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李信的攻“鄢郢”即昌平君所徙之“郢”
李信的攻“鄢郢”
即昌平君所徙之“郢”
陈明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楚文化研究所）
摘 要：依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和睡虎地秦简《编年记》的相关内容，结合新出胡家草场1538号简的记载，可以得出昌平君所徙之“郢”即为李信所攻之“鄢郢”的结论。李信军之所以在攻楚初期顺利的情况下突然改变方向“引兵而西”并最后被楚军尾随击败，与昌平君在鄢郢的反叛有关。通过钩沉昌平君在鄢郢反叛的史迹，有助于解释李信军攻楚路线中的矛盾之处，以加深对战国末期秦灭楚战争过程的认识。
关键词：昌平君；鄢郢；叛秦归楚；秦灭楚之役
昌平君是战国晚期秦楚两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根据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所注，[1]昌平君本是楚之公子，后入秦为官，在秦王政九年（前238年）受秦王之政令发兵平定嫪毐之乱，秦王政二十一年时，昌平君徙于郢，后叛秦归楚，被项燕立为楚王一同反秦，不久兵败被杀。昌平君叛秦归楚的相关问题涉及楚国八百年历史的最后一段，也是理解秦灭楚之役地理进程的关键因素。但昌平君的事迹，就史籍而言，只散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相对碎片化，难以理清昌平君叛秦归楚的具体过程。
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出土，其中有《编年记》53支[2]。《编年记》记载了昌平君的部分事迹，因而引起了学界对昌平君展开新的探讨，但对于昌平君徙居之处和叛秦之地等关键问题仍然众说纷纭。昌平君叛秦归楚一事涉及的相关问题并未因《编年记》证实了昌平君实有其人而明朗起来，反而由于歧见迭出，使问题显得更为复杂。[3]
本文从李信“攻鄢郢”的行军路线入手，在充分吸取前贤时俊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互参验，就以上问题提出个人的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1.
李信“攻鄢郢”行军路线的矛盾问题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了秦王政二十二年（前225年）李信伐楚之战的经过：
遂使李信及蒙恬将二十万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谢病，归老于频阳。李信攻平舆，蒙恬攻寝，大破荆军。信又攻鄢郢，破之，于是引兵而西，与蒙恬会城父。荆人因随之，三日三夜不顿舍，大破李信军，入两壁，杀七都尉，秦军走。[4]
其中攻寝的蒙恬当为蒙武，清人梁玉绳已指出：“是时恬未为将，当是蒙武之误。”[5]罗运环也据梁说予以了辨误。[6]
此次战斗以秦败楚胜告终，这是秦攻灭六国后期战争中少有的失利。战争过程分为三步：第一步李信军攻平舆、蒙武军攻寝；第二步李信军攻打鄢郢，前两步作战都十分顺利，大破楚军；第三步李信军引兵而西与蒙武会师城父，途中李信军被楚军跟随，为楚军大破，落得败逃的结局。
李信所攻之平舆，在今河南平舆北；蒙武所攻之寝，在今安徽临泉县。[7]李、蒙会师之城父在何地？考先秦及汉初有两城父，一属《汉书·地理志》沛郡，写作“城父”；一属《汉书·地理志》颍川郡，写作“父城”，今本《汉书·地理志》“父城”乃后人误抄颠倒[8]。晏昌贵指出，沛郡之城父在今安徽亳县东南，与李信的行军方位、路线不合；颍川郡之城父在今河南宝丰、襄城间，合于李信“引兵而西”。城父亦见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应属于颍川郡。[9]里耶秦简亦有城父县，从简文看也应属颍川郡。[10]凡此皆可证李信与蒙武所会之城父在颍川郡而不在沛郡。
至于李信所攻之“鄢郢”，历来大致有四种说法：第一种认为“鄢郢”即今湖北宜城市东南的鄢城[11]；第二种认为“鄢郢”即今湖北宜城市东南的鄀[12]；第三种认为“鄢郢”包括鄢、鄀二城。[13]第四种认为“鄢郢”包括今江陵的楚都纪郢和别都鄢郢；[14]总体来说，将“鄢郢”连读者，多认为其在今宜城一带的鄢县附近，因楚惠王曾经迁都于鄢，故称“鄢郢”；将“鄢郢”断读者即认为“鄢、郢”分别指今宜城的鄢和今江陵的纪郢。
综上以观，学者多将“鄢郢”定在今宜城或者是宜城与江陵一带，总之不离江汉地区。如此就会有一个令人疑惑的问题：李信此次攻楚的主要区域是汝水流域的平舆和寝，取得胜利后当继续向东南推进以攻打楚都寿春，为何要调转方向前往早在秦昭王二十九年（前278年）已经被白起攻占的南郡江汉区域呢？[15]至于入江汉地区攻破“鄢郢”之后又返回汝水流域的城父与蒙武会师，则更令人费解，殊不知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16]，仅东至竟陵、安陆，并未能越方城和桐柏山进入淮水流域，皆因从江汉地区经随枣走廊北越桐柏山入淮水流域攻楚，不但路途遥远，而且地形复杂，劳师费时，并不可取。[17]同理，李信由淮水、汝水流域进攻江汉地区然后又返回汝水流域，也要经历如此地形，[18]这样的战争路线显然是不可取的。如此路线也与《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信又攻鄢郢，破之，于是引兵而西，与蒙恬（武）会城父”一句相矛盾，因为从方位上看，汝水流域的城父位于江汉地区的“鄢郢”的东北方，从鄢郢“引兵而西”，如何能到东北方的城父去呢？如此看来，《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所载李信伐楚的战争过程和路线都存在明显的矛盾。
为了解释这一矛盾线路，历代学者大多试图通过对“鄢郢”地望的考释来解决，其大致有四种观点：
其一，“鄢郢”即指“鄢陵”和“郢陈”（即“陈郢”），或者为“鄢陵”之误。此说始于元人胡三省；[19]其二，衍文说。清人梁玉绳持此说，认为“信又攻鄢郢破之”七字衍；[20]其三，“陈郢”之讹说。黄盛璋持此说，认为“鄢郢”是“陈郢”之讹；[21]其四，“荆郢”之讹说。辛德勇持此说，认为此处“鄢郢”为“荆郢”之讹。[22]
以上诸说，或是需将“鄢郢”点断，或是要改动《史记》的原文，方能自圆其说，却都没有比《史记》更早或同时代的资料作为依据，故难以令人信服。
吴良宝认为“鄢郢”是一个地名而非两个城邑，此观点较为可靠。《战国策·齐策六》有“鄢郢大夫，不欲为秦”等内容即为明证，且《殷周金文集成》2·419著录一件铜铎，铎两鼓之间的两面口沿铸有“䢿郢䢦铎”四字，“䢿”当读为“鄢”，这是目前出土楚金文中的唯一一条“鄢郢”资料。[23]又新出清华简《楚居》中亦有“鄢郢”，其记载楚献惠王时期都居的迁徙情况为：
至献惠王自
简书说楚献惠王自“栖澫徙居鄢郢，鄢郢徙居邭吁”，又有“王自蔡复鄢”之语。关于鄢郢的地理位置，《楚居》的整理者注“学者多以为其地在今湖北宜城”。[25]但赵平安则主张《楚居》中的“为郢”才是位于今湖北宜城的鄢郢，“为”与“鄢”二字古音相近，可以通用；而《楚居》中的鄢郢应即《史记·伍子胥列传》中“楚之边邑鄢”，在今河南郾城县南五里，与襃信白亭相近，“鄢”字可读为“偃”。[26]牛鹏涛进一步指出，李信所攻之“鄢郢”与《楚居》之“鄢郢”同地，均在今河南郾城南。[27]晏昌贵也持相同观点。[28]
牛鹏涛所说“鄢郢”地望当属正确，因城父位于鄢郢西偏北，李信、蒙武分别攻下平舆、寝后，“引兵而西”攻下鄢郢，最后向西北于城父会师。如此则李信伐楚的行军路线与史实牴牾和方向矛盾的问题得到了比较合理的解释。图1为李信军矛盾行军路线和复原行军路线示意图。
图1 李信军矛盾行军路线和复原行军路线示意图
但这样的行军路线还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即李信军此次攻楚的目标明明是淮水流域的楚都寿春，以灭亡楚国，为何会在顺利攻下平舆和寝，成功占领了汝水中下游，兵锋直指寿春的情况下，突然往完全相反的方向掉头回汝水上游攻打鄢郢，并继续朝西北奔向城父呢？对此，牛鹏涛的解释是，城父和鄢郢都是汝水中上游的楚国重镇，李信、蒙武攻下平舆、寝，“大破荆军”后，向西顺利攻下鄢郢，并继续西进至城父，占有汝水中上游楚地，初步取得伐楚大捷。只是在李信回军西进的过程中，“荆人因随之，三日三夜不顿舍，大破李信军”，正是楚人自东向西的反击，使战争形势发生了逆转。[29]根据牛鹏涛的解释，李信伐楚前，汝水上游的鄢郢还是楚地，秦军此战先攻入汝水中下游，取得平舆与寝，再向西北攻取汝水上游的楚地，而在此过程中，遭到来自东南寿春方面楚军的尾随攻击，从而导致失败。这样的作战计划依然让人心存疑虑，在汝水上游仍是楚地的情况下，进攻汝水下游，岂不是会受到来自汝水上游鄢郢和淮水下游寿春楚军的夹击吗？事实上，此时鄢郢当仍为秦地，但秦将李信会攻击秦地鄢郢就更让人匪夷所思了。故此，这一问题尚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2.
昌平君所徙之“郢”即“鄢郢”
昌平君叛秦，与他晚年的居处有密切的关系。《史记·秦始皇本纪》有关昌平君的记载，共有三处，其中第二处的记载是：
二十一年（前226年）……新郑反。昌平君徙于郢。[30]
秦简《编年记》也有相关记载：
廿年（前227年），……韩王居□山。
廿一年，韩王死。昌平君居其处，有死□属。[31]
《秦始皇本纪》与《编年记》皆记昌平君在秦王政二十一年徙居，当确有其事。秦王政十七年（前230年），“内史腾攻韩，得韩王安，尽纳其地，以其地为郡，命曰颍川”[32]，秦灭韩、俘虏韩王之后，并没有杀掉韩王，而是将其安置在某处，一般认为即《编年记》中秦王政二十年韩王所居之“□山”。《编年记》又记次年“韩王死，昌平君居其处”，昌平君徙往韩王所在之处，即“□山”。《史记·秦始皇本纪》说此年“昌平君徙于郢”，故而通常认为韩王与昌平君所徙之处都在“郢”的“□山”。关于此处“郢”的具体地望，学者们分歧很大，大致有三种说法。其一是南郢说：何浩以为此郢当指南郡之郢，即秦南郡初期的治所，亦即今湖北江陵东北的郢城。[33]高敏、徐少华、杨宽、辛德勇、晏昌贵均主此说。[34]其二是鄢郢说：马非百以为当时南郡治所不在郢而在鄢县，即今湖北宜城附近，“郢”也应该指鄢而言。[35]韩连琪亦以为此“郢”即鄢郢。[36]其三是郢陈说（或“陈郢说”）：上海市重型机械制造公司工人历史研究小组认为“昌平君徙于郢”是迁徙到郢陈，即今河南淮阳，而不是南郡的郢。[37]黄盛璋、马雍、田余庆、李开元亦持此论。[38]
以上三种说法中，“鄢郢说”的依据已被证明系误断，晏昌贵即根据新出里耶秦简与北京大学藏秦水路里程简册，指出当时南郡的治所仍在江陵。[39]故可搁置勿论。“郢陈说”主张将秦王政二十一年“新郑反”与“韩王死”联系起来考虑，因陈邑与新郑地近，此区域一旦出现纠葛，往往牵动秦、楚、韩三个国家，对局势产生重大影响，[40]因而将有楚公子身份的昌平君派往陈邑，既是为了监管亡国的韩王，又是为了绥抚难安易动的楚人，有利于秦国对这片区域的统治。而“南郢说”的主要依据，则是在文献记载中单独称“郢”，通常是指南郡江陵之郢。然而，根据《史记》的记载，昌平君于秦王政二十一年徙于郢，二十三年被项燕立为荆王反秦，则昌平君由秦入楚的时间当在秦王政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之间，距秦白起拔郢设南郡已有半个世纪之久，南郡在秦人强硬的统治下已经“秦化”，昌平君想要从南郡尤其是其治所江陵翻山越岭进入淮水流域投奔项燕的军队，即使有部分嫡系部队跟从，恐怕也难以成功；而陈郢靠近楚地，昌平君从陈郢在楚军的帮助下归楚倒是可以行得通，不过秦王政二十一年时，陈郢是否属秦尚未可知。[41]
幸有新近发布的胡家草场出土竹简的相关记载，为探究昌平君所徙之“郢”究竟在何处提供了新的线索。
2018-2019年荆州博物馆在胡家草场墓地发掘了18座古墓葬，西汉墓M12出土了大量简牍，其中有“岁纪”简160余枚。[42]据整理者介绍，第一组简所记内容为秦昭王元年至秦始皇时的大事，每年一简，通栏书写。有的年份记载了具体的月、日，有的则不记。其中简1538记：
十六年，始为丽邑，作丽山。初书年。破韩，得其王，王入吴房。[43]
相关内容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
十六年九月，发卒受地韩南阳假守腾。初令男子书年。魏献地于秦。秦置丽邑。十七年，内史腾攻韩，得韩王安，尽纳其地，以其地为郡，命曰颍川。[44]
胡家草场简文中“为丽邑”[45]、“初书年”的记载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基本一致，但破韩之事稍有不同。《史记》所载灭韩、得韩王的时间在秦王政十七年而非十六年，《史记·秦始皇本纪》载：
十七年，内史腾攻韩，得韩王安，尽纳其地，以其地为郡，命曰颍川。
《史记·韩世家》载：
九年（即 秦王政十七年），秦虏王安，尽入其地，为颍州郡。韩遂亡。
《史记·六国年表》亦记：
（秦王政十七年）内史胜击得韩王安，尽取其地，置颍川郡。
（韩王安九年）秦虏王安，秦灭韩。[46]
秦王政十七年即韩王安九年，《秦始皇本纪》《韩世家》《六国年表》所记皆同，当不误。又，睡虎地秦简《编年记》亦记：“十七年，攻韩”，[47]《编年记》所依据的文本应为秦官方记录，亦当不会有错，即秦灭韩必在秦王政十七年而非十六年。可以确定，胡家草场简1538所记“破韩，得其王”，当为秦王政十七年事。准此，“王入吴房”可能在秦王政十七年或十七年之后。查阅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秦时期地图·山东南部诸郡”，[48]吴房位于今河南遂平附近的古汝水流域一带，[49]其位置正好在今河南郾城南，与前文所述李信所攻“鄢郢”的位置大致在同一区域。
对比《秦始皇本纪》和《编年记》中昌平君与韩王安徙居的史料（见表一）可知，昌平君所徙之“郢”即韩王安所在之地。根据胡家草场简1538所载秦王政十七年后韩王安入吴房，即“鄢郢”附近，若一直到秦王政二十年韩王安的居处仍未改变，[50]则昌平君所徙之郢当为鄢郢。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楚系出土文献大量面世之前，学者多认为传世文献中的“郢”指楚国的都城，即郢都。因而学者在讨论《史记》所载战国时期的“郢”时，认为其要么是楚旧都纪郢，要么是楚顷襄王迁都过的陈城，要么是楚国最后的都城寿春。事实上，清华简《楚居》中以“郢”命名的王居就有十四个以上[51]，况且在《楚居》发表之前，出土文献中已发现众多的郢，如蓝郢、戚郢、朋郢、并郢、鄩郢等。已有学者指出，这些“郢”可能并不都是郢都，何琳仪即认为“凡楚王驻跸之地皆可称‘郢’”，[52]周宏伟认为楚都称“郢”，其得名与积水之地有关。[53]事实证明，“郢”字至少有两重含义，一是指楚国都城，即郢都；另一含义是指楚王的临时居地，郢字本指王所在之地，故称郢之地不一定就是郢都。出土文献中不少的郢可能只是楚王的临时居处，为了表示区别，通常会在“郢”前加限制词。但是在传世文献中，并没有把这些不同的郢区分开来，而是用一个“郢”字来称呼。由此看来，传世文献中的“郢”并非全是楚的都城，可能是楚王曾经的居地。[54]《楚居》中楚惠王曾经徙居的鄢郢，或许在战国中后期依然曾为楚王徙居之处，[55]故而在《史记》中，“鄢郢”也可以单称“郢”。
3.
昌平君叛秦归楚与李信“攻鄢郢”的关系
确定昌平君所徙之“郢”为“鄢郢”后，前文提出的为何李信要在成功攻下平舆之后，掉头攻击西边的鄢郢而不是继续进攻东南的寿春便不难理解了。在李信攻楚前，汝水上游当已经纳入秦的版图，李信之所以在顺利攻占汝水下游后调转方向，西向攻鄢郢，是因为昌平君在鄢郢反叛了。
由《楚居》记载可知，战国初期鄢郢仍为楚地，且在楚惠王时做过楚王的居处，是楚国边境的重镇，此后可能归入韩国。秦王政十七年灭韩，韩地尽入秦，秦以原韩地为颍川郡，至此汝水上游纳入秦之版图，从秦将韩王安安置在吴房可知，吴房以北的汝水上游当皆已入秦。平舆在吴房东边不远，此时尚为楚地，秦灭韩后，吴房与平舆之间已成为秦与楚的边界线。故而李信、蒙武领二十万大军攻楚，第一阶段以平舆和寝为目标，意在为秦继续向东拓展边界，原本进军顺利并“大破荆军”，而当其继续向淮水方向进发，欲与淮水一线由项燕率领的楚军主力决战时，让李信始料未及的事情发生了，原本为楚公子的昌平君在鄢郢发动了叛变。虽然昌平君的部队可能并不多，但这一举动却直接使李信军陷入两面夹击的被动局面。由于昌平君在鄢郢的叛乱，平舆的李信军和寝的蒙武军与秦本土的联系将受到影响，可能面临失去补给甚至孤立无援的状况。为此，李信不得不临时调整作战计划，紧急回师向西攻打鄢郢，昌平君因军队数量不及李信，为李信所败，此即《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所载：“信又攻鄢郢，破之”。鄢郢虽重新回到李信军的手中，但李信军仓促攻城可能也损失惨重，以致士卒疲敝、军心涣散，难以完成继续攻占楚都寿春的任务，不得不继续“引兵而西”，同时通知在寝县的蒙武军撤离，双方在城父会师，重整旗鼓。为阻止李、蒙二军的会师，楚军对李信军紧追不舍，“三日三夜不顿舍”，终于在蒙武军赶到前追上李信军，“大破李信军，入两壁，杀七都尉”，秦军败走。身处秦楚边境的昌平君，虽然在鄢郢被李信击败，但在迅速赶来的楚军的接应下，当成功奔入楚地，方有此后被项燕立为荆王反秦之事。
此次因楚人“里应外合”而导致的秦军伐楚大败，并不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和《编年记》，仅见于《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秦始皇本纪》是司马迁根据秦国的官方材料《秦记》编写的，来源于秦国官方的正式纪事。《编年记》的纪事，是秦国官吏喜从秦国政府的文书上抄录下来的，也是官方记录。可见，秦的官方记录中当抹去了李信攻楚失败一事。这种做法并不难理解，秦国官方出于维护本国声誉的立场，往往只记录获胜绩的信息，败绩则尽量隐瞒，以免影响士气，有损帝国形象。[56]
通过对昌平君在鄢郢举兵叛秦事件的考订，可以较为合理地解释为什么李信军在攻占平舆后会西攻本为秦地的鄢郢，却被尾随的楚军攻击，导致此次攻楚大败而归，也能更好地解释，昌平君何以能由秦入楚。
关于昌平君徙于郢的原因，田余庆曾怀疑，秦国先后将亡国之君韩王安和事秦的楚公子昌平君皆安置在秦、韩、楚三国的接壤地区，目的是向这一带的韩人、楚人表示宽容态度。韩是六国中第一个被秦攻灭的国家，秦对韩王的宽大，可以缓解他国的忧心，有利于秦国各个击破。[57]虽然田余庆是以昌平君与韩王安徙居之地在郢陈为前提作出的判断，但鄢郢其实也在秦、韩、楚三国的接壤地区，甚至距离韩国故地更近，田余庆的观点依然具有参考价值。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王政二十一年“新郑反”，即韩国人在旧都新郑发动起义，此时的韩王安在距离韩国故地不远处的鄢郢£山，由秦人看管。起义的韩国军民想必会以拥立韩王安作为复国的象征和号召，故而会开展夺回韩王安的行动，因双方力量悬殊，此次起义当以韩人失败告终。为断绝韩国人再生复国之念，秦王政下令处死了韩王安。此年稍早，有秦将王贲击楚之事，或许新郑韩人之叛与毗邻地带楚人反秦活动有呼应之势。[58]昌平君本是楚之公子，后入秦为秦相，具有秦楚两国王室重臣的双重背景，在秦与楚之间皆有较高的威望。韩王安被处死后，昌平君前往鄢郢，处于韩、楚两国的交界地带，秦人以为昌平君徙居鄢郢一方面可以处理新郑之乱的遗绪，另一方面也可以绥抚东边的楚人，却不料他借职务与地利之便，暗中与楚军密谋，在次年的李信攻楚战争中，与楚军前后夹击，大破李信军，导致此次秦伐楚战争失败。
总之，本为“楚之公子”的昌平君，可能是出于对楚国的情感，不能接受楚国的灭亡，因而在鄢郢叛秦后，回归楚国，与楚将项燕一同反秦。昌平君归楚反秦之事，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
二十三年，秦王复召王翦，彊起之，使将击荆。取陈以南至平舆，虏荆王。秦王游，至郢陈。荆将项燕立昌平君为荆王，反秦于淮南。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军，昌平君死，项燕遂自杀。[59]
据《秦始皇本纪》的记载，昌平君归楚后，于秦王政二十三年（前224年）被项燕立为荆王，反秦于淮南，于二十四年（前223年）兵败被杀。[60]
关于昌平君是否反秦一事，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分歧主要源自对《编年记》“昌平君居其处，有死□属”的不同理解。此句《云梦秦简释文（一）》作“昌平君居其处，有死□屈”[61]。《睡虎地秦墓竹简》将“屈”改作“属”，“有”字后未加括注，亦未作注释。[62]《秦简牍合集（壹）》认为“死”下一字似是“为”，[63]并提出“有死”一词，一般有两种读法，其一是读作“又死”，其二是读作本字，即“有死”。读作“又死”者认为韩王死后，不久昌平君又在同样的地方死去，[64]即昌平君死于秦王政二十一年，从而否定《史记》昌平君反秦的相关记载。读作“有死”者，认为“死“后一字或补作“甲”，“属”读作嘱，“有死甲嘱”意为有敢死之甲士监视昌平君；[65]或补作“士”，“有死士属”意为“有敢死之士跟随”[66]，并于之后归楚反秦。
持昌平君死于秦王政二十一年者，需要面对如何解释《史记》中昌平君归楚后被项燕立为荆王反秦的问题。于是，论者或认为被项燕立为荆王反秦的是昌文君亦或项燕是假借昌平君的名义为号召[67]，并根据《编年记》中秦王政二十一年时昌平君已死，二十三年又记“兴，攻荆，□□守阳□死。四月，昌文君死”[68]，将此简文解释为二十三年秦大举兴兵攻楚，楚军败，反秦的昌文君在此役中战死，进而认为《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之“昌平君”乃“昌文君”之讹。[69]但诚如何浩指出，若这样理解，《史记·秦始皇本纪》需要改动的地方就不止一处了，且同一段史书中出现两个讹字，恐怕可能性不大，[70]何况昌平君确有其人，在没有其他文献依据的情况下，轻言讹混并不合适。高敏则认为应该跳出只有一个昌平君的思维，认为秦、楚二国各有一个昌平君。秦王政九年平定嫪毐之乱的昌平君乃秦之昌平君，他于二十一年徙于郢并不久死在郢。秦王政二十三年项燕所立为荆王之昌平君乃楚之昌平君，其于次年反秦失败被杀。[71]高敏认为如此一来《编年记》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记昌平君死年的矛盾便迎刃而解。然而，他将《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出现的昌平君的事迹断属两人，则缺乏证据，似乎只是单纯为了弥合《编年记》所记昌平君死于秦王政二十一年的记载。针对这个问题，何浩的理解不乏见地，他认为司马迁记述的“昌平君徙于郢”，初看似乎只是一条偶然的孤立的史实，甚至是多余的一笔。而联系以后的“立昌平君为荆王”来看，显然是前后呼应的，预先写下的必不可少的伏笔……而《史记·秦始皇本纪》和《编年记》皆记秦王政二十一年昌平君徙居之事，有力地证实了《秦始皇本纪》所记“昌平君徙于郢”的可靠性，《史记·秦始皇本纪》既未有在昌平君徙于郢后即死的记载，而后又书其秦王政二十三年反秦立为荆王及二十四年兵败而死的记载。这样综合来看，昌平君死于秦王政二十一年就很难说通了。[72]
我们认为，仅根据《编年记》中有缺文即难以理解的“有死□属”一语，就否定《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数次出现且确有其人的昌平君的反秦事迹，恐欠妥当。而以昌平君必死于二十一年为前提否定《史记·秦始皇本纪》关于昌平君秦王政二十三年、二十四年的记载，并认为《史记·秦始皇本纪》两次将“昌平君”讹为“昌文君”，也就更难以令人信服了。《编年记》是秦国官吏喜从秦国政府的文书上抄录下来的，属于秦官方记录，当以秦国的视角来叙述历史，所记人物皆是时处秦且为秦政权统治下的人物，不记别国之人。[73]因此，《编年记》“□□守阳□死，四月，昌文君死”，中的“阳□”应该也是秦人，为秦“□□守”，大概是跟从王翦攻楚时阵亡。同样，昌文君当也属秦人，可能也是随王翦征战时战死的，昌文君出现在《编年记》的大事中，说明他是秦王政二十三年秦攻楚的重要将领，他并未叛秦，否则也不会记他。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编年记》在秦王政二十一年后不见昌平君的事迹，因为昌平君反秦了，不再是“秦人”，故而不记。凡此，皆可说明反秦者当为昌平君。
秦王政二十二年昌平君在鄢郢的反叛，影响了李信攻楚的作战计划，最终导致此次秦攻楚战争的失败，楚军有“日进而西”的势头，昌平君也借此机会由秦归楚，后被项燕立为荆王，反秦于淮南。[74]此次失利，惹得秦王大怒，不得不屈尊前往频阳请王翦重新领军，最终王翦以六十万大军代李信攻楚，“取陈以南至平舆”，大概此前李信军虽然将战线已经推至平舆，但被楚击败后陈至平舆之间的地区又被楚军占有。最终，在秦王亲临前线督战和主将王翦领军有方以及“空秦国甲士”的兵力优势下，秦军成功打败由项燕领导的楚军主力，攻破楚都寿春，虏获楚王负刍，平荆地为郡县。秦、楚大决战最终以秦胜楚亡告终。
附记：本文题目原为《从李信攻“鄢郢”看昌平君所徙之“郢”的地望——兼论昌平君叛秦归楚与李信“攻鄢郢”的关系》。本文写作是在导师刘玉堂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晏昌贵老师、尹弘兵老师、郭涛老师也提供了很好的修改建议，匿名评审专家指出了小文的不足并提供了切实的修改意见，文中地图为武汉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涂薛亮绘制，对他们的帮助深表感谢。
注释
[1]《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91页。
[2]这批竹简原称《大事记》或《编年记》，《秦简牍合集》根据江陵印台汉简、松柏汉牍《叶书》认为睡虎地秦简《编年记》亦当改题为“叶书”，但是印台汉简与松柏汉牍的《叶书》均有自题“叶书”二字，新出胡家草场汉简中有类似睡虎地秦简《编年记》记载形式的内容，但自题“岁纪”二字，出于睡虎地秦简并无自题的考虑，将其称为“叶书”未必合适，为方便读者理解与行文方便，本文依旧使用学界习惯的称呼——《编年记》。参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壹）》，（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页。
[3]何浩：《昌平君及其反秦的几个问题》，《武汉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第81-88页。
[4]《史记》卷73《白起王翦列传》，第2826页。
[5]［清］梁玉绳：《史记志疑》卷29，（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267页。
[6]罗运环：《楚国八百年》，（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92页。
[7]晏昌贵：《秦简牍地理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94页。
[8]［清］杨守敬：《城父、父城考》，收入《晦明轩稿》，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5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135页。
[9]晏昌贵：《〈二年律令·秩律〉与汉初政区地理》，《简帛数术与历史地理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41-342页。
[10]晏昌贵：《里耶秦简所见郡县名录》，《历史地理》第30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42页。
[11]《水经·沔水注》云：“故城鄢郢之旧都，秦以为县。”［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68页。
[12]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七之四说：“昭王徙郢于鄀，兼称鄢郢，以鄢与鄀俱在宜城县地附近，故称鄢以别于江陵之纪郢也。”［清］顾栋高辑，吴树平、李解民点校：《春秋大事表》，（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844页。
[13]童书业说“‘鄢郢’盖鄢、鄀二邑而言”，理由是鄢、鄀都曾是楚都，“昭王迁鄀，惠王又迁鄢”，因此才有“鄢郢”之名。童书业：《楚王酓璋钟铭“西殇”解》，《中国古代地理考证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00-105页。
[14]钱林书：《“鄢郢”解》，《江汉论坛》1981年第1期，第94-96页。
[15]事实上，秦自白起拔郢设南郡后，至此已有半个世纪之久，南郡已经“秦化”，秦末楚人的反秦活动并不在南郡。琴载元：《反秦战争时期南郡地区的政治动态与文化特征》，《简牍学研究》第5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7-140页。
[16]《史记》卷5《秦本纪》，第266页。
[17]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59页。
[18]徐少华曾据《战国纵横家书》和《史记·春申君列传》所载朱己（无忌）、朱英在分析当时秦攻楚的军行路线时，指出东西有两道，一条是出函谷关，越周、韩、魏而东攻楚之陈郢，即东道，亦称“河外”道；一条是道涉谷行3千里而攻冥阨之塞，进而攻江汉地区，即西道，亦称“涉谷”道。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第359页。
[19]［宋］司马光著，胡三省注：《资治通鉴》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30页。
[20]［清］梁玉绳：《史记志疑》卷29，第1267页。
[21]黄盛璋：《云梦秦墓出土的两封家信与历史地理问题》，《文物》1980年第8期，第74-77页。
[22]辛德勇：《云梦睡虎地秦人简牍与李信、王翦南灭荆楚的地理进程》，《出土文献》第5辑，（上海）中西书局，2014年，第240页。
[23]吴良宝：《战国楚简地名辑证》，（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1页。
[24]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清华大学战国竹简（壹）》，（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81页。
[25]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第182、191页。
[26]赵平安：《〈楚居〉“为郢”考》，《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5-10页。
[27]牛鹏涛：《〈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李信“攻鄢郢”考》，《江汉考古》2017年第2期，第81-85页。
[28]晏昌贵：《秦简牍地理研究》，第96页。
[29]牛鹏涛：《〈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李信“攻鄢郢”考》。
[30]《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97页。
[31]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壹）》，第11页。
[32]《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96页。
[33]何浩：《昌平君及其反秦的几个问题》。
[34]高敏：《云梦秦简研究》（增订本），（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6页；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第366页；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139-1140页；辛德勇：《云梦睡虎地秦人简牍与李信、王翦南灭荆楚的地理进程》，第238页；晏昌贵：《秦简牍地理研究》，第103页。
[35]马非百：《云梦秦简中所见的历史新证举例》，《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2期，第63-69页。
[36]韩连琪：《睡虎地秦简〈编年记〉考证》，《先秦两汉史论丛》，（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第353-354页。
[37]上海市重型机械制造公司工人历史研究小组：《从云梦秦简〈大事记〉看秦统一六国和反复辟斗争》，《文物》1976年第7期，第12-18页。
[38]黄盛璋：《云梦秦简辨正》，《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第1-26页；马雍：《读云梦秦简〈编年记〉书后》，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云梦秦简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4-35页；田余庆：《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的探讨》，《历史研究》1989年第2期，第134-150页；李开元：《末代楚王史迹钩沉——补〈史记〉昌平君列传》，《史学集刊》，2010年第1期，第120-127页。
[39]晏昌贵：《秦简牍地理研究》，第89页。
[40]田余庆：《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的探讨》。
[41]徐少华即认为，秦徙昌平君于郢前后，陈郢仍为楚有，秦人不可能先后徙韩王与昌平君于陈。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第366页。
[42]整理者介绍，两组简文的性质相同，用简的长度相同但宽度不同，卷题“岁纪”书写在宽简上，最初编为一卷还是分为两卷，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43]李志芳、蒋鲁敬：《湖北荆州市胡家草场西汉墓M12出土简牍概述》，《考古》2020年第2期，第21-33页。
[44]《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96页。
[45]“作丽山”与《秦始皇本纪》稍有出入，《秦始皇本纪》：“九月，葬始皇郦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一般认为始皇即位就开始营建丽山，营建时间前后近四十年。胡家草场简1538简为丽山营造的时间提供了新的依据。不过，简文和《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可能也并不矛盾，可能始皇初即位就开始营建丽山，但是十六年时才初具规模。
[46]《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96页；《史记》卷45《韩世家》，第2261页；《史记》卷15《六国年表》，第898-899页，内史胜的“胜”字，《秦始皇本纪》作“腾”。
[47]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壹）》， 第11页。
[48]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 秦时期地图7-8，山东南部诸郡。
[49]据《舆地广记》载， 吴房为故房子国，楚后以封吴王之弟夫概为堂谿氏，故曰吴房，汉属汝南郡，唐属蔡州，元和十二年平吴元济，更名遂平。［宋］欧阳忞：《舆地广记》，（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12页。
[50]《编年记》载秦王政二十年“韩王居□山”；次年，《秦始皇本纪》载“新郑反”，《编年记》载“韩王死”，此次韩国旧都新郑的叛乱或许与韩王安有关，可能想要营救韩王，故而秦将韩王处死，以使故韩人死心。这也可以间接说明韩王在韩国故地附近，若韩王远居它处，如在江陵纪郢，新郑的韩人绝无法营救韩王，新郑的造反也当不会导致远在南郡被看管的韩王被处死。
[51]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清华大学战国竹简（壹）》，第180页。
[52]何琳仪：《新蔡竹简选释》，《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1-11页。
[53]周宏伟：《云梦问题的新认识》，《历史研究》2012年第2期，第4-26页。
[54]尹弘兵：《楚都纪南城探析：基于考古与出土文献新资料的考察》，《历史地理研究》2019年第2期，第46-57页。
[55]一般认为，《楚居》为楚肃王时期所作，为战国偏早的文献，可能在楚肃王之后，依然有楚王徙居鄢郢。
[56]类似的例子如秦王政十五年（前232年）大举攻赵，被赵国名将李牧大败，南路攻赵主将桓齮也于此战败亡。面对如此严重的挫折，秦国不得不暂停北侧的攻势。此次攻赵的重大失败，《秦始皇本纪》亦不记， 始皇帝在帝国建立后诏告天下，亦讳言此役。蒋文：《秦将桓齮之死新考》，湖南省博物馆编：《纪念马王堆汉墓发掘四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长沙）岳麓书社，2016年，第218-220页。
[57]田余庆：《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的探讨》。
[58]田余庆：《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的探讨》，第134-150页。
[59]《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98页。
[60]《六国年表》《楚世家》《白起王翦列传》《蒙恬列传》皆记项燕死在秦王政二十三年，虏荆王负刍是在二十四年，与《秦始皇本纪》所记有冲突，论者有不同的看法，项燕的死年牵涉昌平君究竟死于二十三年还是二十四年，笔者认为当从《六国年表》等篇所记。但总之，从《史记》的记载来看，昌平君不死于二十一年。
[61]云梦秦墓竹简整理小组：《云梦秦简释文（一）》，《文物》1976年第6期，第11-14页。
[62]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7页。
[63]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壹）》，第27页。
[64]黄盛璋：《云梦秦简〈编年记〉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第1-22页；黄盛璋：《云梦秦简辨正》。马非百：《云梦秦简中所见的历史新证举例》。马非百：《云梦秦简大事记集传》，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编：《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2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7页。韩连琪：《睡虎地秦简〈编年纪〉考证》。晏昌贵：《秦简牍地理研究》，第104页。
[65]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第1141-1142页。
[66]李开元：《末代楚王史迹钩沉——补〈史记〉昌平君列传》。
[67]晏昌贵：《秦简牍地理研究》，第104页。
[68]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壹）》， 第11页。
[69]黄盛璋：《云梦秦简辨正》; 马非百：《云梦秦简中所见的历史新证举例》。
[70]何浩:《昌平君及其反秦的几个问题》。
[71]高敏:《“秦、楚二国各有一个昌平君”说》， 《史学月刊》2008年第2期,第127-128页。
[72]何浩：《昌平君及其反秦的几个问题》。
[73]《编年记》所记人物（排除喜的家人）事迹，除了几位秦国国君的即位与去世外，还有昭王五十二年王稽、张禄死，秦王政二十年韩王居□山，二十一年韩王死、昌平君居其处，等等。所记之人当时皆在秦国统治下，为“秦人”。
[74]“淮南”，裴骃《集解》引徐广曰“淮，一作江”，说明晋宋时《史记》不同版本有“淮南”、“江南”两种记载，清人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则以“江南”之说为信。徐少华指出，古文献中的“江”并非专指长江，淮水古亦长“江”，载所著《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1-65页，因此淮南、江南两说并不矛盾；据《史记》的《秦始皇本纪》 《楚世家》《白起王翦列传》，当时秦楚两军决战于淮北，昌平君既为项燕所立，自应在与项燕军相近的淮南一带，而不肯可能远至长江以南，就此二论，“淮南”之说当更为准确。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第366页。
本文原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