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大城市的“老年漂”：为了看个病 “迁徙”3000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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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底的一天，中国南方的某个小县城正下着瓢泼大雨。在一辆“蹦蹦车（载人三轮车）”上，年近70岁的张大爷夫妇抱着箱子和背包挤在角落里，视线被雨帘挡住，显得格外模糊。
他们刚刚完成了一次3000里的“迁徙”，从北京回到老家，只是为了看病。老夫妇的的子女住在北京，家离社区医院只有1.3公里，500米范围内有5家药店，700米内有一家三甲医院。
但两位老人守着大城市的优质医疗资源却无法享受。像张大爷夫妇这样看病只能往老家走的老人，并不在少数，为什么呢？
在中国，很多老人原本可以在老家安享晚年，但为了帮助在大城市奔波的子女照顾孩子，他们来到子女身边，操着不同的口音，每日往返于家、菜市场和学校的三点一线，守着一份老年人的“孤独”，忍受着各种慢性病带来的不适及疼痛，却不敢去医院。因为看慢性病经常要拿药，而医院限制开药量，门诊医保又不能报销，挂一次普通医生号50元，做个检查都是几百……很多普通家庭难以承担。
为此，他们宁愿放弃家门口的优质医疗资源，为了能用那张本地的医保卡，只能回到小县城看病……
01“老年漂”，因病“迁徙”
在北京等大城市，上述两位老人有个共同的称呼：“老年漂”。
此前，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搜狐新闻中心，对3161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8%的人表示身边存在“老漂族”，其中63%的人表示“老年漂”很常见。
“老年漂”与子女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由于两代人在生活习惯、消费观念等方面存在差异，难免会有矛盾，亦容易引发他们情绪波动，形成新的压力，而且因为没有熟悉的人际环境，他们有一种深刻的大城市“孤独感”。
但更让他们感到压力的，是在大城市的就医问题。
上述两位老人每天念叨说，自己一定不能生病，只有身体健康才能给子女帮忙，不添乱。
但张大爷患有高血压、颈椎腰椎等疾病，今年2月初开始心脏也时有不舒服，血压高压经常在160-180区间，并不时伴有眩晕等症状。996外加经常出差的子女多次劝他去离家很近的三甲医院看病，老人却坚持不去，原因是需要做大检查，北京的医院费用太贵，也没有医保可以报销。
“执拗”的张大爷一直扛着。辗转几千里回到小县城后，检查发现由于血压得不到控制长期头晕，导致老年性脑改变，同时还发现有心脏早搏等现象。
这样的老人在北京非常常见。4月15日，在早教机构工作的姜元（化名）表示，他的父母也是因病返回甘肃老家。“我爸妈是上个月回去的，也因为医保不能报销。”
而家在北京大兴的张阿姨因为两个外甥女太小，没办法“迁徙”。她告诉21新健康记者，“女儿女婿早上6点多出门，晚上10点多到家，两个外甥女几乎只有周日才能跟他们在一起，我们平时交流就是通过微信，我跟他们说一下两个外甥女一天的情况，他们的回复就是简单的‘哦’，‘知道了’，‘辛苦了’。”
谈到病痛，张阿姨说，仅高血压这一种病，她一年的医药和复查费用，需要自费1万多元。而她按照当地工资标准，每月退休金只有3000元不到。
02“望而却步”的门诊
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增加以及老龄化速度的加快，老年人因各种原因迁徙的数量逐渐增多，参保地与迁入地医保关系的转移、异地医疗费用的报销等问题困扰着越来越多的家庭。
老年人一般都伴有各种疾病。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内分泌与心血管病诊治中心主任李光伟教授在我国第一个《老年人多重用药安全管理专家共识》发布会上指出：我国老年人平均患有6种疾病，治疗中常常多药合用，50%的老年人同时服用3种药物，25%服用4～6种药物，平均9.1种，多者达36种；联合用药品种越多，不良药物-药物相互作用（ADI）发生率越高。
但自从挂号费等医疗服务费上涨后，张大爷就经常自己去药店买药，很多药比医院贵、种类也不全。
“我们外地的老人，慢病经常要拿药，医院限制开药量，门诊医保又不能报销，挂一次普通医生号50元，做个检查都是几百。太贵了。”张大爷告诉21新健康记者。张大爷说，他一直在关注人社部关于异地医保的事情。2016年，看到“人社部表示，我国将于2016年底基本实现医保全国联网，同时启动跨省异地安置退休人员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工作”的新闻时，他非常兴奋。
21新健康记者从国家人社部等相关部门了解到，关于费用报销，需要关注就医地目录和参保地情况：
就医地目录：明确了报销范围，药品、器材、诊疗服务等项目，哪些能报，哪些不能报，都是按照就医地的标准。
参保地待遇：明确了能报多少钱，起付线多少，报销比例多少，最高报销额度为多少，这些都是按照社保缴纳地的标准。
在异地就医方面，近几年的突破很大。据国家人社部消息，截至2018年末，跨省异地就医定点医疗机构数量为15411家。基层医疗机构覆盖范围持续扩大，二级及以下定点医疗机构12803家。其中，全年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131.8万人次，医疗费用319.4亿元，基金支付188.5亿元。日均直接结算3612人次。次均住院费用2.4万元，次均基金支付1.4万元。
不过，尽管北京也有多家医院成为跨省异地就医定点医疗机构，但21新健康记者询问了多家三甲医院，得到的回复是，门诊不能报销，住院报销参照当地标准。一位在北大人民医院住院的山西籍血液病患者家属告诉21新健康记者，他们能报销60%的住院费，其中还有一大部分医药费用不属于报销范围。
03让人羡慕的上海
上海，是一个让张大爷非常有好感的城市，之前因为媒体对4+7新政落地的报道，让张大爷觉得上海吃药便宜。而近日“上海与长三角地区医疗一体化八地互通门诊直接结算”的消息更是让他羡慕不已。
据了解，随着长三角地区跨省异地就医门诊医疗费用直接结算的试点开展，现在上海和苏浙皖三省8个地区的四类人员，可以享受跨省就医门诊费用直接结算的便利。
今年60岁的王玉英是浙江嘉兴市居民，近日，她来上海瑞金医院复诊，拿着浙江嘉兴市的医保卡在上海的医院里直接挂号付费结算，与上海市民一样方便。像王玉英这样的异地转诊人员，只需要拿着当地医院转诊证明和自己的身份证、社保卡，就可以在嘉兴的医保部门进行异地就医备案，经过备案就可以到上海就医门诊直接结算了。
目前，根据长三角三省一市达成的合作协议，江苏、浙江、安徽等8个地区作为首批试点地区，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常驻异地工作人员及异地转诊人员等四类参保人员经过参保地医保部门备案后，可以在上海15家三级医院和金山区、松江区两区部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享有异地就医门诊费用直接结算待遇，与此同时，这种互联互通是双向的，上海医保人员也能在试点地区享受门诊直接结算。
现在，长三角8个试点地区与上海在医保数据上已实现了双向互通。根据上海市医疗保障局统计，长三角门诊异地医保直接结算试点启动后，截至2019年3月底，门诊直接结算量已达2.9万人次，涉及医疗总费用844.1万元，随着政策知晓度不断提高，直接结算量也在稳步上升。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科教处处长张勘说，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的进程，上海优质医疗资源，包括医疗资源、教学资源、科研资源，如何做到很好地辐射、很好地引领，我们负有共同的责任。在未来长三角一体化进程当中，上海的临床医学中心发挥效用，能级提升、辐射示范引领作用将会越来越展现出来。
4月19日，21新健康记者也联系了北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异地参保的人员在北京医保门诊报销情况取决于参保地的情况。“如果当地允许异地医保门诊报销，那么在北京跨省异地就医定点医疗机构就可以实现实时报销。”
实际上，从打通异地医保报销到实时结算，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如毗邻北京通州区的居住了90%以上北京居民的河北燕达养老院，花费了多年的时间，才打通了住院异地即时结算。此前，河北燕达医院财务总监兼医保办主任郭更房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医保即时结算需要一个过程，各地医保目录、社保基金、政策系统等不同都需要协调。
21新健康记者也采访了江西省多个县城的县长、县委书记，他们表示，本地的医保经费有限，对于异地门诊结算的目前还没有在考虑议程上。
这一点张大爷深有体会。他向当地医院咨询此前国家提出的将高血压门诊“报销比例由50%提高到60%”的事情，相关负责人表示让他排队，先让病情更严重的报销。
张大爷虽然在外地老家治疗，却仍每天牵挂在北京的儿孙们，甚至心生自责，没能更好地帮助儿女。他的愿望其实很简单，什么时候可以异地门诊医保报销，就能踏实地再到北京带小孩了。
来源：凤凰网.生活在大城市的“老年漂”：为了看个病 “迁徙”3000里
聚焦老漂族：何以消除进城老人的烦恼
来源 南方日报
作者 王庆峰
时代的发展加速了群体的流动。当儿女们在大城市工作生活扎下根之后，不少老年人为照顾幼小，也来到了新城市，过上了新生活。然而，在含饴弄孙之余，进城老人们或多或少地面临着一些烦恼，比如，老来换环境，生活有些不适应；育子理念上，两代人未必能合拍；医保在老家，异地不便看医生……
过去几十年里，我国家庭结构的主要变化趋势就是小型化、扁平化。2014年国家卫计委发布的首份《中国家庭发展报告》显示，20世纪50年代之前，家庭户平均人数基本上保持在5.3人以上，这是典型的“三代同堂”的直系家庭结构。而自80年代以后，家庭户平均规模日益缩小，1990年缩减到3.96人，2010年缩减到3.10人，2012年为3.02人，在这里，主要表现形式是一人户、“空巢”家庭和新城市三人核心家庭等。家庭结构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变化，原因相当复杂，有经济发展进步的因素，有生育和居住观念革新的因素，但具体在代际之间的矛盾，快速城镇化造成的人口和空间流动性，是不能忽视的主要因素。
从城镇化的结果来看，变化是翻天覆地的，比如过去五年里，城镇化率从52.6%提高到58.5%，8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然而体现在过程中，有学者提出了“浅城镇化”的概念，意思是虽然住上了城里的房子，但是心里面并未适应这种转变。对于身处巨变中的人们而言，相信有很多感同身受之处，比如很多农民进城后又回流了，这是因为早已习惯了乡土文化，在城市里找不到自己的精神位置，融不进去。有些久居农村的老年人，早已和自己的“城市儿女”产生生活观念、育人理念上的错位，家庭生活质量难言幸福。在外部层面上，流动人口目前还无法完全享有与当地居民同等的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受到一定的社会排斥和制度排斥。种种因素叠加起来，即是横亘在旧式农民和新式生活之间的不适感。
代际矛盾频频出现之后，很多人将解决方式寄望于空间上的分离，比如仍将父母安置在乡下，或者单独给他们租房。然而，在家庭结构上作各种调和式的尝试，仍然无法回避传统家庭的功能意义。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是人类生存、发展及延续的基本单位，是人类文明得以薪火相传、绵绵不绝的原因所在。那些“叛逃”家庭的人们，将发现他们仍旧不得不回归家庭——在家庭照料、女性育儿与就业等现实课题中，仍然不可能离开家庭的支持，特别是隔代资源的支持。《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6》显示，在1岁—5岁儿童中，祖父母辈分担幼儿照料的责任，隔代抚育仍然占比达到41.1%。另一方面，在老龄化的积极应对措施里，要特别强调家庭养老模式的支柱性作用。根据民政部的数据，目前我国城乡空巢家庭超过50%，部分大中城市达到70%，农村留守老人约4000万，占农村老年人口的37%，解决照料、看病上的种种问题，不能仅指望政府兜底和社会支持，而是要借鉴直系家庭结构所具有的功能，掌握好空间上的距离。
身心安处是故乡。在快速城镇化的浪潮中，心理上的“浅城镇化”，体现的正是对故乡不同的羁绊与认同。如今，对很多在农村长大的中老年人来说，农村是他们的故乡，但对很多“城一代”子女来说，故乡只是个地理概念，他们在城里接受教育，观念与习惯同其他城里的孩子并无二致。而在可预见的将来，在“城一代”的支持下，“城二代”将身在城市、心在城市，从而认同城市。在这样的变化背景之下，如今呈现于代际之间的显著差异，极有可能会有一个弱化趋势，传统家庭结构会重现展现出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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