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伟,赵婉彤 | 文学本土化：现实诉求与理论创新

精益求精，臻于至善

原文刊于《甘肃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
韩  伟（1975—），男，陕西子洲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婉彤（1983—），女，甘肃兰州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

提要

“本土化”研究是当下文学研究的核心关键词之一。对本土化以及本土化价值的重视既是当今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学研究所面临着自我突破境况的集中体现，又是新时期背景下中国文学生存与发展的必然要求。文学的本土化问题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学克服“影响的焦虑”，由“自卑”到“自信”的外在表征。廓清本土化的学理内涵，在本土体验的基础上对文学本土化生成范式的研究和探讨，对于当代文学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作为文学传播中所固有的异质文论“归化”（domestication）的过程，文学的本土化古已有之。而把“文学本土化”当作问题本身加以深入研究，并最终形成论题域，则是近些年的学术热点。研究文学本土化在中国的发展对于当下文学走向的重要意义已经成为共识，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对文学本土化以及本土化价值的重视，既是当今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学研究所面临的自我突破境况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新时期背景下中国文学生存与发展的必然要求。无论是在文学理性的范畴中，还是在学术价值的维度上，“本土化”显然已成为当下文学研究的核心关键词之一，体现着学界对文学本位性价值观的再发现，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再觉悟，以及对本土文学独特性优势积累前景的再思考。一、问题的提出：作为学术研究话题的“文学本土化” 当我们对文学本土化的实质进行再解构，并对其在当下中国得以产生深远影响的内外驱动性进行再剖析时，我们便会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这样一个现象，即文化研究中看似对立的因素常常是双向建构和相互助益的。因而恰恰是以“对世界的压缩和对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意识”为特征的“文化全球化”催化了“文化本土化”的进程。过去的几十年，随着科技的发展，各国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彼此间的联系也更加紧密，经济与贸易的全球化成为历史前进的潮流和趋势。与此同时，“不同民族文化之间，以信息全球化为依托，通过日益频繁而又紧密的交往，相互碰撞、渗透，不断更新，重塑了文化共识，并通过“时空压缩”( Time-space-compression) 促成了世界文化的交融”。在某种程度上说，“文化全球化”的过程就是“异质文化”之间彼此融通、博弈、吞噬和嫁接的过程。在全球化浪潮的时代大背景下，一方面，中国经济得以加速发展，“奇迹般地”从改革开放之前“全球最贫穷的国家之列”一跃成为“一个迅猛发展的经济实体——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成果使得中国也因此被公认为最获益于全球化潮流趋势的国家之一。另一方面，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文化全球化”在中国的“渗透”与“交融”则是以西方文化为主导而展开的。在这种并不对等的文化转向中，“本土文化”始终处于弱势的地位。反映到文学方面，自20世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所倡导的便是一种“输入学理”的学术精神。大量文学理论和作品被译介到国内，为学者所接受，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学研究普遍契合西方现代性的传统。中国文学与“文化全球化”接轨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中国文学“西方化”的过程。诚然，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这种“西方化”是符合近现代中国国情下人文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的。“当中国处于一穷二白的状况时，我们必须通过大面积地从西方译介先进的科学和文化思想使其自身实现现代化。”通过“译介”和“输入”，中国文学仅用几十年的时间便走过了西方文学长达几百年的理论“进化”道路。到了20世纪90年代，当“文化全球化”作为理论概念开始系统性地进入中国人文学者视野的时候，西方文论 “进口”到中国已逾大半个世纪，构成了现当代文学带有明显“西化”和“异质化”色彩的“现代性”。可以说在中国文学加速“理论进化”的初期，文学“新我”的重塑是在人们“对于旧有学术思想的一种不满意”和“西方的精神文明的一种新感觉”这两种复杂情感的相互交织下进行的。这种“复杂”很大程度上在于“本土”还存在重要地位，并影响着人们的认知。那么，当“全球化”浪潮推动下西方文学理论谱系主导了中国文学的时候，人们逐渐认识到，中国文学原有的“本我”已经被边缘化了。20世纪90年代，当全球化理论在全球兴起，世界各民族都在定位“本我文学”在世界文学生态中的独特性与独立性的时候，“西方化”色彩严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却已然陷入了与本土文学现场“疏离”的尴尬境遇之中。正因为如此，对于“本土”的呼唤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这种在“全球化”的“强烈冲击”下所形成的“本土边缘化”呼唤了本土的重塑和发展。如果说“文化全球化”构成了中国文学本土化崛起的外在原因，那么当下中国对“日益提高的文化自信”的需求则是文学本土化发展的内在动力。作为“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自信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道路的基石，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厚植”文化自信在当下中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战略性意义，同时它也是长期被“边缘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一味跟随西方的学理道路只能催生“文化自卑”的情结，只有本土文学自身的重塑和发展才能从根本上唤醒中国文学失落已久的自信。如今，坚实的政治经济基础为文化自信的重塑带来了厚重的底气，中国特色、中国理念和中国思想越来越多地自觉体现在国家话语体系之中，以确立中国在世界的“文化话语权”。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上层建筑”和“软实力”的本土文化也必然经历从“自卑”到“自觉”再到“自信”的发展过程。由此可见，文化自信是文化实力的外在表现，文化实力是文化自信的内在彰显。“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学的“自信”来源于在学习、改进和对照世界先进成果的同时，不断继承与创新“本我”文化中长期被忽略的部分。其间，本土化作为“文化自信的根基、沃土、滋养的表述都是突出了它在历史前进中具有的原点地位，这也是不忘本原、面向未来的历史性思维在文化发展问题上的体现，是尊重客观历史发展，实事求是评判、定位中华传统文化的体现”。因而，当我们站在文化理性的高度审视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时，我们会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一点，即无论是在文学理论创新的开拓上，还是在文学作品创作的实践中，中国现当代文学必然要经历一个“转向本土”的自我实现过程。这一过程对于本土文学的意义，与其说是一种价值转向，不如说是文学“本我意识”在文化心态上由“自卑”到“自信”的动态回归。可以说，当代文学“本土化转向”的需求既是本土文学克服与外来文学之间“结构性冲突”的融通，也是新时代新范式推陈出新的自觉呈现。除以上因素之外，当今中国文学所处的“文化认知环境”对于本土化的发展也起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本土化的揭橥，实质上是在中国经济回归世界中心之后，向那种将中国置于边缘的主流学术格局进行挑战，企图在世界综合国力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之际重新调整观念世界的力量版图。”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之下，无论从主流意识形态高度，还是在大众文化心理层面，各领域对于本土化的呼声都是迫切希望摆脱“唯西方”的学术迷信，走上文化自觉道路的体现。一方面，中华民族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淀，与改革开放以来 “全景式”地被引入中国的西方文学理论一起，共同为文学本土化的发轫提供了丰沃的土壤。另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的倡导成为学术本土化发展的强劲推力。人们逐渐意识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与创作表面上的“繁荣”不过是“拿来主义”掩盖下的假象而已。本土文学真实的存在和价值是虚空的，发展是缓慢的。因此，无论是在内在学理的建构上，还是在外在作品的创新上，本土文学突破“唯西方”的壁垒，重建一种真正的话语繁荣，既是文学实践主体对于本土文学走向的殷切希望，也是当今时代对于本土文学发展的迫切需求。人们期待西方理论谱系的逻辑起点与中国文学具体应用实践相背离的“结构性冲突”的矛盾得以有效解决的同时，也使得中国不再仅仅是话语规范的遵守者，同时也是话语权的拥有者；不再仅仅“是社会科学理论的试验场，还应该是理论发源地”。这一“愿景”（vision）使得“文学本土化”成为具有强大本土“向心力”（centripetal force）的动态生成过程，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必然方向和趋势。二、“影响的焦虑”：文学本土化的现实诉求在当下的文学生态中，文学本土化作为本土文学的一种动态生成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现状，以及创作主体对于新文学生成范式的发展需求，同时也体现着当下中国文学正在经历的自我发现与自我成就的探索实践。本土化既是中国文学对于自身理论体系改进与完善的内在需求，也是其在全球化环境中努力克服与外来文化“结构性冲突”（structural conflict）的外在表现形式。然而，在更深的层面上，“本土化价值”的凸显也折射出人们内心的一种深深的文化焦虑情绪。如果说对于西方理论无条件地“照搬”“滥用”甚至“普世化”是中国当代文学对于外来文学一种错误的吸收借鉴方式，那么过分看重本土，甚至是走向文化“自恋”的文化保守主义，则显然是站在了同一误区的另一面。可以说，当今人们对于本土化的研究都是站在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角度进行表面化、碎片式的学理呈现。在某种程度上，这不过是对于本土文学事项的拼凑过程，因而导致本土文学无法摆脱“强势入侵”的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始终无法摆脱“无体系化”的理论尴尬的境遇。同时，这也折射出在“本我”根深蒂固的“文化自恋”情节下的中国本土文学因无法完全正视自身所处的弱势地位，从而陷入文化自卑情绪所带来的消极因果循环之中。种种表现都作为 “一种文化认同焦虑的表征”在文学理论和作品中以各种形式体现出来。在这种“焦虑情绪”之下，本土文学或是追逐西方思潮，用扎根于异质土壤的西方文论“对标”（benchmark）中国文学自身的理论与创作实践，“人为地切割并剥离西方学理与文化语境之间的有机关联”，导致理论与现实的错置，使得西方文论因失去了赖以存在的文学环境而显得怪诞和生僻，中国文学也由于被错误地诠释，始终无法走出自身的困境。抑或是与上述情况相对的，人们试图通过强化本土文化从而与西方文化展开“博弈”，却在一定程度上陷入文化固执的理论陷阱之中。意图以“民粹主义”色彩浓厚的本土化来抵制现代性和全球化，却始终被禁锢在“中西二元对立”的极端化思维模式之中。同时，我们应当看到，一定时期内经由西方理论“报复性补偿”之后所产生的文艺理论“中国式的繁荣”，也不过是焦虑情绪下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海市蜃楼般的本土自我臆想罢了。在这种外表“繁荣”的掩盖下，文学本土化长期内在“迟滞”（retardation）所形成的学理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已经变得越来越深。以上种种都使得当代中国文学的本土化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因无法取得突破而被困在一条“循环焦虑”的发展轨道上。无论在内涵上，还是在外延上，文学本土化都集中反映着处于西方文论“影响焦虑”下当代中国本土文学存在的诸多现实诉求。这是文学主体对于原创性新文学生成范式的诉求。可以说，中国文学本土化研究的兴起既是本土“对中国当代文论面对西方文论话语时发出的‘集体无意识式’的责难”，也是“中国当代文论患上‘焦虑恐慌症’的深刻表征”。这些“焦虑”表征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人们对于“本土化”概念本身存在着长期的错误理解和强制阐释。因而，我们有必要对当代中国文学本土化进行概念上的厘定与学理上的重构，力求更加深刻地解读本土化的内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效地把握文学本土化的发展脉络，并将其运用于文学实践中。第一，文学的本土化是一种“坚守”却不“拘泥”于传统的文学建构过程。传统文学作为与外来文学相对的概念，是文学本土化所“根植”并赖以存在的原点。传统是一种文学区别于他者文学所携带的独特“文化基因”。坚守传统并不是固执、刻板和一成不变地遵循老传统，甚至将传统奉为“圭臬”，而是立足于传统经验，与他者文化的对接与融通。从传统文化的视角凝视外来文明，敏锐地把握本土中积极和顺应时代潮流的部分，并通过创造性的学理重构赋予其新的内涵，“在传统文化的观照下发出现代人的精神拷问”，从而将“本土性”落实到当代文学现场，并最终实现本土精神“动态增长”（dynamic growth）的过程。第二，文学的本土化并不是对于“本我”的固守，而是同“他者”文学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本土文学发展诉求。近代以来的中国本土文学在面对“他者”文学的时候多多少少有些自惭形秽的自卑感，“译介和研究外国文学带来的问题，远远超出了文学本身，不仅仅摧毁了中国的文学知识体系（经史子集不再作为中国的知识系统）、文学教育传统，切实地颠覆了中国知识阶层对中国文化的深切认同”。通过吸收和借鉴西方的方法论经验，使得本土文学内在价值观得到充实，外在表现张力得以发展。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文学本土化在对于“他者”的吸收借鉴过程中，应该着重于“本我”对传统品格、文化心理、内涵精神的发掘与重塑，通过学习和借鉴外来知识和经验，使得本土文学充满“内源”（endogenous）上的弥漫性和渗透性，从而有着生生不息的内增长动力。如果仅仅将文学的外在表现形式作为评价其发展的标准和尺度，就会导致本土化被引入对于西方文学“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的漩涡，始终无法摆脱“焦虑”的桎梏。第三，从理论逻辑的维度看，当下中国文学本土化很多时候“不是一个实证性的事实命题，而主要是一个规范性论题，更加依赖于主观性的诠释而非客观的证明”。这使得学界常常在层出不穷的关于本土化的讨论声中难以真正获得突破性的进展。本土文学由于缺乏理论存在感，始终不能够脱离一种“时滞”（time lag）的发展状态，从而无法真正摆脱西方文论“影响的焦虑”。这里，我们应该明确的是，就其学理属性而言，文学本土化并不是有着模糊内涵的各种本土学术碎片的集合，而是一种以本土为“原像”（preimage）的“学理框架”（frame）。在这个“框架”中，文学本土化可以被看作是以本土文学为共性内核，文学的模式、素材、逻辑等不同因素 “互涉”（inter-act）的研究体系。所有与文学本土化相关的因素都应该被涵盖在体系之中。当代中国文学本土化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单一的视域，也不能简单地对其加以“类型学”划分，而是应该在“动态内源”和多因素“互涉”的学术理性下展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摒弃表面上的话语繁荣，在本土化实践中直面西方文论“影响的焦虑”。第四，中国本土文学存在“边界自律”（boundary discipline）的自我诉求，这是本土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决定的。当今文学生态中的本土化理论实践，很大程度是在对本土空间边界“廓清”的基础上，通过强化文学研究对于国家地域边界的建构，以区分本土相异于世界的“本土性”。在一定程度上，这种以“本土空间”为核心建构起的“本土问题域”可以部分缓解来自西方文学“影响的焦虑”。然而在更深层文学实践中，“空间边界”的局限性对于本土化发展的“阻尼”（damping）是显而易见的。当今世界，在移民潮、人口流动等因素的影响下，地域边界对于本土文化的约束逐渐减弱，这前所未有地挑战着传统地域边界的规范。流动的文化一方面“跨越”了边界，另一方面也不断“催生”着新的边界。文学的边界并没有因为全球化的发展而消失，相反其“已经不再处于边缘化的位置，而成了当下文化、政治、经济和社会运转的中心”。新时期本土文学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几乎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因此，中国文学本土化不再是单纯空间层面的本土化创作，而应该是随着内在和外在场域的改变而不断进行“边界自律”的本土化过程。三、本土体验：理论创新范式的学术延宕在理清了当代中国文学本土化独特性内涵之后，我们应该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即文学本土化在中国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健全几套文学理论就能够实现的。这将是一个长期的从实践量变到学理质变的过程，需要我们在不断发掘与构建一个全新的文学本土化思路的同时，为其营造一个“发轫的环境”，使本土文学无论在内部体系上，还是外在生态上都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力求从以往研究的单向视角、单一路径转为多角度、全方位的学理创新模式，并最终实现本土文学的“方法论自觉”，从而使得中国的当代文学“在‘西学’化格局下，走向本土化的回归”。文学本土化的建立之路必定是复杂而曲折的，需要新的文学理论范式在不同维度的进一步开拓，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第一，在文学方法论实践的层面，完成从“复制式模仿”到“创造性接受”的转变。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本土文学对异质文论的吸收都仅仅停留在文学外在形式上的“标签转换”和内在学理上的“拿来主义”层面，由此形成一种“拼图式”的文学本土化众相，使得中国文学本身的创新性被限制，优势被遮蔽。由于长期复制模仿异质文论，本土文学始终无法摆脱自身学理、素材、心理、环境等各因素相错位和脱节的困境。要突破这一困境，当下文学本土化就要 “既开放、借鉴，又不照搬、依附外来文化；既要独立自强，又不闭关自守，不拒绝交流和学习”。这不仅是一个以本土文学场为主体的“创造性接纳”过程，也是一次以“建立中国研究自身的理论主体性”为要务的本土文学主要矛盾的动态回归。“要真正将西方去中心化、真正把中国中心化，我们的问题意识需要从中国的实际问题出发，而不是从西方的理论建构出发。”这要求我们在对西方文学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量体裁衣，最大限度发挥国内外资源的优势。既从西方文论中采撷养分，也不忘在蕴藉、诗化、佛学参悟下的《文心雕龙》里享受东方文论的熏陶；既在莎士比亚那里体验西方戏剧的学理转向，也向汤显祖剧本的缜密繁丽中汲取本土美学经验；既有“逻辑的理性”，也有“诗意的理想”。用全球化的眼光看待本土化，从本土化的视角应对全球化。诚如莫言所言：“要更加自觉、更加大胆地‘拿来’，但‘拿来’之后， 我们要认真地研究分析。我们要学习和借鉴的是属于艺术的共同性的东西，我们要赋予的， 是属于艺术个性的东西， 那就是我们自己的风格。”新文学本土化既是对异质文论的“理论转场”，也是对他者文学的“创造性接受”，在对接世界的过程中坚守本土，并最终完成当代文学本土话语体系的构建，在与世界的“共振”中实现本土文学的超越。第二，在学理涵化的层面，完成本土从“重器轻道”到“道器相长”的转变。“重器轻道”是自20世纪“新文化运动”起百余年来中国本土文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长期以来，本土文学的“逐新”主要体现在形而下“器”的层面，即浅显地吸收借鉴异质文学的理论范式和文体形式，过分重视表象的模仿，却忽略了“本我”与“他者”之间内在“道”的差异，这最终为本土文学构建出一道焦虑的“鸿沟”，始终无法跨越。所谓本土文学的“道”，就是指本土文学的精神内核，它根植于中华民族几千年博大深邃的传统文化中，是中国文学所承载的独特的“文化基因”，也是本土文学有别于异质文学的独特品质之所在。“西方文学之‘道’与西方文化、宗教有深远关联，中华民族没有信仰上帝、基督教的传统，中国作家也不可能遽然就能够得到西方文学的真正思想精髓，更遑论将之与中国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当下中国新“本土化”的生成，关键在于纠正长期以来“只追求外在形式上的效仿，忽略文学内核的塑造”的误区，从而努力达到外来之“器”与本土之“道”的融合。几千年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当代文学“本土化”生命力的“动力源泉”，用异质文论的文学观与方法论阐释中国传统文化之“道”，使得民族本土文化中最具价值的东西被重新发掘出来，并最终完成“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通过“道器结合”，让文学“本土化”的过程充满“内源”上的生命力，只有这样，本土文学才能从根本上摆脱异质文学“影响的焦虑”。第三，从主体融合性认知的层面，完成从“整体性趋同”到“独特性驱动”的转变。由于本土文学是一个涵盖多重文学形式和体式的整体性概念，我们在对文学本土化进行研究的时候就要既把握整体，又兼顾局部；既掌控普遍，又针对特殊。长时间以来，近现代本土文学中相对小众的部分（如少数民族文学、方言文学等）的研究较为滞后，甚至常常是本土化研究中相对“缄默”的部分，仅有的一部分学理上的进展也与主流汉文学是“整体趋同”的，大体也是遵循一条“西化”的道路。以少数民族文学为例，其文论发展也是借助西方范式的引入而得以推进的，“很大程度上不是中国本土文学实际经验的归纳和提升，而是外来理论的横向移植，是理论先行，表现为外来文学理论的演绎和中国本土文学经验的就范”。然而，这种带有浓重“强行同质化”色彩的“推进”，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异质性与独特性，使得外来理论与民族文学实践之间存在巨大的矛盾和偏差。加之少数民族文学长期以来处于文学研究的边缘，仅有如藏族《格萨尔王传》、柯尔克孜族《玛纳斯》、蒙古族《江格尔》等为数不多的著作受到关注。少数民族文学的优势特点不仅未被开发出来，而且可以说是与主体文学一起，“趋同地”被西方文论掩盖，乃至被扬弃于以“现代性”为“中介”的全球化之中。这无疑是中国本土文学的巨大损失。因而，对于当下中国本土边缘文学元素“独特性”（uniqueness）的发掘，并使其成为中国本土文学的驱动因素，是时代赋予当代文学研究者的使命。我们应该明确边缘文学研究理应成为中国文学本土化研究中的亮点，并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学研究中熠熠生辉。第四，在文学心理建构的层面，完成本土文学从“被动跟随”到“渴望领跑”的转变。长期以来，在西方文学的强势思维“投射”之下，中国本土文学陷入“被动跟随”的消极发展之中。本土文学要突破这一思维定式，就应该力图改变以往“被动跟随”的学术惯性，以主动积极的心态协调文学“本我”与“他者”的关系，以探索开拓的精神挖掘自身的优势和创造力。与此同时，本土文学要在外在实践模式和学术体式上努力增强自身的“柔性”（flexibility），在内在认知形式与存在方式上努力强化本土化研究的“刚性”（rigidity），“建构起一种真正的富有特性的观念结构、话语形式和价值系统”，从而使本土文学在内质上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向心力。在对当下本土文学时空存在方式全面认知的前提下，通过系统地整合本土文学各要素之间的关联优势，搭建本土文学作品和理论成果“矩阵”（matrix），使得本土文学不再仅仅是现象性文学学理碎片的堆砌，而是处于本土文学生态中的各要素之间的优势“关系链”。在此基础上树立本土文学由“跟随者”转变为“领跑者”的长远“愿景”（vision），使之成为当代文学本土化研究在精神上的驱动力。中国文学的本土化建构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文学研究要紧跟时代潮流，把控时代方向，在吸收异质文论优势的同时，努力发掘自身特长。只有这样，中国本土文学研究才能在本土化视角下培养一种新的文学性格，形成创新驱动下“独特的”（unique）本土竞争优势，在世界文学中掌握话语权，通过自身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增强本土文学在世界文学生态中的“统御力”。原刊责编：林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