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含琳 | 习近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重要论述的历史形成逻辑

精益求精，臻于至善

原文刊于《甘肃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
李含琳（1956—），男，甘肃庆阳人，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教授。

提要

自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要论述以来，我国学术界和政府研究部门以及其他科研单位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多数是从中国政治、中国模式、中国范式、中国影响力等高站位角度思考这个问题，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其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述，更多的是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国际事务、国际地位和国际关系。从改革开放40多年的基本经验来看，大国战略的实施成功是最重要最基本最基础的改革经验，这个经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年以来中国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带领全国人民为之奋斗的结果。对于这个历史过程，可以简明地概括为边缘阶段（1949—1970年）、破冰阶段（1970—1978年）、融入阶段（1978—2012年）、主角阶段（2012—目前）等四个时期，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我国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全面客观地了解这些事件的时代背景和客观作用，对于更加深入地学习和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论断非常必要。

一、问题的提出基于对当今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的正确认识，着眼于中国未来中长期发展，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回国参加2017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代表时，首次提出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论断。2018年12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在“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在一些重要会议和场合多次强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论断。自此以后，我国学术界、政府研究部门等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研究成果较多。纵观国内学者对“大变局”的认识和分析，代表性观点主要有：一是世界多极化发展使得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呈现了“东升西降”“新升老降”的趋势；二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世界战略格局进行重大调整的结果，国际关系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大调整周期；三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国际力量多元化；四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重塑新的世界发展动力格局，对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多方面的影响，不仅仅影响经济发展，更影响政治态度和民族关系。从以上这些观点中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学术界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问题的研究和认识，主要集中在现代以来国际关系的变化和国际影响上。我们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要论述的理论价值和时代价值不仅仅在讲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变化，也在讲中国在近代以来国际地位和国际角色的大变化、大改变、大提升，特别是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战略以来，中国随着经济体制的持续转型、对外开放、招商引资、市场建设和科技创新，经济发展的动力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持续提升，到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到2019年，中国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的比重提高到16%，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人均GDP第一次超过1万美元，达到10276美元，总体上开始步入中等发达国家的建设阶段。这些都直接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和国际自信，这才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大局观”的关键所在。另外，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说：“要认真学习党史、国史，知史爱党，知史爱国。”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指出，党员干部要学习好“四史”，包括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等。这就告诉我们，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要论述，还要从党史、新中国史的意义上去把握，从新中国的发展历史上考察72年以来在不同历史阶段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是如何根据国际局势科学把握中国对外思想、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的。本文的基本观点是，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大变局”重要论述，一方面要从中国的近代史中去把握“大变局”的历史演变规律，另一方面也要从新中国史和改革开放史的角度去进行研究，这样才能更加深刻地认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的历史背景、形成逻辑和变化规律。二、新中国时期中国国际地位的四个角色习近平总书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要论述，首先是中国国际关系和国际地位大变化的产物，是新中国成立72年以来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外交领域艰苦奋斗的历程写照，对于这个历史过程大致概括为边缘阶段（1949—1970年）、破冰阶段（1970—1978年）、融入阶段（1978—2012年）、主角阶段（2012—目前）等四个时期。对本文在这里提出的“边缘阶段、破冰阶段、融入阶段、主角阶段”，需要说明几点：一是这四个划分只是相对意义上的，没有绝对的意思，只是为了比较形象地说明问题和观点；二是这四个划分只是从我国的国际关系和国际地位角度思考的，不含其他因素；三是这四个阶段的简明划分，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提法是完全一致的。（一）边缘阶段中国既是世界人口大国，也是世界国土资源大国，人口占全世界20%，排世界第1位，不包括海洋面积，国土面积有960万平方公里，目前排世界第3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从哲学、逻辑学和经济学的意义上看，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动力，一方面要靠自身的资源、人才、技术、资本和体制等内部条件，另一方面要靠国际关系和外部条件，最好的选择是大国战略。但是，在1950年前后中国国际关系非常紧张，难以实行大国战略，这主要是因为：一是新中国是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多数不愿意接受，不支持，不联系，不建交；二是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于新中国的了解很少，让这些发展中国家完全接受中国需要一个过程，这需要时间；三是朝鲜战争开始，苏联和中国共产党急需考虑出兵朝鲜的可行性；四是从1950年到1953年，中国进行“三反”“五反”等一系列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稳定的运动和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既没有多少精力从事经济建设和恢复工作，又没有足够的精力去化解与一些发达国家的矛盾，特别是与大国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中国，一方面得不到外部大国的经济支持，另一方面自身也没有条件把大量精力放到经济建设上去。接着，中国又经历了“三大改造”、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反右”“三年困难时期”等许多重大社会事件。到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的综合经济实力没有得到非常明显的恢复和提升，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60年代初期。从这个时期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国际地位来看，一直到60年代中期，中国的国际地位都很低，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经济总量和综合经济实力非常弱，还包括中国受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压制、封锁、诋毁等，中国不可能在国际舞台上行使自己的主张和见解，基本是个观众的角色，没有多少发言说话机会，更谈不上“定规定矩”，即“制度性话语权”，中国在国际活动中只能与发展中国家进行交往，参加的国际性活动和会议基本属于这个范畴。关于这一时期我国的重大外交活动和外交事件，李嘉宝先生在其《新中国外交大事记》中有详细的记载：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 毛泽东访问苏联。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里，就同苏联等17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1950年，中苏两国于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53年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印度代表团时，首次提出按照“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理论，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1955年，周恩来总理参加万隆会议，在会上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方针，在此基础上达成了“万隆十项原则”。1954年以后，我国在国际场合的地位有了一定变化和提高，有两件大事：一是1954年4月至7月份，我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了日内瓦会议；二是1964年1月， 中国和法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法国成为西方大国中第一个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我们应该承认，在这个时期，我国虽然已经参加了一些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并且与部分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与中国打交道的主体国家仍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比较大的国家中，中国只是与苏联和法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与美国、日本和西欧（除法国之外）国家还没有建交。总体来说，在这个时期我们在国际关系和国际舞台上还处在边缘化阶段，甚至是在国际大舞台的下面当观众。（二）破冰阶段面对中国在国际关系和国际舞台上比较尴尬的状态，毛泽东心里也非常清楚，作为一个人口大国要借助外力发展自己，利用好外部资源，中国必须打通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必须与大国之间缓和关系，必须得到大国的支持和帮助。所以，在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必须想办法逐步处理好这些关系。为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想办法通过各种途径与西方国家交往，试图打通与西方世界的外交通道，甚至用上了“小球外交”“体操战略”“熊猫外交”等措施。这些“外交”措施在当时都是中国政治外交的一部分，是特殊时期的产物，目的是要为中国融入国际大环境“探路”，甚至可以说就是为了探视大国对中国的态度。与此同时，从当时重大的外交事件来看，实际上西方世界也非常关注中国与他们的关系，关注中国对恢复中国与发达国家关系的态度，也希望与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认识到中国的大市场对他们发展的潜在功能。这一时期，我国进行的重要外事活动主要有：1971年7月，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双方在上海签署《中美联合公报》，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对数通过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二十三国提案，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恢复中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1971年11月，中国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78年12月，中美发表《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美正式建交。正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奋斗和辛勤工作下，中国成为联合国193个成员国之一，能够以合理合法的身份参加联合国会议，参加相关的国际活动。可以说，20世纪70年代与美国建交和恢复中国联合国合法席位，是中国在国际战略中最重大的成就。中国的建设与发展已经有可能利用大国的资源和力量，外部发展环境开始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转变，中国的大市场开始成为西方国家进行国际贸易的一个空间，成为发达国家国际投资的一个新的“伊甸园”。但是，实事求是地说，这个时期的中国是非常谦虚谨慎的，中国长期没有与发达国家打交道，需要有一个磨合和适应的阶段，还需要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认识西方世界。从西方世界来说，他们中的部分国家能够接受中国，主要是源于有利于自身发展的需要，而不是单方面支持中国的建设。所以，西方世界给予中国的发展条件和帮助都是非常有限的，不是无条件的，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最大变化，只是从台下走上了舞台，破冰战略取得成功。但是，还没有条件充当主角甚至配角。（三）融入阶段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最大的变化阶段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的。众所周知，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中国实施大国战略的总策划师。从1978年12月18日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开始一直到2012年，是中国实施大国战略、对外开放提高国际地位和优化国际环境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为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有一个充足的理由和实力充当主角或者配角，主要解决的问题有：一是国家宏观管理体制开始向间接管理体制转型，这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需要。到2012年，中国基本建成以间接管理为基本特点的新型宏观管理体制。二是国有企业资产和经营体制转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个工作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基本完成，除西部少数地方国有企业体制转型比较慢之外，东部中部等大部分地方的国有企业体制基本实现转型。与此同时，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大中型民营企业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三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配套推进财政、金融、价格、外贸、分配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到2012年，中国基本已经建成了市场经济的完整体制。四是不断创新人才和科技工作机制，不断创新发展模式，现代化、科技化、信息化、城市化水平大幅度提高。由于中国做好了以上基础工作，向外发展有了强大支撑力。从1978年到2012年，中国的对外开放不断创新和升级，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实施的主要战略、政策和策划等包括：经济特区，开放城市，保税区，来料加工区，开放口岸，技术进口替代，创办“三资”企业，出口退税，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港等。到2012年，中国的综合外向度已经超过60%，进出口总额达到2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占到全世界外汇储备总量的34%。到了2012年，中国已经有大量企业在国外挂牌上市，在世界企业500强中中国企业的数量已经超过100家。从中国自身纵向变化来看，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为1.7%，2012年提高到10%以上。从人均来看，1978年中国排世界第150位左右，2012年提高到80位左右。综合经济实力的这些变化，真正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改变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中国已经不再是龙套角色，而是配角的角色，中国的角色地位彻底改变了。在这一时期，中国频繁参加重要的国际会议和活动，发言的机会越来越多，发言的分量越来越大，这一时期重要的外交活动主要有：1979年1月至2月，邓小平访问美国，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首次访美。1982年8月，中美“八一七公报”发表，中国政府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政府重申“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政策”。1984年12月，《中英联合声明》签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1991年12月，中国承认俄罗斯联邦并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1987年4月，《中葡联合声明》签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1998年11月，江泽民访问日本，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2000年10月，中非合作论坛在北京正式成立。2001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及相关会议在中国上海举行。同年，中、俄、哈、吉、塔五国加上乌兹别克六国元首，在上海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另外，在2001年，中国申奥成功，同年，中国加入WTO。2001年12月，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世贸组织第143个成员。2005年4月，在雅加达召开的亚非峰会上，胡锦涛首次提出“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的主张。2006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暨第三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2008年8月，北京奥运会开幕。2008年12月，中国政府派出军舰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2010年5月至10月，第41届世界博览会在上海市举行。总体来看，在改革开放的前30多年中，中国在对外开放中实施大国战略是非常成功的，可以这样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实施大国战略的成功。但是，我们也需要客观慎重和实事求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在某些国际活动中已经可以充当主角，但是，在许多重大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活动中是配角，主角仍然是西方大国，要完全成为主角还需要再做大量的工作。（四）主角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一直坚持把创新对外开放中的大国战略作为主要决策目标之一，一方面继续倡导支持发展外向经济，另一方面不断提出新的更高层次的开放经济理念和战略目标，主要有：一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得到许多国家的支持；二是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发展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经济；三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四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在国际场合争取更多制度性话语权的战略目标；五是中国正在步入世界舞台的中央。这五个方面基本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外交思想和开放战略定位，从这些年的执行情况来看，效果非常突出。在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方面，到2019年，中国的综合外向度已经达到70%，进出口总额4.6万亿美元，外汇储备3万亿美元，占世界30% 多，建成7个经济特区、147个高新区、19个新区、46个保税区、18个自由贸易区、293个口岸、219家经开区、20个自创区。在“一带一路”建设方面，截至2018年末，中国银行已经签署“一带一路”投资项目600多个；至2019年4月30日，中国已经与131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了187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从2013年到2018年，中国的“一带一路”货物贸易总额超过6万亿美元，成为外贸增长最快的领域。为了当好主角，在国际场合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我国坚定实施大国战略。同时，为了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建设“命运共同体”的重大理论和战略构想。到2020年，中国的大国外交成果丰硕，国际影响越来越大。比如，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多国，包括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亚信峰会、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中欧领导人会晤、中日韩领导人会晤等重大活动，成功举办了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重大主场外交活动。另外，经济外交、人文交流卓有成效，中国已经在国际舞台上是主角的角色。这一时期重要的外交活动和国际事务主要有：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出访俄罗斯，首次提出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这一重要主张。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首次向世界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倡议。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印度尼西亚首次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访欧，提出共同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2014年5月，在中国上海举行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2014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巴西利亚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举行首次集体会晤，确立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14年11月，北京APEC会议期间，中国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完成了《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路线图》制定。2015年12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立，这是全球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2016年9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在中国杭州举行。2017年5月，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2017年9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在福建厦门举行。2018年6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确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这一中国对外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2018年11月，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举行。2019年5月，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北京举办。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这样几个特点，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国际关系和国际地位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一是中国的国际关系越来越紧密，参加国际活动越来越频繁，层次越来越高；二是目前中国参与的国际活动中发达国家、中等国家参与比较多，活动重点有所转移；三是在所有的国际会议上，中国领导人都是主旨发言的主要人选，中国已经不再是配角，而是主角，中国正在步入世界舞台的中央。三、新中国国际地位演变的制度和发展基础我们做以上分析的目的，就是要说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要论述，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发展当中的最重大成果，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重大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和外交战略的重大成果，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实施外向发展思路和战略的重大成果，是一个历史过程和历史性的重大成果，这个重大成果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强起来”的理论是完全一致的。从逻辑关系上看，一个国家的外交战略和政策、外向思路和外向战略的变化，实际上都是这个国家综合经济实力的集中体现，是经济基础决定的。也就是说，中国以上的这些变化，都是源自以下变化。（一）1949—1978：中国“站起来”这个时期，是新中国最为艰难的时期，主要原因有：一是中国在近代既没有完整建立过市场经济体制，也没有建立过计划经济制度，不论何种选择，都要向国外学习和借鉴；二是1949年的中国经济实际上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解决吃饭和社会稳定是当务之急；三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几乎面临着不停歇的重大事件；四是由于治国经验不足，急需在实践中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发展模式。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解决了大量非常棘手的矛盾和问题，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现了“站起来”的目标，这可以通过以下比较简明的事情和数据得到验证。在政治制度建设方面，到1978年，中国建立了完整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包括：建立健全党的领导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主集中制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国有企业党组织制度、村民自治制度、人民公社制度，等等，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政治制度架构。在经济制度和工业体系方面，效仿苏联模式，建立了完整的计划经济制度，形成了以“国有工业、集体工业和人民公社”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制度体系。初步建立了工业化体系，工业化和城市化成为推动新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进器。到1978年，中国GDP规模为3678.7亿元，排名世界第11位，人均GDP为385元，但是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仍然很大，1978年的中国人均GDP不及世界人均GDP的十二分之一。人力资本总体状况得到极大改善，科技创新成果突出。从1949—1978年，中国人口从5.4亿增加到9.63亿。基本建立了现代教育体系，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5.5%，基本普及小学、中学教育。各项卫生指标大幅度提升，人均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初的41岁上升到66岁。重大的科技创新包括核武器、航空航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大排量船舶、水稻育种、生物工程、环保技术、循环经济等。大国外交战略全面实施，中国抓住有利时机回归国际社会。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这是20世纪70年代中国重大的事件。与此同时，我国还取得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扫盲运动、“三反”“五反”“三大改造”、四个“五年计划”“八字方针”、“三线”建设、农村社教等成就，也及时纠正了运动中的某些失误。（二）1978—2012：中国“富起来”在政治建设方面，最重大的成果有三件：1997年香港回归，1999年澳门回归，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第143个成员），同时，中国加入大多数国际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组织。在外交关系方面，截至2011年7月31日，中国与172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截至2019年3月，在全世界196个主权国家中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有178个，中国外交影响世界。比如，中国在体育方面的国际竞争力越来越高，1979年，中国恢复国际奥运会的合法席位。在经济改革与发展方面，实现了邓小平提出的“两步走”战略目标，实施了许多新的开放政策和措施，如经济特区（1980年），沿海开放城市（1984年），招商引资，境外投资，企业国外挂牌上市，参与国际竞争，对外承包工程，开放各种口岸等。到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远超过日本，GDP规模达到5.4万亿美元，人均GDP为39874元（约5000美元）。从1997年开始，中国宏观经济开始明显转型，由短缺国家向过剩国家、贫穷国家向富裕国家、发展中国家向发展中大国等转变。在这个时期，伴随中国在国际关系、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际经济新秩序场合角色的变化，经济结构优化明显加快，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在这个时期，中国陆续实施了若干重大的战略和政策措施，主要包括：先富政策，扶贫开发，“两个转变”，新农村建设，小康社会建设，西部大开发战略，生态环境建设，大国外贸战略，创新驱动战略，航空母舰战略，东北崛起战略，中原板块战略等。在创新领域实现了一系列措施，有力地提高了人才和科技创新水平，在核武器、航空航天技术、计算机技术和自动化、新能源、新材料、大排量船舶、水稻育种、生物工程、环保技术、循环经济等方面取得成就。从若干主要指标来看，也能够充分反映这个时期中国非常大的变化。比如，中国在1981年农村贫困发生率高达84%，2012年降低到20%以下；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从1978年的57.5%和67.7%，下降到2012年的36.2%和39.3%；2001年7月13日中国申奥成功，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19年，中国共获得奥运金牌240枚；就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重要的社会事业，都取得重大突破。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时期，由于我国综合国力的大幅度提升，2012年的《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按照人均GDP水平，首次把中国列为中高收入国家，这是对中国发展实力的充分肯定。按照汇率计算的中国GDP规模在2010年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另外，体制和机制越来越完善，为中国实施新的开放发展思路和战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人在富起来的同时，开始用一个新的眼光审视外部环境。（三）2012—2020：中国“强起来”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根据我国国际地位的变化，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改革与发展战略和政策，主要有：全面深化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各种体制；提出“五大发展理念”“五位一体”“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和战略部署；确定了高质量发展战略；把创新引领作为“第一发展动力”来培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经济，建设“一带一路”，争取更多的制度性话语权，建设“命运共同体”。可以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发展思路和战略指向“做强做大”。但是，最基本和最基础的仍然是持续提升综合经济实力。到2019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达到99.1万亿人民币，约占全世界的15.8%，仍然排世界第二位，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4%，人均超过10000美元，排到世界第72位，属于中上水平。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仅次于美国的开放投资国家，到2019年底，FDI达到2.1万亿美元，境外投资达到2万亿美元，有1000多家企业在国外成功挂牌上市，在世界企业500强企业中，我国有120家，排在美国（126家）之后。从我国东部和部分中部地区的整体发展水平、技术层次和人均量来看，实际上这些地区已经完全达到中等国家的发展层次。我国的发展基础越来越牢固。工业化水平水平大幅度提高，机械化、自动化、电气化普及很快，2012年中国发电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高铁、新能源汽车、空间技术等支撑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中国建成世界上行业齐全强大工业体系，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国，2018年，中国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当中，有220多种产品的产量稳居世界第一。在动力机制构建方面，人才政策更加务实有效，科技创新的地位越来越高，新动能充足。产业结构得到明显优化，2019年，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为7.1%、39.0%、53.9%，东南沿海产业全面外向化，常住人口城市化率达到60.6%。从人力资本来看，到2019年底，国民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目标基本实现，城乡教育公平程度明显提升，中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2019年的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3.5年以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48.1%。到202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将达到10.8年，其中，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将突破4亿人，中国进入世界人力资源强国行列。从创新发展和创新动能的角度看，进步也非常巨大。到2019年，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达31%，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高新产业、技术、企业、园区等成为主要产业导向。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占GDP比重为33%，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55%。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大大缩小，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报告，中国的全球创新指数已经从2012年的第34位提升到2018年的第17位，成为“世界创新领先国”之一，这是创新发展的重大突破。从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效果来看，水平已经大幅度提升。到2019年底，中国建立和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一是基本养老，2019年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已达到9.15亿人；二是医疗保障，三项基本医保制度参保人数在超过13亿人口，参保率在95%以上；三是国际地位，2019年，全球医疗质量和可及性排名是世界第48位；四是人均寿命，从2000年的71.4岁上升到2019年的77.3岁；五是扶贫开发，农村贫困人口发生率2019年底已经降低到0.6%，到2020年底将完成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四、科学把握研究视角的重要性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要论述，需要摆正研究思路。从目前看到的部分研究成果来看，不少学者对习近平总书记这个论述的研究视角比较多样化。有的从中国近代历史变迁来理解，有的从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摩擦中去认识，有的则从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变化上去理解。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不是很准确。根据本文以上的分析，我认为要科学准确地把握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重要论述，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考虑：第一，习近平总书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的出发点是中国的外交和国际关系、国际地位问题，不是讲一般意义上的发展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做好新时代外交工作，首先要深刻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正确认识当今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需要建立更加良好的国际关系，充分利用好国际资源，更高效地利用国际市场来发展中国，这才是大问题。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决策重大战略和政策必须充分考虑国际因素。第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国选择更加主动、更具活力、更加先进、更加高效的开放经济模式的良好大环境、大背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围绕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主动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双向开放、命运共同体建设、自贸区建设以及争取更多的制度性话语权，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营造更加良好的外部环境，这里的核心是要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第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中也有许多相对比较稳定的因素，在决策中要特别注意。事物总是处在不断发展变化过程之中，但是，也有许多相对不变和基本稳定的因素。比如，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世界经济重心还将继续稳定，这就是北美经济区、东亚经济区、欧盟经济区等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主体，国际格局之变不会太大。“随着一大批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的态势更加明显。全球治理结构将会发生一些变化，新兴国家对全球治理的广泛参与，全球治理的理念、机制和形式都在发生显著变化。随着众多亚非拉国家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文化自信，人类社会的文化、观念、思想和制度正变得日益多元。”第四，中国在依据“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决策国家重大战略和政策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关注新的变化因素。比如，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前所未有，世界最强的国家美国从一个常量成为最大的变量前所未有，西方内部的四分五裂前所未有，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的激烈较量前所未有，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推动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形前所未有。所有这些因素告诉我们，研究中国的发展机遇，不宜只考虑中国的情况，也要充分考虑别的国家的情况和发展可能。不仅要考虑原有的国际因素，还要考虑新的国际因素，新的合作发展的可能。第五，从历史纵深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变局的本质是指国际力量的对比变化，大变局的动力来自制度变革、生产力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在根本上是由创新发展和先进生产力决定的。要深刻理解“大变局”的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还需要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制度结构与产业结构、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内循环与外循环、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等多方面去理解，才能准确领会这个论断的时代价值。第六，要不断加深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述的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这个论述，虽然主要内涵和目的是针对中国的开放发展、国际关系、国际地位和国际作用等问题，实际上，这个论述还包括其他许多重要的相关内含。比如，我们可以把这句话中的“大变局”理解成体制大变局、机制大变局、创新大变局、战略大变局、政策大变局、规则大变局等。也就是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述，是一个崭新的世界观和发展观，内含着多方面的重大理论和政策要素。 原刊责编:包米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