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与医的因缘-寺院办医院、安养院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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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与医的因缘：医家研究内容为佛教关注

       佛与医之间，实在有莫大的因缘。人世间如生老病死苦等，凡引起医家研究关注的内容，大部分也为佛教所关注。正是这生老病死，才有释迦牟尼离家修行，创立佛教。佛与医的因缘：医家研究内容为佛教关注

        　《修行本起经》卷下，记载了这一因缘。

       释迦牟尼作为太子时，久在深宫，思欲出游。第一次，千乘万骑，从东城门出，遇一老人，踞于道傍，头白齿落，皮缓面皱，身色黧黑，支节萎曲，浑身颤抖，眼泪鼻涕流出满面，上气不接下气。太子问道：“此为何人？”仆人答道：“是老人。”太子又问：“何等为老？”仆人说：“老者，年耆根熟，形变色衰，气微力竭，食不消化，骨节欲离，坐起须人，眼花耳聋，便旋即忘，言辄悲哀，余命无几，故谓之老。” 太子非常感叹：“人生于世，有此老患，愚人贪爱，何可乐者。物生于春，秋冬悴枯。老至如电，身安足恃。”太子随即说了一偈：
      老则色衰病无光泽 。皮缓肌缩死命近促 。老则形变喻如故车 。法能除苦宜以力学
命欲日夜尽及时可勤力。世间谛非常莫惑堕冥中。当学燃意灯自练求智慧。离垢勿染污执烛观道地。
       于是，太子返驾回宫，忧思不乐。
       太子在宫中愁思数年，又想出游。这一次，驾乘出城南门，见道边一病人，身瘦腹大，躯体黄熟，咳嗽呕逆，百节痛毒，九孔败漏，不净自没，目不见色，耳不闻声，呻吟呼吸，手足摸空，唤呼父母，悲恋妻子。太子问道：“此为何等？”其仆答言：“病人也。”太子继续问道：“何如为病？”仆人答道：“人有四大，地水火风。每大都有一百零一种病，展转相钻，就有四百四病。如果同时发作，此人必以极寒、极热、极饥、极饱、极饮、极渴，将节失所，卧起无常，故致斯病。”太子感叹道：“吾处富贵，极世所珍，饮食快口，放心自恣，淫于五欲，不能自觉。一旦有病，与他何异？” 太子随即又说一偈：

   　是身为脆哉常俱四大中。九孔不净漏有老有病患。

 　  生天皆无常人间老病忧。观身如雨泡世间何可乐。

   　于是，太子回车还宫，思念一切有此大患。

       太子第三次出游，走的是西城门，遇到了死人出殡。死者的家人啼哭呼天：奈何舍我，永为别离。太子问道：“此为何等？”仆言死人。太子又问：“何如为死？”仆人答道：“死者尽也，精神去矣。四大欲散，魂神不安。风去息绝，火灭身冷。风先火次，魂灵去矣。身体挺直，无所复知，旬日之间，肉坏血流，膨胀烂臭，无一可取。身中有虫，虫还食之，筋脉烂尽，骨节解散，髑髅异处。脊胁肩臂，脾胫足指，各自异处。飞鸟走兽，竞来食之。不论天龙鬼神、帝王人民、贫富贵贱，都不能免除此患。”太子长叹，而说颂曰：
  　 观见老病死太子心长叹。人生无常在吾身亦当然。
  　 是身为死物精神无形法。假令死复生罪福不败亡。
   　终始非一世从痴爱久长。自此受苦乐身死神不丧。
   　非空非海中非入山石间。无有地方所脱止不受死。
  　 于是，太子回车还宫，愍念众生有老病死苦恼大患，忧思不食。
       第四次，太子严驾出北城门，遇到一沙门。只见其法服持钵，行步安详，目不离前。太子问道：“此为何人？”。其仆答道：“沙门。”太子又问：“何等为沙门？”仆人答道：“舍家妻子，捐弃爱欲，断绝六情，守戒无为。得一心者，则万邪灭矣。一心之道，谓之罗汉。罗汉者真人也，声色不能污，荣位不能屈，难动如地，已免忧苦，存亡自在。”太子曰：“善哉，唯是为快。”即说偈言：
  　 痛哉有此苦生老病死患。精神还入罪经历诸勤苦。
   　今当灭诸苦生老病死除。不复与爱会永令得灭度。
   　由此四门出游，才有太子夜出王宫，自脱衣冠为沙门，立志寻求灭苦之道。
　　佛弟子以行医为菩萨行

   　下面的故事，寓意了佛与医之间的另一大因缘。
   　这是五十三参中的第十六参。善财童子在宝髻长者的指点下，来到藤根国普遍门城，参访普眼长者。普眼长者住在市肆中鬻香药处。善财童子上前礼足，合掌而立，请教圣者：“我已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而未知菩萨云何学菩萨行、修菩萨道。”普眼长者说道：“善男子，我昔曾于文殊师利童子所，修学了知病起根本，殊妙医方，诸香要法，因此了知一切众生种种病缘，悉能救疗。所谓风黄痰热，鬼魅蛊毒，乃至水火之所伤害。如是一切内外诸疾，品类无边，我悉能于一念之中，以种种方药，如法疗治，咸令除差（治愈），施其安乐。如是法门，汝应修学。”普眼长者建议善财在此学医。
   　善财不解，世间的医学与学菩萨行、修菩萨道有什么关系？因而问道：“圣者，我问菩萨所修妙行，云何说此世俗医方？”
   　普眼长者告诉说：“善男子，菩萨初学修菩提时，当知病为最大障碍。若诸众生，身有疾病，心则不安，岂能修习诸波罗蜜？是故菩萨，修菩提时，先应疗治身所有疾。”先治自身的疾病，以扫除初学修菩提的最大障碍，这是第一个原因。普眼长者讲述的第二个原因是，菩萨起化，疗国王治众生，令无患苦，然后说法，调伏其心。
  　 疑问消除后，普眼长者便悉心传授相关知识，并举自家例子，现身说法：“善男子，我此住处，常有十方一切众生诸病苦者，来至我所，而求救疗。我以智力，观其因起，随病所宜，授与方药，平等疗治，普令除差。复以种种香汤沐浴，上服名衣，璎珞庄严，施诸饮食，及诸财宝，珍玩资具，皆悉与之，咸令充足。然后各为如应说法，令其永断心病烦恼。”
   　最后，善财童子，礼普眼足，遶无数匝，殷懃瞻仰，一心恋慕，辞退而去。
   　对于菩萨行者而言，佛学与医学，并行不悖。世间医学是上求菩提的菩萨，学菩萨行、修菩萨道的重要行门，也是下化众生的菩萨深入世间解除众生痛苦的方便法门。
   　由此，有难以计数的佛弟子以行医为菩萨行。由此，佛经中记载了大量与医疗有关的内容，如明病发相、辨识病缘、对症施治、应病与药、慈心看护等等，智慧与慈悲双运，佛理与医理相融。在千百年的慈行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佛教医学体系，体现了入世和出世的圆融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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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寺院：为求医者治病并收住养疗
       佛寺中的安养设施，后来多称为悲田院，或称为福田院。
       在唐代，武后长安年间（701～704年），将此慈善事业纳入政府管理的事务之中，设置了负责检查有关寺院悲田的一切活动的使职。《唐会要》卷四十九“病坊”中记载：“悲田养病，从长安以来，置使专知。” 其后，在玄宗开元五年（717年），宰相宋璟认为悲田养病是佛教内事务，国家不应设官。但是他的建议并未为唐玄宗所接受。“开元五年，宋璟奏悲田乃关释教，此是僧尼职掌，不合定使专知。元宗不许。”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唐玄宗下令“京城乞儿，悉令病坊收养，官以本钱收利给之”，于是养病坊兼官办孤儿院，经费也由国家官本放贷的利息提供。
       宋代沿袭唐例，北宋嘉佑（1056～1063年）之前，即于京师设立东西福田院，嘉佑八年复增设南北福田院，以安顿一般老幼贫疾之人。宋徽宗时期，蔡京当政，令全国各地置居养院、安济坊。居养院，收容残疾无家可归者及孤儿。安济坊，则“募僧主之”，为贫病无力求医者治病并收住养疗。为鼓励僧医，国家规定“三年医愈千人，赐紫衣、祠部牒各一道。”其统计考核则依据病历档案：“医者人给手历，以书所治痊失，岁终考其数为殿最。”这被称为中国最早的病历制度。
       在日本，奈良兴福寺于养老七年（723年），设立悲田院与施药院。其后各大寺始纷纷设置。天平二年（730年），光明皇后将悲田、施药两院改为公营制。平安时代继续奈良旧制，于平安京一条之北及鸭川西畔，设置东西两所悲田院。
       佛教这一传统，光大至今。根据陈兵、邓子美先生《二十世纪中国佛教》一书的不完全统计，在上个世纪的一百年中，中国僧人、居士有关医疗和安养方面的著名善举有：

1914年 净波于常州清凉寺倡办“黄卐慈善会”。

1917年 上海成立慈善组织“中国济生会”，王一亭居士任会长。熊希龄居士筹建香山慈幼院，主要安置灾区孤儿。
1918年 宁波建佛教孤儿院。
1919年 上海居士林筹赈济灾，施舍医药、衣物、粥。
1920年 北京佛教筹赈会、津门佛教救苦会成立。
1921年 马冀平等发起金卐会，教养灾童数千名。
1922年 太虚与达观在长沙发起创办孤儿院。印光等发起建立南京佛教慈幼院。
1925年 宝庆佛化新医学社成立。
1929年 净严创办河南佛学社中医学校。
1930年 上海玉慧观等开办“佛慈药厂”。
1931年 武汉大水，李白尘等发起慈善救济委员会。钟益亭施诊，每日诊治灾民500人以上。
     　     康寄遥等在西安发起“华洋义赈会”。
1932年 中国佛教会在南京设立佛教医院。
      　     上海僧伽救护队成立，由宏丹领队，投入战地救护。
     　      心道在西安组织“战地流动服务队”。
1933年 北京广化寺设伤兵医院，柏林寺设兵民治伤医院，广济寺组织救护队，华北居士林派
     　       居士至各医院作招待、看护。
     　      关絅之创办上海佛教慈幼院。
    　       武汉佛教徒组织救护队。
1934年 北京三时学会创办“大良医院”。
1936年 上海佛化医院建立。
1937年 厦门市僧众救护训练队成立。
      　    中国佛教会在上海设立佛教时疫医院，救济贫病8万余人。
              汉口佛教正信会成立救护队
     　     屈映光等发起慈善联合救灾会、僧伽救护队。
    　      徐蔚如等与天津居士举办妇孺临时救济院。
1938年 中国佛教会在上海组织僧侣掩埋队，掩埋尸体万具以上。
      　    兴慈在上海发起成立“佛教同仁会”，救济难民。
    　      武汉佛教徒创立佛教医院。
     　     四川佛教会开办僧伽救护训练班。
1939年 云南省成立僧众救护队。
1940年 悲观、觉道等组织“陪都僧伽救护队”。
              上海佛教净业社成立“净业教养院”，收容流浪儿童。
1942年 范成等在上海开设佛教施粥厂。
1943年 查干葛根活佛在拉图庙成立医校，培养喇嘛学医，在胡暑庙设诊。1945年上海虹口西竺寺设立中国佛教医院。
    　      苏州佛教界创办佛教孤儿院。
1946年 常州天宁寺创办佛教医院。
1947年 福州在世界各地闽籍佛教徒捐助下创办佛教医院。
1949年 兴慈在上海法藏寺设慈光施诊所。
1951年 香港正觉莲社每年年末冬赈药品、白米、棉衣。
1953年 台中市开办“佛教菩提医院”施诊。
1956年 台中佛教菩提医院建成13层医疗大楼。
1957年 福州崇福寺成立佛教女众安养院。
1958年 太原白云寺僧众举办中医医院。
1962年 台中佛教医院成立，于凌波任院长。
1966年 证严在台湾创建花莲慈济会。
1967年 星云接办宜兰县“仁爱救济院”。
1970年 香港佛教医院建成启用。
     　     星云与徐槐生创办大慈育幼院，收养孤儿。
1976年 星云等创办的“佛教普门医院”开诊。
1978年 香港正觉莲社在何善衡、李宽德资助下，创办佛教宝静安老院。
1981年 世界佛教友谊会港澳分会在香港创办“世佛会慈氏育婴园”。
1984年 佛光山设“施诊医疗队”。

      台湾花莲“佛教慈济功德医院”开业。
              佛光山台北普门寺成立“友爱服务队”为老幼孤独服务。
1985年 福建长乐县佛协创办风伤医疗所

1986年 五台山创办佛家医院。

      台湾证严建成花莲慈济医院，并开诊。
              杨掬梅居士捐资首创上海第一社会福利院佛教居士安养部。
1988年 佛光山成立“慈悲喜舍功德会”，发起捐赠器官。
1990年 香港正觉莲社在李嘉诚资助下，建成佛教李嘉诚护理安老院。
1991年 苏州市佛教协会创办佛教安养院。
1992年 青海塔尔寺成立藏医院。
1993年 佛光山设“佛光亲属会”，福利出家众之父母。
1994年 首届佛教医药研讨会在武夷山市召开。
              当阳玉泉寺设立“佛慈诊所”。
              苏州市佛协向市儿童医院捐资12万元。
              台湾证严创办的“慈济医学院”开始招生。
1995年福建省佛教义诊所在福州法海寺成立。

             佛光山在台南明德戒毒村开办佛教戒治班。

1997年普陀山佛协“普济医院”建成开业。

      　随着时代的进步，各种佛教医疗安养设施、技术及服务方式也日益现代化，但慈悲的宗旨，并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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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寺庙投资慈善是普渡众生 更需政府支持

之前，深圳市政协委员金心异利用微博隔空喊话，劝深圳弘法寺捐款“建设一座大型三甲医院，要广东一流水准，不以营利为目的”。对于金心异的提议，弘法寺也作出了积极回应，表示“愿意支持”。

就事论事，这无疑是个好点子，或将为中国宗教界探索公益之路搭建一个新的平台。但舆论也有一些质疑声，称公开点名劝捐，似有强迫之嫌。不过，在更多的人看来，劝寺庙办医院，却是功德无量。毕竟，在今天的中国，众多积极“入世”的寺庙观宇真的“不差钱”，差的只是“丈六金身”背后众多利益群体普渡众生、做好事的意愿。

   入世的寺庙更要有一颗慈善的心

       自古以来，我辈俗人们，对古刹昏灯下的修行者都怀着一份尊敬。这其中的原因，正如《探寻圣人的足迹》一书中所说：“大约2500年前，人类出现了几位圣人，他们代表人类对人类的痛苦和前途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做出了相应的选择。老子认为，人类应当回归于自然，无知无欲无求；‘上帝’认为，人类应当回归于动物世界的伊甸乐园；释迦牟尼认为，人类的痛苦是人类本身所无法克服的，人类只有进化成‘佛’、成神、成仙才能够真正摆脱痛苦；孔子则认为，人就是人，人能够找到办法解决人类的痛苦，方法就是为每一个人在社会大结构中安排有关适当的位置。此书详细分析了上述圣人的学说和意图，并认为他们的工作代表着人类的第二次选择（第一次选择是举起火把成为人）。”

       佛法以普渡众生为本，所以才有了“佛祖割肉喂鹰”的典故。于是，在战乱时代，寺庙既是安身求保之地，也是暂度饥荒的好去处。僧人们即便自己不吃不喝，也要救人于水火，抑或寺毁人亡也义无反顾，正是因为如此，佛教才为人敬仰而长盛不衰。这种精神在诸多影视作品如《少林寺》中体现得很明显。

       当今社会，科技发达，人们不愁吃喝，但快速转动的社会车轮却让每个主动追逐或被迫跟随的人心底多多少少有疲惫之感，于是众多信徒希望远离都市喧闹，把晨钟暮鼓、梵音弥绕的寺庙当成了心灵家园。

       需要指出的是，纸醉金迷的物欲冲击，使得今天的修行者需要有比他们的前辈更坚定更纯洁的信仰。不过，在大众审视下，屡见不鲜且深恶痛绝的现象是，与古时寒鸦古寺避世山林相比，现今许多“积极入世”的寺庙金身塑像小者几十米，大者过百米，动辄一炷香上万元，但其普渡众生、庇佑心灵的功能却在不断弱化，更有个别寺庙通过各种市场化运作，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不但没有回馈和回报社会信众，反而穷奢极欲，挥霍无度，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影响。最让人无法容忍的是，一些地方搞的“外包模式”，使寺庙成了假僧侣云集的敛财之地。于是，佛门净地的神圣感在不断地降低，铜臭味越来越重。

       只有索取，没有回报，很显然，这不符合佛法的宗旨，也不利于其形象的提升。别忘了，历史上，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盛况后，佛教几次入灭，信众流散，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宗教界的奢靡腐朽遭到大众的唾弃。前车之鉴，不可不察。应该说，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要求来看，金心异委员“劝寺庙办医院”无疑是践行这一宏旨的很好方式。

一者，医院本是救死扶伤之地，侧重的是疾病的救治，保障的是身体的健康，与佛教普渡众生的要义，在实效上具有异曲同工之处；

二者，寺院是修身养性、陶冶情操、抛功利思维、构内心和谐之处，注重的是内外兼修，可谓是一座精神世界的“医院”。两者结合，则实现了身心的结合与交融。这是从慈悲到慈善的传递，也是一种道德的延伸。

       金心异对媒体表示，让弘法寺办医院的想法源于他最近参加的一项民营医院课题调研。金心异认为，目前国内医疗资源紧缺，尽管政府大力支持社会办医，同时也逐渐出现了不少好的民营医院，但民营医院的生存环境以及前景总体来说仍然处于比较困难的阶段。他引用的中国卫生论坛一项最新调查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我国民营医院数量已达到9097所，2008年至2011年，医改3年以来，民营医院的数量增加了56.2％，门诊量增加了57.9％，住院量增加了101.2％，但其提供的医疗服务仅占全国医疗市场的9.1％，另外的90％以上的医疗服务量则由公立医院提供。

       金心亦称，西方许多历史悠久的著名医院，均是由教会创办，这也确保了这些医院的主要出发点是公益而不是赚钱。金心异认为，政府提倡“社会办医”，“社会”这一词不应只局限于企业，也应该包括各种慈善组织。弘法寺作为深圳最著名以及最具有影响力的一座寺院，如果由弘法寺建一座医院，再吸引其他慈善组织投资，这座医院的资本积累将会很多，现金流动充裕，易于确保医院的公益性。他表示，如果医院运营，自己愿意做一辈子义工。

   　弘法寺第一步仍任重道远

       事实上，国内寺庙办医院此前并不乏尝试。比如在珠海的普陀寺就有一座散发着浓郁中草药气息的“慈善中医诊所”。普陀寺的诊所大约100平方米，墙上挂着医药主管部门核准颁发的执业执照。普陀寺住持、广东省佛教协会会长释明生说，开设慈善医院不是什么创举，“自唐宋元明清到现在，佛教历来都有行医帮困的传统，寺庙内开设医院诊所历史超过了1000年”。 “现在，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家的各项政策也促进了佛教的繁荣进步，佛教徒有义务反哺社会。”近两年来，广东佛教协会着力在广东省各地的寺庙里推动慈善医院的建设。现在，包括普陀寺在内，全省已经有4座寺庙开办了免费中医诊所。

       但必须要指出的是，金心异委员提出的“建设一座大型三甲医院，要广东一流水准，不以营利为目的”这一宏大目标，无论对于弘法寺而言，还是对于当今宗教界而言，都是一个空前的挑战。

       寺庙办医院这个问题，简单来说受内外两个因素影响。内者，是寺庙的实力和诚意；外者，则是支持寺庙办医院的外部软硬件环境。

       首先，我们并不怀疑弘法寺的实力，作为著名的寺院，多年来信众与社会人士的捐献，一定积累了不少的资金；其次，不怀疑弘法寺的意愿，佛门自古以来都有慈善济世的传统。不过，就建设医院而言，从建设到最终能够长久普惠众生，却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按照高标准来建，把硬件打造得足够硬都不是问题，只要有资金兜底便能解决问题。难就难在作为慈善公益医院，人才队伍与运营管理，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借鉴。正如弘法寺预计的那样——“这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程”。首先，政策层面需要给予比公益医院更优惠的政策，减少建设与运营成本；其次，需要更多社会公益力量的参与，尤其是医疗卫生与公共管理方面的专业人士，建立一套有别于普通公益医院的运营以及慈善救助模式；第三，配套运营的监督机制，增加运营的透明度，以及作为慈善公益医院的公信度。毫无疑问，寺庙投资医院是对公共慈善政策、社会公益力量以及慈善规则准则的全面检验，既是慈善的一个平台，更是慈善环境要素的聚合。

 　  在这些问题一一迎刃而解前，弘法寺要踏出办医院的第一步，确实很难。不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作为当今世界佛教最活跃的地区，中国台湾地区佛教无论其在现代化的转型，还是其商业化的运作模式，都众所公认地走到了整个华人地区佛教的前列。其经验很好地解释了佛教团体对待商业化的态度：不排斥甚至主动利用现代化的组织和商业化的运作，但本质和最终的目的是弘扬佛法劝人行善。

       以证严法师创建的台湾慈济医院为例，该医院由慈济基金会出资建立，目前已成为台湾医疗机构中的标杆，它一方面实现了对自身医疗质量的坚持，另一方面也是对整个医疗体制与商业化的反思，对其他的医疗机构、医疗政策也起到引领的楷模作用。

       在笔者看来，台湾地区佛教界办医院成功秘诀只有两点：财务透明，商教分开。

慈济基金会财务透明，账目清楚，所得营利也不向投资人捐助人分配，而是重新注入慈济基金会中。包括证严法师在内，慈济人员的费用，不从善款中支付。而每一笔捐款的去向，都会做详细的披露，以建立社会公信力。此外，弘法的管弘法，经营的管经营：把寺院、医院的经营权交给在家居士经营，所赚取的利润除了支付经营过程中的相关费用外，经营者可留一半，剩余的作为经营权的回报交给寺院。寺院取得这部分利润可自主支配，开展弘法利生等事务。

　　建医院与盖寺庙何者为大

       今年以来，全国上下纷纷鼓励社会办医院，但我们应该看到，在现有的政策环境下，引导社会资金兴办非盈利性医院的动力并不足。因为虽然非营利性医院也收费并实现盈利，但是与营利性医院不同的是，现行法规规定非营利医院的定价需要按照政府规定的定价政策执行，而且运营中的利润只能用于医院自身的发展，不能用于投资红利分配。这也就产生了一个恶性循环：没有投资回报自然难以吸引投资者。

       曾有台湾记者采访证严法师：“建医院、盖寺庙和放生三者，何者功德大？”答：“功德很难讲，见仁见智，一切全在自己的判断。建医院即是放（人）生。一个人得救即是一个家庭得救，进而减少社会问题。因此，建医院与盖庙、放生何者功德大，希望大家以智慧判断，只要欢喜做的，即有一分随喜功德。”

       由此可见，在真正的大德高僧心中，修丈八金身，盖宏阔庙宇与建医院之间，其实并无相悖之处，都是“普渡苍生”，方式不同而已。但如果把这个选择放在今天的国内各界而言，答案很有可能只有一个：盖寺庙。因为毫无选择，盖医院、办公益只能亏本，而盖寺庙可以吸引信众，香火钱、旅游收入、GDP滚滚而来。

      事实上，这门信仰生意早已持续了很多年，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宗教搭台，经济唱戏”早已成为有关地方政府部门公开标榜的口号，通过“合法”的围堵、转租、承包、新建等多种手段，“引导”或迫使当地佛道寺观为“经济社会”作出“积极贡献”。由此，社会的各色人等，已经逐渐成为或大或小或隐或现的“利益集团”中的一员，　其中寺庙、政府、旅游公司甚至房地产商无一不包。君不见，2010年地产巨头向南京捐赠10亿香火钱的事例吗？而近来，一些地方又假借“推动产业文化发展”之名，掀起了新一轮的围堵和开发“宗教文化旅游”的热潮。

       这不由让笔者想起了互联网上流行的“域名劫持”、“浏览器劫持”之类的网络病毒，它们通过拦截、篡改用户所需要的东西等方式，将用户导向他们的“商业网站”，以兜售其私货而获取和占有社会资源，最终导致信息混乱和网络瘫痪等严重后果。如今，因为利之所在，大众的信仰也被劫持了。 寺庙吸金之类的行径，其危害绝不能认为仅仅关乎个人或某种群体，也绝不能轻描淡写地认为只是关乎旅游经济的“健康发展”。因为它关乎人类的信仰，关乎人类精神的安顿，关乎社会道德的底线，精神和心灵的污染，必将导致价值观与社会行为的混乱，最终戕害的是我们的社会。

       社会的发展，让“佛”回归千年之前的古刹昏灯，这并不现实，而如何让“佛”合法言利，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一分子，才是关键所在。

       寺院投资医院只是慈善实体化和具体化的一种方式，但不是也不应成为唯一模式，比如还可以办教育。其难能可贵之处在于，这是一种基于自身角色定位，以及社会责任的自我觉醒，让人看到了自我提升和外部延伸的希望所在。这需要各地政府积极支持，正确引导，让各利益方将盖寺庙吸金的劲头转移到兴办公益医院上来，如此，则百姓幸甚，社会幸甚。

　　寺院投资医院当是“普渡众生”的社会幸甚

   日前，深圳市政协委员金心异表示，深圳当地寺院弘法寺拥有巨大资金，最应该回馈深圳市民和社会，最佳的形式是由弘法寺出资成立基金会，建设一座大型三甲医院，不以赢利为目的。对此，深圳弘法寺在其微博上回应称，如有人牵头此事，弘法寺愿意支持。
   佛法以普渡众生为本，因而才有了“佛祖割肉喂鹰”的典故。不过，除了心灵的慰藉，以及信仰的培植，那么“普渡众生”是否还有更好的表达呢？在战乱时代，寺庙既是安身求保之地，也是解决饥荒的好去处。因为僧人们即便自己不吃不喝，也要救人于水火，即或寺毁人亡也义无反顾，正是因为如此，佛教才为人敬仰而长盛不衰。

   不过今非昔比，随着价值观的多元化，我们看到，佛教寺院积累的财富越来越多，但功能却在不断弱化，特别一些地方搞的“外包模式”，经济搭台，宗教唱戏，公司办寺院骗取钱财，使寺院成了一个敛财之地，佛门净地的神圣感在不断降低，铜臭气却越来越重，一些佛教从业者素质也广为人诟病。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寺院的利己主义抬头，社会责任却在不断降低。很多寺院通过各种市场化运作，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没有回馈和回报社会信众，而是穷奢极欲，挥霍无度，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影响。

        只有索取，没有回报，很显然这不符合佛法的宗旨，也不利于其形象的提升。自然，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要求来看，寺院投资医院更是践行这一宏旨的最佳方式。一者，医院本是救死扶伤之地，侧重的是疾病的救治，保障的是身体的健康，切合普渡众生的要义，在目标上具有高度的一致；二者，寺院是修身养性，陶冶情操，抛功利思维，构内心和谐之处，注重的是外兼修，可谓精神世界的“医院”。两者结合，则实现了身心的结合与效融。这是一种慈善的传递，也是一种道德的延伸。

        事实上，教会办医院早是历史佳话。时下“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的前身齐鲁医院，为近百前年，美、英、加拿大三国的基督教会联办，为近代中国四大教会医院之一，可谓声名显赫。其体现出来的无私与公益，在今天看来依然显得难能可贵。虽然在当时，其间有着某种功利的目的，甚至包含一定的政治因素，但其运作模式，以及对于解决底层人群的困难问题，还是相当值得肯定和效仿。在寺院越来越自闭化、萎缩化和功利化的语境下，投资办医院不仅是一种模式的复制，更是一种内涵的提升。

   当然，寺院投资医院只是慈善实体化和具体化的一种方式，但不是也不应成为唯一模式，比如还可以办教育。其难能可贵之处在于，这是一种基于自身角色定位，以及社会责任的自我觉醒，让人看到了自我提升和外部延伸的希望所在。如此，社会幸甚。

　　寺庙投资医院源于宗教的爱超越了世俗利益

         深圳市政协委员在微博上喊话，“认为弘法寺最应该回馈深圳市民和社会，最佳的形式，是由弘法寺出资成立基金会，建设一座大型三甲医院，要广东一流水准，不以赢利为目的。”这一呼吁不仅引发众多网友的围观与讨论，也得到了弘法寺的支持，乐意玉成此事。

  　  这一事件可以看作是对国家宗教事务局等6部委局联合发布的《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的有力回应。

         意见书，明确提出“鼓励宗教界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认为这既是“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积极作用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有益补充”，对于宗教和社会是双赢。关于宗教公益慈善事业的范围，意见书也给予了说明，“当前，重点支持宗教界在以下领域开展非营利活动：灾害救助；扶助残疾人；养老、托幼；扶贫助困；捐资助学；医疗卫生服务；环境保护；社会公共设施建设；法律和政策允许的、适合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发挥积极作用的其他公益慈善活动。”对于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基本形式，意见书也予以了归纳：为公益慈善事业捐款捐物；设立公益慈善项目；设立公益慈善组织。

        就最近30年的宗教公益慈善实践看，捐款捐物是最常见的形式，最缺乏的是设立组织，设立项目的普遍性则居于两者之间。对弘法寺成立基金会、创办三甲医院的呼吁，恰恰就是成立组织，设立项目。

如何设立基金会？

《意见》指出，“宗教团体可依照《社会团体设立专项基金管理机构暂行规定》的规定，申请设立专项基金管理机构。宗教界可依照《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申请设立基金会”；

如何创办医院？

《意见》也有专门说明，“依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规定，申请设立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并进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

        很显然，由弘法寺成立基金会，在深圳建设一家大型三甲医院，非常符合政府的政策精神，更有广泛的社会需求，值得弘法寺及有识之士为之努力！

        放眼历史与现实，由宗教团体建立公益组织和机构，服务大众，本是社会的常态。古代中国的佛教与道教，自南北朝开始就担负起医疗、教育、信贷、养老、殡葬、道路管理等社会职责，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中国传统宗法社会公共服务的不足。而近代以来的基督宗教，更在医疗、教育、体育、慈善等事业上，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先驱。迄今为止，我国许多著名的医院，最早都为宗教界所创。耳熟能详者，如北京的协和医院、成都的华西医院、济南的齐鲁医院，等等。

        宗教组织之所以在公益慈善事业上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是与宗教的特性分不开的。任何宗教都强调慈悲济世，并且将其建立在神圣性的基础上，宗教的爱于是有了超越世俗利益的特质。这种超越性对于医疗、教育等事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改革开放30年来，民众有了所谓的新三座大山，其中医疗、教育占据其二。

        分析这两大体系不为人民满意的原因，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制度设计与从业者均丧失了行业的神圣感，而无论是悬壶救人，还是教书育人，没有良心、神圣感，是做不好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全社会对于宗教团体介入医疗与教育事业，都有很深的期待。我们希望深圳弘法寺的实践能够成功，实现宗教公益事业的重大突破，在中华大地上培育出一批具有高度公益精神的医疗、教育事业，并以此推动整个社会风气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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