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文献、文丛出版不易，且出且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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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君按：前几日，央视《焦点访谈》节目聚焦出版社“守主业，创力作”这一特点对中南传媒进行了专题报道。其实，还有很多出版社都在案桌上默默耕耘，对一套又一套地方文献、文丛进行整理工作。这些图书，不仅极具社会效益，还收获了一定的经济效益。让我们一起看看这些地方大型出版项目都是如何面世的。

地方大型出版项目社会效益极高，这类地方文献、文丛通常具备着资政、励志和存史的作用。在推动地方建设，引发人们热爱家乡的自豪感，为修志、编写年鉴、地方百科全书提供历史资料，为从事相关专业的研究人员提供系统资料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价值。

无论是省级的《中原文化大典》《山东文献集成》《巴渝文库》，还是市县级的《无锡文库》《宁海文献丛书》《剑邑文库》，不少省市都进行了此类地方大型出版项目的开发。在兼顾社会效益的同时，不少地方大型出版项目还赢得了市场的肯定。

投入产出耗时费力

社会效益可观

耗时长、投入大是修订和出版这些重大文化工程时的普遍特征。经过8年编纂出版的《关学文库》、经过7个春秋编纂成书702册的《湖湘文库》、耗时6年完成第一批共500册的《浙江文丛》，这些地方大型出版项目动辄就需要花费数年，耗时费力。

《湖湘文库》

从编辑团队的组建就可以看出其投入力度之大，比如，为编纂《关学文库》，西北大学出版社（简称“西北大学社”）专门成立了的文库编辑部。该编辑部共有6位在岗编辑，其中2位编审、4位年轻编辑（均为硕士生），此外还外聘了2位退休的编审。西北大学社社长马来介绍说：“8年的运行，包括组织、统筹、人力投入就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当然我们也得到地方和国家的经费支持。”《浙江文丛》于2011年成立“浙江文丛编辑出版中心”，在人员最多时共有10人。10人中，共有博士2人、硕士7人、本科1人。《湖湘文库》则由湖南的13家出版社共同完成，其中岳麓书社承担了356册的出版任务，占整个出版任务的一半。岳麓书社从事《湖湘文库》的编辑在15人左右，主要由三部分人构成，一部分是该社的资深编辑；一部分是聘请高校、科研机构和出版社退休的老专家；一部分是该社的年轻编辑。

尽管投入如此巨大，但这些地方大型出版项目往往包含着极高的社会效益，整理出版具有极高的意 45 33129 45 14939 0 0 2813 0 0:00:11 0:00:05 0:00:06 2987。比如，《湖湘文库》使湖湘文化的整理研究成为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持久动力，对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湖湘文库》出版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数十家媒体先后予以报道，有10多个省份的出版机构造访《湖湘文库》编委会，学习湖南的编纂经验，目前全国多个省份纷纷在编纂当地的地方文库。

《关学文库》则填补了关学自北宋创立至清末民初800年历史文献整理与学术研究的空白，呈现了条贯秩然的关学历史面貌与思想学术特色，对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文本依凭和研究借鉴。在出版后，获得了“第二届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关学文库》的文献整理部分获得了“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其中的《南大吉集》等多位学人文献都属于抢救性整理出版，重庆图书馆仅存着《南大吉集》残本的缩微胶卷；《李柏集》《李因笃集》《牛兆濂集》以及《韩邦奇集》中的《禹贡祥略》等均是稀世之手抄本；《张子全书》较已有版本多辑佚出十余万字。

找对销售方法路径

实现“双效”合一

不少地方大型出版项目利用各种方法开发作品的经济价值，实现了“双效”合一。以2015年10月出版发行的 《关学文库》为例，该套书目前在西北大学社的专业出版板块的销售份额中，约占总销售量的三分之一。出版一年多来，文献整理系列（共26种图书33册，全套定价4260元）目前已销售1300余套，其中《张子全书》《南大吉集》《蓝田吕氏集》的销量突出，《蓝田吕氏集》已销售4000多册；学术研究系列（共14种图书，定价615元）目前已销售4000套。

《关学文库》

而今年3月第一期、500册正式完工的《浙江文丛》，同样是“双效”合一的代表。从2014年《浙江文丛》的第一本图书上市，截止到目前，在两年半的时间里，《浙江文丛》已经实现发货量1500万册，共计销售码洋2亿元，在浙江古籍出版社全社的发货量中占到7-8%。据浙江古籍出版社社长寿勤泽透露，目前《浙江文丛》的制作成本已经回本。从这些地方大型出版项目的销售经验来看，拆分销售、制定合理定价、精准的渠道策略等是实现经济效益的关键。

在定价策略方面，马来介绍：“《关学文库》全套共40种47册，2320万字，如果按照成本定价可能会订到上万元，但我们坚持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要求的订价标准，显示出项目成果定价的社会公益性，除图书馆采购外，也符合学者购买的订价标准，大家不感觉贵，可能更有助于销售，有利于图书社会价值的实现。”地方大型项目费时费力，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人力与财力。如果要将这些价值通通计算进去，每本书的定价可能会高得令人咋舌。想要在市场面前拥有话语权，合理的定价绝对是竞争的关键。

在拆分销售方面，寿勤泽介绍，针对《浙江文丛》体量大、册书多、作者知名度情况不一等特点，浙江古籍出版社制定了单本销售为主、滚动性销售的策略。全套500册图书，如果按成套卖肯定存在很大的问题，所以浙江古籍出版社从图书印数开始就准确把控，像《王阳明全集》（6卷）这类的图书，起印量定在2000册左右；而像其他一些作者知名度一般的图书，基本会将印数控制在500-800册左右，做到多批次、少印量，有效控制库存。“陆续推出的《浙江文丛》丛书，每本书有单独的书号，可以独立销售。对整个社里的经营而言，这相当于一座可持续开掘的富矿。”浙江文丛出版中心主任况正兵如是说。

在渠道策略方面，马来介绍，《关学文库》的销售对象主要是大专院校的图书馆、专业学者以及党政干部。同时针对陕西一些县、乡是关学人物乡梓故里这一特点，西北大学社开始重点关注《关学文库》在这些地区的销售。而《浙江文丛》在重视这些渠道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在订货会、馆配会上的展销。这类文献整体受众面较窄，馆配渠道绝对是不二之选。寿勤泽表示，目前在春季馆配会上，《浙江文丛》的订货码洋在150-200万元；在秋季馆配会上，订货码洋在300万元左右，季节性、滚动性销售。

出版过程困难重重

犹如西天取经

在地方文献、文丛的出版过程中，因为耗时长、受众面小、投入大等因素，存在着许多问题，如何挑选合适的文献著作及其版本就是其中重要的一关。

《浙江文丛》

《浙江文丛》地方文献数量众多，如何选择最具经典性和代表性的著作成为摆在浙江古籍出版社面前的一个难题。“我们选择了相信专家的眼光。”况正兵表示。浙江古籍出版社通过罗列浙江历史上有著作传世的全部人物，做出初步目录并咨询专家学者的意见。通过专家们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对书目进行甄选，最后确定了“大家全集”“名家专集”“浙江历史文化经典著作”三个版块，在学术上保证了丛书选目的科学严谨。

对于拥有800年历史的关学来说，因为从未有人系统整理过关学文献，文献的搜集、辑佚是首先要面临的问题。马来介绍，关学文献整理涉及29位关学学人，他们在全国多地图书馆、资料室广泛开展文献搜集工作，陕西省图书馆以及省内渭南、大荔、三原等地县方志办、图书馆、文化馆都是文献的来源地。

出版《湖湘文库》时，在文献整理的版本上，岳麓书社下足了功夫。通过编辑与有关方面的专家沟通，来确定最好的版本作为工作底本。此外，对于有些书有不同的版本，版本虽有差异，但都有价值，岳麓书社则选择保留不同的版本。如《贾谊集•贾太傅新书》，《贾谊集》中包括《新书》56篇，但明代湖南学者何孟春有《贾太傅新书》，是作者所做的贾太傅新书订注，该书为明代湘人研究《新书》的代表成果，所以岳麓书社选择将二书合刊，保留不同的版本。

另外，由谁来完成精选工作同样非常重要，这一步不仅可以为各地出版社集聚优势作者队伍和专家资源，同时还可以培养出版社的编辑人才，为各社领导积累管理经验方面起到作用。

在集聚作者队伍方面，《浙江文丛》通过咨询安平秋、廖可斌、陈平原等十位专家，将他们发展成为《浙江文丛》学术委员会的委员。《关学文库》则在开展点校整理时，聘请了多位资深编审，来进行工程量最大、难度最大，大多古籍整理已不再做但确实对读者阅读有实际意义的划专名线工作。岳麓书社副社长马美著表示，出版《湖湘文库》使岳麓书社团结了一大批优秀的作者，积蓄了宝贵的作者资源，同时也使得岳麓书社明确了发展方向——深入挖掘湖湘文化、加强对《湖湘文库》的深度加工。

在锻炼编辑方面，马美著表示，“整理出版这么多的古籍图书，编辑队伍得到了很大的锻炼，业务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而马来也表示，“编辑过程是以老带新的过程，审校的清样上，密密码码的校改批注，记载着文库艰难推进的每一步，它是年轻编辑训练提高的活素材。期间，出版社举办了多次文献整理与版本学的讲座，邀请资深的文献整理专家和教师授课指导，并进行讨论提高。”浙江古籍出版社则通过寻找合适的整理者来保证了选目的基本质量：首先，编辑团队发挥专业特长，了解学术动态，广泛搜求某一领域较有影响力的学者，向其约稿；其次，如果该学者事务繁多未能亲自参与，一般也会推荐师友中合适的人选；最后，因为约稿工作是陆续进行的，所以不断会有新的作者加入进来。

在积累社领导管理能力方面，马美著表示，在编纂《湖湘文库》过程中，岳麓书社通过不断探索，尤其是各级领导的指导，让他们丰富了管理经验，为今后如何实施和管理大的项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可见，出版地方大型项目如同一条漫长的取经之路，其中不乏各式拦路虎，还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但能够带来的长远效益是可观的。地方大型项目出版不易，且出且珍惜。

撰稿：路遥

微信ID：brian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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