“玄”作为一个概念可能是由严遵首先提出的，并由他的学生扬雄作了大力发挥。扬雄的《太玄》一书即以“玄”为其宇宙论和思想体系的最高概念。
第七个例子，是通行本第十六章。此章文本从古到今有很大变化，通行本作：“致虚极，守静笃。”郭店本甲组：“致虚，极也；守中，笃也。”帛书甲本：“致虚，极也；守情，笃也。”帛书乙本：“致虚，极也；守静，笃也。”汉简本作：“致虚，极；积正，笃。”（引文均从宽式）相较于郭店本，通行本在文本上有很大变化。郭店本作“守中”，通行本作“守静”，这是非常不同的。另外，汉简本作“积正”，与通行本相差更大。通行本作“守静”，是继承帛书乙本并以道家的“虚静”观念来理解之的结果。顺便指出，笔者认为汉简本的“积正”，与郭店本的“守中”属于近义换词。
第八个例子，是通行本二十一章。此章说：“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这是我们在读《老子》和校勘《老子》的时候非常容易忽略的两句。通行本的“窈”字，汉简本作“幽”，帛书甲本作“
第九个例子，是通行本第二十九章。此章说：“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文中的“天下神器”一句就被河上公和王弼理解错了，他们都把“天下神器”理解为“天下的神器”。此句，帛书乙本作：“夫天下，神器也，非可为也。为之者败之，执之者失之。”（帛甲相同，但有残损）很明显，“神器”就是指“天下”。“神器”一词属于偏正结构。“夫天下，神器也”一句是说，“天下”是至神的器物。
第十个例子，是通行本第三十二章。此章说：“民莫之令而自均。”郭店本甲组作：“民莫之命天<而>自均安。”帛书甲本作：“民莫之【令而自】均焉。”帛书乙本作：“【民莫之】令而自均焉。”汉简本作：“民莫之令而自均安。”可以看出，帛书本将郭店本的“安”字改成了“焉”字，但这样做是不对的。《说文·土部》：“均，平也，遍也。”《论语·季氏》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均”，平也；“安”，定也。据此，郭店本、汉简本的“安”字不能改为“焉”字，因为《老子》此文很可能是针对《论语》所提到的上述思想而发的，和进行批判的。“民莫之令而自均安”一句中的“均”和“安”是并列关系，都是实词，“安”不是句末语气助词。从出土文献来看，“安”只有作为虚词时才能够直接转写成“焉”字。通行本在帛书本的基础上又直接去掉“焉”字，这同样是错误的。“民莫之令而自均安”是说，人民无须令使而他们自己即可以达到均平、安定的境界。
三
几个推论
通过以上论述和分析，我们对于早期《老子》文本及其思想问题可以得出几个推论：
推论一，早期《老子》文本确实是在不断变化的，而文本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早期《老子》文本的变化也影响其思想的表达，或引起其文义、思想的变化。那些引起文义或思想变化的《老子》文本很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对于《老子》文本的既有认识，应当得到学者的高度重视。
推论二，阅读和引用《老子》，笔者主张以汉简本为基础，结合郭店本、帛书两本和通行本来作出综合判断。有异文的地方，出土简帛四古本可以互校；有缺文、脱文的地方，出土简帛四古本也可以互补。而如果以出土简帛四古本来校勘通行本，则通行本错误百出。所以我说，通行本难以再承担起作为研究老子思想的文本根据了。或者说，研究老子本人的思想和哲学，不应再以王弼本或河上公本为主要根据了。但目前，学界对于此点的警醒度是很不够的。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否定通行本《老子》对于东汉以来的老学及道教发展的价值和意义。
推论三，引用《老子》文本和分析《老子》章义，应当高度注意其具体分章和章界，同时应当放在“原子章段”的基础上。“分章”和“章义”具有紧密关系。是否同章，这会严重影响我们对于《老子》文本及其思想的准确理解，因为经典化之后的每一段《老子》文本都存在于“章”之中。例如，通行本第五章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据郭店本及此章文义来看，本章是由旧本的三章拼合而成的。然而，河上公《注》和王弼《注》都是从整体主义的观念（即同章的观念）来注释文本的。河上公注“天地之间”云：“人能除情欲，节滋味，清五藏，则神明居之也。”注“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云：“多事害神，多言害身，口开舌举，必有祸患。不如守德于中，育养精神，爱气希言。”[8]这是将通行本《老子》第五章的中段和下段关联起来注释。王弼同样如此，如注“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云：“橐籥而守数中，则无穷尽；弃己任物，则莫不理。若橐籥有意于为声也，则不足以共吹者之求也。”[9]这很明显是以中段的“橐籥”来注释下段的两句。现在看来，河上公《注》和王弼《注》都存在问题，这个问题首先是河上公、王弼作注的方法论即存在问题。
推论四，王弼本或河上公本《老子》应当在出土简帛四古本的对照下得到全面的校勘和检讨，一方面尽力还原通行本所依据的古本，另一方面彰显通行本的错误和不足，以及检讨王弼《注》和河上公《注》在解释上存在的问题。当然，后者是主要的。这也是今后中国哲学界等研究《老子》的一项重要任务。
作者简介：丁四新，男，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 100084），主要从事中国哲学与儒家经学研究。
注释：
[1] 以上论述，可参看丁四新：《早期〈老子〉文本的演变、成型与定型——以出土简帛本为依据》，《中州学刊》2014年10期；《老子的分章观念及其检讨》，《学术月刊》第48卷第9期（2016年）。
[2] 丁四新：《汉简本〈老子〉总章数及上下经章数的组织原理和数理法则——一种可能性的研究》，载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30辑，中华书局2016年。
[3] （丁四新：《论刘向本（通行本）〈老子〉篇章数的裁划依据》，载《哲学研究》2014年第12期。
[4] 参见丁四新：《郭店楚竹书〈老子〉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03—208页；廖名春：《楚简老子校释》，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40页。
[5] 丁四新：《申论〈老子〉文本变化的核心观念、法则及其意义》，《哲学动态》2002年第11期。
[6] 转见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2008年修订版，第1094页。
[7]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54页；湖南省博物馆、复旦大学古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纂：《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肆）》，中华书局2014年，第41、206页。
[8] 王卡点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中华书局1993年，第18—19页。
[9] 王弼注：《老子道德经》（清武英殿聚珍版），载《四部要籍注疏丛刊·老子》，中华书局1998年，第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