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快实现老龄社会治理方式转型的四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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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这在历次党的全会文献中是第一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党中央作出了一系列部署安排，制定了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提供了根本遵循。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过程，也是人口再生产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必然趋势，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大影响。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切实体现了党的初心使命，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内在要求，是关乎国家长远发展和人民世代福祉的战略举措。本期刊发的这组稿件，结合宁波实际，对推动落实这一国家战略提出了对策建议。
从本质上讲，老龄化问题主要源自变化了的人口年龄结构和现行社会治理架构之间的不契合。因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首要的是跳出“在旧框架内解决新问题”的思维方式与路径依赖，从局部的、静态的管理转向全局的、动态的治理，尽快实现老龄社会治理方式转型。
一、从借鉴“国外经验”向基于“中国优势”转变
如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重大议题，先期老龄化国家确有一些经验做法可为我所用。近年来，我国政府部门在有关养老方面的治理举措亦大多参照或借鉴先期老龄化国家的有益经验或与其对标。这在我国老龄社会治理的初期阶段是必然之举。然而，治理模式变革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各国之间虽有某些共同之处，但更多的是差异性和个体性，不可简单地模仿引用。中国特有的现实国情和发展阶段，使应对人口老龄化必须立足中国实际。我国在应对复杂议题时会发挥强大的组织能力与调配资源能力，这集中彰显为应对老龄社会挑战中的制度优势。
同时，中国的大国优势和区域多样性也为老龄社会治理提供了广阔的资源供给空间，使政策设计与实施具有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特征。我国有源远流长的孝道文化，“百善孝为先”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家庭伦理的核心要求，也反映出社会道德的基本价值取向，这为应对老龄化问题提供良好的资源条件。我国家庭对代际责任和代际公平的诉求在平衡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利益时也维护着社会稳定，这是积极应对老龄化问题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利于我国老龄社会治理顺利完成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转换。科学制定老龄社会治理方略，无疑应基于这些“中国特征”与“中国优势”。
二、从凸显“分散性管理”向注重“系统性治理”转变
应对人口老龄化是我国发展战略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应置于国家治理的整体框架中进行系统性思考与把握。目前以部门为主导而形成的各种涉老公共政策及管理，对于应对短期内的一些具体问题是必要且有效的，但由于政府部门主要是根据各自的职能进行定位，因而具有明显的分散性管理特征，产生部门权责交叉和政策摩擦的现象，这会使老龄社会治理的源头性问题难以解决。老龄工作层级分明、分工细密、专业性强，仅靠以行政驱动的传统政府管理方式无法实现高质量治理，亟须采取“系统性治理”来创新与实施涉老公共政策及其运行体系。
实现老龄社会“系统性治理”应首先寻求行政管理体制上的突破，这是重构涉老政策体系的首要保障。只有建立一个权威的常态化统筹协调机构或部门，整合卫健、民政、公安、财政、人社等部门的相关职能和资源，并在科学的整体性视阈下对相关政策进行系统设计、调控与实施，才能形成跨功能、跨部门的协同治理行动，为积极应对老龄化问题提供必要的体制基础。同时，系统性治理需要政府、市场、家庭和社区等多方共同参与，及时构建其对涉老事务的基本认同和亲密合作机制。
三、从主张“人口适应制度”向强调“制度适应人口”转变
人口对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文化传承具有重要作用，但过分强调人口因素对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并由此衍生出人口变革适应制度的思维逻辑，试图通过增加或减少人口数量来实现制度目标，则有违人口发展规律。例如，寄望于仅仅通过变革计划生育政策、鼓励生育以达到遏制老龄化发展的目的，就是出自此逻辑。事实上，人口发展与社会系统互融互通、共促共进，远非线性因果逻辑关系，人口不是解释一切社会变革的“万能钥匙”，不能脱离特定的制度环境抽象地考察人口现象。
由于出生率持续走低和就业形式日趋复杂，传统正规就业的空间越来越有限，而科技快速发展和社会生活不断变化也正在缩短人们的工作时长，采用改变人口要素的方式来适应传统制度的安排已愈加困难。面对人口老龄化态势，现有的“人口适应制度”模式的实质是迫使一个老年人已成为主体之一的社会，在一套以年轻人为核心的制度体系中硬性运行，无疑是“削足适履”。在新的时代境遇下，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亟须从“人口适应制度”向“制度适应人口”思路转换，通过政策调整与制度创新实现老龄社会治理现代化。
四、从聚焦“老年人群”向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历程”转变
老龄化暗含老年人口增多的数量性因素，老龄化的挑战亦通常被视为是老年人口增多所引发的，老龄化的应对问题也往往被当作只是解决老年人的问题甚至仅为养老问题，这违背了代际公平和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理念。老龄社会的老年人口比例尽管较过去有所提高，但依然是一个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群共存共生的社会。就个体而言，人生的不同年龄阶段是一个彼此关联的自然过程，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往往是其年轻时各种行为的体现。因而“老龄化问题”绝不仅是“老年人的问题”，切不可将老龄化议题过度聚焦于老年群体，应覆盖全部人群的全部生命历程。
“全人群全生命历程”思维方式，强调对全体人民的不同年龄阶段的全方位正常需求进行综合考虑。未来老年人的养老金短缺，需要通过提高青年人的劳动技能与成效以及鼓励老年人的经济活动参与加以弥补；老年人的卫生与健康支出压力，需要通过对当前青年人的健康投资与行为方式的改进来缓解；老年人的生活照料诉求，需要家庭、社区和养老机构等多方投入和协作才能得到有效应对。在思考和设计老龄社会的应对方略时，应统筹考量个体发展在各个阶段的全方位需求和人口结构的各个层次、经济社会的发展境况等因素。
来源：宁波日报，作者何慧敏 王贤斌，单位：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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